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孩子輟學原因何在？
在沒有光芒的角落里
一個月前，云南省華坪縣女子高中校長張桂梅來到了感動中國的晚會現場，在全國觀眾的注視下舉起了象征著榮譽的獎杯。
張桂梅被選為時代楷模也是實至名歸。從1997年到2021年，張桂梅在云貴高原上耕耘了20余年，如同蠟燭一樣燃燒自己，為邊遠地區的貧苦孩子帶去了改變命運的光芒。
2011年，華坪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參加高考本科上線69人，參加高考的所有學生都考入了本科線；從2011年起，華坪女高連續9年高考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從首屆的4.26%上升到2019年的40.67%，排名麗江全市第一。
能夠取得如此優秀的教育成果，對于農村地區，特別是缺乏教育資源的邊遠貧困山區而言已經是一個奇跡了。
一方面，女高的成就離不開地方社會的支持和幫助；更為重要的，是張桂梅個人，身體力行地維系著每一個學生和他們背后的家庭。
有些讀者朋友可能看不太懂，為什么報道里的張桂梅像趕羊一樣，在她的女子高中里天天拿個喇叭喊來喊去；也不能理解為什么她即使走山路會摔斷肋骨，也要堅持去學生家里做家訪的拼命勁頭。
如果不能體會到張桂梅像老母雞一樣，一刻也不停地督促著這些農村孩子好好上學的良苦用心的話，我們也可以來看一看農村教育的另一面：農村青少年的輟學現實。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初中輟學人數達140萬；農業部2003年調查樣本中農民子女的輟學率平均為10.7%；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2009-2012年期間對陜西省3個貧困縣、36所學校、3120名貧困農村學生的四次跟蹤調查表明，貧困地區農村初中的輟學率高達29.3%。
而在這之中，我們最直接能看到的，是大量農村青少年在高中教育中的缺位。但在缺位高中教育之前，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前提，就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輟學。
在張桂梅的女子高中成立前，華坪縣中考升學率還不到50%。及至2020年，中考升學率已經達到90%以上，讀高中的孩子也越來越多。
比起其他農村地區，華坪縣的孩子們是幸運的。至少在教育資源同樣匱乏的情況下，他們還有一位不愿輕易放棄的好老師。
但燭光再亮，也總有光線覆蓋不到的一隅。僅憑張桂梅一個人的力量，也難以將教育的希望傳遞到每一位孩子的身上。
在那些光芒尚未觸及到的角落里，選擇了中途輟學的農村少年們，他們又面對著怎樣的世界呢？
一般來說，思考輟學的原因，腦海中首先浮起的多數會是下面的場景：家境貧寒、交不起學費、雙親進城務工，留下孩子獨自留守在農村……
在現實中，類似的貧困的例子也確實存在著。
1997年，張桂梅初來華坪縣民族中學就職時，曾遇到家長揣著的是滿滿一包鋼镚和角票來交學費，也遇見過有的學生保溫壺里泡米飯，有的學生只吃飯不吃菜。大山里的貧困可見一斑。
如果說家庭經濟的貧困，制約了一個農村家庭在教育和生活上的投入，最終使得農村青少年不得不選擇放棄受教育的機會的話，張桂梅的免費女子高中，也確確實實打消了廣大貧困家庭學生在學費上的憂慮。
姜還是老的辣
但“經濟決定論”的論斷，卻不能解釋為什么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普遍存在的輟學現象。
2001年起，伴隨著一系列農業稅制改革，以及針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實行的兩免一補政策的落實，因貧輟學的問題基本被解決。
當錢不再是制約農村貧困家庭學生上學的決定性因素時，來自農村家庭自身因素的影響就顯得更加明顯，尤其是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外出務工帶來的一系列的影響和問題。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到底是哪一位家庭成員的外出務工，為農村青少年的輟學帶來了影響。
農村家庭中父母一方或雙方的外出務工，一方面使得子女獨自留守于農村社會，同時也導致了父母在子女家庭教育過程中的角色缺位。另一方面，大量未成年的農村青少年活躍于農村與城市間的勞動力流動熱潮之中。
這些未成年的農村青少年在選擇輟學之后，便早早走向社會，在義務教育輟學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形式更為復雜的“輟學打工”現象。
以2011年針對中國中東部地區六省份（廣浙湘豫黔川）的農民工調查數據為例。在對65個村的村干部調查中，沒有一個村莊是“無人輟學”的。輟學人數少于9人的村莊占比43.1%，輟學人數為30人以上的有13個村莊，占調查村莊數的20%；
一直以來，在農村社會中，農村青少年群體的輟學打工現象長期存在。但我們更加關注父母務工帶來的類似兒童留守、無人監護、疏于管理等外出務工導致的家庭教育的不利影響，也傾向于認為正是由于農村家庭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才使得農村青少年中間更大幾率出現輟學的現象。
但實際上確實如此嗎？事實可能恰好相反。
基于2015年對陜西、青海、寧夏10所中學1881名初中學生的實證數據的分析顯示，不僅父親單獨外出務工情況下，學生比父母都在家的學生輟學概率低了27.5%，父母雙方都出去務工的情況，對于子女輟學概率增減的影響并不顯著。
這就意味著在外出務工時已經見過了世面、開了眼界的農村家庭的父母，此時更加有經驗和權威對子女進行教育。
在城市的工作經歷，提高了外出務工父母對于工作收入和未來發展的期望，而這種期望也在對子女的家庭教育中，轉化為對于子女未來收入和發展的角色期望。
在這一過程中，父母對于子女的發展期望，則通過家庭教育直接表現為及時打消子女過早步入社會的不成熟念頭，以及對于子女輟學打工行為的明確反對。父母的外出務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子女過早輟學進入社會的概率。
所以也不能都怪父母外出務工和只留子女留守農村。如果沒有人給你講一講城市套路深的故事，你又從哪里能知道讀書的好呢？
理性的傻子
剛才我們也提到了，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未成年青少年們在輟學之后，大部分人做出的第一個選擇就是外出打工。
依舊以上文列舉的六省份農民工調查數據為例。在817份有效數據中，有577名是外出打工者或者是曾經外出打工現在回流到家鄉。
在這之中，15歲及15歲之前就外出打工的有44人，占7.6%。16歲這一年外出打工的有30人，占5.2%，16歲及16歲之前打工的有74人，占12.8%；3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群體中，16到18歲外出打工的比例達到了35.7%。
農村青少年輟學外出務工現象并非少數，但有趣的地方在于，這些選擇輟學務工的農村青少年們，既不是因為學費和生計“被迫”輟學，也不是老師家長口中“不想上學”這樣就能被簡單歸因的。
從中斷學業到外出務工，整個過程其實都是農村青少年們在破碎的自我認同建立的過程中做出的選擇。
在對六省份35歲以下青年農民工首次外出打工動機的詢問中，15歲前即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組更多選擇了“見世面、長見識”，而“為了謀生”則明顯低于18歲以后首次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組。
同時，在金錢觀上，15歲前首次外出打工的青年農民工組更加認可“農村人輟學打工是正常的”、“打工能掙到錢一樣活得精彩”、“有錢能使鬼推磨是正確的”、“對個人學歷越來越沒有錢重要”等等類似的功利取向的金錢觀念。這一特征也能夠在同部分過早選擇輟學務工的農民工的訪談中發現，比如：
“在學校到處都要花錢，學費是少了，但是吃飯，買衣服，干什么都是錢。我就想著自己也長大了，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了，至少不再問家里要錢了。”
再或者：
“媽媽一個人帶我，每天工作，反正我也讀不好書，不如出去工作，還可以自己養活自己。”
對于一個處于正在接受義務教育的青少年而言，學校的生活就是一切。因此，當一個人發現自己讀不明白書，通過念書在學業上無法取得有效的成就時，這種基于成績本位的自我認知就會開始動搖。
而這種動搖的形式，就具體表現為對于讀書的反抗，和對實現自身價值的迷茫。此時，輟學務工就仿佛救命稻草一樣，為急于確立自身價值的農村青少年們提供了一個“快速”通道。
有讀者朋友會認為，選擇輟學的農村學生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對于知識重要性的信任，在一遍又一遍的學業失敗中逐漸形成了“讀書無用論”，最終才會走上了輟學務工的道路。
事實上正好相反，如果這些農村學生不認為讀書是有用的話，就不會說出“反正我也讀不好書，不如出去工作”這樣的話，也不會認可“打工掙錢一樣活得精彩”這樣的觀念。
只有先承認學習的意義和價值，選擇輟學的學生才會用打工獲得的成就來和讀書相抗衡。
而最后之所以還是走上了輟學務工的道路，也是因為自己“讀不好書”，靠“學習”的方式“活不精彩”，作為實現精彩生活的替代手段，“外出打工”才被他們視作能夠與讀書相抗衡的有力武器。
只是，農村青少年們選擇了一條“早進社會掙快錢”的短期行為，殊不知輟學打工意味著學業的中斷。輟學務工的“抄近路”行為，實質上是以農村青少年個人長遠發展和未來就業空間為代價換來的結果。
看似贏在了人生的起跑線上，卻不知搭進了自己的后半輩子，這傻得還不夠理性嗎？
知識改變命運
越軌理論認為，當社會成員認可共有的制度成就目標，并采取制度認可的手段去實現制度目標時，此時的社會行為就是安全的；
但當成員認可制度目標，卻采取制度所不認可的手段去實現這一成就目標時，這種社會行為就會被視為是違反現行社會秩序的“創新”型越軌行為。
在成績本位的功利目標和實現自我價值的相互矛盾下，輟學的農村學生們在夾縫中受盡折磨。
一方面，農村學生認可讀書有用論，卻因為自己的學習成績始終難以取得成就而陷入自我價值的否定當中。另一方面，出于對功利目標的認可，“能掙到錢”同樣被農村青少年視為“有出息”的表現。在讀書實現個人價值的道路行不通的情況下，輟學打工便成為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最佳選擇。
一直以來，輟學行為都被視為是一種，相對于正常教育過程的“離經叛道”一樣的存在。在義務教育制度下，中止學業是違背法律的行為；而嘗試或已經選擇輟學的學生，則會被貼上“差生”、“學業失敗”的標簽，進而被現行的教育制度所排斥在外。
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嘗試理解這些輟學務工的農村青少年們的行為，我們也會發現，選擇輟學務工并非意圖同現行教育制度相對抗，而只是為了尋找自我價值而做出的回應。
但也正如一個被訪談到的初中輟學青年說的一樣：
“這個學校也差，好的學校我又去不了，大家都是一樣地玩，待在學校也是混日子，還不如出去自己養活自己！”
如果有的選，誰會愿意通過外出打工來實現自己的價值呢？
農村整體教育資源的匱乏使得教學質量難以保障。生源的局限性，以及教師資源的不足，使得老師傾向于將注意力集中于少數成績優異的“好學生”身上，師生關系內部因忽略和缺少關注而走向緊張。另一方面，被學校系統忽視和排斥的學生群體開始傾向于“報團取暖”，正式班級體內部開始形成大大小小的同齡群體。
正是在這樣的同齡人群體中，對于自我價值的迷茫和急于證明自我價值的觀念和思維模式得到快速地共享和傳播。在這種價值焦慮的共情下，“輟學務工”逐漸從零星的個例發展為具有普遍性的現象。
教學資源不足、師資缺乏、師生關系緊張、學生自我認知迷茫……這些既是存在于農村教育中的通病，同時也是促成農村社會中大量農村青少年選擇輟學務工的溫床。
但張桂梅做到了。
憑借著自己的身體力行，張桂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學生們提供著最好的教育：
學生沒有生活費而不得不中止學業時，張桂梅用自己的錢支持著學生完成學業；學生半夜跳墻上網，張桂梅就搬進宿舍親自關照；學生因為不讀書跑回山里，張桂梅親自進山家訪，找回本該接受教育的學生……
作為英雄的張桂梅理應被傳頌，只是單靠一位英雄的奉獻，也難以應付四面八方的問題。
我們需要的不是某一個英雄，而是能讓更多平凡的人也能成為英雄的決心。
向英雄致敬，也愿廣大農村學生們能經歷到更多英雄一般的好教師。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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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明仁,陸春萍. 從外控邏輯到內生邏輯：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控輟保學長效機制探究[J]. 教育研究,2020,41(10):73-81.
[3]閔文斌,常芳,王歡. 非經濟因素對農村初中生輟學的影響[J]. 教育與經濟,2016(05):73-77.
[4]史耀波,趙欣欣. 父母外出務工與寄宿制:哪個對農村學生輟學影響更大?——基于西部三省1881名初中生的實證分析[J]. 教育與經濟,2016(05):78-83+90.
[5]牛建林. 農村地區外出務工潮對義務教育階段輟學的影響[J]. 中國人口科學,2012(04):103-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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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雯露. 零零后初中輟學青年研究——基于對粵北某農村零零后輟學青年的深度訪談[J]. 中國青年研究,2021(03):21-27.
本科上線超90%！這所大山里的高中校長：我不滿意！https://www.163.com/dy/article/FICVAOAL05506BEH.html
真愛點亮希望之光——記華坪縣民族中學教師張桂梅http://special.yunnan.cn/edu/content/2008-05/09/content_1250.htm
張桂梅：一千多個孩子的“媽媽”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129/c1053-31481033.html
讓教育之光照亮貧困山區（奮斗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脫貧攻堅答卷）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1/0222/c117092-32033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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