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被罰,背后是中國兩千年不變的國策!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01
阿里巴巴因為壟斷行為,被罰款182.28億元,國內輿論場已經發酵兩天,基本是點贊行為居多。
從數字來看,這份罰單的確很大。
但是由于阿里家大業大,以后還有價值,再加上“百萬漕工衣食所系”,182.28億的罰單談不上傷筋動骨,完全可以理解為警告。
這也是我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優良傳統。
要是按照中國“重農抑商”的基因,已經壟斷市場的阿里巴巴,即便拆分成幾十家公司也是正常操作,一點都不過分。
關于這件事,網上已經說的很多了,我就從“重農抑商”的角度聊聊。
02
先來說重農。
毛主席在詩里寫過:百代皆行秦政法,就是說中國的政治基因,都是來自兩千多年前的秦國。而秦國崛起又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從商鞅變法里找原因。
商鞅變法的核心之一,便是重農抑商。
商鞅的原話是:“國所以興者,農戰也。”
倒不是商鞅有意貶低商業,而是因為古代中國沒有工業和制造業,唯獨農業是生產項目,商業除了倒賣農產品賺取利潤以外,并不能給國家生產任何東西。
換句話說,商鞅的重農抑商是保護生產項目,打擊不從事生產專門食利的行業。
這也是重農抑商的本質。
所以商鞅給了農民很多優惠政策,比如“力本業耕織至粟帛多者,復其身”、“使民以粟出官爵”等等。
什么意思呢?
這些政策的意思就是,農民開墾荒田多導致產出糧食多,可以免稅或者免除徭役,如果糧食多的吃不完,還能賣給國家換官職爵位。
只要努力勞動生產,就有這么多好處,誰不是搶著干?
所以秦國的農業生產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到了秦始皇時期,秦國境內到處是萬石糧倉,甚至在咸陽有一座囤糧十萬石的糧倉,由此可見秦國的生產力多么發達。
幾十年后的司馬遷都說了,秦富天下十倍。
這一切成績,都是商鞅重視農業保護生產的結果,如果不在政策上傾向于生產性質的農業,而是任由農民跑去倒賣商品,秦國怎么可能富裕。
畢竟商業的本質不是生產,而是流通。你都沒有生產的東西,能流通什么?
而重農和國家財政強相關。
因為農業是有固定生產資料的,也就是在固定的土地上勞動,而土地歸國家管理,在沒有權貴大地主的時候,國家可以直接下來收稅,非常方便。
即便農民不想交稅,又能跑到哪里去?
生產資料在這里,跑了和尚跑不了廟。
商人就不一樣了,他們沒有固定的生產資料,對國家不滿意的話,收拾家當就跑到其他國家去了,秦國還能跨國執法不成?
資本沒有祖國,說的就是沒有固定生產資料的資本,逃離非常容易,無非是換個總部的事,能費多大勁。
既然資本可以隨時逃離秦國,那秦國的財政收入怎么保證?
把國家的財政收入,寄托在虛無縹緲的人性上,相信資本家是愛國的,那才是真的傻缺了。
當然很多資本家是愛國的,但國家不能寄希望于人性,而是必須有強硬的反制措施,讓資本家不得不愛國,才是一條正路。
這也是商鞅重農的邏輯。
然后再來說抑商。
前些年有一種說法,中國幾千年重農抑商,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古代政治家純粹腦子瓦特了。
其實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重農是肯定的,抑商卻不是徹底打擊商人,不允許存在任何商業活動。事實上,商業做為人類的正常行為,根本不可能徹底禁止。
因為中國的國土面積非常廣大,每個地方都有固定的產品,比如四川產竹子、山西出小米、河北有好馬等等。但是每個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一輩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四川軍隊需要馬匹,河北和山西有時候也需要竹子,對吧。
這也從側面證明,市場是一定存在的。
那么負責貨物交流的人,就是商人。哪怕商鞅變法是重農抑商,也必須保證商品流通啊,要不然整個國家就垮了。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說,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而且商鞅自己都說了:“農、官、商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
也就是說,農民負責種田,商人負責流通商品,政府負責管理農商。
商鞅是冷酷的政治家,不是精分,到底該如何治理國家,商鞅門清。
所以抑商不是徹底禁止商業,而是把不事生產的商業資本,壓縮到可控的范圍內,只要能做到商品流通就行,不至于商業資本坐大以后,和政府分庭抗禮。
抑商的本質就是抓大放小。
那些富可敵國的豪商,一定要用行政力量打下去,或者拆分成零散的小型商業資本。
至于原本就是小商,風吹日曬賺些辛苦錢的,國家完全可以高抬貴手放一馬,甚至在國家急需用錢和物資的時候,還能順手扶持一把。
這些容易控制又能辦實事的小商人,才是國家的心頭好。
這是抑商的邏輯。
03
自從商鞅確定重農抑商的原則之后,重農抑商就成為中國的固定國策,經過兩千多年的延續,已經是刻在骨子里的東西了。
中國歷代政治家都是人精,當然明白重農抑商對于國家來說,是一項非常好的政策。
重農自然不必說,民以食為天嘛,沒有了農業,萬事都要抓瞎。
而抑豪商,除了不事生產以外,其背后主要有這么幾個原因。
其一是豪商和國家爭奪勞動力。
古代中國的勞動力主要是農民,他們負責國家唯一的生產項目,可以說農民的數量,是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的根本。
當豪商不用辛苦勞動,就能發家致富花天酒地的時候,自然給從事生產的農民造成榜樣:
“這哥們耍耍嘴皮子,就能賺到我八輩子都賺不到的錢,不公平啊,干脆我也不種地,做生意去。”
當然,豪商能做大做強,有很多原因,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農民扔下鋤頭去做生意,未必能有什么成就。
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不種地了,學習豪商去做生意,那么田地荒蕪是必然的結果。
這樣一來,國家直接掌控的人口便少了,以農業稅為主的財政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整個國家生產的東西少了。
越來越多的人不從事生產,說明物質財富總量沒有增長,而不從事生產、專門左手倒右手的豪商卻越賺越多,意味著豪商完成了財富轉移,導致國家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
每個精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國家就要亂了。
這種事國家能忍?
貧富分化又直接引出國家抑豪商的第二個原因——盤剝小民轉嫁矛盾。
一旦豪商坐大,賬戶里有了海量的資金,當時又沒有可以持續擴大生產的工業,唯一的流向只能是兼并土地,把資本鎖死在土地上。
于是占田幾萬甚至幾十萬畝的商業地主,在全國遍地開花。他們在商業的細分領域壟斷之后,又不自覺地聯合起來,壟斷了國家的土地資源。
從此以后,豪商們便成了坐地虎。
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抬高田租,而不必擔心佃戶不租了,畢竟全國到處都是大地主,你還能跑到哪里去?在哪里都一樣嘛。
佃戶也沒辦法,只能忍受著高田租,辛苦工作一整年,不僅沒掙到什么錢,反而要倒貼豪商一大筆,這日子就沒法過了。
這些佃戶的典型代表就是楊白勞同志。
而且豪商們在商業領域,也可以利用優勢地位,盤剝下游的小商人,比如壓低收貨價格、壟斷原材料提高成本之類的,總之就是兩頭吃。不僅要賺成本的錢,還要賺倒賣的錢。
最終吃虧的,就是國家甚為倚重的小商人。
齊國的管仲把這種事叫做一國兩君,意思就是小民要給國家交稅服役,還得再受一次豪商的盤剝,你體會一下這里邊的意思。
當佃戶和小商吃虧之后,雖然也在背后罵豪商不做人事,但是在潛意識里,最怨恨的還是國家。
因為中國是大一統國家,政府是中央集權政府,收稅、打仗和制定法律的事情都包了,出了這種豪商欺負人的事,憑什么不管?
結果就是豪商得到全部利益,造成的所有傷害由國家來背鍋。
那國家也要說了,憑啥?
豪商敢殺人,我就敢誅心。

而在貧富分化和轉嫁矛盾以后,豪商會形成新的權力中心,這也是國家抑豪商的第三個原因。
因為在這個時候,農民和小商對國家非常不滿意,把一腔怨氣都撒在國家頭上,要么盼著改朝換代,要么想著新君登基大赦天下,要么就希望有青天大老爺出來拯救黎民。
總而言之,民心思變。
而那些遍布全國的豪商們,便和官僚、貴族勾結在一起,組成國家體制外的新權力中心,并且利用手里的資源進行投機活動。
誰讓豪商們有錢呢,做什么事情都少不了錢袋子的支持啊。
于是生猛如呂不韋,直接投資了秦國公子異人,用錢開路,幫他成為秦國太子安國君的嫡子。等異人登上秦王寶座以后,呂不韋一步登天,做到秦國丞相。
如果不是禮樂崩壞的戰國亂世,呂不韋這樣的人,怎么可能做丞相,做夢去吧。
到了漢末劉備起兵的時候,馬上得到中山豪商張世平、蘇雙投資的千金和寶馬,入主徐州以后,得到徐州豪商糜氏家族的投資,并且迎娶了糜家的女兒做夫人,完成利益捆綁。
這只是中國古代的官商權力勾結。
現代的美國更騷氣,那些大公司的總裁和董事,咣的一下就被總統提名為部長了,部長退休以后,嗖的一下就去公司做董事掙高薪了,政商轉型太容易了。
所以當豪商和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貧富分化只會更嚴重,轉移矛盾只會更隱蔽,最終就是豪商掏空國家,人民和國家一起墮入萬丈深淵。
你說,豪商能不抑嘛。
最關鍵的是,豪商賺錢的市場,原本就是國家的。
要知道,形成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海量的人口、暢通的運輸道路、完善的基層建設、高效率的政府、以及太平的國家環境。
缺少任何一個,市場就建立不起來。
正是國家年復一年的投入資金和人力,才逐漸搭建起市場的架子,讓商人在這個市場里互通有無,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現在豪商壟斷了市場,雖然也會給國家上交賦稅,但是和利潤相比,賦稅只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大部分錢都進了豪商的私人賬戶。
那么國家就要想了:
“你們拿兩百萬,朕分一百萬,還要朕感謝你們嗎?鄢懋卿,冒青煙。”
這是國家的初衷嗎?
當然不是,自己搭建起來的市場卻不能掙大錢,換做你站在國家的位置,怎么可能甘心?
這也是國家抑豪商的第四個原因:豪商和國家爭奪市場。
于是國家就成立國有企業,親自和豪商們爭奪市場。此外還要規定商人不能穿綾羅綢緞,并且在意識形態上貶低商人的人格。
國有企業的商人,不是真的商人,那是官員。
只有私人性質的豪商,才是“重農抑商”里的商。
畢竟國家企業在市場里賺的錢,都是屬于國家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僅可以繼續投資基礎建設,擴大市場規模,還能打造軍備保家衛國。
這種事,豪商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自漢朝起,鹽鐵官營便成為國家的主流政策,雖然偶爾要廢掉官營讓利于民,但每到國家財政緊張的時候,成立國企壟斷市場,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這些利潤歸于國家的國企,才是國家的親兒子。
04
“重農抑商”的國策,至今已有兩千多年,對于中國的長治久安,其實是有大功的。
有了這項國策,每個王朝基本能有300年的壽命,要是沒有的話,估計連100年的大限都扛不過去。
那些帝王將相都明白一個道理,穩定壓倒一切。
只有國家重視生產積累,才能不斷向前走,什么時候以食利為生,就會制造一個巨大的泡沫,遲早把國家和人民都給吞沒了。
可惜兩千年來,無數豪商不懂這個道理,前赴后繼的走上斷頭臺,迎來家破人亡的結局。
后來的豪商依然不吸取教訓,繼續在這條路上狂奔,直到斷頭鍘到了脖子上,才悔之晚矣。
正所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現在來看阿里的事。
“重農抑商”這項國策的雷,阿里幾乎都踩到了。
阿里是不事生產的巨無霸壟斷企業,沒錯吧?
那么站在國家的角度上看,企業大到不受控制就是原罪,因為它已經用資本和資源,在體制外形成一個權力中心,在我們這種中央集權國家,這是本不應該出現的。
國家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國企才能給國家遮風擋雨。
阿里處于這樣的位置上,馬云尚且不自知,去年在上海炮轟國家管的太嚴,前幾年和林鄭月娥抱怨杭州沒有“一國兩制”政策,這不是老壽星吃砒霜么。
而且他們在完成財富轉移之后,用“二選一”嚴重傷害了小商的利益,螞蟻沒有科技創新,也不從事生產,卻薅了幾年羊毛,損害的是“農(白領+萬千家庭+實體制造)”的利益。
這些小商和小農的利益受損,你說他們是罵馬云呢,還是埋怨國家分配不公平?
現在到了二選一的時候,國家必然是保小農和小商,處罰阿里。
即便阿里把雷都給踩到了,也只罰了182.28億,沒有拆分成幾十家公司,其他業務不受影響,馬云也沒有缺胳膊短腿。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還是我黨厚道啊。
馬云喊了幾年的福報,終于等來了大福報,也算求仁得任,求錘得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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