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大病,中國會步后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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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
近日,日本宣布將向大海傾倒核廢水,舉世震驚。
資源貧乏導致日本不可不依靠核工業,而國土狹小,地震頻繁,則使日本戰略騰挪空間有限。
認識一個熟悉又陌生的鄰居,有重大借鑒意義。
新加坡領袖李光耀表示,“日本是一個由日本人聚集的"均質社會",缺少開放性,新加坡應該以日本為“反面教材”,以增加國家的開放度。
事實上,日本社會面臨著三大困境,能否走出困境,應對挑戰,將關系日本未來百年國運。
三大日本病,很不幸,中國逐步都染上了,如何破解?
(1)門閥存在扼殺日本活力
某種意義上說,日本門閥的存在,乃是先天遺傳。
從日本現代化肇始的明治維新時期算起,門閥就普遍存在。甚至明治維新諸杰,本身就出身豪族,并且在明治維新之后,成為新時代的豪族。如維新時期的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在其身后,都形成了豪族,甚至大久保利通的后裔,亦成為后來的麻生首相。
目前,日本不僅存在小泉,安倍,麻生,鳩山等四大“首相世家”,其他議員世家,更是遍布日本,自民黨的300余名議員中,屬于“直系世襲”的達到100多人,占了三分之一。而且這三分之一“世襲”議員囊括了自民黨大部分最重要的高層職位。如果不算直系,各種親屬連帶,更是比比皆是。日本戰后的首相,基本都出自這些議員世家,來自平民階層,依靠一代人個人奮斗而登頂者,非常罕見。縱使以改革著稱的小泉純一郎和鳩山由紀夫,竟然也是有深厚的家族背景。
日本雖然大致接受了現代民主制度,但是,其殘存的社會土壤,使家族世襲流行。
在經濟領域,由于財產私有,財富的世襲,本來就合法。日本的私人企業興盛,而且,與美國不同,美國的大企業,最后一般通過上市,成為公眾公司,而且創始家族,股權日益分散,日本則是大家族牢牢控股,家族占股很大,最后,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財閥。
比如,豐田汽車,從其創始人至豐田佐吉到豐田章男,已歷四世傳承,代代掌門人,都是豐田家族的人,而歐美很多公司,創始人家族往往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退出經營。而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財閥,更是依靠家族影響力,經營日本支柱產業,雖然經歷過美國在二戰后的抑制財閥的打擊,但是,仍然很快恢復元氣。
在一些支柱產業,受到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這些行業的經營者,非豪族不可。只有豪族,才有巨大的影響,得到關照,亦只有豪族,才有力量獨立經營這些行業。如三菱的海運,重工與軍事聯系緊密,而住友的銅業,在很多國家,亦需特批。
在政治領域,雖然日本實行競選制度,但是,政治世家卻常常出現。日本的選舉制度和選區規劃,有利于家族政治世襲。日本的議員選區,是按照選區議員名額的多少,按得票多少依次排列,先者當選。而日本的選區劃分,幾十年來沒有變化,很適合政治人物經營地方勢力。
很多政治世家通過長期經營和投資,在固定地區形成別人無法抗衡的勢力范圍,間接實現操縱選舉。家族領袖在位時,常安插家族力量,成為自己政治盟友的秘書,助手等角色,積累影響力和人脈。當家族的領袖年邁退休時,選區就會被作為政治遺產傳給后代。于是,無論其后代才德如何,都可以順利進入執掌日本國政的國會,成為“二世”,“三世”議員。甚至進位大臣,首相。
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傳統,本來就強調議員的貴族血統,后來,在美國主導的憲政改革中,議員出身被打破,競選制貌似給予了大眾公平機會,但是,在現實中,門閥政治卻一直相當深刻的影響。
門閥政治最后,往往造成一黨獨大,而且出現種種暗箱操作,而這種小范圍的政治,亦使這個政黨政治出現保守、狹隘的傾向。出現老人政治,侏儒政治就在所難免。
同時,門閥的存在,擠壓了一般民眾的生存空間。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會》。不幸在日本逐步成為現實。在經濟領域的貧富分化,在政治領域的話語權不對等,都將戕害日本社會,窒息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警示中國:中國也需警惕政商門閥。
摧毀特權階層,摧毀逐步固化的階層結構,否則天下難安,萬民不服。
(2)“少子化”葬送日本未來
日俄戰爭,日美戰爭,日中戰爭等,日本與這些大國的交鋒,從來都沒有亡國危險,但是,未來日本,卻逐步走向自毀之路。
據日本官方估算,全國未滿15歲的兒童,不足1700萬,為1950年以來的最低。從1982年起,日本的兒童人口,已經連續30年減少。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如果“少子化”現象繼續發展下去,至2050年日本人口將減少到1億,2100年則將減少至6400萬。
日本政府一項新調查顯示,日本要維持良好的社會結構,最理想的狀況是每對夫婦誕下2.48名孩子,但在2008年,每對夫婦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7這樣的極低水平。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經濟的停滯,社會壓力的加劇,具有生育能力的青年人口,卻出現了嚴重的生育意愿下降。首先是結婚年齡越來越遲,2007年日本平均結婚年齡為男性30.1歲,女性28.3歲,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后,日本的未婚率不斷攀升。據NHK報道,日本社會當前有71%的適齡男性未婚,25到29歲的女性有60%未婚,30歲到34歲的女性中有近一半未婚。
日本在戰后和70年代分別出現過出生高峰,日本的二次崛起,某種意義上正是得益于戰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日本從60年代起飛,而當時,第一次生育高峰所造就的人口,基本成長為青壯勞動力,龐大的青年人口,所造就的消費能力,創造能力,無與倫比。
在日本在90年代開始的經濟衰退,神話的破滅,雖然導火索的廣場協議,但是,其病根,卻在于畸形的社會結構。由于青年人口的缺少,日本已經逐步失去了創新能力,本土消費能力亦開始萎縮。而所謂的“銀發經濟”更多是一種消耗型而非生產型經濟,是一種“負能量”。
而日本長期的老人政治,世家政治的存在,本來是在憲政改革之后,可以逐步改善,但是,日本卻長期改革無力,其根本原因,亦在于青年缺少。
百年前,中國學者梁啟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國說》中,即將以青年人為主體的社會,與以老年人為主體的社會作了詳盡的對比,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必然在心理上總體趨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氣,整個國家變成孬種之國,缺乏血性。同時,老化的人口,亦由于精力的限制,亦出現智慧退化,則整個民族,智慧與勇氣俱亡,變為毫無希望的死亡之國。舉國為少年,則國家前途無量,舉國為老人,則衰亡可待。
無論哪國改革,青年人的動力與激情,皆為必然。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諸國,青年人口占比都達到了70%,而日本的鄰國中國,30年前的改革開放,亦由于良好的人口結構所推動。80年代,中國的主流人口,主要是青年,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在中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為青年人尋找出路的共識,成為中國推動改革開放的巨手。
目前,類似中國改革的這種動力,在日本已經消失。由此,代表青年勢力的鳩山由紀夫縱使一時崛起,但日本的主流社會并不為青年人所把持,鳩山改革很快被絞殺,難成大器。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日本社會的排外,在本國人口萎縮的情況下,不能大規模開放移民,特別是亞洲青年移民。李光耀批判日本的開放度低,并非虛言。
未來,日本需要加大文化的包容性,徹底開放亞非移民,吸引中國,朝鮮,越南,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亞洲人口大國的青年進入日本。
數年前,本人曾應三菱銀行的邀請,參加一次關于日本養老問題的座談,主講是日本新銳青年學者金堀徹,據了解,日本的醫務護理人員奇缺,本國青年嫌工資低不愿意干,但是日本的所謂“低收入”,絕對是亞洲多數國家青年的高收入。會上,本人曾建議,日本未來應加大引進亞洲移民力度,吸引1000萬左右青年。當下,日本國內對于移民問題,比之中國,更缺少緊迫感。
警示中國:中國老化病更嚴重。如何創新?
需要兩大突破,一個是挖掘潛力,加大教育投資,提從人口質量上做文章。二是開拓更廣泛的國際生存空間,未來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多鼓勵青年人海外闖蕩,海外繁殖。三是開放移民,尤其是開放女性移民進入中國,緩解中國光棍危機。
(3)脫亞入歐?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幾次地震,日本缺乏戰略騰挪空間的弊端,顯露無疑。
作為經濟大國,日本和德國,是核能利用最充分的國家,亦反應了兩國的經濟總量,與資源擁有之間的反差巨大。某種意義上說,發展核電,是避免過度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必然選擇,亦是日本的悲哀與無奈。
而在地震將使日本沉沒的傳言之下,日本人未來大規模遷移到哪里,亦成為廣泛的猜想。由此,日本人的領土危機,亦比從前更為急迫。
回歸小國,保持強國,或可是日本未來宿命。
日本崛起為亞洲乃至世界強國,乃是在亞洲引領現代化的先聲,獲得了相對亞洲諸國的制度優勢。但是,這種優勢不可能永久。隨著亞洲國家現代化的推進,日本的領先優勢,將會逐步消解。
2010年,日本GDP降落到全球第三,而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有預測稱,到2025年,、印度的GDP將占全球的10%。而屆時,日本的這一比率只有5%。這一數據,基本與亞洲受到西方沖擊前夕一致。也就是說,當亞洲諸國,尤其是亞洲大國也同步完成現代化之后,日本的制度優勢將蕩然無存。
由此,日本立國百年以來的根基,亦將被動搖。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脫亞入歐的國策,并且,這種脫亞入歐的思維,與日本殘存的封建遺毒結合,最后變成了一種畸形的發展戰略,即在完成自身對于歐美的學習后,將自己獨立于亞洲之外,然后,以歐美的眼光,來看待亞洲同伴。但是,日本對于亞洲的破壞作用,更甚于歐美,歐美是在亞洲殖民,然后希望同化其殖民區,而日本,則是對亞洲赤裸掠奪。日本在二戰前,長期對于亞洲實行領土競爭戰略,迷戀武力征服。先后對朝鮮,中國和東南亞諸國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由此本身走向了崩潰的邊緣,亦無益于亞洲。脫亞入歐,由此成為半瓢水。
在二戰之后,日本在美國幫助下,實現了文化,社會制度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的日本,在亞洲推行的是財富競爭戰略,意外的是,這種戰略,使日本與亞洲獲得了雙贏。日本獲得了亞洲的市場和資源,其第一大市場,即是中國,第一大資源來源國,則是印度尼西亞。
在此情況下,日本的脫亞入歐,亦發生了動搖。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地已經日益趨同,包括日本,本身已經在某些領域,與歐美趨同。日本在成為西方8國集團之后,其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政治制度,已經基本固定,而在經濟領域,歐美已經不是日本的朋友,而是競爭對手了,特別是在高端產業領域,日本與美國,德國幾乎是平行發展,在汽車領域,日本更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而亞洲諸國,亦在完成民族革命之后,逐步與現代制度接軌,日本與亞洲大部分國家,亦已基本趨同。不要指望別國永遠腐敗,一旦其它亞洲國家振奮的國民,敢于起來革命,鏟除權貴,鏟除專制,國家走向正軌之后,日本制度方面的比較優勢將不再存在。
目前,亞洲勢頭正猛的國家,是中國,印度,越南,日本已經完成了其崛起歷程,對于這些國家的高速時代,只能羨慕,不能仿效。而日本的未來,也在于與這些亞洲國家綁定:在他們的崛起過程中,利用日本目前尚有的優勢,進行互補,最后實現共生。
日本百年前提倡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在未來將以另一種模式實現。這種模式,甚至不同于目前亞洲的雁陣模式,而是多頭競爭,多級發動。日本,注定未來要泯然眾人。
這種落差,是未來數十年內,日本必須接受的現實。
二百年一個輪回,脫歐入亞,回歸亞洲,或者是日本未來一百年的理性戰略選擇。
警示中國:如何保持國家改革與更新能力。
中國兩大挑戰:
一,后來者的挑戰。未來印度,越南等國崛起,將挑戰中國的地位,尤其是在制造業領域,中國將面臨兩線作戰,中國將如何應對后來者的競爭?
二,文化與文明革新的挑戰,土耳其通過脫亞入歐,徹底拋棄傳統,實現了文化大革新,作為東亞儒家傳統大帝國的后裔,中國未來文化大革新怎么搞?如何從文化革新,走向制度革新?
小結:
中日一衣帶水,很多地方非常相似。日本的三大問題中,尤其是階層固化與門閥制度,人口老化與青年缺少等兩大病癥,中國更嚴重。日本的興衰,對于中國啟示巨大,不可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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