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幫助美國監視默克爾,是否有深層政府的存在?
來源:李建秋的世界(ID:lijianqiudeshijie)
丹麥國防部的防務情報局幫助美國國家安全局,在2013年了監視包括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和總統弗蘭克·沃爾特·施泰因邁爾等諸多歐洲政要。
丹麥政府在2015年就知道了他們國家的情報部門卷入了丑聞。
不光是德國政客,丹麥情報部門還幫助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視瑞典、挪威、荷蘭和法國以及德國的主要政治人物,以及丹麥外交部,財政部,和一家武器制造商,最離譜的是,居然還幫著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視美國政府。
丹麥政府發現后,要求丹麥國防部的防務情報局集體下臺。
大多數人在評論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丹麥在美國和德國之間選擇了美國。
而事實上,這個問題遠比上面所說的嚴重,如果單純是幫助美國監視德國,那不過是一個國家在盟友問題上選擇和另外一個國家更親密,其實算不上什么,即便是丹麥和德國是盟友,丹麥也無需對德國負責,關鍵問題是:丹麥情報部門是背著丹麥政府進行這些間諜活動的,且間諜活動居然還指向了本國的部門。
美國那邊也是一樣,美國國安局居然要求一個外國情報機構對本國政府進行監聽。
這就等于赤裸裸的賣國。
在歐美一直有一個傳說,傳說是這樣的:由政府官僚、公務員、軍事工業復合體、金融業、財團、情報機構所組成的,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幕后真正并實際控制國家的集團,這個集團是在歷史上存在過的,奧斯曼帝國垮臺前就出現過這種集團。
1990年的土耳其,軍方和毒販的殺手勾結,對庫爾德人發動過戰爭。
深層政府這個詞就來自于土耳其。
斯諾登在說深層政府的時候說:“深層政府不僅僅是情報機構,實際上指的是政府職業官僚機構的一種方式,這些官員坐在有權有勢的位置上,誰當總統對他們來說不重要,他們看著總統來來去去,他們影響著政策,影響著總統。”
政治學家喬治弗里德曼說,深層政府自1871年以來一直存在,控制并且重塑政策,美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就是為了限制總統權力,在1871年之前,總統可以選擇聯邦雇員,所有雇員的任命都符合總統的意愿,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了。
過去“深層政府”這個詞一般見于一些小報,但是特朗普當上總統以后,把這個東西給挑明了,根據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2017年7月的報告說,特朗普政府幾乎每天都受到國家安全漏洞的攻擊,其發生率遠高于他的前任。
2017年7月,CIA局長約翰·布倫南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行政部門官員“有義務拒絕執行”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發出的令人發指或反民主的命令。
2018年,《紐約時報》一篇文章引發了軒然大波

2019年,《紐約時報》又出了一篇文章:

這基本上就是實錘了“深層政府”的存在。
《紐約時報》當然是反特朗普的,因此紐約時報在文章中說:
“但過去三周以來,深層政府以過去和現在的一些真切存在的政府官員的形式,從暗處浮現出來,他們反抗了白宮阻止與眾議院彈劾調查人員合作的企圖,他們提供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至今保持匿名的檢舉人的說法。”
……
“但還有一種情況是,一些職業官員對他們在政府機構內部看到的情況感到震驚,他們想方設法阻撓川普的目標,比如通過拖延執行他的命令、不向他透露信息、向記者泄漏信息,或者請求國會中的盟友介入。”
《紐約時報》反特朗普反過頭了,如果按照《紐約時報》的敘述,那么整個美國國家體制都會崩塌。
美國聯邦公務員制度是1871年建立的,在此之前,美國的各級公務員屬于分贓制度,1883年《彭德爾頓法》的頒布,美國的文官制度借鑒了英國選官制度,《彭德爾頓法》執行以后,劃入職業文官行列的公務員不再是由總統或是部門長官任命,也不再與政治家的選舉或任命共進退,而是終身任職,為文官在政治上擺脫政治家的控制創造了條件。
和一般西方國家一樣,美國公務員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
政治任命是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的,因此任命的官員在政治立場上和首腦保持一致,隨著首腦的上臺而上臺,下臺而下臺,比如說國務卿蓬佩奧就屬于政務官,特朗普下去了,他也下去了。
除了白宮外,還包括各州州長,各市市長都是如此。
大部分被任命的政務官都屬于“正職”。
而事務官政治立場中立。
政務官領導事務官,事務官服從政務官,體現了選民的意志。
至少表面或者理論上是這樣的。
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問題: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比如說特朗普時代的國務卿,特朗普任內就有四個國務卿,根本對一個部門還沒有熟悉就下臺了,而事務官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再加上文官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優勢、信息優勢、時間優勢,政務官根本無法對整個部門進行掌控。
這種情況在《是,首相》里面就體現的淋漓盡致,《是,首相》的漢弗萊屬于常務次官,掌管內閣部門內的實際行政工作,常務次官和政務次長不同,政務次官是由國會議員擔任的政務官,參與大臣、首相所屬的內閣政府活動,隨內閣共同進退,而常務次官則處理部內的日常工作,保持政治中立,不參加黨派活動,聘任不會受內閣的任期影響。
漢弗萊實際上是屬于較為優秀的事務官,因為他除了偏好自己的利益外,對于政治上的傾向問題壓根不關心,且他非常熟悉整個政府的運作,各式各樣的條規,行政禁忌信手掂來。
《是,首相》里面雖然把漢弗萊刻畫成“道德的空洞”,但是對于事務官來說,他就屬于國家機器上的齒輪,需要的是正常運作,而不是讓他“有所發揮”,想發揮去參選,轉政務官。
怕就怕那些在政治上還有企圖心的事務官,有一些自己的政治信仰,明著暗里和政務官對著干,特朗普任內有不少事務官都是這樣。
情報部門的問題更加凸顯,由于情報部門自身的特殊性,往往干脆甩開政府的管轄單干。
特朗普任內期間,情報部門就和他對著干,而且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以這次出事的丹麥國防情報局局長拉斯·芬森為例,他在2020年7月17日,還專門在國會辯論中說:未來電信網絡有間諜的危險,5G隱藏后門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他說:“我們知道中國正在監視丹麥”。
僅僅過了一個月,也就是2020年8月,拉斯·芬森被免職。
11月,丹麥政府已經提交了有關對丹麥防務情報局即將進行的嚴格保密調查的法案。
鑒于拉斯·芬森和美國人合作,可想而知他在國會里面所說的東西有多么的假。
聯想到之前連德國的情報部門都配合美國人監視過默克爾,所以非常詭異的是:在情報界,美國人到底施展了何等魔法,讓這些他國的情報官員直接背棄自己的國家利益,轉而和美國人合作?
且上次斯諾登事件爆發后,默克爾還專門打電話給奧巴馬,奧巴馬承諾了不對默克爾進行監視,結果這個事情還是發生了,所以問題是:到底是奧巴馬撒謊,還是奧巴馬對于情報部門根本失去了掌控?
如果以此來判斷,那么美國人處罰華為就很明顯了,由于華為參與了基站以及巨多的通信設施的建設,美國肯定沒辦法利用華為,如果不能利用,踢掉華為自然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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