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鴉校尉:再不講講真女權,田園女權就要霍霍上天了
作者 :烏鴉校尉 2021-07-07 20:58:17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日本民法750條與戶籍法74條規定,在同一戶籍下的夫妻必須采用相同姓氏,因此除非男方入贅,通常女方都要跟隨丈夫姓氏。
最高法院大法庭指出“家族姓氏稱呼定為一個是合理的,就算對女性來說可能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通常稱呼習慣下,已經出現若干緩和”。
從國家法律層面把壓迫女性說得如此輕描淡寫,你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家……
對于當代中國大陸女性來說,這種問題已經很難想象,但是,就在幾十年前的舊社會,婦女在姓名權這個問題上也是飽受壓迫的。
大家對于張王氏,張李氏這樣的稱呼都不陌生吧?其實,直到民國的法庭上,這樣稱呼女性都是司空見慣。
1929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民法》里還明文規定: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
這是因為那時女性的名字很少對外人說起,多數情況下只能讓自己的父母和丈夫知道。
就算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依舊可以在香港等地的公共生活中聽到很多女性的名字前面冠有丈夫的姓氏。香港在2017年產生了第一位女特首,她也依然被叫作林鄭月娥、林太……
香港立法會議員,建制派大佬葉劉淑儀的丈夫葉文浩早于1997年去世,但葉劉淑儀這個名字卻會被使用下去。
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在一次群眾集會上,她拍枱大喊:“葉局長系冇呃你哋?!”(葉局長我是沒有騙你們的啊)……聽來十分喜感。
日本等國家婦女冠夫姓的問題至今依然,說明了改變壓迫女性的舊俗絕非易事,那么經歷數千年封建舊道德的中國社會,如何快速改寫了歷史呢?
1
現在被有些人攪得烏煙瘴氣的“女權”,對人類來說其實是個相當新的概念。
20世紀初,隨著“女權”一詞的興起,“男女平權”的說法逐漸流行。1920年代,Feminism按音寫成弗彌涅士姆或婦女主義。Feminism的詞根是female,而非woman。female強調生物性分類,woman側重社會性。所以用這個詞,強調女性是作為相對于男性的一個生物和社會群體提出的要求:以男性為對照物,要求同等權利和機會。
“女權”概念很早就傳入了中國。金天翮在1903年撰寫的《女界鐘》是中國人最早的女權論著,列舉了中國女子首當恢復的六種私權:入學、交友、營業、掌握財產、出入自由、婚姻自由。這六種權利都是個人行為之自由。女權運動的主要方式是推動立法改變,“權利與法律相依相保而相安者也”。
這樣的女權運動,被稱為自由主義女權。
提到自由主義女權,不能不提的是以唐群英為首的一眾早期女性革命家。
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一個武將家庭。
唐群英的叛逆從小就很明顯。10歲時,別的女孩子學女工、學織布,她卻和別人大不一樣。看到父親練劍的小群英,央求著父親一定要教她習武。
耐不住掌上明珠的多番懇求,相對開明的父親開始教導唐群英習武。當小伙伴們手持縫衣針時,小群英便揮舞三尺青鋒在庭院里與父兄過招。
當時不事生產的高門女性都要纏足,一開始,唐群英以為纏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沒想到哥哥居然不纏,而且健步如飛,她就聯絡兩個姐姐扯掉裹腳布。姐姐膽怯,她就獨自扯掉了。幾經抗爭,母親無奈同意,唐群英終于贏回了腳的解放。
唐群英的夫家曾家與湘鄉荷葉的王家有親,王家有一位新婦名叫秋瑾。同為巾幗豪杰,兩人自然一見如故。
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沖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學。同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應秋瑾之約,立即追隨而去。1905年8月20日,華興會與興中會合并成立中國同盟會,唐群英是第一個加入同盟會的女會員。
辛亥革命,進攻南京之戰,唐群英殺關奪鎖,驚得兩江總督倉皇出逃,南京遂克。孫中山稱贊唐群英“不愧是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并頒下總統府“二等嘉禾勛章”,以表彰其功績。
堪比穆桂英掛帥一樣的戰場經歷
然而,自我實現解放的女中豪杰,卻發現自己幫助創建的民國,并未努力讓中國社會實現男女平等。
清帝退位之后,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南京政府通過《臨時約法》。這期間,唐群英等女界代表不斷上書,要求在《約法》中寫進保障婦女參政權的條款,結果等3月11日《約法》出臺后,女界代表氣憤地發現里面對此不置一詞。
一個星期后,便發生了“大鬧參議院”事件。這些參加過革命的女杰,對男同志的背叛異常憤怒,在議事廳上“咆哮抗激,幾至不能開議”。唐群英拳打衛兵,當堂怒斥一眾男性參議員。
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北遷后,女子參政代表也隨后聯合北上,繼續要求參議院承認女子參政權。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首的改組派屈從他黨意見,公然將原同盟會政綱中“主張男女平權”的內容刪掉了。唐群英等聞訊,沖進改組會議會場,提出強烈抗議。
這還不算完,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時,新黨綱中仍未恢復“男女平權”條文,唐群英與沈佩貞、王昌國、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與宋教仁激辯。
唐群英對著宋教仁大吼,“黨綱為什么要刪除男女平等!?你這么蔑視女界”,“你們應代表國民黨向女界道歉,并于政綱中加入男女平權內容”,宋教仁沉默不語,唐群英大罵道:“沒想到我們湖南會出來這么沒用的朽貨!”隨即沖過去,把宋教仁的頭發抓住,還抓住了他的胡子,左右起手,來回扇宋的耳光。
據現場一位幸災樂禍的代表回憶,唐群英“以纖手亂批宋頰,清脆之聲震于屋瓦”。
宋教仁
倒霉的人不止宋教仁,林森上前勸架,結果也跟著挨了一記耳光。會場登時大亂,直到孫中山到達會場,秩序才稍稍恢復。
這些爭取婦女權益的女性代表,干脆自己成立了“女子參政同盟會”,唐群英起草政綱,并親自設計會員徽章。等到北京政府成立,女權活動家們又北上向參議院上書。
但軍閥大老爺們更加不把她們當回事,參議院討論的國會選舉法一早就把婦女排除在外。
婦女界人士憤憤不平,“民軍(革命軍)時代,女人當秘密偵探,女人組織炸彈隊,犧牲財產,種種危險,與男子同樣功勞。為何等到革命成功,竟棄女子于不顧!”
沈佩貞和唐群英發下狠話,“如果袁世凱不承認婦女參政,那婦女亦不承認袁世凱為大總統!”
這讓老袁懷恨在心,后來解散國民黨時,還特地同時解散了女子參政同盟會,并懸賞一萬元通緝唐群英。
轟轟烈烈的反抗斗爭,為什么取得不了實際成效?
因為她們自認為的“革命成功”本身就是個錯覺。
當時絕大部分中國女性依舊如秋瑾在《中國女報》第一期上所說的:“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氣虐兒是悶悶的受著,淚珠兒是經常的滴著,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著。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
這也是自由主義女權的最大漏洞,它頻繁講“平權”,卻不著眼于創造平權的社會、經濟等各方面基礎。僅憑嗓門大,或者少數巾幗豪杰的高強武藝,哪里能迎來全國女性的真正解放?
這個使命,要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女權,也就是如今我們常說的婦女解放運動來完成。
唐群英當年在北京、長沙、衡山等地創辦的近十家女子學校,在她身邊學習過的那些女子,后來大都參加了革命,一些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農運、婦運的骨干。
社會主義女權,凸顯的是婦女解放與整體社會制度之間的關聯,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在于私有財產制度,想要真正實現婦女解放,非得徹底改變勞動生產制度不可。
國際革命領袖、社會主義女權理論家羅莎盧森堡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勞動婦女的最終解放只能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后。所以,“勞動婦女運動”變革的目標是社會政治經濟的根本制度,與自由主義的“女權運動”在既有制度下爭取平權,兩詞所寄寓的理論內涵是不同的。
社會主義運動強調人與人的平等,強調勞動者的解放,而當一個社會有一半的勞動者處于極度不平等的地位,那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對此,教員在1939年有一個簡明的概括:“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2
婦女的自主姓名權,是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
唐群英與秋瑾威名赫赫,社會上不可能在稱呼她們時,冠上她們丈夫的姓氏。但在女子姓名權上比她們走得更遠的,是她們的另一位好友,葛蘭英。
葛蘭英在48歲高齡時投考女校,受到了招生辦的蔑視。這位老太太怒斥歧視她的工作人員,并當場宣布改名為葛健豪。
而葛健豪的三子是蔡和森,三女則是前人大副委員長蔡暢,三兒媳是向警予。
向警予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重要的女權領袖,以她為代表的中共早期婦女解放者們的斗爭,始于黨剛剛建立的1922年。
1922年7月,黨的“二大”審議通過了《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簡稱《決議》),顯示出共產黨人對“婦女運動”的認知已不再局限于男女平等、經濟獨立、婚姻自由等具體問題,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發動、領導婦女在社會階層、斗爭實踐、自身解放中提升地位,發揮能力、實現價值。
伴隨中國共產黨對勞動婦女運動的理論建構、對運動的組織領導以及有意識地參與20年代公共話語的論辯和宣傳,勞動婦女運動的可見度日益上升。婦女解放運動發展成一種有自己理論和實踐特色的范式。
在城市中,中國共產黨組織女工的罷工、著書立說、辦報辦學,為婦女鼓與呼的同時,教授婦女勞動技能與知識。
中華婦女聯合會創辦了第一份機關報《婦女聲》,李達、蔡和森、向警予等人親自撰寫、編審解讀、宣傳《決議》的文章,邵力子、沈澤民、沈雁冰等知名人士也在《婦女聲》多次發表支持《決議》的稿件。
不久,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黨組織也相繼創辦《婦女周報》《婦女之友》《女星》等報刊。據統計,1922年至192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出版的婦女報紙、雜志多達18種,這些報刊導向明確、立場堅定地宣傳黨的政治主張與婦女運動,在喚起婦女覺醒,促進婦女解放進程中發揮出了巨大作用。
向警予
1922年,上海新閘、閘北一帶絲織廠、紡紗廠林立,有女工10余萬,她們每天勞作14—15個小時,還常常遭受工頭的辱罵毆打,女工們個個憤恨滿腔,怒火中燒。
向警予深入到女工中間,通俗易懂地宣講革命道理和《決議》精神,激勵她們團結起來,反抗欺壓。
同年8月5日,在向警予的策劃、領導下,泰來絲廠500多名女工率先罷工,要求資本家減少工時、增加工資、不許打罵。女工的壯舉如燎原星火,不到兩天,云成絲廠、豐水紗廠、裕經紡織廠等14家工廠萬余女工紛紛群起罷工。
一時間,上海灘風起云涌,支持罷工斗爭的呼聲此起彼伏,中華婦女聯合會、華工界協進會、工商友誼會等9個團體組成“紡織工人后援團”,為女工們提供經濟、物質支持。罷工持續16天,終于迫使資本家答應了工人的要求。
在共產黨的宣傳幫助下,不少婦女勇敢地逃離封建包辦婚姻的摧殘。據說,當時參加革命的女性十有八九是逃婚而來的。向警予與蔡暢的一位學妹名叫黃淑儀,1923年,黃淑儀被家里嫁給了一個抽鴉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黃淑儀逃婚后在漢口擔任漢口婦女部的部長,她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際廣,有魄力,在武漢三鎮很出名。很多優秀男士都對她展開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
1927年婦女節當天,黃淑儀與中共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主編、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衛團政治指導員宛希儼結婚。國共決裂之后,宛、黃夫婦受命轉入地下工作,用米湯在《圣經》中密寫文件、去小旅館對接頭暗號……
從此她一生投身地下革命,智救關向應、“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中,都有黃淑儀的身影,甚至她還曾出手策反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可惜未能成功。
蔣緯國
對了,投身革命的黃淑儀為自己改名黃慕蘭,取木蘭巾幗不讓須眉之意。
3
教員曾經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稱贊一些女干部:“各地女界聯合會的干部都像你們這樣,就能使成千上萬的婦女從封建桎梏里解脫出來,投入農村大革命的洪流。”
在城市中,辦報立刊、組織罷工是中國共產黨的斗爭方式,而在農村,情況則要更加困難。
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中共將動員婦女力量參加抗戰,爭取抗戰勝利作為婦女工作的基本任務。為了最大限度地組織團結廣大婦女群眾,中共在各根據地普遍建立了廣泛組織各階層婦女聯合的團體——婦女救國聯合會。
新興的婦救會之于傳統的鄉村社會,對中共和農民雙方來說都是從未有過的經歷與嘗試。在最初階段,彼此之間充斥著摩擦與矛盾。深受傳統觀念影響的鄉村婦女面對初入她們生活的新型組織,有著不同的因應與選擇。
有些婦女“熱心關切國事而苦于無組織。遇見婦女工作同志就拉住詢問:打鬼子這兩天怎樣了?什么時候能打走?婦救會是干什么的?什么時候組織?我也參加”。有的婦女很積極地說:“咱們有了自己的組織,有人給咱們做主了!”
然而,抗戰伊始,積極的婦女群體只是少數。那些保持緘默之姿、甚至持拒絕之態的婦女群體才是當時場景中的主角。
當時的普遍情況是,受千百年以來封建習俗的束縛,農村群眾的思想多不開化,“女人出家門,父母不放心,兄弟怕議論,丈夫更是百般阻撓”。
老年人不讓年輕的婦女出門,說:“你們大閨女出去,跟男的呆一塊,學不好,學瘋了。”婆婆對媳婦的管教也特別嚴,“媳婦和婆婆在一起時,即使聽得狗叫,也不敢向窗外探望,也不敢隨意講話,一見婦救會的同志去,婆婆連忙告訴說:‘你不用和她講話,我的媳婦是傻子,不會講話,甚也不懂’。”
為了應對這些困難,中共及時調整路線,不是灌輸大道理,轉為從生活習慣、語言口吻、宣傳內容上適應農婦,從鄉村婦女的實際生活著手來拉近與婦女們的距離。為了接近鄉村婦女,很多婦女干部學會了紡線、推磨、做飯、抱孩子等本領,并且調整了溝通語言和態度。
以對婦女們的稱呼為例,年老者一律是嬸子、大媽,年輕者一律是嫂子、姐姐。還有的干部以“認干娘、拜干姐妹的方式和農村婦女建立感情,開展工作,深入到各家各戶了解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個別的宣傳教育”。
這些貼近婦女生活的組織方式、宣傳內容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得婦女們參與抗戰的積極性大為提高。
更為重要的是,婦救會真正擔起了“娘家”的責任。1942年,清苑縣冉莊北關,有一位姓李的青年無故毆打寡嫂,這在當時的農村司空見慣。
但當地婦救會知道情況后,聯合工會組織,對李某進行了游街斗爭,并給以物質處罰。隨后,婦救會還召集婦女們,講婦女求解放的道理,把李某上交的東西分給參會的婦女們。
另外,在婦救會所進行的反虐待、反買賣婚姻、婚姻自主的斗爭中,鄉村婦女的婚姻家庭觀念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參加了社會活動的青年婦女,有了一定的認識與覺悟,因此,婚姻自由的條例在頒布后很快就被婦女們接受。
青年婦女的擇偶標準也發生了改變,“不管窮富,只要人性好就行;工作積極的干部;家里過的來,年紀相仿佛;知道心疼咱,兩人對得來”;而且,“自主結婚的,也日益增多,特別是寡婦。據河北平北里峪一個村的統計,1941年共有6對夫婦完全是自主結婚的”。
在當時的農村,許多婦女不要說自主姓名,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婦救會的成立教會了不少農村婦女讀書識字,她們紛紛起了自己的名字。
通過給婦女做主,婦救會在農村婦女心中的威信越來越高,而婦救會也可以更好地在農村移風易俗。婦救會不但告訴婦女你有什么權利,更教授婦女勞動技能,教會婦女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
在城市里共產黨人扎根學校、媒體、工廠,為婦女解放工作而奔走呼喊,幫助女性;而在農村,共產黨人更是深入每村每戶,組織婦救會,在這些地方移風易俗,提高婦女的地位。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才是最大、最真實的女權運動。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致力婦女解放已經溶進了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的肌理之中。所以,新中國將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營造了落實婦女權益保障、男女平等這一理念的實踐體系,包括構建了一套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
1949年9月29日,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領導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綱領是具有“建國綱領”和“臨時憲法”性質的偉大文獻。它的第一章總綱的第六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
接著,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的婚姻制度。
其中,第十四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
當然,男女不平等是漫長社會歷史的產物,它的消除,也絕非一朝一夕可成就。正如總書記所說,建設一個婦女免于被歧視的世界,打造一個包容發展的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努力,不是喊喊口號,更不是去刻意制造對立,“婦女免于被歧視的世界”,一定是一個女性能夠平等參與勞動生產,勞動者權益得到更公平保障的世界。沒有社會經濟生產條件作基礎的“女權”,每每最終落于空談,所以國外女權主義游行搞得轟轟烈烈,卻往往連女性的姓氏權利都爭取不來,要說的話,“真女權”這塊,真就得上中國共產黨這好好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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