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更進一步：COVID-19的歷史分水嶺作用（一）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今天圍繞信息、數字、隱私、治理的問題，探討一下中國模式和未來的道路。
首先說明，我并非從事相關領域工作，主要是結合自己的知識體系與個人經驗，從社會、文化和政治角度進行分析。所以請原諒我會使用一些非科技領域的業余人士使用的詞匯或概念。
一、2020年疫情作為人類歷史上的分水嶺事件：中國加速邁進自己的模式
2020年COVID-19疫情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事件，使得中國加速邁進自己非常獨特的道路。
這個分水嶺源于，中國充分享受了信息及數字化手段在防疫抗疫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數據將發展成為一種公共產品（public good），一種公共資源；
——中國將在數字/信息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治理的實踐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產業的發展方面加速；
——中國將加速形成一個與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同的治理模式。除了政治制度在形式上顯見的不同之外，具體而言，在數據這個領域上，中國在公權力 vs私權利 之間將形成一個完全有別于西方的關系。如果我們把公權力 與 私權利放在一個天平上，那么相比于西方，中國將更加向公權力傾斜：我們的社會會預期個人對公共“讓渡”更多的權利，會預期人們將更多的個人隱私“貢獻”、“投資”到社會的“公共數據池”里。這種對個人隱私的“讓渡”和“投資”帶來的是一種對應的社會義務及責任（obligation/responsibility）：1）個人被認為有義務及責任向社會“貢獻”自己的部分隱私，形成“公共數據”，而其根本目是提高社會的福祉，同時也能帶來一些個人的好處；2）公共治理者則有義務及責任正確使用這些數據，將其作為提升公共福祉及公民福利的手段。
——中國也將加速邁進一條屬于自己的，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國的模式有沒有可能推廣給其他國家？我以為是有可能的。并正如西方國家所擔心的，這種推廣可能由亞非拉等西方世界以外的發展中國家開始。
我們后面再回頭討論上述問題。
先看看數字隱私保護觀念在中國發展演變的過程。我會結合自己的個人經驗來說。也歡迎讀者回憶分享。
二、個人的（數字）隱私與公共/公權力的關系：西方制度、文化、模式
當代西方主流政治認知的看法是，公民社會及個人與公權力存在某種對立關系。公權力只要約束不當，就會成為對個人的威脅，影響到個人的權利與福祉。
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些核心主題，都是圍繞如何去約束、限制、規范公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
——譬如，為什么如此看重選舉制度？就是西方認為只有有了選舉權，才能保證約束公權力，才能保證讓公權力為自己服務；
——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讓不同的權力機構獨立開來，彼此制衡，自我約束。如此才能對公權力加以限制；
——司法獨立：其中，司法必須獨立，免受干預，成為約束公權力的工具；
——媒體自由：予以媒體最大程度的自由，使其能夠自由批評政府，認為如此就能監督公權力；
——對個人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的神圣化。這些權利其實就是西方所說的“人權”。西方的人權其實是“狹義”的，主要圍繞這些所謂的“消極權利”：人身、言論、結社、抗議、信仰自由——就認為這些權利與生俱來，不應當受到剝奪。而其中許多的權利——例如言論自由，也主要是針對政府的：一個企業可以限制自己員工的言論，但政府/公權力不能限制公民的言論。這些都是為了對抗公權力，保護個人。
總之，人們是不信任公權力/與政府的。西方制度的邏輯首先不是反映民意或尋求、營造共識，而是限制公權力。
人民最大的敵人是政府。
那么西方人，特別是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了么？沒有。所以無論數據再安全，再能防范黑客，美國也不會應用基于實名認證、人臉識別的總統投票手段；也不會有強制使用的防疫健康碼。實際上美國連全國統一的身份證都推不出來。人民并不信任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這真是一個莫大的矛盾/悖論（paradox）。
按照西方人所理解的，公民與政府/公權力本質“對立”，只有通過西方現行的政治制度才可能消解這種對立，“把權力禁錮放在籠子里”。那如果是不同于西方的體制，譬如權威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會是如何呢？
西方當然認為，這種制度下的公權力是對個人自由極大的威脅。民眾不可能信任政府，不可能愿意對政府讓渡自己的權利。
——我是美國人，我用我們的民主選出了我自己所有各級政府的官員，我姑且都不信任我的政府，不會愿意對政府讓渡我的個人數據及數字隱私，那么何況其他國家？
三、個人的（數字）隱私與公共/公權力的關系：中國的變化發展
美國人的擔心有他們的道理。
除了數字安全（這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以外，在任何一個社會，人們能在數字隱私問題上與政府/公權力形成一個比較“順”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第一階段：制度與文化上的支持。中國的情況如下：
1）人們對政府得有一定信任，愿意給予政府機會;
2）人們沒有太多選擇，只能給予政府機會（例如“網絡論壇/BBS實名制”）
3）大多人比較務實，本來也不會挑戰政府，不覺得自己會遇到太多問題;
4）政府與社會/個體的關系本來也不是對立的，而是“共生”的；
5）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對立的，政府幫助企業，企業支持政府，政府與企業也是“共生”的。而人們一開始也沒有把數據直接提供給政府，而是提供給了企業，但根據政企的共生關系，推導認為企業有可能把數據提供給政府，所以把數據給企業 = 給政府。
第二階段：實踐與磨合。個人 vs 公權力 在不斷磨合中，確立了彼此的邊界，建立了信任；
1）政府/公權力知道什么時候用這些數據，什么時候不用這些數據。具體而言，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監控公民，而是服務公民（包括打擊犯罪）
2）公權力在最敏感的問題上——政治言論——上尤其要慎用數據，“有所管而有所不管”；經歷反復實踐，即便參與政治問題，人們也可以比較可靠的確定自己的“安全邊際”：例如內容——可以在技術層面批評政策，但不能挑戰根本的政治秩序或政治底限；范圍——在什么樣的環境和范圍下可以說什么尺度的話；懲罰機制——什么樣的言論會有什么樣的后果。
3）大部分人會發現，讓渡這些數據不會帶來什么隱私問題、安全性問題。而實際上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企業還會提供額外的保護防線（“self-censorship”）
第三階段：人們開始放心地讓渡自己的數字隱私
一旦個人在公權力面前確立了自己數字隱私的安全性及安全邊際后，就完成了“從零到一”，進而發生跨越式的變化。
1）人們開始更加放心地在各個領域讓渡自己的數字隱私
2）對數字隱私的要求也由自愿性不知不覺地變為理所當然，甚至是強迫性（比如現在做很多事情都要在APP上手機認證+身份證號+人臉識別）
3）政府“浮出水面”，直接作為參與主體。最早時，人們對向企業提供數字隱私還會擔心，怕企業將數據提供給政府，帶來，某種麻煩。到后來，政府可以浮出水面，人們不再擔心將數據直接提供給政府
第四階段：個人和政府加速不斷享受到個人對社會/政府讓渡數字隱私帶來的好處，并加速社會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治理、數字相關科技產業的發展
1）人們發現自己可以獲得大量的生活便利、提高效率
2）社會發現給大家“讓渡”數字隱私能夠帶來之前沒有想到的“公共福利”，譬如犯罪率的下降；譬如防疫抗疫
3）政府/社會發現數字是一項重要的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是一個極好的公共治理及公共服務手段
4）以上會進一步推動社會及公共治理的數字化，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及產業的發展。
四、中國：個人“讓渡”數字隱私的過程
前面幾個階段說得比較抽象了，我具體一點舉例子。不一定說得都準確，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在國外。讀者也可以分享自己的體驗。個人數字隱私的讓渡是從網絡實名制開始的，然后推進到其他領域，并逐漸成為理所當然。
1：1990年代：一個個人體驗
時網絡還是新生事物。我90年代初就電話撥號上網了（嘟嘟嘟，滴，噔唥噔唥，吱……）。當時可以隨便看各種海外網頁，我就亂看。那是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有公安還是哪個部門的人上門了，
對方：你們家是不是有人上網。
我媽媽：是啊，咋啦。
對方：你們是誰上網啊。
我媽媽：我兒子啊。咋啦？
對方：哦，就是上了一些網頁。我們就了解一些情況。
我媽媽：哦，他小孩子啦，隨便上網看。怎么了？
對方：那就沒什么了，我們就是了解一些情況。
這個發生在90年代中。很早了。對方并沒有具體問，就走了。但給我形成了一個印象。
2：1990年代：習慣性匿名
90年代中我主要就是上telnet BBS。后來才有網頁論壇。當時網易BBS改版論壇版我們還很不習慣。
當時我所有在網絡論壇上注冊的信息都是匿名的。一個ID，一個郵件地址。我提供的所有信息（譬如姓名、生日什么的）都是胡編亂造的。因為我不相信數字安全——不僅國內，我在海外網站或軟件（例如ICQ、Hotmail、Yahoo）注冊的所有信息都是瞎編亂造的。同時因為歷史經驗，我也對公權力有警惕，我怕任何實名信息會給我帶來麻煩。我也相信當時的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
前兩天我修改了一個當年在網頁注冊的用戶信息。我發現我的生日是刻意填錯的。今天我的做法就不一樣了，為了確保我的賬戶安全，我全部換成了真實的信息。
3、2000年代初：BBS實名制
當時印象最深的兩個一個是李希光說的網絡必須實名制，時間太久遠，我查了一下是2002年；一個是BBS的實名制，我查了一下是2005年。可以參看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263660其實這個政策在當時就已經醞釀了若干年，在推出時是個很大的事情。我當時用水木清華BBS，很多用戶極度抵觸，覺得這會帶來極大的“不安全”。這個不安全感不是來自數字安全層面的，而是對公權力的擔憂，怕言論自由受到影響。當時的人與今天不同，很難接受實名制。當時人們的這種擔憂是真實的，因為沒有經歷過我所說的第二階段的“實踐與磨合”。我也相信，這個BBS實名制對上網較早的網友而言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
另外，在更早的時候，網吧就采取實名制了，主要為了防止未成年人進網吧。我當時在國外，有印象回國進網吧要帶身份證。
4、2000年代中：博客實名制
這是在2006-2008年期間。我當時在美國，經營若干個內容一樣的blog（水木BBS、新浪、blogbus）等。 我記得當時國內要推出博客實名制，很多人反對。由于博客在當時的中國互聯網還是個很重要的渠道，韓寒之類的寫手也是博客時代的人。所以社會對博客關注也比較多。由于我當時在國外，對此倒也沒有太多的感覺，更沒有參與到相關的討論里。
5、2000年代中：facebook海外社交媒體的體驗
我正式用的第一個完全實名制的社交媒體賬戶其實是——facebook。
當時我在哈佛——facebook最早就是從哈佛的社區里發展開來的。同學們全部都使用facebook。為了和同學們建立聯系，我也使用facebook。那是2005年。
Facebook的精髓就是實名。當時我對實名制還是覺得很新鮮的，也有些許不安全感。但由于局限在同學圈內，就覺得問題不大。
當時還有一個faceren（同學網），也是由北美留學生從哈佛大學發展開來的，模仿facebook。還有一個校內網（后來的人人網），也是在那段時間創立。
這些基于校友的小圈子網絡都是實名的。在2005年的我還覺得，facebook這個模式可能就在美國的學生群體可以，但在中國可能不適合，因為人們關注數字隱私，中國人也更擔心公權力會濫用數字隱私，不像美國這樣界定得比較清楚。
有趣的是，中國的網絡實名制 與海外實名制社交媒體 剛好在約略同一時期出現。
也許海外的實名制社交媒體幫助推廣了網絡實名制？不得而知。這段我時期我沒有在國內。
6、2000年代末：支付寶——支付對實名制的重大推進
推動全面實名制的一個重要因素可能是基于互聯網及手機（移動互聯網）的支付。
這個時候我已經回國了。查一查歷史會知道，支付寶推出手機支付是2008年；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是2010年。到2013年，支付寶支付用戶已經超過一億。是年，支付寶還推出了余額寶，一個金融領域的全民現象級事件。
支付對于推廣全面實名制是非常重要的。
1）基于互聯網支付極度方便（尤其是利用智能手機的支付）。人們大大的被這種便利性帶來的好處所吸引；
2）經過若干年時間，人們對網絡實名制有所習慣，發現沒有什么問題。與公權力有了良好的實踐與磨合體驗；
3）支付涉及個人財務，首先要安全。必須要綁定信用卡；要綁定實名。人們為了自己的金融/財務安全，讓渡一定的隱私。這個時候，讓渡隱私完全是出于自私、自我保護的考慮;
4）買賣商品和政治等“敏感問題”無關，個人更愿意通過讓渡個人隱私獲得個人好處。
支付對于改變人們對數字隱私、數字安全的看法有重大的影響。
這時的人們已經不在是“讓渡”隱私，而是把“讓渡”視作一種獲得額外安全性的“代價”或“投資”。
7、2010年代初：微信支付對實名的加強
如果說2013年余額寶奠定了支付寶的地位的話，那么2014-2015年的“微信紅包”奠定了微信（支付）的地位。
微信的加入使得手機支付成為中國的主要支付形式。支付幫助推動了網絡實名制。
8、2010年代中：手機實名制全面推廣
手機實名制（從新增到存量）經歷了若干年的時間（大概是2013~2016年）。到2016年末，中國基本已經實現手機100%實名率。
在美國還沒有全國統一的身份證的時候，中國的手機號已經可以追溯至個人，因此可以視同于身份證號（盡管一個人可以有多個手機）。
手機驗證+身份證號，已經成為實名身份的保證。大多時候，手機驗證本身就已經具備很高的地位。當然在互聯網金融高度發達的今天也帶來數字安全的隱患。
9、2010年代后半期：人臉識別的加入
我不太清楚從哪一年開始人臉識別開始普遍介入。
我自己使用app的印象是，先是互聯網金融/理財app，需要使用人臉識別。后來是用自如（分布式長租公寓）app，人臉識別，眨一眨眼，動動腦袋，覺得有點新鮮。當時覺得，投資、租賃房，這種重大事情，用人臉識別是必要的。不過不知道后臺數據是怎么統一的。
然后在一些酒店入住時發現需要使用人臉識別。我最早體驗這個是在杭州。
然后發現坐飛機安檢時可以或需要人臉識別。
然后發現出入寫字樓、小區時，物業使用人臉識別已經很普遍。
同時發現，我的手機號、身份證號及人臉在越來越多地方的后臺里已經統一了。
上一次使用人臉識別是在用貝殼的“被窩裝修”app，確定我的裝修業主身份。眨一眨眼，搖一搖頭。此時，我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10、2020年COVID-19防疫
出入各種場合不僅僅需要戴口罩，還要出示健康碼。
北京管理比地方上嚴格，不僅僅要出示健康碼。時至今日，許多地方出入還要掃碼登記。
數字化手段，大概是中國2020年防疫抗疫最成功的手段，最重要的心得。
絕大多數其他國家沒有這樣的手段。要么是沒有這樣的信息/數字化基礎設施，要么是沒有這樣的公眾接受度和服從性。
中國則都具備：既有基礎設施，也有公眾接受度和服從性。這也是中國防疫抗疫成功的原因。
我們縱觀全世界，同時兼具此兩項的社會非常至少。中國恐怕是全球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獨特性（China exceptionalism）的生動寫照。
所以中國才能在防疫抗疫之中表現如此出色。
其結果將是：
1）個人相信讓渡自己的數字隱私對于自己/社會/公眾/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社會的安全福祉皆會有好處；
2）政府發現數字是提升改善公共治理、維護公共安全與福祉的寶貴手段及資源。
這就是我所說的：2020年COVID-19疫情會將中國更進一步推向與西方不同的道路上。二十年前，我們也害怕甚至抵制網絡實名制；今天，我們視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實名制及個人隱私讓渡為“理所當然”。
為何如此演變為？
1）我們大體上相信科技，相信數據安全；
2）通過經歷了大量的實踐與磨合，我們已經確立、界定了我們與公權力之間的關系；我們確信公權力不會濫用我們的數據，作為守法公民我們沒有什么可需要擔心的；
3）我們充分感受到了實名的好處：安全、便利，也沒有什么代價和損失;
4）只要我們不違法，實名制對我們完全是利大于弊，是造福于我們的；
5）公民提供數據信息也已經成為社會規范與標準（norm），是一種理所當然，甚至是一種義務;
6）我們甚至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實名保護的話，會隱藏著某些風險。我們會開始擔心或排斥非實名制。
幾年前，我在手機app上用人臉識別，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懷疑是否必要，有點別扭。現在我使用app，如果系統要求人臉識別，我會積極配合，覺得一切都理所當然：“必須用人臉識別啊。就得這么操作啊。不這么做的話會有風險呢。”
這就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已經更習慣于這種操作；我們的標準和考量和十幾二十年前已經全然不同。中國人可能不自知：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與西方全然不同的世界。但這很可能恰恰就是未來的世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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