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兩個時期的科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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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在開科技大會，看了標題，沒有點開看正文。
會振奮人心，會令人激動，會鼓舞到全國人民，一年一度。
觀察國外，美國，歐洲，俄羅斯，日韓，等，似乎都沒有這樣的年度大會。
回看新中國前幾十年，也沒有這樣的年度例會。
從科學規律及國內外經驗看，開會可能并不是成果的決定因素，“春天”也未必能從紙上走向現實，院士數的多少未必就能突顯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
古往今來，治世最忌“刑濫而賜無節”，當賜得賜，賜而無節，必致貪賜而務虛。
袁先生突然走了，雜交稻還在，我們不妨以“雜交稻”為案例來分析一下新中國前后兩個時期中國科研體制的異同。
★論文與科研
袁隆平在發表那篇雄性不育論文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名在偏僻中專學校安江農校任教的普通教員，在發文時并沒有獲得真正的科研立項，純屬個人科研興趣，他的論文能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本身就說明那個時代的科研思維非常務實，科研期刊亦如此。
放在今天，袁先生的論文恐怕可能在編輯手上就被扔了。《科學通報》英文版無論如何比現在的大學學報等級要高，就拿一般985大學的學報要求來講，不是一本以上學校的教師，沒有一定級別的項目支撐，你的論文基本上無法通過初選，人家連內容幾乎都不用看，看作者簡介就完了。更高級的期刊就更不用講了。
換句話講，袁先生是很幸運的，那是一個不嫌貧愛富的時代，那是一個不唯權威的時代，那是一個不唯帽子的時代，破除了唯上、唯書、唯權威，小教員袁隆平的科學想法才得以在期刊里延續生命。
★科研與行政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公有制管理，科研離不開行政，前后兩個時期都一樣。
但如果要細究，兩個時期的管理又有很多不同。
袁隆平，當時還不是全國知名，國家科委的領導能從期刊論文中讀出創新性實屬不易，說明管科技的官員自己懂科技，說明當年的科技期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指導并支撐決策。
近幾十年，還有省部級領導專心看科研期刊嗎？科技部又有幾位領導在看科研期刊？還有哪個領導會關心一篇論文？
當然，在唯論文的今天，領導即使有心，怕也是無力，論文已經多到成災的地步，領導想看，都不知道從何入手，永遠看不完，哪能從中刪選有用論文？舉個例子講，前些年，納米材料論文非常瘋狂，如果有人愿意把已經掛網的論文全部用Ａ４紙給打印出來，其高度應該可以與珠峰并肩。然而，這么濫的論文潮流，又產出了什么呢？
★帽子與立項
過去，科研立項主要是政府層面，也即縱向項目。近幾十年，是縱橫混合。
就目前而言，縱向項目的大頭是國自和省自，當然還有很多專項科研基金，立項總數每年都達到幾萬項。如果再加上橫向項目，年立項經費已經超兩萬億元。數額不可謂不驚人，規模不可謂不龐大。
袁隆平先生的雜交稻若放在今天，他的項目還有機會立項嗎？
我看是沒有多少機會的。大家不妨問問高校的朋友，211以下的一本高校，一年能拿幾項國自和省自？二本三本高校又能拿到幾項？專科學校能拿到一項嗎？袁老師的農校是中專，大概相當于今天的專科，頂多也就是三本。
1967年，湖南省的科研立項，就水稻研究而言，只有一個重點項目，這個重點支持就給了袁隆平老師，這個時候，他還在安江農校，還是一名極普通的老師。
按資歷，按實踐進度，都輪不到袁老師，但當時的政府就有勇氣支持創新。
論資歷，湖南當時有很多知名水稻專家，周聲漢，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院，胡仲紫，畢業于中央大學農學院，謝國蕃，畢業于金陵大學農學院，陳一吾，畢業于金陵大學農學院，他們都是湖南農學院教授或省農科院研究員，都是知名水稻專家，袁隆平老師根本就沒辦法跟他們比。
論實踐，湖南省在水稻領域已經取得的成果相當多，并且正在進入實踐研究的品種也很多，萬利燦、勝利燦、茶粘1號、南特號、農墾58、農虎6號、雷火粘、紅腳旱、番子、白米冬粘、紅米冬粘和油粘等品種，其中“矮腳南特”的最高產量曾達到800斤以上，湘矮9號的推廣面積達到1000萬畝以上。按理講，重點支助應該支持已經看到階段性成果的項目，怎么會去支持一個僅有一篇論文的項目呢？如果是北大、清華、中科大等名校的教授，憑一篇論文獲得立項也是有可能的，但袁老師的學校只是個中專啊！
放在今天，袁隆平若還在中專或大專工作，他的科研能獲得什么項目？不外乎三種情況：1，最多給你個一般性項目，讓你探索性試驗一下；2，讓袁隆平老師掛靠在某科研大腕名下，重點項目給大腕，再由大腕給袁老師一個子項目，最后的成果算在大腕頭上；3，根本就不給袁老師立項。大家想想看，會不會是這三個結果？
★國家體制與人海戰術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過雜交水稻研究過程中的國家體制作用，21個省市，103個單位，380多名專家，都集聚到湖南，現在還能辦得到嗎？
人集中還算不得什么，關鍵是，即使人員未到湖南，科研成果也能共享，貢獻最大的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和湖北幾省，只要有一點科研進展就立即報送給湖南，江西在不育系取得的成果，福建在保持系取得的成果，都在第一時間送達給湖南，讓“南優2號”順利完成。
放在今天，誰愿意這樣分享？可能的情況是：1，我的成果我做主，首先得滿足我自己先發表論文，發完論文再分享；2，我的成果為我所用，得先申請個專利，如果湖南要用也可以，得先付錢；3，干脆不跟湖南合作，在自己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另立門戶單干。大家想想看，如果是現在，跨省的科研協作會不會是這幾種結果？
現在還有沒有國家體制搞科研呢？有，主要在國防軍工和航空航天領域，但現在的國家體制是用錢在推動，用榮譽在激勵，誰參與，誰就能名利雙收。
在其它重大科研領域，采用的主要是人海戰術，不是國家體制。從人數上看，都是人多，這是相同之處。從過程看，完全不一樣，現在的人海戰術是各自為政，核心技術互不通用。比如說搞芯片，全中國各省市都在搞，但搞了幾十年，卡脖子問題仍然解決不了；又比如汽車，全國至少有二十個省市在生產汽車，引進技術也已經有三十來年，至今仍然是外國品牌的天下。
可以下結論：凡屬國家體制堅持得好一點的領域，獨立自主性都很高；凡屬搞人海戰術的科研與生產，基本上都離不開外國。
★科研投入與產出
雜交水稻的研究是大投入，從立項到推廣，政府共投入經費為280萬，換算成現在的貨幣，估計得超6個億以上。這體現出國家對袁隆平老師是多么的信任與尊重。有些人老拿文革說事，這是不對的，袁先生成名之后的牢騷話也是不對的，從文革開始到重點立項，就幾個月時間，能有什么迫害？講話要憑良心。
從產出端看，時間定在1980年，《湖南省志水稻志》第75頁的介紹就是“增產水稻40億斤，折合人民幣7億元”，換算成現在的貨幣，那至少得增收1500億元以上，再經歷后面的三十多年推廣，增收效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我們不忘記袁先生及所有雜交水稻專家的原因所在。
各自為政的搞科研有什么壞處？
上海交大的陳進教授拿了13億搞芯片，結果只產出了一片用打磨機磨去洋文的“創新成果”。每年超2萬億的科研立項，至今未看到一項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的科研成果或足以影響世界的實踐成果，投入產出嚴重不對稱。
科研不一定要求快出成果，科研需要積累，這個道理很簡單，大家都懂。但是，這不是科研經費浪費極其嚴重的合理托辭。科研上的“人海戰術”對應的是“項目撒芝麻粒”，科研本應該讓有科研能力的人去搞，現在不是這樣，是全面撒網，幻想在某個點位突顯奇跡，每年的自科基金幾萬項，每個中標者都急功近利以發論文為己任，兩萬億的人民幣換來一二十萬篇論文，確保中國論文數世界第一，兩萬億換不來一項解決卡脖子的成果。
如果湖南省當年把首個重點立項150萬元拆成十個小項目，雜交水稻是搞不出來的，因為這項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能十個項目最后都會失敗。
★科研與實踐
如果單看科研成果的結題數量，我敢非常有把握的講，中國的成果數穩居世界第一。十年前，幾乎每一個科研立項都要通過專家評審驗收，結果基本上都是“國內一流”、“世界領先”等描述，只要評審費到位，絕不會有人把你的項目給出差評。后來，評審環節省略了，結題成果都以論文或專利表征。所以，近十年，中國的專利和論文數飛速發展。
如果當年亦如今天，袁隆平老師估計也不會專心搞雜交稻，他會更多的追求論文。為什么？每一點小進展，就寫一篇論文，然后，又可以再要一次經費，成果數會持續不斷地產生。
天文數量的科研成果，地量的實際應用都沒有。為什么？因為成果不同實踐相結合。
上世紀七十年代，湖南省農科院和湖南農學院的實驗田都多達近三千畝，學農的學生，一半時間學書本，一半時間拿著書本上田間地頭，要求不培養“書本上養魚，黑板上育種”的農科學生。著名的水稻育種專家李必湖、尹華奇、周坤爐等都是學生時代就成為育種專家的。現在，有幾個農業大學的學生跟田地打過密切交道？
除了農業，工業科研更好嗎？不一定。
中國的集成電路、半導體材料和芯片受制于人，但中國在這個幾領域的科研立項可不少，論文數也是天文數字，大家不妨上知網檢索一下，會看瞎你的眼睛。
最近十年，“量子”兩個字又瘋了，項目也開始爆發式增長，成果呢？啥都扯上量子二字。我不懂量子，不隨便亂評，只想跟大家分享個見聞。偶爾一次機會，有幸接觸到中國最著名最有量子發言權的一個總控中心，然后，又進入到一個最知名科學家的上市公司核心車間，據說那里生產的是世界最前沿的量子產品。結果，我發現，核心元件生產線是外國進口設備。我很疑惑，問了公司的專家：“你聲明自己的產品是世界最好，那為何生產產品的生產線必須依賴進口？”他未答。大家細品一下！細品一下！
★科研與榮譽
盡管袁隆平先生后來如此知名，但在當年并非那么被獨寵。1984年，湖南省志有關水稻的記載，提到了袁隆平、李必湖等幾個人，但主要還是強調集體貢獻，還是宣傳集體主義。1985年版的省志記載對個人記載增多了，湖南省的重要水稻專家都做了簡單介紹，對雜交水稻，只強調湖南省的協作，忽略了全國水稻專家的配合與支持。1986年版的湖南省志有關雜交水稻的研究，又一次改變了寫法，不強調個人主義，還原了“全國協作組”的表述，把其它各省在雜交稻的研究貢獻又重新進行了介紹。
除了雜交水稻，兩彈一星，核潛艇，青蒿素，相控陣雷達，等等，幾乎所有的高科技研究，科學家都是默默無聞，并且都在低調中完成了驚世成果，他（她）們并沒有因為默默無聞而牢騷滿腹，也沒有因為不被宣傳而感到失落，他們搞科研，除了奉獻精神之外，那就是真正的熱愛科研。
后來，突然刮來一陣風，把“科研”和“榮譽、金錢”緊緊地連在了一起，把前幾十年說成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把后來的時期說成是“科學的春天”。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院士滿天飛，博導滿天飛，帽子滿天飛，項目滿天飛，成果滿天飛。飛了將近五十年，結果是什么？奉獻時代解決了的問題，后面都不是問題；榮譽時代想解決的問題，都成了卡脖子問題。
★問題與思路
對比這么多，無非是想找出問題。其實，問題很清楚，大部分專家都看到了，就是改不過來，我所謂的“思路”其實也基本是廢話，也就是希望政府能改革現實問題。
中國的科研體制問題在哪里？
從論文，不務實。大家知道論文有多大用嗎？別的地方不好說，在科研機構，在高校，可以認為，論文就是一切，有了論文，就有了一切，差論文，差一點待遇，好論文，好很多的待遇。現在，提出破“五唯”，是好事，但破不了。為什么破不了？一是因為論文好處太多，享受該好處的人太多，因論文受益的那批人還在決定利益走向，怎么改？無非是變著法子唯論文，改頭換面嘛！二是因為中國對科研的要求脫離實踐，產學研始終停留在規劃上，并沒有落實到實際工作中。比方說，過去，你搞工業研究，那都得深入到企業一線，在實踐中解決問題。現在，高校也與企業搞聯合研究，多數教授并不喜歡扎根在企業，就喜歡帶幾個研究生在實驗室做實驗，效果好，到企業里試試看，效果不好，也就發篇文章了事。
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在，即使科研并沒做出什么，成果還得申報。現在的科研立項，往往是校企聯合，學校掛教授，企業掛領導，兩方都掛名，只要企業認定科研取得了成果，哪個專家會反對？只要能申報省級或國家級獎項，校企都能得到名譽上及利益上的好處。
從儀器，不自研。科研離不開儀器，這是事實。但中國的科研人，永遠都離不開外國儀器，創新是怎么來的？有位教授向學校提意見要買冷凍電鏡，領導問他為什么要買？他說：“有了它，那就是論文生產機，高水平論文馬上就多起來，專業評估會很快上檔次。”中國大學中有多少個類似教授？如果外國又搞出個什么其它鏡，是不是還得再跟著走？高校近幾十年的科研歷程，歸納起來講，就是一個純粹購買儀器的跟隨過程，情理上講得通，科研規律要求上說不過去，永遠的唯它人儀器，何時自己弄？何時自己想？
從系統，好吹牛。從互聯網根服務器到電腦手機系統，再到瀏覽器，再到各類應用軟件，咱們百分百都是學習應用它國產品，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實。但這幾年，剛剛仿制了部分自己的系統，就吹牛超越美國。最近，有個年輕人告訴我：“中國的ＣＡＤ已經很厲害了，我們可以做自己的ＣＡＤ。”我跟他講：“你連ＣＡＤ三個字母都是粕來品，能有多厲害？”學習別人，還不謙虛，還要吹牛，滿世界招嫌棄不奇怪。人家幫助了咱，說聲感謝是必須的，超越了老師，也得謙虛啊！
從道路，不獨立。就拿航天事業來講，美國登月，我們也花大力氣登月，美俄搞空間站，我們也花大力氣搞空間站，美國登火星，我們也花大力氣登火星。美國飛出太陽系，我們估計也要跟著飛出太陽系。航天事業，肯定很重要，但是否一定要亦步亦趨呢？不登火星不行嗎？把有限的資金用于組建太空軍事網不行嗎？其它的科研活動，中國幾乎都是全要素復制美國道路，找不出一項自己率先切入并引導世界跟蹤的領域。有人會拿量子通訊反擊我，但最好還是冷靜點，八字還沒有一撇，別炒過頭了。
新中國的兩個時期，科研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前一時期，獨立性很強，但國際合作嚴重不足，制約了部分產業的發展進步。后一時期，獨立性缺失，全方位依賴國際合作，產業進步跟上了時代，但主動權在外國手上。
當前的問題是破“五唯”仍接近于死路，沒有人能破，沒有找到新體制能破它，全靠空空的文件，全靠領導在會上喊話，根本就落不到實處。給大家舉個實例，某重點高校設研究立項，結果中標的全是有級別、有職位的人物，其他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一邊高喊破“五唯”，一邊堅定地執行“五唯”，你找誰講理去？厚稅困民，濫賜無功之人，天下之不幸矣！
如果不能回歸到國家體制，我甚至更樂見中國學習歐美日韓的科研體制，也許人家的體制更有效，不用每年開會，不用設那么多的程序環節，不用給科研人員發那么多的榮譽高帽子，“五唯”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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