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印度的洋?
近日,印度媒體報道的兩則消息引人注目:
其一,繼設立國防參謀長一職后,印度政府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國家海事委員會”(National Maritime Commission),全面統籌國家海事事務;該委員會負責人將出任“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Coordinator),其級別與職能頗與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員”相似。
其二,7月27日,美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印度,其中一項重要議程就是推動召開“四邊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線下峰會。
實際上,早在20年前,印度“部長小組”就提出了設立該機構的建議。那么,是什么讓印度人等了20年?
這個機構的設置與美國有什么關系?
筆者認為,印度此舉的主要動因來自3對矛盾。
文丨徐行之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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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之一
莫迪的雄心vs落后的指揮體制
從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到2014年擔任印度總理至今,莫迪一路都帶著“改革之星”的光芒,比如:

印度總理莫迪。圖|澎湃影像
在執政模式上,為了提高施政效率,莫迪推行高度中心化的執政決策方式,以提高中央政府的決策效率,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中間環節,2016年11月的“廢鈔令”便是一例;
在經濟領域,莫迪的改革大刀先后伸向稅收與勞工領域,先是于2017年3月推出了旨在統一國內稅制的《商品服務稅法案》,后又在2019年初為刺激經濟活力,提出的公共部門企業私有化、修訂《工會法》,甚至在2019年10月份還搞出了一個《查謨·克什米爾重組法案》。
印度的軍事指揮權問題由來已久,對于如此熱衷改革的莫迪,進行軍事改革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英國殖民期間實行文官治軍,印度獨立后在延續該政策的基礎上強調海、陸、空三軍分立原則,在由文官把控的國防部指揮下三軍獨立行使各自職權。
為強化各軍種協同作戰,印政府曾在國防部下設三軍參謀長委員會與委員會主席,但掌握核心權力的文官不愿放權,導致該機構被架空。
1999年,印巴卡吉爾沖突爆發,印軍指揮不暢、各軍種間協調不力的問題凸顯出來。由于沒有軍方參謀長參與戰略評估,政府在軍事部署問題上猶豫不決,甚至在命令空軍出動戰機支援陸軍后,空軍曾一度拒絕派出戰機導致戰機貽誤。
戰后,印政府成立由外交、國防、內務和財政部長組成的“部長小組”,開始全面檢視在國防與軍事指揮領域中存在的問題。
2001年2月,印度發布“卡吉爾部長小組報告”(Kargil Group of Ministers),就國家安全體制改革提出建議,其中就包括設立“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比平?拉瓦特2020年1月就任的“國防參謀長”一職也是報告中建議之一。
解決了國防參謀長的問題,莫迪動手設立“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也成了應有之義。印媒稱,“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的設立將“有效地解決長期以來印度海軍、海岸警衛隊與邦海事委員會之間存在的職能交叉、相互踩腳問題,提高指揮效率。”
7月13日,《印度斯坦時報》援引印國防部人士消息爆料,計劃組建的“國家海事委員會”是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分支;其負責人為“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系“國家安全顧問”的下屬官員,將承擔印度政府在海事安全問題上的的核心政策顧問職責,其職能包括統籌民間與軍事海事力量,以強化印度的安全架構,保障印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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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之二
海洋大國夢vs薄弱的海上力量
印度與印度洋的關系只體現在兩個方面:字面上的“印度”二字與前者在后者區域中擁有部分領海。然而,印度依賴地緣優勢,長期把印度洋視為“印度的洋”。

2021年3月10日,印度第三艘“鲉魚”級攻擊潛艇“卡蘭杰”號在孟買舉行服役儀式。圖|澎湃影像
為了夢想成真,印度正在進行著不懈努力:
*推出新的“海洋安全戰略”,發起了雄心勃勃的2025至2030年間印海軍“200艦”倡議——通過印度本土船舶制造業、研發機構以及與外國防務裝備公司合作打造一支具備3艘航母及多種型號驅逐艦、核彈道導彈潛艇等先進裝備的強大海軍;
*在印度洋沿岸臨近如霍爾木茲海峽、曼徳布海峽等海上戰略“咽喉”的國家“搶灘登陸”,爭奪戰略港口。
*全力在印度洋打造由自己主導的包括“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區域所有國家安全與增長”在內的“小圈子”,謀求以此獲得地區主導權。
不過,印度的圓夢實力有些“骨感”:
首先,資金不足。印度旨在制衡我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的伊朗恰巴哈爾港項目,因資金不到位屢屢遭到伊朗方面的“催款”與不滿。
其次,印度海軍裝備仍以“萬國軍備”為主。拋開來自美、法等多國的軍備能否有效協同不講,光是自主研發的艦載戰斗機、潛艇、航母等仍然面臨技術、資金等多方面挑戰,實現200艦恐仍然任重而道遠。
在這樣的背景下,設立“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一職就顯示出了必要性——該機構潛在可在統籌各涉海事機構力量的基礎上,更加有效地開展海事安全力量的研發、采購、配置與指揮調度,在最大限度利用現有資源的同時也便于更加系統、高效地發展海事安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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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之三
美國“印太戰略”vs印度海洋戰略
2014年執政伊始,莫迪領導的“印人黨”就聲稱將建立一個跨部門的國家海事機構。那么,為何時隔7年、直到近期,莫迪政府才宣布建立這一部門呢?

2021年7月27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印度新德里機場。圖|人民視覺
在美中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在印度洋擁有地緣優勢、又與鄰國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紛爭不斷的印度成為了美國的絕佳拉攏對象。莫迪政府深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
美國不僅許諾印度先進軍事裝備技術轉移、加入“核供應國集團”,甚至幫助印度應對”邊界威脅”等問題上給予印度支持,特別是在特朗普在卸任前解密的在印太戰略中明確提出美國將通過外交、軍事和情報支持“加速印度崛起”,這進一步讓莫迪政府認定美中戰略競爭的戰略紅利已經到來,印度借此鞏固并強化對印度洋地區主導地位進而向西太平洋挺進迎來重大機遇。
然而,事實上,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下,關乎印度重要經貿、能源安全利益的西印度洋根本未被納入“印太地區”版圖,印度只是配合遏制中國的“低級玩家”。由此可見,美國對印度的定位與印度自我定位出現重大分歧,加之特朗普執政時期動輒對印揮舞的制裁大棒更讓印度猶疑不決。
拜登的登臺似乎給莫迪政府打了一針“強心劑”。拜登在美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印太事務協調員”一職,并將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對話機制”提升為首腦峰會。另外,美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印度,其中一項重要議程就是推動召開“四邊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線下峰會。
然而,美國一面表態給予印度在抗疫、外交等方面上的支持,一面又在人權、印采購俄S-400導彈防御系統問題上態度強硬。
當前,如何能夠從美國“虎口拔牙”、推動“印太戰略”更好地服務自身利益,同時,避免被徹底綁在美國的反華戰車上,是印度亟需處理的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印度政府在國家安全顧問下設立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一職似乎格外合乎情理,一面是設立了一個與美“印太協調員”坎貝爾相對應的崗位存在,便于與坎貝爾進行溝通交流,另一面則可以專責肩負起在“印太戰略”下開展與美在海事安全問題上的對話談判,爭取印度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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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病外治”,絕非易事
印度一直以來喜好“內病外治”,這種傾向在近年來印度不遺余力地渲染“中國威脅”方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比如,以此為其主導印度洋的訴求正名。
印度媒體報道,“有專家指出,隨著中國轉向基于海洋的安全理念并且通過緬甸與巴基斯坦滲透進入印度洋,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對印度的海事與能源安全格外重要,因為北京計劃通過印度海事領域抵達非洲東海岸地區。”
再如,以此緩解印度國內社會、經濟等各領域矛盾的“內病”。
印度執政者歷來傾向于通過將國內矛盾轉嫁于外部問題以達到政治目的,如在2020年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的背景下就選擇拿中國駐印度企業“開刀”,將國內民眾對政府防控疫情不力的不滿情緒外向轉化為因中印邊界爭端引發的反華情緒;
另外,美國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也是印度醫治“內疾”的一味“良藥”。當印度無法在軍事、經濟、外交等多領域與其“假想敵”媲美的時候,便謀求通過借美國的外力來實現“彎道超車”。
為此,印度一方面不斷深化對美關系,先后與美簽署了《后勤交流協定備忘錄》《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與美結為準盟友關系;另一方面,不斷加大在“印太戰略”上對美配合力度。
然而,美國的這一味“藥”未必好喝,也不一定有效。
一方面,美國“印太戰略”是否能夠助推印度實現其主導印度洋的訴求,仍然需要打一個問號。
按照美國的劃分,涉及印度核心利益的西印度洋并未被劃入核心“印太”版圖,美國核心精力都聚焦在孟加拉灣到西太平洋海域,這意味著印度揪心的其在印度洋沿岸非洲國家與島國的核心戰略關切將無法得到保障,特別是印度當局認為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在非對印經濟、能源安全構成已造成嚴重沖擊。
美國給印度安排的僅僅是一個小配角,在一定程度上也許可以幫助印度提升軍事實力,但這與其核心訴求仍有很大差距。印度設立國家海事安全協調員,意在發揮爭取自身利益的作用,絕非易事。
另一方面,橫在美印之間的俄S-400導彈防御系統采購案也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拜登政府發出的《通過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第231條對印進行制裁的威脅也可能將給不斷加速的美印關系按下停止鍵,如果不能妥善在美俄間周旋,向美靠攏的戰略選擇恐怕將成為“印人黨”在下一屆大選中的失分項。
當前,雖然美國仍然通過多種渠道游說印度政府放棄采購S-400導彈防御系統,但印度的堅持與俄羅斯幕后的施壓極可能一步步將這份已經由最高領導人層面簽署的采購協議推入實質交付環節,屆時拜登政府將會采取何種政策,也許從近期美艦艇單方面在印專屬經濟區開展自由航行行動便可看出些許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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