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抗美援朝!
來源微信公眾號:柳依泠煙
2021年到了,但歷史的壯闊波瀾并沒有稍歇的跡象,依舊沿著慣性的軌道奔涌無前。
由驚懼而焦躁,由煎熬而木然,新年舊歲的轉換,賦予了世界與生活社會意義層面的坐標價值,但永續不止的時間并無所感,它仍將一如萬古晝夜,決然而去,天地不限,無終無始。
在蟄伏慵懶了一年之后,眼花繚亂的2020為這個時代奉上了足夠多值得咀嚼的話題,而這些主題之所以凸顯,卻絕非過去的一年光景所能容納:有的早已草繩灰線,伏脈千里,需要向上游回溯;而有的則是見微知著,一葉知秋,只有朝未來索求。
檢視眼前的可議之事,俯仰皆是,如亂花入眼,正好屏幕上《跨過鴨綠江》各臺還在輪播,20集紀錄片《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也剛剛刷完,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活動余溫猶在,那2021年的文字,就從抗美援朝聊起吧。

二是軍事上一戰立威,以戰促進,在戰略威懾、國防迭代上“名利雙收”。
以百年積貧積弱之中國,與挾二戰勝利余威的世界頭強對壘,這本身便足以駭人,何況經過兩年零九個月的苦斗,美國人居然坐了下來,在停戰協議上簽字——這樣的軍事成就說是舉世震驚絕不為過。而這一成就所形成的威懾力長期護佑了中國此后的和平環境。
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轉折點始于美軍越過三八線北進,感受到直接威脅的中國政府幾次發出明確信號。
1950年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周年大會上作報告,公開聲明: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誰要企圖把中國近五萬萬人口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誰要是抹殺和破壞這四分之一人類的利益而妄想獨斷地解決與中國有直接關系的任何東方問題,那么,誰就一定要碰得頭破血流。”
10月3日凌晨,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通過印度政府再次向美國發出了明確的警告:
“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對于這些“勿謂言之不預也”,美國人只當作虛張聲勢的“恫嚇”,行素故我,之后的事態大家都知道了,朝鮮戰爭最終演化成了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
稍加回顧,可以看出形成威懾力的兩個要素:能力與意愿。在劃定的“底線”受到挑戰時,堅決將力量投射出去,并且能達成自身目標。中國在這場戰爭中,顯示了自身的實力,以及在核心利益受到損害時,使用這種力量的堅定意志。
1964年8月6日,中國政府針對北部灣事件后美軍轟炸越南北方發表聲明指出:
“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
這是中國再一次明確“劃線”,而美國人顯然吸取了教訓,其地面部隊始終沒有越過北緯17度線。
——這就是抗美援朝戰爭鑄造的戰略威懾,正如基辛格所言:
朝鮮戰爭“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的軍事威信,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這一威信始終不墜!”
一戰立威的同時,斯大林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巨大價值,于是軍事援助接踵而至。
就以空軍來說,為了展示出作為盟國的誠意,蘇聯先后向中國無償或有償地提供了數百架性能較為先進的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拉-11活塞式殲擊機、圖-2轟炸機、伊爾-10強擊機等,使得中國空軍組建伊始,便形成了以當時最為先進的米格-15噴氣戰斗機為主的作戰能力。
沈志華在《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作出如下統計:
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軍隊實現了全面改裝,其中完全按照蘇軍編制裝備或新組建的有:原106個陸軍師中的56個師,6個坦克師和獨立坦克團,101個(37毫米)獨立高射炮營,5個野戰高炮師和1個城防高炮師,2個火箭炮師,14個榴彈炮師,2個反坦克炮師,33個高射炮團,4個探照燈團,9個雷達團和獨立雷達營,28個工兵團,10個鐵道兵師,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隊。到1954年初,中國共組建了28個空軍師,5個獨立飛行團,共有飛機3000余架,均是蘇聯贈送和售予的。
盡管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進的,有的甚至是二戰時美國租借物資中的剩余裝備,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這畢竟都是現代化武器,而蘇聯是當時能夠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唯一國家。這種援助對于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戰果,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可見,無論是在軍事威懾上的聲名,還是在國防建設中的躍進,中國均收獲頗豐。

誰能想到,中國居然是以一場戰爭來換取了這兩項核心要素。
立國之初即逢大戰,千瘡百孔的中國經濟已無力支撐。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一次報告中就承認,中國的經濟還無法做到真正獨立。中國出兵朝鮮后,蘇聯的援助紛至沓來。
首先是通過向中國的出口貿易,蘇聯提供了恢復經濟急需的工業原料和設備。1950-1952年,蘇聯向中國出口了93.4萬噸鋼材,150萬噸石油產品。1950年向中國出口了價值1.653億盧布的工業設備,1952年增長到6.94億。
這些原料和設備,對于重建被戰爭嚴重摧殘的中國工業,可謂雪中送炭。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現代工業的基礎,是在蘇聯的大力援建下形成的,這就是上一輩國人熟知的“156”工程,即156項重點引進項目。
1950年2月,經兩國領導人會談,蘇聯答應援建中國恢復經濟急需的項目,之后實際建設項目47個,其中能源工業項目21個,改建和擴建項目22個。到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59億元,其中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生產能力實現新增:電力22.2萬千瓦,煤炭開采1563.7萬噸/年,生鐵76.4萬噸/年,鋼錠55.8萬噸/年,鋼材33.6萬噸/年。這些援建工程明顯帶有恢復生產和為工業化打基礎的性質,意義之重大,一望可知。
“156工程”的第二批項目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開始的。為了幫助中國“一五”計劃的實施,蘇聯甚至重新調整了自己已經蘇共十九大通過的“五五計劃”大綱。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術專家來華外,僅國內設計單位就要增加3萬人。此外,從選擇廠址,搜集設計基礎資料,進行設計,供應設備,無償提供技術資料,直到指導建筑安裝和開工運行,蘇聯都給予了全面援助。正如周恩來給蘇聯政府備忘錄的回文中所說,蘇聯政府的援助,將使中國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強大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這對于中國工業化和走向社會主義是具有極其重大作用的。”
對于中國建設必不可少的科技資料,蘇聯通過圖書資料交換和項目/設備進口合同兩種途徑提供。1950-1953年,蘇聯贈給中國的圖書共120842套(冊),是中國贈書的5倍,向中國提供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共2928套(件)。
中國對華援助,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來華專家實現的。大致可以確定,抗美援朝期間,來華的蘇聯經濟技術專家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華工作的保持在250-480人之間。這些專家對于中國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幫助培養中國科學技術人員方面,也給予了強力支持。稍舉一例。據中國有關檔案計算,1952年由中央和東北計委抽調在職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經濟部門所屬高校挑選學生287名,赴蘇留學。同年到蘇聯實習的技術干部為中央9個部委174名,東北工業部所屬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準備送往蘇聯的留學生1100名,其中財經系統650名,等等。
用不著再多的羅列了,相信大家已經完全意識到,這些援助對于一個工業基礎薄弱、技術水平落后的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中國現代工業的核心基礎,便是這樣起步的,而中國今天之所以成為制造業大國,擁有全球最為完備的工業體系,七十年前的篳路藍縷功不可沒。
也許會有人說,如果中國當初選擇站在美國陣營,也會獲取相應的援助,你看美國對于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對于日韓的支持,等等。但在我看來,這顯然沒有考慮到中國在兩大陣營中的分量及其相應的回報。對于相對強勢的西方陣營,中國算是“錦上添花”,而對于相對弱勢的蘇東集團,中國明顯是“雪中送炭”,自身作為籌碼,放在哪一邊能獲取的利益更大,是不言而喻的。
上世紀80年代,解放初期主管經濟工業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曾回憶道:
“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比方說,蘇聯造了兩臺機器,他們一臺,我們一臺……那真是援助,體現了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情誼。”
可以肯定,這種“他們一臺,我們一臺”式的援助,中國從美國那里無論如何是拿不到的,可以說,中國是以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
而蘇聯之所以能這樣不計成本地傾國相助,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國出兵朝鮮,以鮮血、犧牲和勝利來顯示了自身對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分量與價值,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是千萬志愿軍將士以鮮血和生命來換取的,是“血的對價”。(又是我生造的詞兒)

以此種方式來實現政治、經濟資源互換的,其實有個也許并不恰當但可以參照的案例:韓國出兵南越。
1965年3月,隨著美國地面部隊介入,越南戰爭升級。4月,美國在西貢成立國際軍事援助局,要求韓國、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菲律賓及臺灣當局參戰。韓國的樸正熙政府積極響應,深陷其中——據樸正熙的侄女婿金鐘泌說:韓國向越南派兵是“自請”的。
在越南戰爭中,韓國先后派遣了5批部隊共計47874人,如果加上輪換部隊,總兵力達312853人。期間,韓軍戰死3844名,負傷3344名,非戰斗減員3738人。
韓國換取的回報則頗為豐碩。
1965年5月,約翰遜和樸正熙達成協議,并發表了包括美國增加對韓經濟支援(約定1.5億美元的長期借款)、增強韓軍的戰斗力、美軍繼續留駐韓國、中止轉交軍事指揮權、支持組建科學技術研究所和盡快締結韓美行政協定等14項內容的聯合聲明。
1965-1969年間,與此相關聯,韓國共獲得5.46億美元(包括1.3億美元軍人津貼),約占同期韓國外匯收入的16%,GNP的2%左右;至1973年3月撤軍為止,韓國從美國得到的外匯總數達10億美元。
此外,與越戰有關的軍事訂貨和勞務輸出使南韓經濟發展獲得了充足的外匯支持。以合同工形式對南越的勞務輸出,是后來韓國向中東進行大規模勞務輸出與建筑承包的起點。越戰為韓國企業首次提供了與外國企業競爭的舞臺,它所引起的景氣對韓國的“二五計劃”的順利完成發揮了作用。
特殊條件下成立的韓美“大田協定”,嚴重損害韓國國家主權。但是,在1962年6月前,美國一直拒絕與韓國談判關于駐韓美軍犯罪官兵接受韓國法院裁判的問題。直到韓國出兵南越,美國才表示愿意考慮韓國的要求。1966年7月9日,《韓美行政協定》簽訂。美國在韓的領事裁判權原則上終結。
1966年6月14-16日,韓國倡導在漢城召開了有日本、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老撾、菲律賓、馬來西亞、南越和中國臺北參加的外長會議,成立了一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理事會”的地區國際組織,這對后來韓國開拓國際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6年,邦交國由23個激增至87個,國際活動空間急劇擴大。
除了經濟利益和軍事利益,參加越戰,令韓國國民恢復了自信心。韓軍的表現不錯,贏得了美軍的尊重。韓國歷史學家趙甲濟在《總統樸正熙傳》中寫道:當美軍仰望韓軍時,韓國人理直氣壯地感到自己的國家不再是經歷日本殖民、美國解放的三流國家,而是具有真正自主意識的國家。
……
顯然,韓國政治地位的提升、對美交涉發言權的增大、產業化、城市化的起步、軍隊的現代化,均是以出兵南越為契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可以說,“漢江奇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韓國軍人的血來澆灌孕育的。
(附帶說一句,在南越戰場上的韓軍津貼很低,士兵月薪僅1.6美元,而美國士兵月薪37.5美元,高出其23倍,由此也更能直觀地看出生命的比價是如何呈現的)
三、“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美國人也是這么想的
說起抗美援朝的決策,我們經常會提到毛主席的著名論斷:“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我們急需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顯然,在中國看來,出兵朝鮮的動機,是應對“美帝侵略”的被動防御之舉。
但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美國人似乎也是這么看待自己的。
1950年初,美國政府曾公開宣布朝鮮半島處于美國遠東戰線的防御圈之外,其對朝政策都是以從朝鮮脫身為基點的。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出乎華盛頓的意料,但隨即卻引起美國異常迅速而激烈的反應,其對朝政策乃至遠東政策也驟然發生轉變。其考慮邏輯,幾乎與毛主席如出一轍。
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當時的心情是:必須堅決制止這種對一個自由國家實行武裝侵略的行動,這對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們向大家宣布,我們認為朝鮮的局勢關系很大,因為從這種局勢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決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動,唯一的辦法是采取堅決的行動。根據我們的看法,如果我們不能采取行動保護一個在我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并且由聯合國采取行動來保障它的自由的國家,那么,不但在亞洲,而且在歐洲、中東和其他地方,靠近蘇聯的各國人民對我們的信心都會受到極不好的影響。”
艾奇遜則說得更為明確:
“鑒于我們的應戰能力,回避這個挑戰將使美國的權力和威信受到極大損失。我認為威信的意義是權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懾上的重要性的。”
更具意象性的場景是,杜魯門在做出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決定后,走到一個大型地球儀前,指著朝鮮說:
“這是遠東的希臘。如果我們現在態度強硬,那就不會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煩事。”

顯然,美國將朝鮮戰爭的爆發視為蘇聯集團“全面進攻”的開始,而非目的克制、邊界明確的“有限戰爭”——李奇微后來說,當時“有限戰爭對于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概念。”因此,為了維持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這種威信,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領袖”的面子,即使朝鮮在軍事、經濟上對于美國都無足輕重,但在這一邏輯的驅使下,美國終于卷入了這場戰爭的漩渦中。
這一邏輯,艾森豪威爾曾將其概括為“多米諾骨牌理論”:
“對一排豎立著的多米諾骨牌來說,當第一顆被擊倒后,最后一顆骨牌的命運是它必定也很快會被擊倒。所以,當某種解體過程開始之后,其影響將是極為深遠的。”
探究美國的這一思路,對于今天其實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因為美國顯然是將臺灣問題納入這一思考框架的。
自二戰以后,美國就不再僅僅從某一地區自身的重要性來判斷其價值。美國對于國際與區域秩序的安排,是建立在讓盟友/對手相信其將履行承諾的基礎之上的,如果美國不以行動來支持其許諾,那么其威信將受到極大的損害,隨之而來的,便是其苦心安排的秩序或快或慢地崩塌。因此,具體到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對于美國的反應,不能從孤立單一的地區本身來推斷其行為邏輯(比如臺灣本身對于美國而言沒那么重要),而應考慮到美國對于整體戰略的思維框架,這確實關乎到了其“核心利益”,對其可能的反應,不應一廂情愿地輕視與低估。
拜登上臺以來,美國新政府在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同時,也聲稱將堅持所謂的“與臺灣關系法”和“六項保證”中對臺灣做出的長期承諾,協助臺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這是一種表態。
在昨天下午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這同樣是一種劃線。
因此,兩國應增強溝通,明確底線,因為戰略誤判的后果對于雙方來說,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好了,關于臺灣,有時間單說吧,這個話題已非本文所能容納了。

本來想簡單說幾句,結果又扯成了一篇長文。
2020年,中國官方以最高規格隆重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2021年2月17日,“感動中國2020年度人物”中,抗美援朝空戰英雄王海上將赫然在列——在當前波譎云詭的國際環境下,這些“動作”顯然傳達著豐富的政治訊息。
七十年后,回望那段歷史,其正確性和必要性更加為歲月所驗證。我常常在想,如果沒有那些鮮血,中國恐怕很難有本錢和機會實現之后的“中國奇跡”,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我們依然在享受著抗美援朝的“戰爭紅利”。
最后,向浴血破曉的前輩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鴨綠江畔的風忘不了
激蕩過 遠征號角
上甘嶺的長夜忘不了
青春浴血 染破曉
那億萬萬的同胞忘不了
因有你 河山不倒
共和國永遠都忘不了
誰用熱血 寫就今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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