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前途何在？
“趕人上樓”卷土重來？
2月21日，2021年度的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發布，“三農”工作再一次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基本上覆蓋了三農工作涉及的各方面問題，除了一直以來作為鄉村振興建設“重中之重”的脫貧攻堅，和加速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兩大議題以外，諸如鄉村道路、水電氣下鄉這樣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醫療、教育、養老等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也都在文件中有所提及。
而在這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就是中央一號文件關于鄉村建設的意見和規劃。在全文第四部分“大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中，文件提到“嚴格規范村莊撤并，不得違背農民意愿，強迫農民上樓”。
這一要求讓人不難聯想到去年6月份在山東引起社會熱議的“合村并居”運動。
山東省一直以來大力推行的合村并居運動，能在去年疫情防控如此要緊之時站上熱搜位置，也無外乎是項目推進過程中存在的大拆大建問題，以及項目推進過于冒進導致的“趕人上樓”現象引起的社會矛盾，奪了大眾的眼球。
2020年5月和6月期間，賀雪峰在《合村并居，何必拆農民房子？》以及其他幾篇有關合村并居的文章中，提到了山東省近幾年來因推行合村并居而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呂德文也在《山東“合村并居”的真實情況》中指出了山東省在推行合村并居過程中，存在著因為“一刀切”強拆、先拆后建等等亂象所帶來的被拆遷農民利益受損現象。
在當時輿論發酵沒多久，6月27日，山東省委書記就召開了“美麗宜居鄉村建設視頻會議”，在會議上強調“解決形式主義”的同時，也對沸沸揚揚的合村并居問題下達了指示：“對正在實施但群眾意見較大的、正在研究準備實施的、以及已經研究尚未實施的，先一律暫停，進行重新甄別”。
而隨后跟進的，是來自自然資源部和農業農村部下達的《關于保障農村村民住宅建設合理用地的通知》中，更是針對于合村并居運動中出現的冒進現象，給出了“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的規定。一時沸沸揚揚的“合村并居”工程最終被暫時叫停。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稍微不一樣的，也只能說是當年熱鬧的地方都在城市和城市周邊的市郊地區。
而現在折騰土地的事情又換了個地方，再一次來輾轉到了中國廣闊的縣鎮鄉舞臺之上。
曾經因為“一刀砍”、“趕人上樓”而遭受詬病的合村并居工程，在引起各方面沖突和矛盾之后被上層叫停；而今中央一號文件的出現，再次讓人回想起了這個被一時“雪藏”起來的項目。
對于與合村并居運動直接相關的廣大農民主體與村集體，推動他們實踐合村并居的誘因是什么？在他們的手中，合村并居又到底能不能夠被成功地實現呢？
勢在必行
合村并居又稱合村并點，是一些地區通過集約土地、整合自然村的方式，在配合城鎮化建設的同時促進鄉村振興。通過將幾個村莊集中起來，重新規劃整合的土地資源，在重分配原有宅基地用于復耕后，節余土地指標就可以進入市場，參加土地流轉交易。
事實上，合村并居的“居”，本義是指城市社區中的居委會，在當前廣泛進入公眾視野的與合村并居相關的事件和現象當中，占據對多數的是針對那些基本脫離土地和農業生產方式的、位于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展開的行動。
但比起曾經合村并居中“農轉城”的工作重點，當下實施合村并居項目，其實更像是作為對中國農村現狀——空心村現象，以及日漸嚴重的“老人農業”現象的回應。
大量內陸省份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這就導致勞務輸出大省的村莊常駐人口在不斷下降。
以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為例，四川省南部縣是百萬人口級勞務輸出縣，參考南部縣大王鎮的實地調研數據，2012年大王鎮總人口數為10916人，現有人口數4799人。鎮內勞動力6963人，其中外出務工勞動力4661人，也就是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大量的人口外出導致的結果是場鎮冷清，農田拋荒。2013年大王鎮共有耕地7553畝，其中拋荒水田660畝，拋荒旱田1445畝，撂荒耕地占總耕地面積的28%；同時許多村落呈現出較高的農房空置率，平均空置率達到了60%，部分地區甚至達到了80%的水平。
適齡勞動力的外流，帶來的不僅僅是空房率和拋荒土地的增加，更為要緊的是進一步加大了留守農業生產力的壓力。年輕人都走了，剩下的就只有老人打理田地了。
依舊以四川南部縣大王鎮為例，2012年5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比例為18%，61到75歲的勞動力占據了勞動力總數的一半，在家務農勞動力的平均年齡超過60歲。這意味著農業生產的主力普遍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70歲的老人依然在參加農業勞動。
大王鎮的情況只是廣大中國農村空心化和老人農業現實的一隅。一方面，根據民政部201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留守老人的數量已近500萬，而目前仍在從事職業性勞動的農村老人超過一半。
另一方面，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行政村普查抽樣數據推算，2016年共有68906個行政村，戶籍人口11506.2萬人，常住人口10238.0萬。從整體上看，中國村莊人口凈流出1268.18萬人，人口整體空心化率為11.02%。
其中深度空心村合計20660個，占全部空心村的37.95%，占全部行政村數的三成，人口凈流出規模達1252.00萬人，占全部空心村人口凈流出規模的四分之三，是空心村人口流出的主體。
人口流出導致村落空心化，留守高齡農民又無力支撐起村莊的活力，久而久之村落空心化趨，大量土地資源被荒廢得不到妥善利用。
如此一看，實施合村并居，確實是勢在必行了。
逐漸變味
而除了中國農村社會中存在的空心化的客觀現實的外部動力，不得不提的，還要是來自土地財政的內源性誘惑。
合村并居實質上與城鎮化和城市的擴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早在20世紀90年代時就已經在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省份和地區中出現。早期的合村并居，主要以地方鄉鎮企業所在村集體同附近村莊合并，或企業自身自發對周邊村莊進行兼并擴張的方式，實現對周邊村莊的合村并居。
在發展動力的驅動下，強企強村在擴大自身競爭力和規模的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最近陷入輿論漩渦的華西村，在當年通過合并周邊20余個村莊成為了新興小城鎮；而膠東半島的南山村（集團），也先后兼并了周邊三十多個村莊。
但隨著合村并居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地開展，原有的“農轉城”的概念也發生了變化。現在的合村并居，則泛指那些將幾個村莊整合為一個居住點的規劃行為。
在這一過程中，通過興建新的居住區，使位于舊村、偏遠村落等具有類似特征的“空心村”的農民集中起來；被整合村莊的土地資源也可以被統一規劃使用，或是用于農業生產，或是進行土地流轉。
而這一操作得以實施的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實行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政策實踐。
“增減掛鉤”是指，通過對鄉村建設用地、宅基地、耕地的有效整理釋放出來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然后通過土地發展權交易給予農民失地補償，將建設用地指標轉移到城市，以滿足城市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用地需要。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部分基層干部希望通過置換農村低價值住宅用地，獲取土地指標，將其一部分作為高價值的商品住宅或“小產權”用地，然后再通過這種收益支撐“合村并居”的建設和配套。
但土地指標要賣得出去。如果只有土地指標，沒有工業需求，沒有住宅需求，在大部分地方政府背負“地方債”、“缺少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建設資金短缺的情況。賀雪峰一直抨擊的合村并居亂象，具體就是德州市2014年的合村并居項目中，由于山東省其他城市并不缺少建設用地指標，德州市通過合村并居節余下來的土地指標，最終竟落得“無處可賣”的境地。
土地指標不能變現意味著財政收入就要喝西北風。一方面德州市政府財政本來就緊張，要通過貸款推進合村并居項目；另一方面為了降低項目實施成本，不僅向村民收取建設成本，還降低建設質量標準。搬遷的農民生活質量下降了不說，低收入家庭在拆舊建新中不僅花光了家庭的所有積蓄，一些農民為了拆舊建新還不得不發生民間借貸的情況，真是讓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在整個合村并居的結果中，最后沒有一方是得利的。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系列的損人不利己的情況的出現，合村并居運動才逐漸被和“大拆大建”、“趕人上樓”等等受人詬病的字眼相掛鉤。
“村社理性”的回歸
溫鐵軍在分析和介紹蘇南地區工業化是如何得以實現的路徑時，提出了“村社理性”的概念。
他認為，蘇南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蘇南地區的村社集體具有自己的“村社理性”，這種村社理性“化外因為內因”，通過對村莊集體內部的制度創新實現與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
這樣一來，原本沒有資本可以利用、依賴于外部資本發展的蘇南村社，此時便將原始資本積累問題轉化為了村社內部問題，依靠內部資源的動員，最終實現了外部成本的內部化。
事實上，吸取目前為止各地區合村并居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可以發現，能夠順利推進合村并居項目的地區，在現實中也大都是不差錢的主，特別是背靠大城市的城郊農村，在依托城市中心產業發展以及推進城鎮化的大背景下，由城市擴張帶來的推行合村并居的資本是極為豐厚的。
我們曾在為各位讀者朋友們介紹土地流轉與利用模式時，提到了其中最為典型的深圳模式。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在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通過統征統轉的方式，將周邊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全盤國有化。
某種程度上來講，深圳的土地國有化政策，也可以認為是實現了將土地資源重新整合和再分配，避免了土地資源利用的碎片化和低效率。緊鄰深圳的周邊農村則是乘著城市化的東風，坐上了順風順水的“農轉城”的快車。在大城市和國家資本的滋潤下，深圳城郊的“合村并居”并沒有受到特別大的阻礙。
但中國農村的現實，可能更接近于我國中西部地區的“三無”農村現狀：既沒有資源優勢，也沒有區位優勢，又不存在政策優勢。在只有第一產業的中西部農村地區推進合村并居項目，深圳模式似乎就失去了參考的價值。
此時，對于沒有豐厚資本可以依靠的貧民村鎮而言，在面對農村空心化和老人農業的現實面前，不僅產生冒進心理，甚至可能會在資本面前迷失自我。在針對皖北村鎮的調研中，一些村莊依靠村支書社會關系引來地產資本下鄉來推進合村并居的開展。
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村集體在合村并居的開發中被邊緣化，一方面村集體要顧及地產資本的利益，另一方面自身也成為利益分配團體的一方，同時由于地產資本主導項目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又不得不又村集體出面調解，制度成本被徹底轉移到了村集體一方，最終導致整個合村并居項目成為了地產資本獲利的手段，村集體和村民被迫成為了利益受損的弱勢一方。
結合溫鐵軍的“村社理性”的概念，我們從皖北的案例中可以認識到，村社集體在制度層面和行政、行動層面上如果具有自身的主動意識，那么在面對中國農村普遍的“三無”現狀時，似乎就能夠打開一個活口。
而可被視為“村社理性”的另一個成功的事例，即是同樣在之前我們為各位讀者朋友介紹過的佛山南海實踐出的土地流轉股份制。在村社集體經濟發達的情況下，村社集體能夠主動整合外部資本與內部集體資本之間的利害與沖突，正如溫鐵軍提倡的“村社發揮‘保護性經紀’”的觀點一樣，村社集體經濟組織如果能將外部資本與內部資源相整合，村社成員的利益就有可能得到保證，進而順利地推進合村并居運動的展開。
中國已經向宣布絕對貧困人口的完全消滅，以移民搬遷為主的合村并居項目，可能將在鞏固脫貧成果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重拾“村社理性”和重構鄉村公共性，就顯得更加具有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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