“民主10國”聯手遏制中國?恐夢難圓……
近幾年來,“印太”(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在輿論場的關注度上升,一些域外國家也紛紛出臺所謂“印太戰略”跟風“圈地”。
繼美、日等國之后,法國、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也出臺了本國版“印太戰略”,并欲推動形成歐盟層面的“印太政策”。英國“脫歐”后,也將“印太”作為其“全球英國”戰略的重要維度。
有分析人士認為,這種現象一方面為美國持續動員盟友介入亞太地區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勢能,但另一方面也沖淡了其實質影響力。
各國戰略在內容上雖有重合,但重點各異,在最為實質的對華政策問題上的分歧實則難以調和。即使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全力拼湊的美日澳印“四邊機制”內部,也是虛多實少,無法形成系統性的對華共識。
文 |康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ID:GlobeMagazine),原文首發于2021年2月18日,刊于2021年2月10日出版的《環球》雜志第3期,標題為《“組團”布局“印太”?沒那么簡單……》。

資料圖片:2020年7月,美日澳三國艦艇編隊在太平洋進行海上聯演。圖自美海軍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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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調整“印太戰略”方向
就在美國總統權力交接前一周的1月12日,白宮公開發布了由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提前解密的2018~2020年度《印太戰略框架》文件。一些觀察家認為,此舉可能有多重考慮:既是向中國發出明確的威懾信號,也向盟友顯示美國長期護持地區霸權的戰略決心,更旨在對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施壓,促其繼承本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策遺產。
1月14日,拜登宣布將任命有“亞洲沙皇”之稱的前亞太事務資深官員庫爾特·坎貝爾出任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
坎貝爾是近30年來美國亞太事務最重要的推手和見證人之一,曾參與推動上世紀90年代美日同盟的強化,主導制定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其助手和下屬在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擔任要職,在亞太各國政策圈也有深厚人脈。這一安排既體現了美國兩黨亞太政策的延續性,也預示著美國有意進一步協調整合各國“印太戰略”,使之形成合力。
目前看來,在拜登政府治下,美國對華側重軍事和政治的硬遏制,可能轉變為重視同盟和規則的軟遏制。相應地,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或呈現三大特點。
一是軍事上轉向更注重成本平衡的拒止戰略,同時更借重盟友參與的多國行動。
《印太戰略框架》提出“拒止中國在第一島鏈內的持續性海空支配地位”,實際上承認了美軍已無力在第一島鏈內維持“無人可敵的、壓倒性的優勢”(2018年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同日,坎貝爾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稱,美國應效仿中國此前的“區域拒止”戰略,優先發展“相對廉價和不對稱的能力”,如遠程常規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無人艦載作戰飛機、無人水下潛航器、潛艇和高超音速武器等。
此外,考慮到美國國內抗疫和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赤字激增,拜登任期內不大可能實現3%以上軍事預算增長。
而在預算天花板制約下,美軍還必須維持高水平戰備、擴軍和裝備現代化三者的平衡,并兼顧防疫和高出勤率。因此,拜登時期的五角大樓很可能放棄特朗普政府時期追求數量的擴軍目標,轉而投資相對廉價、周期相對較短的無人作戰系統、網絡戰技術、高超音速武器等,優先發展不對稱的拒止能力。
再有,在已經成為長期政策的“太平洋威懾倡議”框架下,美軍將會更加借重與盟國的聯合研發和聯合行動,以分擔成本。除推動南海“航行自由行動”多邊化、集團化外,美國還可能與日、澳、印及一些歐洲國家共同搭臺,聯合研發部分低門檻、低成本的拒止能力,并吸引東南亞國家參與。
二是重拾多邊經濟合作,爭奪地區經濟秩序主導權。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偏重政治和軍事層面,經濟領域并無建樹,主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更是使美國從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者淪為“看客”。正如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索利斯承認的,以亞洲超大型貿易協定為標志的區域一體化引擎正在前進,而美國落在了后面。
下一步,拜登政府可能會與日本合作,尋求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并在其中增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勞工規則。此前,英國已申請加入CPTPP,而日本也樂見美國重返地區多邊經濟機制,在中美競爭中漁利。
三是整合同盟體系,將基于軍事合作的“四邊機制”進一步拓展為所謂“民主10國”(D10)的供應鏈和技術標準聯盟,建立地區多邊數字經濟協定、供應鏈彈性框架對話等排除中國參與的地區機制。
“民主10國”由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旨在聯手遏制中國5G,在七國集團(G7)基礎上增加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坎貝爾指出,在“貿易、技術、供應鏈和標準”等問題上,需要建立類似于“民主10國”的聯盟。
同時,拜登政府還可能在“藍點網絡”基礎設施融資標準、氣候變化、人權與民主價值觀等領域打造排除中國的所謂“印太”同盟。供應鏈和技術標準領域的對華競爭,可能是美歐各國“印太戰略”整合的最大公約數。除英國外的歐洲國家可能不愿公開和直接介入對華軍事和安全競爭,但樂于參與經濟和技術領域的競爭。

在太平洋海域拍攝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菲茨杰拉德”號驅逐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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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整合夢難圓
美國對盟友的“印太戰略”整合,也存在明顯制約因素。
首先,美國戰略資源恐力有不逮。
拜登政府在大疫情和大蕭條背景下接管了一個社會空前撕裂、政治嚴重極化的美國。抗疫、紓困和內部整合,都是遠比對外戰略更為迫切、更難立竿見影的任務。拜登政府放言要“收復”特朗普讓出的多個領域和區域的主導權,但主導權的獲取,不能僅靠制度優勢和軟權力,也有賴于投入資源供給國際公共產品。
遏制俄羅斯、重塑中東安全格局、應對氣候變化等,都會進一步分散和稀釋美國投入到對外事務中的戰略資源。在地區國家日趨務實的大環境下,拜登政府如果不能顯著增加對“印太戰略”的實質性投入,僅依靠重復搭平臺、組圈子的外交運作和拆東墻補西墻的資源再配置,是難以實現其戰略目標的。
其次,地區國家和盟友對美國實力及其發展趨勢的評估難言樂觀。
選后亂局暴露的美國政治體系的脆弱性沖擊了盟友的信心。1月19日,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在11個主要歐盟國家里,近6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政治體系已完全或部分崩潰;51%的受訪者不認為拜登時期美國能修復其內部分歧并解決對華競爭、氣候變化、中東和平等國際問題;近6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在未來10年內將超越美國;各國中至少有一半受訪者希望政府在中美沖突中保持中立。
對美國能力的消極評估,使美國主要盟友越發傾向于在中美兩邊下注:既與美國達成有對華意味的協定和機制,又與中國開展更多基于現實利益的合作。這種對沖心態和政策,將抵消拜登政府戰略整合的效果。最終的結果可能是,美國盟友不一定通過與美國合作來實現在“印太”地區的利益。
第三,域外盟友對“印太”事務的介入能力相對有限。
在有意染指“印太”的歐洲諸國中,唯獨法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擁有海外屬地和駐軍,勉強可算是“印太”國家。雖然英法都參與了在南海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并提出“援助東南亞國家制衡中國軍事增長”,但其可投入的資源和能夠產生的效果都微不足道。
英國向南海派航母,根本上是為其在疫情背景下增長軍費找理由。各國雖然提出了宏大的“價值鏈多元化”設想,希望將重要產品的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但這些設想往往出于歇斯底里的泛安全化沖動,而不是建立在對地區價值鏈的調研基礎上,也忽視了全球化時代市場配置資源的自有邏輯。

在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的澳大利亞海軍士兵準備進行水下排雷和偵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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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國家互利共生史鑒
事實上,亞太地區內部的合作和發展勢頭,也將會沖淡美國對華“連橫”的氛圍。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亞太各經濟體表現出強勁的韌性,保障了區域價值鏈的順暢運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取得重大進展。同時,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在抗擊疫情中凸顯出社會團結更為穩固、政府更負責任和治理更有效,這一地區正在走向歷史性的、基于內生動力的復興。

2019年5月15日,亞洲文化嘉年華活動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舉行。圖為風情舞團《火之激情》
歷史上,印度洋沿岸和東亞地區曾擁有世界上最為多元、開放、包容的地區文明秩序。西方殖民者入侵前,從紅海到東海地區的人民,早已發展出蓬勃興旺的區域價值鏈和跨洋貿易,促進了商品、人員和技術的自由流動;催生出令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為之驚嘆的繁榮安定;描繪出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文明共生互鑒,大陸國家與沿海城邦國家互利共榮的繁榮圖景。
印度洋和東亞歷史已經證明,開放互利和文明共生,是這一地區的常態,從來都無需以美西方口中的所謂“印太”概念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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