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防疫、反恐到在氣候問題上拯救人類 ——中國模式的更進一步:COVID-19的歷史分水嶺(二)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2020年,中國利用獨特的數字化手段,在防疫抗疫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全球一枝獨秀。我認為,這場疫情將起到“加速裂變”的作用,進一步提升對數字化手段的接受度,并進而改變中國社會中個體與社會/政府的關系。這將是“中國模式”的更進一步。
2020年的防疫抗疫會加速改變人們對讓渡數字隱私及數字化治理的看法。
1、人們更加了解數字化手段及其好處
2、人們更加習慣數字化手段和“隱私讓渡”
3、人們得以將 讓渡個人(數字)隱私 與 獲得公共安全/福利 的因果關系建立起來
4、人們越來越能從正向角度看待數字化治理及自己的隱私讓渡
5、思維的邁進與中國“新共識”的形成
6、新的應用:從數字治理、反恐到關乎人類命運的氣候變化問題
正文
如果說實名注冊、人臉識別等數字手段只是在之前讓人們感受到:付出一定的“隱私代價”,可以獲得巨大的生活便利以及安全性(網絡/手機支付的安全性),那么疫情起到了兩個作用;
一是人們更加了解數字化手段及其好處:例如居民日常出行使用的健康碼。異地差旅的人則需要行程碼、核酸檢測查詢、疫苗接種查詢等。人們親眼看到政府如何采用數字化手段去積極有效的管控局部疫情事件——在這套數字防疫基礎設施體系成型后,中國內地再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本地傳播與爆發;人們也親眼看到了相比于其他國家而言,中國防疫抗疫努力取得的驚人成功。
二是人們更加習慣數字化手段和“隱私讓渡”。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行蹤是可以被掌握/按需監控的,沒有任何技術障礙;人們發現到很多地方都要掃碼(迄今北京很多場所還要求掃健康碼登記才能進入(而非簡單出示自己的健康碼))。北京曾經出現過通過網約車傳播病例的事件,之后坐出租車/網約車也要掃碼(目前還在部分執行,雖然沒有那么嚴格了)。這在一開始是有些不習慣的,但為了防疫抗疫,為了社會和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每個人都必須這樣做,都需要為了公共福利讓渡一定的隱私——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這樣做,只不過你出門恐怕就非常不方便了。我們說,消費習慣是可以“養成”的,對個人數字隱私的“讓渡”,也是可以習慣的、可以“養成”的。可以說這是一種溫水煮青蛙。正如我之前說的,二十年前,人們對網頁論壇實名制都感到抵觸。現在對各種實名制是習以為常——并不只是沒有選擇,而是心理上的適應。
三是人們終于能夠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將 讓渡個人(數字)隱私 與 獲得公共安全/福利 這個因果關系建立起來了。
過去二十年年,中國社會的犯罪率持續下降。2020年的全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里,曾經介紹了1999-2019年二十年間中國刑事案件變化的趨勢:1999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嚴重暴力犯罪從16.2萬人降至6萬人,年均下降4.8%;與此同時,在這個變小的基數里,判處三年以上刑法的占比由45.4%降至21.3%。犯罪的“結構”與“態勢”發生重大變化:“醉駕”取代盜竊成為刑事追訴第一犯罪;其次,主要的犯罪是擾亂市場秩序、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侵犯知識產權等。這些經濟類犯罪刑事追訴的增加不僅代表這樣的犯罪經濟行為增加了(回想一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這種銷售偽劣產品、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會有多少)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核心是,嚴重暴力犯罪——暴力傷害、侵害人身、搶劫、強奸等——及重刑率不斷下降:2019年,嚴重暴力犯罪僅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這反映了中國社會治安形勢不斷變好,暴力犯罪離我們越來越遠。
我手邊沒有數據,但相信,過去五年(2015年以來),伴隨實名制的全面推廣及數字基礎設施的全面升級,中國的重罪犯罪率在加速下降。
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安全的國家。這一點,對于在“溫水煮青蛙”環境里生活的國人來說恐怕不容易體會,覺得一切理所當然。他們只有出國旅行,遭遇了犯罪,反過來才會覺得中國很安全。反倒是現在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深有體會——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會感嘆中國大城市如何如何安全,犯罪率如何如何低(配以許多具體的場景,譬如一個人深夜在城市中心區街頭行走,完全不覺得會有安全問題)。這在西方大都市和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
對于一個守法公民,可能沒事不會去思考犯罪的問題。但如果你換位思考,假設你是一個犯罪者,希望偷竊、搶劫或從事其他暴力行為,你最不希望在哪個國家犯罪?顯然是中國啊。天網恢恢其實是數網恢恢。按中國目前的數字化程度,作為犯罪者是無處藏身的——你幾秒鐘就會被識別,幾分鐘就可以被抓住。中國的數字基礎設施及數字化治理對犯罪者來說就是噩夢。
數字基礎設施及數字化治理對降低犯罪率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沒有一個在短期內發生的事件,幫你有效地把 因 和 果 “串”起來,你可能對此沒有感覺。
2020年中國的防疫抗疫就起到了這么一個作用——人們可以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很直觀地觀察到,自己“投入”的數據及數字隱私 與 公共安全與公共福利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因為我貢獻了、我投入了,所以大家都安全了。
所以,當一個公共場所要求我掃健康碼時,我會毫不猶豫地掏出手機掃碼。我認為,我的行為是對公共福利、公共安全作出貢獻。
人們看到,這個“讓渡隱私”行為的本質,是把自己的有限的隱私以數據化的形式“貢獻”、“投資”給一個公共數據池;這種公共數據最終會由公權力掌握,但公權力本質上是為社會服務的,它會負責將這個數據池轉化成一種造福社會,為人們提供公共安全與福祉的公共產品與工具。社會的每個成員最終都能從中受益。
四是人們越來越能從正向角度看待數字化治理及自己的隱私讓渡。
疫情使得人們把讓渡隱私及公共福利之間的“因果聯系”建立起來了,這時人們會發現,數字化治理果然有道理啊。確實是有好處啊。都感受到了。而且不但能夠防疫,還能防賊嘛;不但能夠幫助公共衛生,還能幫助公共治安。多多采用這樣的手段,社會不就更安全了么!
而且,公權力與社會/企業/個人其實已經建立了一個邊界:即前者不會無節制地使用這些數據信息。同時,后者也已相信前者不會濫用這些數據信息。
這一條非常重要。這與《1984》描述的萬能的“老大哥”完全不同。老大哥沒事成天盯著你。蛛絲馬跡的問題就要抓住你,處理你。你的每一個與體制不符的微小行為都會給你帶來實質的危險。
這種集權體制的想象使得人們對 公權力+數字化治理 非常恐懼。
但實際情況據此相差甚遠:只要你不違法,并沒有人關心你。
甚至說,即便你技術上違法了,只要沒有引起關注,只要沒有形成一個案子,也不會有什么后果。你讓渡的數據隱私不會直接讓你陷入麻煩。
這一條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數據是一種權力。公權力對此可以有所用,但更重要的是有所不用。
在中國,人們相信讓渡數據總體而言是“安全”的,因為公權力“抓大放小”,能夠容忍社會的復雜性及灰色區間,對權力“有所不用”。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下經濟”——那些不被官方認可的、處在法律“灰色區間”的經濟行為((各種地下經濟可以對號入座,從夜總會陪酒到線下教育培訓),是否可以采用支付寶/微信支付?這種數據留痕的支付是否會讓自己陷入危險?我了解的是,在支付寶/微信支付普及的初期。很多領域還是用現金交易的。但到了后來,人們覺得確實不會有什么事情,沒人有時間“監控”你搭理你,只要線下不出問題就不會出問題。在信任感、安全感建立后,線下的地下經濟也數字化,人們大規模使用手機支付。
所以,現在我們很難看到懷揣大量現金的人了。十年前,懷揣大量現金說明他要與地下經濟做交易。在今天,他也會選擇支付寶/微信支付。這背后,是對公權力邊界和底線的把握,也是對公權力的某種信任。
西方人可能永遠無法理解這一點。
(題外話,現在最需要現金的場景,恐怕還是過年給親友的紅包。此外,我以前在微博里寫過,美國不容易普及網絡支付的一個看似不太相關但頗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強的“小費文化”,隨時都需要支付小費,并且支付數量可以根據手中的零錢有所調整。手機/數據化支付和消費文化是有很大的水土不服的)
五是思維的邁進與“新共識”的形成
經疫情一役,國人會認為,讓渡部分的數據隱私看來是必要的;政府認為,收集數據進行數字化治理看來是必要的。雙方在公權力/公域與私域的邊界問題上達成了某種新的共識。
人們會更加了解數據,更加習慣于數據手段,更加接受讓渡數據隱私,并且意識到讓渡個人隱私能夠為社會及自己帶來好處;
公權力/政府也會發現數據是社會治理極為重要的手段,只有掌握更多的數據,才能更好的了解社會、服務社會。
把 私域隱私/私域數據的保護 及 公權力/公域/數字化公共治理 看作天平的兩邊,天平更多的倒向了公權力/公域/數字化公共治理一方。
(當然了,插播一句,私域隱私不是無限的,是有邊界的。譬如舉個形象的例子,你入住酒店以及在酒店公共空間內的活動屬于公域;你在酒店房間內的物理活動則屬于私域。也正由于有邊界的存在,所以人們才會愿意讓渡隱私)。
我以為,這種新的公域私域關系是疫情之后的中國新共識。也是中國既有模式的更進一步。
六是在公共治理、反恐及氣候變化等議題里新的應用。
1、智慧城市、智慧社區與物業
2016年初,相關部委還出文,要求打開小區,拆除圍墻。要求“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這一事件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我當時也十分關注。
經過2020年的防疫,政府不僅僅發現了數據手段的重要性,還發現社區及資產物業管理在基層/網格化管理中的重要性。防疫抗疫的最后抓手就是物業。所以,有了2021年初住建部等十部委聯合發通知支持住宅物業(2021年1月5日十部委印發的 《關于加強和改進住宅物業管理工作的通知》)。如此強力支持一個行業是非常罕見的,凸顯了物業在政府心目中的重要性。沒有疫情,很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認識。
而物業又是政府推動數字化治理的最大抓手——只要通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升級(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就可以在第一線掌握各個社區、物理資產、空間、機構、人群的數據,作為公共治理的手段。這就是未來/智慧城市、未來/智慧社區的精髓。
在2020年疫情之后,加速變為中國城市與社區公共治理的重點。
我了解到國內多個城市在大力推動相關的工作,通常都與當地的物業企業合作,由物業企業進行技術投資,抓取數據,提供給政府,政府會予以一定的財政補貼或其他的政策支持。
結果是什么?政府將在未來幾年內掌握絕大多數社區、辦公單位及公共空間的基礎數據,并能夠與其他數據匯合。
政府掌握數據的目的是提升治理,更好的服務公眾。
當然也制造了一種所謂的dilemma:政府獲得數據是為了自己(公權力的無限擴大),還是為了社會/公眾?美國人會選擇相信前者(政府為了自己),而許多中國人會選擇相信后者(政府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更好的服務社會)。
這是中西的差別。美國永遠不會走到中國這一步。
2、反恐
這是關于新疆問題的。激進化的人士在經過教育、培訓后如何重回社會?如何避免他們再激進化,制造恐怖主義/暴力事件?如何避免他們成為傳播激進化的種子?
我相信政府一定在做很多幫助他們適應社會的方式。譬如各種職業及專業技能培訓;后續安排他們去某些行業/企業工作,讓他們發現一個安全穩定的致富路徑。精準扶貧里積累的各種經驗都可以用過來。
但經濟只是一部分的。人畢竟有思想和意識,有價值觀,不能簡單地通過職業和收入來改變。對這些人群肯定得有監控。
這時中國的數據基礎設施就可以用上了。到處都對這些人群采用實名認證、人臉識別(及其他可能的生物信息認證,譬如指紋)。設想一下,就和我們在疫情期間每天出入各種場所都要掃健康碼一樣,要求他們不斷地掃碼,以數據形式匯報自己的行程。
行程看似基本,但如果覆蓋每一個物理場所和網店的話,就非常有意義了。我們可以知道每一個人/每一群人每天去了什么地方,呆了多少時間,有什么樣的規律。有了數據我們就可以分析出來。
這只是最基本的、再加上無數其他的數據。
未來對激進人士的模式一定是,強迫要求他們放棄更多的(數字)隱私(肯定會大大多于防疫所需的信息),對他們實現數據層面的監控,藉此保障公共安全。
如果他們能夠長期合規(長期“綠碼”),估計也會“升級”,不再需要提供那么多的信息。
這還是個人隱私與公權力的關系與邊界問題。在新疆激進分子人群中,這個天平將更多地倒向公權力。
對這種形式,西方人無法理解,更無法接受,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并不重要——這就是我們的治理模式。
3、“碳中和”、綠色生活及個人的綠色數據
數字化治理能不能與碳中和的目標結合?
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環境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它比中國和美國的競爭博弈,美國的左右政治“內斗”及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文化之間的沖突博弈都要重大得多。氣候問題才涉及人類的生存問題。
一定的家長主義/權威主義政治下的數字化治理能不能幫助、促進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我以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相比在內斗中內爆的美國,中國更容易建立一個綠色的國民共識,推動全民為“碳中和”及阻止氣候變化做出努力。
數字化基礎設施與手段有可能發揮巨大的作用。
每個人的碳排放/碳足跡(以及更多的數據,例如水足跡)其實都記錄在每個人吃喝住行上——從購物消費(買什么東西,以什么形式配送)、飲食(吃什么東西,以什么形式配送)、出行(去哪里,搭乘什么工具,住什么地方),到生活耗能(電、燃氣、水……)。每個人對減少碳排放及碳截存所做的努力也都可以用數據化形式記錄。
推動“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可能是數據。以海量化的碳數據去呈現及還原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知道我們對大自然的影響。
到了某一天,氣候變化已經發展到危及人類和自然界延續的地步并被廣泛認識,如果有哪一個國家可能率先推出“碳信用評級”(類似于螞蟻的“芝麻信用”),以數據形式量化評估一個個體對世界的碳影響——這樣的事情只可能發生在中國。
數字化治理可能是幫助解決全球終極危機——氣候變化——的關鍵手段。而縱觀全球,誰能提出解決方案?恐怕只有中國——這個團結、集體主義、擁有數據基礎設施及數字化治理制度文化、關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度。
我相信,中國會在氣候變化及環境保護問題中成為全球的中流砥柱——這些都將依托中國極為獨特的治理模式。
(未完待續。下一文我們將討論更加抽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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