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頓教培產業看中國治理與行業大政治！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晚間在海外上市的教育股大跌，并帶動更多領域的中概股下跌，有點崩盤的樣子。海外投資者在集體撤離這些他們“看不懂”的中國重監管行業。
針對這個事件，作者簡單點評幾句。主要圍繞中央的監管思路，講講頂層的政治邏輯。
同時也借此說明一下新時代下中國模式的一些新特征。
1、可以看出，現在是從最高層出發，自上而下地去抓整個教育行業的改革及教培行業的整頓的，早已經超出教育部的范疇了。教育部只是一個核心參與執行單位，其他部委條線也要參與的，中央統籌各部門來一道解決教育問題。
2、所以，教育問題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細分領域的政策問題了，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教育問題是放在政治高度的，要從政治角度去理解，是一個大政治。（俗話說，我們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去認識其本質）。
3、過去幾年有許多的經濟政策、行業政策、社會政策，其實最后看都是政治性的，是大政治，背后有一整套的倫理、邏輯、價值觀、目標，它不是一般意義的工具手段型的政策，而是基本方略、國策。作者習慣性地將其稱為“政治”。企業、市場包括不在少數的體制內監管機構，實際上都沒有能夠從政治的高度去理解，其認知是有一個滯后的，經過一次次事件，逐漸才發現原來相關的政策不僅僅是政策，已經上升到更高的政治高度。
4、譬如房地產住宅開發行業。2016年中央就提出“房住不炒”，加碼調控。但大多人過去一直認為房地產是中國經濟里的“夜壺”，在“促發展”和“調結構”方面，永遠會偏向促發展，所以經濟不好了，一定就會放開房地產。大部分人都是按照這個定勢思維去理解的。包括企業、地方政府、具體條線的監管單位、市場等。沒有人從國家戰略方位、國策等大政治的高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即：
1）房地產最終到底應該在國民經濟里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2）住房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資源，對社會穩定和諧、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有重大戰略、政治意義，不能簡單的交由市場力量去配置？
3）房價高企對社會經濟的廣泛影響？譬如資產價格變化導致的貧富差距（有產與無產者之間貧富差距的加大）、年輕人的職業取向（在高房價壓力下，畢業生無法安心投入收入較低的行業）、消費能力（高房價會擠出對其他行業的消費能力）、企業的取向（不愿意專心做實業，而希望搞搞資源型的房地產）、對金融的影響（會搶占金融資源、擠出其他實體經濟的融資能力，同時與金融高度綁定將加大社會面臨的系統性風險）、對地方政府的影響（更加依賴土地財政，有動力減少供應、高價出讓土地以獲取財政收入），以及對出生率/出生意愿的影響，等等。國家領導人是從更高的角度看待問題的。房地產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工具和手段，而是一個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的源頭，必須加以解決。解決房地產問題是大政治。
一開始大多人是認識不到的。所以2018年末進入中美貿易戰寒冬，2019年各種力量覺得中央在博弈之下要放開地產；結果中央立即出手加重調控，大大超出市場預期；2020年疫情初期再來一次，扶持實體經濟的流動性釋放后，地產企業低成本融資，土地市場回暖，中央立即出手，推出“三道紅線”等一系列政策。然后是銀行貸款集中度管理、土地出讓雙集中等政策。
截至今天，大家應該可以看到，房地產調控是大政治，是基本國策。政府在嘗試糾正過去走過的道路（雖然因為路徑依賴的問題，是有難度的），但絕對不能重蹈美國、香港的覆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是用了將近五年時間，才讓社會各方力量形成相對比較清晰的認識，看到這真的是一個大政治。
我們的領導人對這個行業有具體、系統性的想法，可以定義為其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只是沒有這么提而已。
5、其實早些年，對影視娛樂、對游戲行業都有過這樣的政策，實行整頓。很多是通過資本市場入手的（限制企業上市/融資），所以投資人/市場會有反應。但一開始，人們還是會以個別行業、個別情況、個別案例的角度去理解，沒有上升到“政治高度”，更看不到這其實就是新時代，中國模式和原來不一樣了。
6、如果說房地產行業雖然規模體量大，但影響的還是“細分領域”的投資人（主要是境內以固定收益為主的各類資金方），游戲、影視娛樂等行業影響了個別企業及對應投資人，去年螞蟻上市折戟案例及后開始“限制資本無節制擴張”——從限制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到關注數據安全等一系列的行業政策，就開始波及更廣泛的企業與資本市場了。如果說2016年迄今五年的“房地產調控”還有點“溫水煮青蛙”，是一個全市場和社會漸進發現的過程，力求實現某種軟著陸（因為房地產在國民經濟占比里太大，動輒會影響到金融和經濟的安全與穩定），那么對這些新經濟行業的政策調整，似乎就來得更加“急劇”和“猛烈”了，好像一下就出來一大堆政策，使得這些行業的發展突然出現了很大的政策不確定性，而這些行業又大多是采用離岸融資方式發展的，投資人很大一部分是外資（而且是“真外資”），且在美國上市。這些投資人群體距離新時代中國的國情、模式、政治、政策那就更遠了，他們對這么大的信息量確實是無從消化的。金融最憎恨的就是不確定性，看不清楚的就不要投。所以他們的選擇就是先撤資再說。
7、回到本文的主題——教培行業，作者認為，對教培行業的整改和前述的房地產行業調控是一樣的，這是個大政治問題。領導人有一個更大的頂層邏輯，涉及到教育在中國究竟應該怎么搞，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
1）教育是不是一個非常核心的社會資源，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如何為社會創造更大的機會平等？也即——所在家庭的收入能力是否應該影響到孩子對教育資源的獲取能力？——誠然，我們有一考定終身的高考，但對孩子的“干預”還是能夠很大影響其學力的。而從包括上課外培訓班到買學區房，無不與家庭經濟能力相關。而擴大機會平等，對防止階層固化、提升社會流動性、保持社會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2）青少年在成長期（從3歲至初中階段）主要應該把時間用來做什么？是德智體相對全面的發展（其中包括我們領導人特別重視的保護視力健康，以及“野蠻其體魄”）、保證孩子們能挖掘興趣愛好的心理健康與快樂，還是把整個高考前置到3歲開始準備，陷入無窮無盡的內卷？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是否真的能夠適應未來?
3）教育的內容是什么？是不是涉及到核心價值，涉及到意識形態？是否應當納入監管，匹配中國模式？前幾年可能尚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但在今天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下，這就是一個重大問題了。作者認為，領導人會尤其關心，我們社會所謂的精英群體，這些企業家、企業高管、高收入專業人士、海歸菁英，他們的后代在接受什么樣的教育？是舶來的離岸教育，還是中國教育？如果是系統性的“舶來教育”（即“國際教育”），如何保證他們對中國的歸屬、認可、理解、忠誠？
4）如果教育是如此重要的一個領域，那么它應該有什么樣的資源配置方式，什么樣的行業政策？首先是，公立教育應該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否應該承擔更多，成為有質量且均衡、免費的公共教育的提供者？是否可以利用互聯網和新興科技手段去拉平教育資源？譬如讓政府采購和統籌安排，由人大附中或實驗二小的頂尖老師為全國提供網課——甚至讓他們把主要的時間精力放在基于網絡的教學及對其他教育機構及人員的賦能上，而不是專門針對他們所在學校的幾百名學生？科技和舉國體制使得這些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的安排在2021年的中國成為可能。想象空間巨大。
5）教育與金融的關系。需要問一問，社會資本應該在教育行業里發揮什么作用？金融應該發揮什么作用？金融和資本一定是逐利的，金融和資本的介入一定會使得教育產業化、盈利化、逐利化。資本的支持也會使得行業出現更加激烈且惡性的競爭（現在稱為“內卷”），并影響到消費者。所以，中央希望切斷金融與教育的聯系，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之下導致的教育產業化無序擴張。再者，我們看到大部分教育公司都是境外上市的（尤其是在美國上市），作者認為，這主要倒還不是數據安全或國家安全的問題，而是，只要整個將教育產業化的資本鏈條都是離岸的，游離在中國政府的管轄之外，那么中國就沒有辦法切斷教育與金融之間的聯系，無法實現自己重塑教育的目標。所以，必須從源頭上即融資面整個限制外資介入教培產業。
6）教育與房地產行業的關系。2021年4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指出，要“防止以學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第一次提到了學區房的概念。學區房其實就是教育與房地產的聯動。為什么核心城市的核心地區（通常又是老城區）房價高企？因為這里有教育資源。中國的國情是，教育資源是地方化的、屬地的，“local”的，核心公立教育資源的分配，是通過土地房產和戶口，落位到具體的房地產資產上的。這在短期內很難改變。因此，“內卷”驅動下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逐必然會導致對核心房地產資源的追逐，這種追逐又會成為推動房地產交易市場及推高房價的“鯰魚”。對此中央的診斷和意見也很清楚，就是要打掉教育與房地產之間的聯系。所謂的“中國模式更進一步”，疫情一方面使得資本驅動的線上教育得到大發展，另一方面也讓領導人看到，由國家主導的線上教育可以是一個給全體社會賦能、實現教育資源均衡化、確保最大程度機會平等的絕佳工具！站在2021年的今天，在互聯網科技和舉國體制的支持下，確實出現了一個切斷教育與本地化/房地產之間聯系的契機。
7）教育與人口及少子化的關系。維護及促進人口穩定增長就更加是一個國家的大政治了。教育成本高企會降低夫妻生育多胎的動力。少子化有幾方面的因素，一種是年輕人追求獨立生活，不愿意結婚。不結婚就無從談及生孩子了。另一種情況是已經有小孩的父母不愿意再生。按說，這部分人群生育的“邊際成本”是比較低的，鼓動他們再生一個可能比鼓動年輕人早婚早育更容易一點。而當今教育內卷下的教培行業無序發展確實會大大增加他們的機會成本，影響他們的生育意愿。所以，中央肯定希望通過整頓教培行業，提升整體社會的生育意愿。
8）教育產業與其他行業的關系。教育產業無序發展，還會擠出家庭對其他行業的消費意愿。這個情況無序發展下去，就會發現教育，會成為國民經濟領域里的一個巨大的產業。這個巨大產業由兩方面構成，一種是“高考產業”，旨在將對高考的角逐前置到3歲；一種是“脫離高考產業”——旨在為擺脫高考的出國留學做準備的國際教育體系。前者危及素質教育，后者有意識形態風險，兩個賽道的“內卷”都會危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時搶占家庭的消費支出，擠出其他行業所能獲得的資源。
8、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教育是我們核心的文化基因。只要有條件，我們就會孜孜不倦的競爭教育資源，陷入某種內卷，并擠出其他資源。在過程中，如果房地產、金融可以成為助推能力，就會使得教育出現“產業化”并“無序增長”。我們看到，房地產、金融/資本、人口三大因素都是國家的大政治，而教育不僅僅本身就是大政治，還是將所有這些因素聯系在一起的紐帶，只要教育與其相互作用，就會影響到國家的大局，所以，教育才是最大的政治，是大政治中的大政治。對于教育，必須從最高的政治站位角度去理解。
9、中國的終極人才選擇方案會是什么呢？還是高考。我之前寫過文章分析，高考這個機制是中國教育公平大政治下的必然選擇，高考是絕對不可替代的。而只要存在高考這樣一個相對公開、透明、標準化的機制，人們就可以提前的去準備和應對。只要足夠多的人這樣做，并且都能比較容易的找到資源，就會產生內卷。前面分析的金融和地產都是其中的推力。而如果不去動搖高考制度，同時追求對教育及教培產業的重塑，那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一、國家管控，整頓高中階段之前的教培產業，把路堵死，讓你沒有選擇，那樣大多數人就“老實”了；二、利用舉國體制及互聯網手段，為廣大人民提供更多的優質免費均衡的教育資源。這些舉措能不能完全消滅課外培訓呢？肯定是不能的。只要有需求，它一定會轉為某種地下經濟，“隱秘的存在”。但由于它與金融及地產的系統性聯系已經被切斷，就會從視野里“消失”，不再成為一種系統性問題，不會再促發大規模的內卷。而對于中國絕大多數家庭來說，這就足夠了。他們會回到80~90年代（作者長大的年代）。那時有沒有輔導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少，并不成為風氣，主要靠自己學習。那時家長管不管呢？也有的家長管，但不是必須，也是看每個家庭。但不存在一個“吃人”的教培產業。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會把備戰高考的精力留在高中階段。而如果國家能夠在小初階段提供均衡、免費、有質量的公共教育，我相信大多家庭是會滿意的，樂見此結果。
10、所以，教育是真正的大政治，中央提出政策的背后，是有一整套頂層想法、思想、理念、邏輯的，是有體系的。而前文提及中央近期對許多其他行業/企業的規整，背后也都有自己的頂層邏輯。企業及市場參與者要理解新時代中國，就必須理解這些邏輯。
11、資本無序擴張支持下的教育“內卷”絕對是可以讓一個社會窒息的，它會讓社會變得死氣沉沉、毫無生命力，同時還不能創造出健康及適應未來的人才。涉及到教育，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其實都有這種問題。而日本也是“內卷”最嚴重的社會。“內卷”嚴重發展到最后，就是年輕人恐懼社會，甚至厭世自殺。
12、所以我們再來看看新時代的中國模式，它非常有特征：
1）中國有很強的能力去遏制資本，這與我們全國一盤棋的舉國體制有關，也與我們體制內的社會主義基因有關。如果說西方政治的主題更多的是把個人或公共社會與政府對立起來的話，我們的政治主題則更多的是把資本/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對立起來。這就是差別。
2）中國把最大化大多數人群的福祉，實現更大的機會平等與共同富裕作為目標，這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也與我們當代的社會主義制度相關，而我們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并且將它中國化，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正因為它與我們的很多傳統相契合。
3）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把國家看成一個有機的、有生命的共生社會，要講和諧。現在不搞階級斗爭，不把人群分化，但依然強調全國一盤棋，大家各司其職，為國家做事情。資本和企業（我這里說的是中國的資本和企業）也是國家和社會的組成部分，要參與到“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里來，參與“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要有政治覺悟，政治站位，從國家、民族、社會、人民的福祉上考慮問題。所以，國家讓你退出，你就得退出。那你退出去干什么呢？當然去干那些國家鼓勵的、符合上述大政目標的行業，
4）中國其實是一個“德治”社會，即一切的背后有一個更高、更抽象的倫理與邏輯——即所謂的“high morals”。它才是我們的指導精神。政黨、政府、政治家乃至法律法規和政策，都要受制于這個high morals。這個high morals是人民所向往的，是某種人民的意志。它來自于我們的文明、文化傳統及社會道德理念與共識，當然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漸變的，有時代性。領導者和政府要去發現這個共識，并以此決定我們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方式與路徑。這套體系是超法律的，或者說不在法律體系內運行。法律在我們的治理里扮演的只是工具作用。
13、我所講的這套中國模式，是西方人非常難理解的。他們只能從明文法律規則和制度上去理解一件事情。他們相信西方奉行的“法不禁止即可為”，對法律和規則不能隨意調整，政府也不應該有任何的主觀性和“武斷性”。前面講的這種中國政治倫理，對high moral的追求，對法律的“工具化”，是他們絕對無法理解的。他們能看懂法律，但因為和我們不同屬一個文明與傳統，不知道我們追求的high moral是什么，目標是什么。而透過我前述對房地產和教培行業政策的分析，其實可以看出，我們的政府是用幾十年、上百年的角度去規劃我們的社會，制定治理方略的，背后有明確的價值觀、理念和邏輯。而不在中國對這些是很難理解的，外國投資人看到的只有“武斷”與不確定性。看不懂的情況下，自然只會撤資。
14、而這就是中國近期在互聯網、教育等行業推行新的產業政策的海外影響：因為推出政策，使得海外投資人更看不懂中國了，選擇退出——至少是暫時性退出。這個過程，至少在短期內，對已經在境外上市的企業及希望獲取境外融資的企業是痛苦的，可能會有不小的摩擦和代價，會有不小的“負面外部性”。但對于遵循長期主義、規劃制定百年大計的中國政府來說，這些就都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切斷“問題行業”或核心領域的海外資本驅動，不僅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本身就是政策目標。
15、其實，只要能夠讀懂中國，看明白中央治國理念及頂層邏輯，就應當看到，其實中國的投資背后有很多的確定性。李世默去年末有個演講“讀《求是》，做投資”，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講得很好，我把鏈接奉上。（https://www.guancha.cn/LiShiMo/2020_11_14_571405_s.shtml）。
以前有句話說，“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其實現在做投資、做企業也一樣，到那些契合中央大政方略、符合未來發展新格局的行業里去。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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