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回來了，美國“黑手”仍在！
9月25日晚，在黨和人民親切關懷和堅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結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國政府包機抵達深圳寶安國際機場，順利回到祖國。
孟晚舟雖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孟晚舟的案件卻并未結束，最終結果要看她所簽署的延緩起訴協議（DPA）能否得以遵守，而這也與美國的長臂管轄直接相關。
另一邊，據英國《金融時報》9月24日報道，美國政府日前以涉嫌偷稅漏稅為由逮捕了一名俄羅斯高管。
2021年9月25日晚，孟晚舟乘坐中國政府包機抵達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圖｜新華社
其實，美國賦予自己的這項特殊“權力”，最初起源于其自身打擊貪腐，那么本是對自身問題的反省與肅清，如何搖身一變成了打擊全球企業的利器？且聽我們為你道來。
作者|阿里·拉伊迪
編輯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隱秘戰爭》，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8月出版，原文有刪改。
1974年8月，“水門事件”后尼克松的引咎辭職坐實了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境外企業和政黨間都存在權錢交易。
1975-1977年，代表選民的眾議院議員目睹參議院議員由于“多國境外支付問題”不斷卷入聽證會丑聞，為了應對這種情況，1977年12月19日《反海外腐敗法》應運而生。該法主要是為了禁止美國公務員在境外受賄。
美國的“長臂管轄權”就從《反海外腐敗法》講起。
為了厘清這部法案的誕生始末，先介紹70年代影響極其惡劣的兩大案件——洛克希德公司行賄案和香蕉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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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末期，航空制造業巨頭洛克希德公司以在多國毫無廉恥地賄賂中間人的行為而出名，上至身居要位的政客，下到幫派頭目，都受其“恩惠”，其腐敗網絡極為龐大，但其所作所為在該企業高層看來不過是“收買”市場的必需之舉。
洛克希德公司的重要銷售主管約翰·肯尼斯·赫爾曾被派往日本，肩負向日本空軍售賣F-104戰斗機的重任。
為了更快速地完成任務，赫爾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日本黑社會頭目兒玉譽士夫接上了頭。兒玉譽士夫擁有一張極其龐大的關系聯絡網，他與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副主席極為熟識，與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也交好。
【注：日本自由民主黨由自由黨和激進黨合并而來，而激進黨正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締造并慷慨資助的。】
借著如此得天獨厚的人脈網絡，洛克希德公司不費吹灰之力就向日本空軍賣出了200架戰斗機。而其競爭對手，同為美國企業的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則慘淡出局。
洛克希德公司發現，將政治、投機與犯罪聯結起來的做法十分奏效，便在民用航空市場如法炮制。時運亨通的洛克希德公司又恰恰趕上交際甚廣的兒玉譽士夫與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有交情，田中角榮本人又出自自由民主黨，因此只需引導這位大權在握的首相在洛克希德的訂單上輕輕劃幾筆便大功告成。全日空航空公司購入了許多洛克希德L-1011三星客機，作為交換和酬勞，兒玉譽士夫獲得了數百萬美元。
田中角榮。
1976年，美國媒體曝光了這一丑聞，已于1974年卸任的田中角榮被捕，洛克希德公司的伎倆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為各大報紙的頭條。這一事件在美國引起巨大轟動，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憂心忡忡：中央情報局的秘密及其內部網絡的曝光對美國的國際形象極為不利。他致信美國聯邦檢察官，令其遏制參議院報告中包含的敏感信息的擴散趨勢，隨后親自促成眾議院、檢察官與洛克希德公司的法律顧問秘密協商解決該案。
圖為被逮捕的田中角榮從檢察院去往拘留所的路上，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跨國公司小組委員會席弗蘭克·丘奇卻沒有聽從基辛格的安排。1976年，他揭發洛克希德公司為了壟斷市場動用30億日元作為暗箱活動資金，公司內部將這一行動命名為“落花生”。
【注：英語中“落花生”可代指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
這顯然名不副實：貪污者所貪何止小小的花生。數百萬美元被其收入囊中，其中的一部分，約6億日元（折合約200萬美元），被用于賄賂日本政府官員。
洛克希德公司并非唯一行蠅營狗茍之勾當的企業，但由于它的做法已成反面典型，所以定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在由弗蘭克·丘奇參議員牽頭組織、杰克·布盧姆具體執行的調查中，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與洛克希德競爭的航空企業）的總裁宣稱，他亦受到洛克希德公司做法的影響，賄賂了多國公務員，其中包括一些歐洲國家的公務員。
1975年8月15日，洛克希德公司丑聞被揭發的6個月前，弗蘭克·丘奇參議員曾向參議院負責銀行案件的同僚咨詢過一些相關信息，此時他已對美國飛機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在歐洲市場的所作所為有所懷疑。隨即，參議院發現洛克希德公司曾以向德國政黨領袖行賄的手段，向聯邦德國售出多架F-104戰斗機。無獨有偶，在意大利和荷蘭，洛克希德公司也如法炮制。這一案件帶來的惡劣影響已超出社會道德準則，輿論嘩然，洛克希德公司的聲譽也受到嚴重沖擊，美國國會迫于壓力，決定出手力挽狂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丑聞又占據了各大報紙的頭條，即香蕉門事件，涉事企業向南美某個國家總統行賄，以求其盡可能少收取該企業的香蕉出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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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大的香蕉生產區域，美國則是其最重要的買家。換言之，香蕉出口價格有任何波動，都會給美國進口商帶來巨大影響。
1974年，香蕉出口國聯盟決定對每箱40斤香蕉收取1美元關稅。這引起美國跨國公司的怨懟，它們威脅要撤出市場，然而掌握著生殺大權的生產國并不理會它們的抗議。但同年，洪都拉斯卻通過了一項規定香蕉關稅為每箱50美分的法律，不久后又毫無預兆地將其降至每箱25美分。
危地馬拉城，一名男子在搬運香蕉。
美國當局對此表示極為驚訝，證券交易委員會隨即展開調查。一場自殺戲劇性地為調查贏得了很多時間。1975年，美國三大進口企業之一的聯合商標公司的總裁伊萊·M.布萊克自殺。
通過調查他生前的舉動，證券交易委員會很快就查清了洪都拉斯關稅突降的原因——聯合商標公司用250萬美元賄賂了時任洪都拉斯總統的奧斯瓦爾多·洛佩斯·阿雷利亞諾。250萬美元對該公司來說著實是一筆巨款，但與回報相比還算值得，關稅降低為其節約了750萬美元。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還顯示，該公司還向一位意大利高層官員行賄75萬美元，以求阻止意大利降低進口價格。
圖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標志
事實上，對于這種賄賂行為，證券交易委員會本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讓其感到困擾的是，這些錢并沒有計入公司賬目。在當時，美國法律并沒有把貪腐行為定為一項罪行。相反，向持股人隱瞞各種信息卻司空見慣，即使是賄賂中間人這種重要信息。
比起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制裁懲罰，聯合商標公司更擔心這一事件對公司聲譽的影響。也正因如此，負責該公司案件的律師們刻意接近美國國務院的斡旋人，讓他們對證券交易委員會施壓，把事態平息下來。他們的主要論據是，這一事件既有損涉事企業，又讓美國在外交舞臺上顏面無光。但這一做法并未奏效，1975年春天，媒體還是曝光了聯合商標公司的這起丑聞。
航空制造業和農業并非被腐敗荼毒的兩個特例行業。1977年9月，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顯示，逾400家美國企業曾有可疑或非法的轉賬交易，“不少企業供認曾對外國政府領導人、政客或政黨行賄，金額累計超過3億美元”。歷史充滿諷刺，調查顯示，大部分涉事企業的貪腐行為都不是為了和外國企業競爭，其目標往往是本國的競爭者。總之，報告認為，這些經濟把戲玷污了美國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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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員弗蘭克·丘奇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比起美國老板的道德感和良知，他更擔心美國的對外政策何去何從。“我們對公共良知或者私人道德感問題并不感興趣。讓我們備感焦慮的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因此，美國國會決定出手整頓秩序。但如何禁止這些不法行為呢？當時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可以禁止這些賄賂行為，即使受賄的外國公務員觸犯了他們國家的法律，美國司法也無權干涉。
圖為參議員弗蘭克·丘奇
更何況，卷入丑聞的國家常常沒有財力、物力進行調查或者組織證據，“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實施調查著實困難，因為它們掌握不了證據。我們有這些證據，但是不能展開調查，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并沒有禁止這種行為”。
那么，僅僅呼吁廣大企業家的良知和道德感就夠了嗎？參議員們持否定態度，他們擔心如果坐視不管，這種行為會越發猖狂。
為什么眾多企業節衣縮食也要行賄呢？歸根結底，是微小的風險能換來巨大的利潤，所得遠償所失。民主黨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注意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因此鋃鐺入獄，僅有三位企業主管因行賄被解雇。更糟糕的是，即使丑聞頻出，像洛克希德這樣的公司仍然在持續攫取利潤。結論就是，要改變法律，并禁止對外國公職人員行賄。
1976年，由美國總統杰拉爾德·福特擔任負責人、經濟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直接領導的立法工作小組正式組建，該小組的任務是推出一部約束性不那么強的法律。福特希望這部法律僅要求企業公開申報它們行賄的金額，違者將被追究民事和刑事責任。這部法律迫使企業必須將情況告知股東，但法律的權限被嚴格限制住了，且執法范圍只在美國本土。
福特最主要的反對者是民主黨的吉米·卡特。卡特強烈反對這一法律，他認為總統的回應太軟弱，對企業及其高層領導太過寬容。在1976年大選中，卡特作為競選人猛烈抨擊了福特的政策，甚至駁斥福特在某種意義上立法許可了腐敗賄賂。卡特當選后就立刻摒棄了福特的計劃，并將貪腐定罪量刑。國會議員們認為，“將貪腐賄賂定罪是抵制其不斷蔓延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對企業的限制最少的做法”。
1977年12月，聯邦305號法案——《反海外腐敗法》被表決通過，參議員們才長舒一口氣，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這部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從此，企業只要展示其道德感，并且將專注度放在提高產品質量上就可以拿下合約。
然而，如何保證在面對不服從美國法律的競爭者時，這個金科玉律仍然有效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它們遵守相同的法律。
時任總統卡特深知這一點，他呼吁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并推動其他多個國家在本國也通過類似的法律。美國甚至想幫這些國家借鑒自己的道路，尤其想將這套打擊國際貿易合約締結和談判中貪腐行為的體系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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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卡特明白，推動《反海外腐敗法》絕非易事。美國政府內部已將此問題置于最高優先級談論數次，但無任何實質性結果。
圖為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圖源：人民網
1975年，聯合國通過3514號決議，意在打擊所有違犯相關國家法律法規的腐敗行為，美國力邀聯合國成員國一起簽署相關國際公約。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將相關公約整理成2041號決議，并于1976年8月5日通過了該項決議。
該項決議提出，要組建一個世界貿易反腐敗行為政府間工作小組。該小組組建三年后轉變為“非法交易特別委員會”。非法交易特別委員會起草了一份計劃書，旨在將企業視為法人追究刑事責任，美國大力倡議簽訂該計劃書，但無功而返。1979年，非法交易特別委員會由于各方意見出現分歧而停擺。“盡管大家，特別是美國代表付出了諸多努力，但各方并未達成共識……”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反轉呢？
分歧主要源自西方陣營，法律和政治問題是阻礙協議達成的兩大主要因素，發達國家將國家主權看得比什么都重。哪一方的司法審判權能更有效地展開調查、追蹤案件并打擊犯罪呢？域外管轄之爭依然是大家關注的焦點。誰都不甘心屈從于一部外國的法律，讓其來監視自己國家的企業。“關于司法上的問題，很多國家的代表表示，即使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域外管轄機制，它也無法和本國法律相容。”大家已經開始懼怕美國會主導世界市場。
美國人沒有退讓，他們通過國際商會從中斡旋，繼續提倡這一主張。起初，國際商會組織了一項關于清查各國反腐敗立法的國際調查。然后，它聯絡各個國家和企業，希望它們同意相關規定。很多跨國公司從中受到啟發并制定了自己的內部戰略方針，但也僅此而已。
由于聯合國和國際商會的嘗試接連失敗，美國政府開始反思：是否要減輕對企業的約束，抑或是繼續提升《反海外腐敗法》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聯邦檢察官菲利普·海曼思考，究竟能否阻止美國企業出于搶占市場、擊敗本國競爭者的目的進行的貪腐行為，而放任它們在面對外國競爭者時這樣做？《反海外腐敗法》的管轄界限究竟在哪里？
1988年，《反海外腐敗法》的修正案允許在某一國家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向該國公職人員饋送禮物和提供好處。美國的各大跨國公司認為這依然是對法律的粉飾，遠不足以捍衛權益，它們呼吁要求統一法規。美國的游說人員便重新拿起他們的“魔法棒”，再次出山，準備為實現這一目標奔走造勢。聯合國這條路行不通，他們就決定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入手，向其兜售他們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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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曠日持久的游說和司法外交拉鋸戰打響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終于在1997年12月17日通過了《反對在國際商務交易活動中行賄外國公職人員公約》（簡稱《反賄賂公約》），這部公約的條文幾乎照搬了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公約很明顯至少在四點上借鑒了《反海外腐敗法》”：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外國公職人員收取酬勞；限制主動行賄（追查行賄人而非受賄人）；為了維護市場公平，對不法行為實施一定懲戒（不可出于私人目的行賄，制裁為行賄而偽造或隱瞞賬目和資產負債表的行為）；允許跨國執法。
公約第五條明確規定，簽約國要積極參與案件調查，即使這樣做會對其涉外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對于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調查和審訊，會在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規則和準則下進行，不受國家經濟利益、與別國的關系或涉事自然人法人身份的影響。”
美國的目的達到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經濟主體都加入了美國的反腐敗標準體系。《反海外腐敗法》的推動者們大喜過望，這部法律不僅直接影響了打擊跨國腐敗行為的國際公約和國家立法，如今還成功地使美國有權約束很多外國企業，堪稱完美的一石二鳥：美國法律在世界范圍推廣開來，還將外國企業置于美國司法的審判臺上。
44個國家批準通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反賄賂公約》，其中有8個國家非該組織成員。該公約自1999年2月15日正式生效，從理論上來講，這標志美國方面展開調查已經是完全合法的了，但在最初，美國刻意有所收斂。兩年后，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導致一條新的戰線被開辟，美國領導人把精力都放在打擊恐怖主義上了，但他們沒有停下向經濟領域進軍的腳步。
美國是如何做到的呢？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財源，打擊腐敗等一切疑似資助本·拉丹及其他極端組織的骯臟交易。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以及財政部工作人員變身為商業“特工”，他們的目標不只是企業、基金會或者近東和中東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的任務是掃描這個星球上經濟領域發生的大事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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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美國借口反恐，陸續出臺幾大法案，補充和加強了賦予自己的“長臂管轄權”。
1996年，美國國會表決通過了《古巴自由民主團結法案》，這個法案還有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赫爾姆斯-伯頓法》。這個名字來源于兩名提交者，一位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保守主義人物、堅定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杰西·赫爾姆斯和印第安納州共和黨代表丹尼·李·伯頓。
《赫爾姆斯-伯頓法》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強化卡斯特羅政府的國際制裁”；第二部分只關于扶持一個向美國俯首稱臣的新政府；第三、四部分則是制裁的具體內容。可以說，這部法律是對“不干涉他國內政”這一基本國家關系規則的戲弄和違背，美國對此心知肚明，卻完全不放在眼里。
圖為被譽為“古巴國父”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圖源：中青網
《赫爾姆斯-伯頓法》在談及與古巴的商貿往來時，特地用了“trafficking”一詞，該詞在英文中通常指非法交易，美國國會顯然是有意借此給所有與古巴有經濟往來的經濟體蒙上晦暗不明的色彩，并勸阻一切想跟古巴進行貿易的企業。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代表鮑勃·利文斯頓認為：這背后的邏輯就是，眾多跨國公司必須做出一個基本的選擇，要么維持與卡斯特羅的往來，要么遠離全球最大的市場（美國）。
緊隨《赫爾姆斯-伯頓法》之后，1996年8月5日，美國國會又通過了《伊朗與利比亞制裁法》，其家喻戶曉的名字是《達馬托-肯尼迪法案》，同樣來自兩位提交者。這次輪到伊朗和利比亞來接受美國的經濟隔離政策了。
依照《達馬托法》，任何企業和個人在伊朗或利比亞年投資額超過4000萬美元（一次或分期），并且投資將直接或間接扶持兩國石油、天然氣行業的，應當受到懲罰。
違反《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這兩部法律的，將面臨被美國列入特別指定國民名單的風險，這是份頗具威力的“經濟死刑”名單，由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建立。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是隸屬于美國財政部的利器，專門負責對禁運國家執行制裁，禁止任何國家的企業與特別指定國民名單上的個人、企業發生往來關系。
1996年，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的赫維·德夏雷特宣稱：這兩部法案已經超越了紅線，體現了美國的單邊主義立場……這是對國際貿易原則的嚴重違反，而且兩部法案與反恐毫不相關。
2002年3月21日，美國休斯敦，安然公司辦公大樓。
2001年，安然公司丑聞發生后，美國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也稱《公眾公司會計改革和投資者保護法案》）。這是自20世紀30年代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在金融安全領域推行的最重大改革。
《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頒布以后，公司必須明示身份：賬戶要經過驗證，由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簽名并注明日期；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至少3年一次的審核；公布資產負債表外的財務信息；實時更換外聘審計人員……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無論是美國本土企業還是外國企業，或者是美國公司的境外子公司，都要符合其要求。該法案讓公司高度透明化，并允許審查及監督機構訪問所有信息。這意味著，在美國開展業務，要接受一切商業機密都受到美國政府支配的條件。
2001年10月26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簽署了《愛國者法案》，其中部分條款使《反海外腐敗法》的力度得到強化，其實質在于擴大安全、監視和情報部門的權力。
圖為喬治·布什，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在眾法的“加持”下，各大銀行和企業家進入了他們的雷達區。2004年左右，第一批案件結案送審，美國國庫充盈了。罰款金額從每年1億美元上漲至2010年全年超過18億美元，直到2016年罰款金額從未回落至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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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海外腐敗法》全文有二十幾頁。它的執法范圍包括外國公職人員、已注冊證券發行人、有權限呈交各類報表的人、各類領導人、行政高層、證券發行人或股東的代表或為他們工作的人的腐敗行為，以及上述人群以權謀私、瀆職違紀、收受各種形式的賄賂，包括各種口頭或書面約定承諾等，以操縱國際貿易或利用權力對公共代理人行使職權而構成惡劣影響或唆使其收受好處、違反其法律義務的，或協助證券發行人刻意為某一方占有或保留市場或協助某方占有市場的行為。
無論是在哪里發生的案件，只要涉事企業或其旗下任何一家分公司（抑或僅有一個貿易辦事處）與美國有某種聯系，比如用美元進行交易等，美國司法部門就可以對其展開調查或實施制裁。
哪怕其間的聯系非常小，比如一封簡單的電子郵件。2011年美國證券管理部門——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國司法部聯合向匈牙利電信公司開出一張數百萬美元的罰單，其貪腐行為涉及該企業在馬其頓和黑山的市場。匈牙利電信公司的母公司德國電信也因監管不力吃了罰單。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大樓。
與此同時，證券交易委員會還對匈牙利電信公司的三位前高管展開了調查，其中就包括公司的前任總裁埃萊克·施特勞布。這起案件和美國本土并無關聯，但美國司法部卻可以對這三位高管展開調查。為什么呢？因為其中一人使用在美國有服務器的電子郵箱發送了一封承認貪腐行為的郵件！2013年12月，美國紐約一法院判定證券交易委員會應用《反海外腐敗法》對這三人展開調查是合法的。換句話說，只要使用了在美國有服務器的電子郵箱，美國司法部就可以摧毀一個企業，制裁它的高層管理者和雇員。
美國司法部擁有了這個無懈可擊的搜刮金錢的“武器”，使用它可以調查任何有財務腐敗方面問題的外國企業，只要有一個模棱兩可的罪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查閱企業母公司的所有加密賬目，借以得知其子公司的經營狀況。對財務腐敗問題的調查會使罪名疊加，讓罪行越發嚴重，如違犯《反海外腐敗法》、違反財務規范（賬目與記錄）、違反內部管控規定等。罪名越多，涉事企業受到的懲罰就越重，對其聲譽的影響也就越惡劣。
再回過頭來看西門子案。2006年，美國司法部從德國媒體得知，德國司法部正在調查西門子在全球范圍內的行賄案。美國司法部輕而易舉地獲得了這個案子的調查權，它召集西門子的高管，責令他們進行內部調查。盡管該案件與美國沒有任何聯系，而是涉及阿根廷、孟加拉、俄羅斯、伊拉克等國，盡管受到懷疑的西門子旗下子公司的注冊地在孟加拉、阿根廷和委內瑞拉，未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但這些都不重要。
圖為位于德國慕尼黑的西門子總部，圖源：新華社|美聯社
美國司法部何以能夠起訴西門子？
有兩個理由：第一，為了在美國市場上市，西門子曾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股權證書（美國存托憑證）；第二，幾筆疑似行賄的款項通過美國境內的銀行賬戶轉移。西門子與美國的聯系就此建立，美國司法部因此能夠對其提出指控。西門子只需進行內部調查，自證其罪。它聘請紐約德普律師事務所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在34個國家展開調查。它們嚴格審查了數以百萬計的文件，同時無數詳細的報告被送到美國司法部。
美國司法部對彼此合作得天衣無縫感到很滿意，但并沒有讓它手下留情：西門子遭受了雙重罰款，不僅分別向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支付了4.5億美元和3.5億美元罰款，而且還在2008年向德國政府繳納了5.96億歐元罰款，總計超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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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卡特的前身是法國電力總公司，它經歷過輝煌，也陷入過低谷。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阿爾卡特是全球電力設備行業的佼佼者（業務包括數字電話轉換、海底電纜、移動網絡、呼叫中心、衛星等），該公司還在光學網絡市場、DSL（數字用戶線路）接入系統和路由器等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20世紀90年代末，阿爾卡特的業務遍及130個國家，營業額高達幾十億歐元。然而之后，公司情況卻急轉直下。2000年初，因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阿爾卡特經營損失慘重（2002年約為50億歐元），被迫裁員30000人。公司的解決辦法就是，于2006年與美國朗訊公司“聯姻”。這次合并得到了金融市場的積極響應，兩家公司強強聯手：阿爾卡特帶來歐洲市場，而朗訊則能帶來美國合同。合并后的新公司為全球重量級企業，其價值達到210億歐元，并占領了40%的DSL接入系統市場份額。在將自己賣給美國伙伴之前，阿爾卡特謹慎地處理了敏感的業務部門：它將衛星和安保部門出售給泰雷茲集團，這些戰略資產最后還是留在法國人手中。
但是這場“聯姻”很短暫，兩家公司的管理層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公司為此屢次受挫。阿爾卡特-朗訊沒能守住原本的市場，更不用說占領新的市場了。接踵而來的就是裁員、縮小公司規模。這次合并最后以失敗告終。與此同時，阿爾卡特從2006年開始在法律糾紛中苦苦掙扎。
美國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調查阿爾卡特于2001—2006年在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行賄一事。2007年，在邁阿密被捕的阿爾卡特前高管承認向哥斯達黎加的國有公司領導行賄，因此被判處30個月的監禁。他的認罪行為有助于美國司法部起訴其前雇主阿爾卡特，阿爾卡特在2010年支付1.37億美元罰款以終結此案：分別向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支付9200萬美元和4500萬美元罰款。
5年后，阿爾卡特-朗訊被芬蘭諾基亞公司收購。第二年，公司被巴黎證券交易所除名，阿爾卡特-朗訊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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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提供了一組訴諸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案例數據：1999年有3例，2001年有5例，2006年有7例，2007年上升至19例……1977—2016年，美國政府共做出478項制裁，其中138項涉及非美國的個人及企業，包括13項對法國個人及企業的制裁。
2006年10月，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首次制裁了在美國境外行賄的一家外國企業：挪威國家石油公司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2001—2002年向一名伊朗代表行賄數百萬美元（賄款總計1500萬，分11年付清），以換取其幫助公司獲得未來的天然氣合同，當然都是油水特別足的合同。挪威國家石油公司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事實，但同意支付1050萬美元罰款。而兩年后的2008年12月，上文提到的德國西門子則被處以8億美元的罰款，高出80倍！
在瀏覽美國司法部的數據時，人們看到的是，歐洲企業不僅腐敗至極，還違犯美國實施的禁運令。它們在美國的制裁黑名單中高居榜首：“1977—2014年，在美國以違犯《反海外腐敗法》為由發起的公開調查中，有30%是針對外國企業的，而它們卻支付了罰款總額的67%。”甚至連美國媒體都對此感到十分意外。
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揭露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為美國國庫貢獻了30多億美元的收入。該報記者在文章開頭指出，美國司法部制定的公司名單中存在一處異常：“名單中鮮少出現美國公司的身影。”實際上，僅有一家美國公司（凱洛格-布朗-路特公司，哈里伯頓的子公司）在2009年支付了5.79億美元的罰款而位列處罰最重的公司榜單前十。排在它前面的是西門子的8億美元罰款。
事實勝于雄辯：被處罰的大多是歐洲企業，而且大部分是銀行。2004—2014年，只有一家美國銀行（摩根大通銀行）被處以罰款，金額是8800萬美元！這與法國巴黎銀行（90億美元）、英國匯豐銀行（19億美元）、德國商業銀行（15億美元）、法國農業信貸銀行（7.87億美元）等因行賄、違犯禁運令或不遵守美國合規法律而被罰的金額相比，判若云泥。
總之，在一系列法律的“加持”下，美國賦予自己的“長臂管轄權”如入無人之境，被這套“奪命組合拳”打擊到的企業大多無力重整河山、東山再起，它們別無選擇，只能被競爭者收購，正如阿爾卡特、德希尼布和阿爾斯通所遭遇的境況。
一位曾在數家上市公司任職的前高管表示，“美國人到處都有耳目，專門監視他們的外國競爭對手，從來不會針對本國公司。因此，美國人可以通過隱藏在避稅天堂的公司，坦然自若地行賄或違犯禁運令。在這場游戲中，我們始終就是被愚弄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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