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錨!中國對美元打出王炸!
來源公眾號:戎評(ID:rongping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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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020年,深陷疫情大流行和經濟大周期疊加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快速走出危機,紛紛出臺超級經濟刺激計劃。伴隨著力度空前的財政擴張政策,貨幣供應猶如滔天洪水般向世界席卷而來
通脹,儼然已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頭號難題!
在這個大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和錨定物去美元化,似乎成為了解決問題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
何為人民幣錨定物去美元化?
以前我們人民幣增發的依據是外匯儲備,換言之,本質上人民幣的匯率是在美元的信用基礎上發行的。這就導致了美元大灌水必然引導國內通脹壓力,而從近期人民幣逆向升值的情況看,我們這次肯定不會接盤了,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增發的錨定物會逐漸的去美元化。
那新的錨定物是什么呢?答案已經非常清晰:中國制造業的商品!
對內:人民幣不再以美元為錨而以中國制造為錨,有利于以貨幣政策強化中國工業底蘊,同時還能在很大程度上規避美元超發對我國通脹的影響。
對外:國際貿易是國際貨幣最大的需求市場,而工業制成品和零部件又是國際貿易最大的需求市場。中國作為能生產95%產品的世界工業大國,各國存儲人民幣能夠買到絕大多數商品。而基于人民幣的穩定性,這種存儲和購買有利于讓大部分國家規避由美元作為通用貨幣所帶來的通脹壓力。
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年前10美元和70塊人民幣能在中國買到一雙鞋,一年后由于美聯儲財政擴張政策,這雙鞋你要是用傳統結算方式需要20美元,而而人民幣因為幣值穩定再加上美元泛濫影響下的被動升值,現在僅需要50塊。作為消費國或消費者,你愿意存美元還是人民幣?
正如銀保監會主席在6月10日的陸家嘴論壇所言:
如果說最發達國家大量印發的貨幣形成了拉動全球通脹的動力源,那么,中國數億勞動者生產的商品就是穩定全球通脹的千鈞錨。
中國主權貨幣幣值穩定,再加上中國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是各國克服全球大通脹唯一的良方。作為幫助全球抗壓的回報,人民幣大概率將在更短的時間內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
預計未來幾年人民幣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使用范圍將越來越廣,更多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將通過人民幣結算,它將比大多數人預計的更短時間內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
IMF數據顯示,目前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儲備貨幣,占全球外匯儲備60%,人民份額約為2%。按照達利歐的預計,未來5~10年時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將上升到10%~15%。
不說5年時間和15%的增幅,即便是10年10%即年均1%的增長率,放在全球外匯儲備市場也是一個極快的攀升速度。
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將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開闊!
當然,對于我談到很多次,并且已成定局的人民幣國際化,更多朋友們關心的則是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會步美元后塵,也就是會否導致產業空心化和霸權貨幣的必然解體。
了解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美元霸權和產業空心化是如何發生的。
美元霸權和其影響到的產業空心化主要有三個歷程:40年代~70年代的黃金美元時代、80年代~21世紀初的新自由主義、新世紀10年代~20年代的窮途末路。
黃金美元時代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貨幣部門和金融部門按照懷特的構想,建立起以黃金和美元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隨后,美國一位名叫羅伯特.特里芬的經濟學家指出了該體系的致命缺陷:
戰后各主要國家現代化建設迎來了高潮,由于產業精細化的發展,任何國家現代化建設都離不開國際貿易。而國際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又導致美元在海外持續沉淀,使美國國際收支長期發生逆差;但美元作為國際通用貨幣,需要通過幣值的穩定來維持國際對美元的信心,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國際貿易收支長期保持順差的國家。
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經濟悖論!

這個悖論難就難在,隨著戰后西方經濟的發展,作為國際貿易指定結算貨幣的美元需求量必定是不斷上升的,而為了滿足需求保證足夠貨幣流通,美國就必須印發更多的鈔票,鈔票的增多又會產生通貨膨脹幣值下跌,進而影響各國對美元的信心。
特里芬悖論揭示了美元霸權影響下美國去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
早期的美元從哪里來?
當然是美國!所以,各國為了獲得更多的美元進行國際貿易,就必須把自己的商品賣給美國換取美元。這就意味著國際貿易越多,就越需要美元,對美國的出口自然也就越大。
而以上流程有一個關鍵點在于:產品輸出國必須保證自己的商品能夠戰勝美國的商品,否則從美國人手里就賺不到錢。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復興后的歐洲和日本將本國大量工業產品以遠低于美國本土工業產品的價格進行傾銷。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美元的不斷流出增強了市場流通量,但作為代價,美國大量中低端制造業廠商在歐日同行的打壓下不斷凋零。
這只是其一!
其二,隨著歐洲和日本等國手里的美元快速增多,而短期內美國黃金儲備的增長必定跟不上國際市場上的美元增加,再加上為保持美元流通量而產生的長期逆差,美元的國際信心和信譽每況愈下。結果在多國兌換潮下,代表第一次美元霸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了。

新自由主義經濟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并沒有失去國際霸權貨幣的地位,反而通過兩次改革將美元流通量以空前的速度和空前的規模注入國際市場,以此建成了更強大的新美元霸權體系。
第一次改革是七十年代美元與石油之間的錨定。
通過對中東各國的全面合作,國際原油貿易強行使用美元結算。前文說過,戰后各國迎來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設高潮,而這種建設必然離不開被稱之為工業血液的石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各國建設越是向前,就越是需要石油,相應的美元流通量就越大。
當各國手中為買賣石油積累到的美元越來越多后,美元就順其自然的成為了國際外匯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通用貨幣。
第二次改革是八十年代由里根推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1981年,新任美國總統里根為解決大規模通脹和經濟停滯,高舉經濟活動去政府化的新自由主義旗幟,主要政策包括大幅度減稅、放松資本管制、私有化、反對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預經濟、鼓勵市場自由經濟。
我在《新自由主義》一文提到過,八十年代,正是ICT產業革命結果從實驗室轉化為能催生大規模經濟效益產品的時間段。
這一時期,美國企業的財富呈幾何數瘋狂增長。但與此同時,其國內不斷上漲的用人成本和并不完善的工業體系,使得美企在生產端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在追求極致利潤和新自由主義減少政府干預的影響下,美國政府放寬對產業轉移的限制,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就此掀開浩蕩帷幕。

國際產業轉移的本質除了工業器械的跨國流通,還有什么?
答案是資本資金的跨國流通!
換言之,美國掀起的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一方面帶動了大量美元涌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則在其構建的產業分工體系中,擴大了美元使用量。
因為人家畢竟是美國企業,而且當時美國又是最強大的國家,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對其而言是最穩妥的。
簡單點講,這兩次改革對美元霸權的作用如下:
你想發展工業?可以,必須用美元購買石油和鐵礦石!
等你發展到一定的地步,想要吸引美國的產業轉移,以及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賺更多的錢進行現代化升級,也可以,我用美元對你投資,你用美元作結算。
通過石油貿易和領導國際產業轉移,美國向各國外匯市場和交易市場注入了天量的美元,這使得一個比黃金美元更牢固的新貨幣霸權體系得以誕生。在這個新的體系中,由于美元錨定物的飄渺性和強制性,美國可以更加肆無忌憚的濫發鈔票。
但獲得霸權的代價也是顯著的:如果說第一階段的特里芬悖論是美國被動去工業化,那么新自由主義政策則是主動的去工業化。
時至今日,美國中低端工業幾乎流失殆盡,造血能力無限趨于為零。
窮途末路
后疫情時代,隨著美元的超發、人民幣升值與去美元化、俄羅斯清空美元資產,美國貨幣霸權體系的瓦解從未有哪刻像今天這般真切過。
促成其瓦解的過程和邏輯也并不復雜:一個人需要有持續的造血功能才能維持生命的基本運轉,如果喪失了造血功能,他就需要別人輸血為他延續生命,如果別人不愿意為他輸血,那他只有用暴力去吸血。當越來越來的人想被吸血并奮起反擊后,他的生命自然走到了盡頭。
從第一階段特里芬悖論下的被動去工業化,到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主動去工業化,凋零的美國工業使國家身體技能產生了諸多的問題,比如失業、財政收入下降、國家債務不斷升高。
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自身機能惡化,美國根本無法自我調節和治愈,只能通過美元霸權去收割世界經濟發展紅利,以此滿足維持生命的營養需求。
舉個例子,國家債務是美國現在的癌癥之一,有效的治療手段是,增強本國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盈利水平上去了,稅收才能增加。稅收上去了,國家財政才能有資金還錢。
然而,因為美國的去工業化,用實打實的財政收入去償還債務根本不現實,結果就是美國財政徹底陷入了借債-利滾利-印錢-吸血的惡性循環。
如果你外在的力量一直強大,那么即便再多國家有怨言,也只能忍受;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或恰逢你外在力量也萎縮了,肯定會有人群起而攻之,山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現在的情況是什么?
新冠疫情讓美國去工業化的癌癥和并發癥集中爆發,沒有人愿意給他輸血,餓紅了眼的華盛頓放出天量美元要強行向世界分攤壓力,中國高舉反霸權反剝削的大旗要另起爐灶,俄羅斯放話清空美國國債,第二次美元霸權的高臺正在大范圍塌方。
從美元霸權的解體過程我們可以知道,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步之后塵的關鍵,在于人民幣會不會建成美元那種一幣獨大的體系,以及會不會用常年貿易逆差的方式輸出人民幣維持國際流通量,進而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
答案是肯定不會!先說第一個問題。
打敗美元霸權雖然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經之路,但取而代之不是我們的目標,三分天下才是。
中國有句俗話叫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長期來看,美國確實是衰落的,但至少在未來三十年內仍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取代美元建成新的一幣獨大貨幣體系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前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2009年發表的《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從理論上來講,特里芬難題仍然存在,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通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穩定。
即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取決于儲備貨幣發行國貨幣的穩定,而儲備貨幣發行國貨幣的穩定取決于該國國際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償能力供應又以來儲備貨幣發行國通過長期的國際收支逆差輸出貨幣維持穩定,而為保持各國對通用貨幣的信心又要求儲備貨幣國的國際貿易收支長期保持順差。這種悖論,最終要么導致儲備貨幣發行國工業化流失,要么導致其爆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鑒于這個悖論猶如詛咒般籠罩著奉行一幣獨大的國家,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定位在三個方面:一是獲得大宗商品定價權,二是削弱美元剝削能力,三是作為通用貨幣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結算服務。
所以,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很有可能是以歐洲為核心的歐元區、以五眼聯盟加日本為核心的美元區,以及以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為核心的人民幣區,三分天下的格局。
再來說第二個問題!達利歐說,未來十年,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將以年均1%的速度增長。
按照購買他國商品,長期保持貿易逆差,以維持貨幣在國際市場上流通量的傳統模式,肯定行不通。原因很簡單,中國作為世界上工業產能最大的國家,制造順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強,在國際貿易年均5000多億美元順差的情況下,以購買他國商品制造逆差輸出國際貨幣存在先天不足,根本支撐不起外匯儲備占比年均1%的增長。
銀保監會主席不是說“中國數億勞動者生產的商品就是穩定全球通脹的千鈞錨”嗎?
這就要求中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要保持穩定且強大的產能輸出,也就間接說明中國不會以犧牲國內制造業的代價,制造逆差,輸出人民幣,以此維持我國貨幣在世界外匯儲備的份額。
既然不制造順差輸出貨幣,那我們又該如何支撐起年均1%的增長呢?
兩個解決辦法:
第一、依托中國強大的工業產能和基建實力,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人為向國際市場輸出人民幣。
第二、擴大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及其多邊化范圍,增強人民幣海外流動性!
如此一來中國就可以在不制造逆差的情況下依舊維持人民幣穩定的國際輸出。
真正強大的戰略智慧不止要靠靈敏的腦子,還得靠歷史底蘊的傳承。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就明白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道理。
所以,我們既不搞美英那樣一幣獨大的新貨幣霸權體系,也不搞犧牲制造業維持人民幣的國際流通量,又怎么可能會步美元后塵呢?
至于一幣獨大的模式如何破解特里芬難題,超主權貨幣或許會是一條出路。
但在我輩今生可見光景內肯定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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