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思潮與國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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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5日至26日,美國副國務卿舍曼訪華,在天津與中國外交部主管中美關系的謝鋒副部長會談。26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見了舍曼,向美方明確了“三條底線”。雙方在天津會談上沒有解決分歧,尚未打破外交僵局。
7月29日,中國新任駐美國大使秦剛抵達美國履新。秦剛在華盛頓對媒體說:“中美關系又處在一個新的緊要關口,既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也有巨大機遇和潛力。”不過,這位新大使依然對中美關系的前景持樂觀態度,他認為:“我相信,中美關系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關上”。
大疫之下,大門關閉,噪音倍增,社會思潮如何演變?中美關系如何破局?本文探索疫情之下的社會思潮與國際格局的演變。
本文邏輯
一、大疫思潮
二、國際格局
三、國家合作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30',感謝分享】
01
大疫思潮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化擴散后,全球社會思潮快速轉變。
為了抗擊疫情,各國紛紛關閉國門,商品、人員、信息的國際流動性驟降,經濟遭受重創,失業人數猛增。這時,全球社會思潮快速轉變,噪音明顯增加,網絡暴力頻發,社會戾氣疾起,內卷化盛行,躺平思潮流行,國家爭斗凸顯,民粹主義崛起。
為什么?
新冠疫情嚴重地打擊了經濟全球化及自由市場,而經濟全球化及自由市場衍生的增量思維、合作態度、開放心態、自由意志、競爭意識、勇敢品質以及和平思想,迅速式微、萎靡與受挫。反過來,存量爭奪觸發的矛盾、不確定性引發的恐懼、尋求保護的脆弱、不敢改變的封閉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的積怨,占領了全球社會思潮的高地。
這一全球社會思潮改變著全球政治生態。一些政治力量借助這一思潮崛起,對政治權力與經濟勢力進行重新洗牌。
拜登在2020年大選中獲勝,受益于美國社會思潮的改變。我在之前的文章《大選的真相》中說過,民主黨有兩大票倉:一是建制派票倉,二是進步派票倉。拜登作為建制派的老政客,他的鐵桿票倉是華爾街、跨國公司、美國商會、硅谷科技企業以及互聯網社交媒體。民主黨建制派的鐵盤州、深藍州,是華爾街金融及跨國巨頭云集的紐約州,還有互聯網及科技巨頭集中的加利福尼亞州。
我們看建制派背后的金主是誰:2016年大選,華爾街券商與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達8800萬美元,特朗普只有2080萬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大選,這個差距進一步擴大。華爾街給拜登的募捐高達5110萬美元,向特朗普只捐了1050萬美元,相差五倍(截止到2020年9月)。同時,共和黨建制派、小布什領導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也將錢投給了拜登。另外,在本輪大選中,互聯網社交平臺關鍵時刻給特朗普以重擊,助攻拜登一舉登頂。
民主黨進步派的傳統票倉主要是黑人、少數裔、中低收入者、同性戀者、新移民以及高校左派知識分子,分布在廣大的搖擺州。在美國,民主黨進步派是一股比自由派更左的政治勢力,代表人物有桑德斯、卡瑪拉·哈里斯。他們好勇善斗,煽動人心,制造熱點,博取同情,宣揚種族平等、財富均等、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民粹政治。
這兩大派別的選民構成及所代表的利益是對立的,但是民主黨一直維持著某種政治默契,如犧牲本土中小企業及中產階級的利益,以達成二者的合作。最近幾十年,民主黨建制派想要贏得大選,關鍵看進步派的邊際選票。
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社會思潮開始轉變,桑德斯領導的進步派振臂高呼,民粹政治和福利主義崛起。2016年大選,民主黨競選策略失敗,建制派老政客希拉里干掉了風頭正盛的桑德斯,沒能安撫、團結、吸納進步派選民。結果,部分進步派選票投給了特朗普,搖擺州倒向了共和黨,希拉里敗選。
2020年大選,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擴散,全球思潮極速轉變。特朗普政府對疫情控制不力,疫情迅速沖擊了美國的社會秩序,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家人和工作。這觸發了一種不安定的社會情緒,求生欲望、生活保障以及公平需求推動社會思潮迅速轉變。
民主黨建制派在競選策略上拉攏進步派。在大選初期,拜登一度聲勢不振。隨后,他大量吸納進步派人士進入競選團隊,采納他們的政治綱領,借助他們的政治聲勢。比如,拜登提名進步派的卡瑪拉·哈里斯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是一名擁有黑人和亞裔血統的女性參議員,其身上包含了種族、少數裔和女性三大美國左派政治標簽。又如,拜登提出的“綠色新政”來自進步派代表科爾特斯的綠色新政。再如,進步派掀起了一場空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拜登成為了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和表演者。最后,拜登依靠搖擺州選民的支持,擊敗了特朗普。
所以,拜登上任后的首要目標是鞏固政治權力。他不擔心建制派的鐵盤,關鍵是兌現競選承諾,安撫好進步派選民。拜登在組閣時納入了大量進步派人士,西翼團隊變成了一個“種族多樣性和性別平等的白宮團隊”。比如,眾議員里士滿被任命為負責公共工作的高級顧問,他在拜登爭取非洲裔選票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在本輪大選中,拜登深陷“郵寄選票欺詐門”,發生地主要在搖擺州。拜登亟需安撫凌亂的人心,堵住悠悠之口,討好進步派選民及支持者。拜登上臺后迅速推出“新政”——1.9萬億美元刺激方案,用于抗擊疫情、保障就業、消除不平等,同時向多數美國家庭及失業家庭發放現金補貼。拜登政府正在向國會提交5500億美元的基建支出計劃,試圖在不加征稅收的前提下實施這一計劃,借此刺激經濟,提振就業。
但是,錢哪里來?
美聯儲敞開大門,拜登政府放開吸籌。拜登任命奧巴馬時代的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為財長,對耶倫任命有助于聯邦財政部與美聯儲勾連。美聯儲把貨幣政策的目標改了,將充分就業置于通脹目標之前。
美國第二季度的核心通脹率達到6.1%,創下近40年來的最高記錄,為什么美國的底層人不著急?通脹率怎么上升的,他們心里比誰都清楚。拜登政府給他們發了大量的現金紅包,這些憑空造出來的錢進入消費市場抬高了物價。實際上,美聯儲與拜登政府、民粹政治公開合謀,旨在迎合社會思潮、凱恩斯主義與民粹福利主義。
社會思潮引發政治格局變化,進而沖擊經濟勢力,引發內部財富重新洗牌。
拜登政府維持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建制派的票倉,那些金融巨頭、科技巨頭、跨國公司。美聯儲在大疫之下向金融市場注資,繼續推高美股,尤其是微軟這些科技龍頭股的市值。同時,拜登政府還給科技巨頭額外紅包,在拜登刺激方案中,芯片制造企業分得其中的500億美元,拜登后面又追加了500億。特斯拉、英特爾等巨頭在拜登綠色新政、基建計劃中均可獲利。
這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資產及科技巨頭的膨脹。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的市值均創下新高,在1.8萬億美元之上,特斯拉每股一度漲到2300美元。
不過,拜登政府借來的錢還是要納稅人來承擔。拜登向國內富人和企業征稅,包括提高年收入40萬美元家庭的稅率,提高資本利得稅等等。加征稅收是一種財富重新分配的手段,相當于剝奪美國本土企業、富人及中上階級的一部分財富給另外一部分群體。
拜登還游說G7通過全球最低稅率和重新劃分征稅權,降低跨國集團及全球性富豪的避稅空間。這一政策目前擴大到G20,預計在全球層面每年能夠多產生約1500億美元的稅收。不過,這么操作對建制派核心票倉——跨國公司及金融富豪有沖擊。只能說,在大疫思潮下,拜登不得不先安撫好進步派勢力。當然,拜登也給跨國公司及金融富豪提供了一些便利,他將稅率降低到15%。
大疫掀起全球社會思潮波瀾,全球政治生態及經濟格局生變。
02
中美關系
全球社會思潮轉變,引發全球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進而影響國際關系。
經濟全球化是國際關系的穩定器。但是,大疫之下,各國國門關閉,增量空間縮窄,依托于經濟全球化的經貿勢力、金融科技勢力、跨國公司及其政治力量受挫。而如今在政治上得勢的左派,美國進步派及其選民,在經濟全球化與中美經貿合作上的直接利益較少。他們在國際關系上不關注經貿關系,傾向于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關系。
于是,國際關系容易生變。兩國見面不是談經貿,不是談合作,不是談增量創造,而是談政治,談軍事,談存量分配。存量分配容易引發政治與意識形態斗爭,進而可能激化軍事沖突。美國進步派勢力堅持“世界主義”,主張以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復制到全世界。這容易激起他國的民族情緒,引發國際外交沖突。
拜登政府打破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外交,試圖重塑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拜登政府快速回歸到原來的全球化秩序框架中,修復與歐洲、日本、加拿大的外交關系。由于意識形態上的趨同以及歐美建制派的共同利益,拜登執掌的美國與歐洲的關系,明顯要比特朗普時期更加和諧。
但是,在俄羅斯的外交上出現明顯的惡化,拜登政府將俄羅斯視為美國“最大的威脅”。原因很簡單,民主黨進步派在俄羅斯沒有任何經貿利益,他們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對立的,同時民主黨建制派在俄羅斯也沒有多少經貿利益。拜登政府主導的美國與俄羅斯對立在所難免。
在中國的外交上也陷入僵局,與特朗普的經貿外交不同,拜登政府開始談的是政治、軍事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沖突,而經貿問題被弱化、邊緣化。不管是上次阿拉斯加會談,還是這次天津會談,美方提出的都是分歧性極大的政治議題。在天津會談上,中方態度強硬,提出的“三條底線”和“兩份清單”均屬政治范疇。
如今,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成為外交的核心主題,也是難解之題。經貿曾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在現行的外交框架中被邊緣化。
其實,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對俄羅斯是完全不同的。拜登將中國視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威脅”。中美之間存在廣泛的經貿合作,這是美俄之間不存在的。民主黨建制派的鐵桿票倉,即華爾街、跨國公司、美國商會、硅谷科技企業以及互聯網社交媒體,他們在中美經貿關系上的利益重大。沃爾瑪、通用汽車、通用電氣、蘋果、微軟、杜邦、百盛等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投資巨大、合作長久。
所以,在與中國的外交上,拜登左手是進步派的訴求,右手是建制派的訴求。如今,執政的前半年,拜登急于固政治權力,討好進步派,迎合美國左派思潮,先出的是左手的牌。但是,如果中美外交僵局遲遲不破,甚至日漸惡化,那么建制派的鐵桿票倉定然對拜登政府不滿。
拜登政府試圖統籌建制派與進步派的矛盾,在中國外交上提出“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拜登左手發對抗牌,滿足進步派在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上的訴求;右手發競爭與合作牌,滿足建制派在經貿上國際合作與競爭的訴求。不過,中方對此不買賬,中國外交官指出拜登政府的“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
到目前為止,阿拉斯加會談和天津會談,雙方沒能找到實質性的突破口。但是,談總比不談好。談說明雙方都有合作的訴求。問題是,中美該如何破局?
此前,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似乎給中美貿易“吹風”,她表示:特朗普政府達成的中美貿易協定未能解決兩國之間的根本問題,而仍然存在的關稅“傷害了美國消費者”。今年美國經濟不均衡復蘇,通脹率迅速上漲,但就業提振不足。重啟中美貿易談判,解除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可以緩解美國的通脹壓力,同時還可以粉碎特朗普的政治遺產。市場猜測,中美有沒有可能率先在經貿上破局?有沒有可能重啟中美經貿談判?
兩國外交的基本原則是求同存異、先易后難。通常,兩國間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分歧大,經濟上的分歧小。為什么?兩人初次見面不會一上來就是討論環保主義,先打招呼,“吃了嗎”,“今天太陽好大”。這些容易達成共識,而容易達成共識又能長久合作的就是經濟。因為經濟合作,自由競爭,創造增量,對雙方都有利,具有持續性。
最近四十年,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是兩國分歧最少、共識最多、了解最深的領域。在九十年代,中美陷入外交困局,美國商會多次促進美國政府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如今,大疫思潮正在將國際關系推向不穩定的軌道,而破局的關鍵還得回到疫情的控制上來。如果全球疫情得以控制,經濟全球化逐漸復蘇,各國重新打開大門,信息、人員、資本流通。如此,更多的人、更多企業、更多勢力再次加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自由競爭,公平交易,創造增量,降低存量斗爭,削弱內卷化。正如每一次經濟景氣周期一樣,全球社會思潮某種趨勢回落,權力的天平逐漸回到平衡與正常的軌道。
我在之前的文章《國運2021 |后疫情時代的中國及世界》中指出:“2021年,中美關系大概率是‘政冷經暖’。”正如上半年,拜登政府滿足建制派的外交訴求,出左手的對抗牌,導致中美關系陷入“冰冷”。拜登政府只有控制疫情和提振經濟的基礎上才可能調整對華外交政策。拜登建立了初步政績,可穩住進步派勢力,鞏固政治權力,進而打出右手這張牌,適度降低政治、軍事以及意識形態上的權重,給經貿談判騰出空間。
在后疫情時代,國門重開,清風徐來,外交轉盤才能東移。重啟經貿談判,重拾經貿壓艙石,中美外交僵局才能真正打開。
03
國家合作
但是,先別太樂觀。
重啟經貿談判,僅僅是中美打破僵局的關鍵一步。但是,對于中美兩國長遠的發展,我們需要做更加謹慎與深入的思考。
時間回到2018年初,很多人不相信美國真會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更不相信所謂的中美硬脫鉤。時間回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很多人也不會相信中美關系會陷入外交僵局。
全球化存在一個基本的路徑:全球化演變從最初的貿易全球化,逐步深入發展到信息、資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進一步發展到財政、貨幣、國家主權、價值觀、婚姻、生活的高級全球化。歐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但是,這個路徑在中美關系上似乎不通。
2018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最大的商品出口國,還是全球第二大的商品進口國。美國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貿易國、第二大商品出口國,還是全球最大的商品進口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制造基地,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商品市場。據海關統計,2018年中國對美國進出口4.18萬億元人民幣,占進出口總值的13.7%。同時,中國長期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長期是中國的第一大債務國。2018年2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余額為1.177萬億美元,中國官方儲備的外匯資產為3.134萬億美元,其中多數為美元資產。
但是,過去四十年,中美間巨額的商品與資本貿易,有沒有促進兩國在深層次領域的合作?有沒有增進兩國的互信與了解?大疫之下,互關國門,輿論上全方位開火,這才明白,彼此之間如此陌生,關系如此脆弱,分歧如此之大。
我在《脆弱的“中美國”》一文中分析了這一問題。其實,兩國華麗的貿易數據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誤解。過去四十年,中美兩國只是貿易上的生意關系——正如貿易公司間賬戶對賬戶的關系,除此之外沒有多余的了解。
雖然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兩國經貿級別低、合作層次淺。兩國的經濟合作長期停留在初級的貿易往來上,金融、技術、信息、勞動力等要素交流及貿易太低,在財政、貨幣、核心技術、跨國婚姻方面的合作極少。
比如,2018年中國對美國進出口4.18萬億人民幣,其中絕大多數是商品貿易,服務類、技術類、金融類貿易少。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黃奇帆指出,“中國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只占1.8%。與之相比的是,在同樣近200萬億的工業、商貿資產中,外資企業資產占到了30%。”
這種經貿規模再大,也很難成為兩國關系真正的壓艙石,甚至還容易引發國際收支失衡與貿易沖突。
中美兩國的國際收支長期失衡。中國對美國長期順差,順差額持續擴大;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則長期赤字。2018年中國對美出口3.16萬億元,自美進口1.02萬億元,貿易順差2.14萬億元,擴大14.7%。若以美元計價,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3233.2億美元,同比擴大17.2%。
有人說,中美兩國巨額的貿易來自兩國長期維持的比較優勢。中國的低廉勞動力及廉價商品,與美國相對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形成互補。這是經濟全球化自由競爭的結果。
其實,恰恰相反。兩國維持長久的比較優勢,進而創造巨大的貿易額,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兩國間的要素長期無法自由流通。
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有一個嚴格前提,那就是“在一國內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是在國際間不流動”。反過來說,如果兩國間的要素市場是開放的、自由化的,那么這兩個國家固定的比較優勢是守不住的——唯一可以維持的比較優勢就是持續不斷的創新。兩國要素自由流通促使要素價格會趨于均等化,勞動力、資本及固定技術的要素稟賦優勢會降低、甚至消失。這就是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
中美兩國長久以來沒有相互開放要素市場,導致要素價格長期扭曲,國際收支長期失衡,經濟機構與財富結構失衡,誘發兩國貿易沖突。這不是真正的經濟全球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全球化秩序。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2004年的《經濟學展望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圖—穆勒模型給出的證明》。這篇文章預言,當技術進步使中國獲得了原屬于美國的比較優勢,美國就會永久性地失去真實的人均收入。這時繼續自由貿易,中國將獲得凈福利的增加,而美國將受損失。
薩繆爾森的發現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被稱為薩繆爾森之憂,也叫薩繆爾森陷阱,2018年中美貿易沖突似乎證實了薩氏的預言。其實,薩繆爾森在文章中指出,本文容易被誤解為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其實不是。
薩繆爾森之憂的理論是他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以及外部性理論。兩國要素市場沒有相互開放,但是信息、技術要素具有外部性,中國可以通過“干中學”的方式獲得,進而削弱美國的比較優勢,而美國對中國的比較優勢無能為力。
注意,這個問題的正解,并不是美國要封鎖技術市場,而是兩國要在制度上相互開放要素市場。只有相互開放要素市場,中美兩國才能緩解貿易結構問題,才能從貿易全球化進入更加深層次的要素全球化。
在后疫情時代,中美如果重啟貿易談判,需要突破貿易層面,在資本、金融、技術、勞動力、信息等要素市場更深入合作。如此,中美兩國才能建立更加牢固的國家關系,進而穩定國際秩序。
反過來說,拜登政府和全球建制派需要意識到,大疫之下全球社會思潮迅速轉變,與當前扭曲的全球化秩序分不開。扭曲的全球化秩序引發了金融危機、債務風險、社會不公以及貧富差距擴大化。新冠疫情來襲,長期壓抑的社會思潮涌現。拜登利用了這股社會思潮,但這一趨勢對建制派是不利的,對中美關系也是不利的。
秦剛大使在華盛頓演講時說:“中美作為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正在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知和調適中,尋求新時代彼此相處之道。”
只有疫情全球化落下帷幕,經濟全球化重啟,當前的這一切才有可能迎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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