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學改革三十年:條子和票子!
來源:包郵區 ID:ibaoyouqu

1987年,一位跑運輸的老板天天泡在北京景山學校,說只要學校肯收我的孩子,我愿意捐一萬元給學校。軟磨硬泡一個月,校長和老師終于被感動了,收下了孩子和一萬元。
那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78元。一個月后,學校還是出于組織紀律,把錢退了回去。
北京的升學生意,于是有一個非常溫暖的開頭。
還是那一年,經中間人介紹,北京五中收了第一個“票子生”。他也成了北京市第一個“票子生”,校長吳昌順說:
這也許是家長和學校摸著石頭過河的一種試探吧。
從此開始,河道越來越擁擠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很樂意出點血讓孩子進入名校。在政策的鼓勵下,很多大公司也參與進來,以共建單位的名義捐錢給學校,為自家員工換取入學名額。
那幾年,方正每年要為北大附中繳費四五十萬,換取七八個員工子女的入學資格。
1991年,北京廢除了小升初考試,全部電腦派位,就近入學。但富有首都特色的“擇校生”、“共建生”、“占坑生”、“票子生”、“優惠生”都冒了出來,讓電腦失靈了。
到了1995年,“票子生”的比例已經相當高,內卷之激烈遠超現在。
那一年,領袖的前秘書想送孩子上重點中學,發現要交五萬元,還得排隊,等他發動親朋好友湊齊了錢,費用又漲到了七萬,只能放棄。
呼吁改革的聲音越來越多,1995年,當時的領導在一份內部材料上作了批示 :
舊社會像名牌學校中學乃至大學必須靠成績,絕不能講人情。
1
領導批示后沒幾個月,西城、海淀區的老師們告訴畢業班家長,剛取消了沒幾年的小升初考試,又要恢復考試了。
這項政策僅僅在小范圍內復活了一段時間,就又叫停了。畢竟是九年義務教育,免試進初中是大勢所趨。
此后,北京的小升初政策進入了循環階段,是考學生的腦袋,還是考家長的口袋,似乎沒人能給個準確的答案。
小學畢業考試被取消,意味著升學市場上沒有了指定貨幣。勤勞勇敢的北京人民,很快建立了民間的貨幣體系。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從人大附中開始,好的中學紛紛以奧賽選拔人才,北京逐漸進入“全民奧數”時期。最嚴重的時候,最優秀的十幾所初中,都在小升初階段就開班教奧賽。
奧數和比特幣一樣,很快獲得了全民共識,成了硬通貨。
物極必反,大家很快發現,中國人對于考試太狂熱了,一考試就搞軍備競賽。奧數也成了加重學生負擔,扼殺民族未來的罪魁禍首。甚至有人喊出了,奧數是萬惡之源。
2006年起,北京開始叫停奧數,但其生命力之旺盛超乎想象,直到2018年,才算是完全被叫停。
奧數的堅挺,是因為始終沒有出現新的選拔標準。期間,北京出現過“特長生”選拔,事實證明是可以被操縱的。
取消了特長生,還有擇校生;取消了擇校生,共建生又冒了出來。唯一拿錢解決不了的,也就是數學成績了。
北京教改三十年,其實就是官方貨幣和民間貨幣的角力。人民幣進校園,顯然是與核心價值觀相背離的。但教改始終難以徹底成功。
2014年,北京進行了影響最大的一次教改,學區制、九年一貫制、名校辦分校終于形成了制度,再也沒有共建生,學區為王,為廣大家長買房指明了方向。
從那時起,以西城區為代表,北京升學的真正硬通貨產生了:
學區房。
2
北京西城區,面積50平方公里,64所小學。這里是中國牛小最集中的地方,沒有之一。
翻開幾乎每一個學校的歷史,都是大有來頭。有些學校,藝術節在國家大劇院開,開學升旗由國旗班來升。因為聲望與口碑,西城的牛小不斷吸收好老師與好生源,慢慢形成巨大的虹吸效應。家長們趨之若鶩。
全國學區房看北京,北京學區房看西城。西城64所小學被劃分為11個學區,幾乎成了全國學區房價格體系的錨和基準。其中德勝、金融街等學區房價格,代表著學區房的最高水準。
2021年7月開始,錨又被砸碎了。
從7月2日開始,不少西城家長接到了調劑電話,很多牛小的學位已滿,只能接受調劑。尤其是去年7月31日買入西城學區房的,基本上都要被調劑。
很多人瞬間就慌了,尤其是買了德勝、月壇和金融街的,他們都是以15萬以上單價買的學區房,但現在被分配去的學校,學區房價格都在九萬元左右。
花了愛馬仕的錢,最后得到的是班尼路,雖然都是牌子的。
家長群哀嚎一片,很多人感慨取消學區房的戰爭,就從西城區打響了:
頂級學區房覆滅開始了。
學區房積累了太多怨氣,大家都知道,也都在看笑話,但這輪西城學區房翻車,更重要的原因是:
學區房太多,牛校不夠用了。
學區房六年為一輪,供應源源不斷,但學校的座位是有限的。門洞、地下室、走廊,西城牛校區域內有房產證的物業,都被都買光了,如果西城的花盆能辦大紅本產證,我想很多人是不介意住在花盆里的。
學區也被撐爆了。我們缺芯片,但肯定不缺有錢人。
2020年西城區小學在校人數統計數據顯示,六年級共有12867人,一年級共有21075人。這也意味著在六年中,西城多出了:
9000個小學生。
北京教委其實從去年就開始警示學區房的風險。
但很多家長不信邪。他們趕在去年7月31日前搞定學區房,德勝片區五一期間成交了100多套房子。
不光西城,東城、海淀,乃至朝陽區都要被撐爆了。
統計數據說,最近三年將是北京二十年來入學的高峰,今年適齡入學人數達到21萬,而明年,或將超過25萬,這其中有三成是二胎。
放開二胎讓本就緊張的教育資源,更加內卷了。今年開始,海淀區把所有能改的房間都改了教室,每個班從30人擴招到40人,小學生也要爬高樓。
當然,看看數據就知道,豐臺、通州、大興的小學生人數沒怎么增加。
水往高處流,越是頂級學區房,涌入的錢越多。畢竟西城和豐臺的差別,比西城和西藏的區別都大。
領導也對學區房表態了:
解決這個問題(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在北京這個問題也很突出。
3
今年5月14日,北京西城區疾控中心發布了一則疫情通報,稱金融街街道的父女三人為新冠密切接觸者。通報簡單描述了他們家庭情況,住址為西城晶華小區,大女兒就讀于宏廟小學,小女兒就讀于惠澤幼兒園。
這則通報引起了包叔好友獸爺的興趣,他幾乎是下意識地判斷:
父親肯定是體制內工作。
他的理由是,宏廟小學是西城的頂尖小學,人稱“宇宙第一小學”,但這家人所在的西城晶華小區雖然離宏廟只有兩公里,但卻不是對口的學區房。在這種情況下,小孩想入讀宏廟小學,就只有一種可能:
政策保障生。
教改幾十年來,北京的升學風云變幻,政策保障生巋然不動,自始至終站在鄙視鏈的頂端。
那天下午,在大望路的煎餅攤前,包叔上了社會第一課。獸爺為了躲城管,躲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什么行業做久了都會爐火純青,這個男人對北京小學八卦的掌握,甚至超過了包叔對村里寡婦的了解程度。
政策保障生,是北京學校水面下的冰山。
中央、部委機構云集的西城,政保生比例有多少,數據從來沒有正式披露過。他們的申請表由單位收取,由單位提交名額給教委。在電腦派位之前,政保生就都分配好了。
這種申請表并不神秘,百度文庫就能隨便下載。包叔自己下載了一張,認認真真填了一下午。
唯一的問題,是不知道該交給誰。
政保生的前身是“條子生”,處理條子是北京中小學校長最頭疼的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們就通過媒體叫苦。一位中學校長說,甚至連水、電、氣、熱等部門,也不斷向學校遞條子。他們誰都惹不起。
2014年的教改后,“條子生”以“政策保障生”的制度確立下來。
有墻的地方就有人賣梯子。后來,政保生也是越來越多。北京也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
最受關注的是西城區,他們明確了“政策保障協調入學”的范圍;
2018年,西城教委第15號文件又叫停了政策保障生,把照顧范圍縮小到烈士子女、華僑子女、勞模子女等。
但是那年7月6日“小升初”學區派位一出來,大家還是發現,某小學一個班32名學生中有20人被派入市重點中學。
環球網的一篇評論說,他們基本上是強勢行政、企事業單位的子弟。
去年,包叔一個朋友去西城區中介門店上班。他發現西城區每個月的學區房庫存差不多也就700-800套,而政策保障生,在頂尖小學里卻有很多很多。
三十年來,北京的教育資源分配進行過太多次嘗試,這次的絞殺學區房,不知道會不會是最后一次,大家都知道最大的兩只攔路虎是:
條子和票子。
去年的一次內部會議上,面對學生爆表,海淀區教育部門喊出了:
今年起卡死所有特權生的路徑,無條件就近入學。
有篇論文分析過,北京的特權生主要來自三種家庭:政治精英,商業精英和教育精英。海淀區當然是以教育精英為主,海淀人敢說的話,其他人不一定敢說。
1996年,收了第一個票子生的北京五中校長吳昌順,和媒體訴苦時說,多年來條子生就沒斷過,光教育內部的條子就很多,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我們敢得罪誰呀:
只要堵不住條子生,就堵不住票子生。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