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30年前所言，頗“不識時務”卻先知先覺！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瓦解，西方自以為打贏了“冷戰”，情緒狂熱，哈佛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把它理論化為“歷史終結論”。
此時，東方的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先生，卻頗“不識時務”地提出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指出風向正在轉變，“21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
文丨詹得雄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丨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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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風向變了嗎？
1989年，季先生提出這一觀點時，西方資本主義正如日中天，國內也有不少人唯美國之馬首是瞻，所以頗引起了一些爭論。
1993年，季先生寫道：“這樣的問題只有歷史的發展能最終解決，理論不管多么完美，多么奇妙，在沒有被事實證明以前，都只能說是空想。”
如今，福山教授自己已承認“歷史終結論”錯了。
2021年1月5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集會。圖｜新華社
5年前，筆者曾經寫過一篇關于季先生“河東河西”論的文章。那時，特朗普還在競選總統，轉眼5年過去，他都已經下臺了。這5年多發生的事情足以見證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每個人都無一例外地、不由自主地卷了進去，身心都受到了一次沖擊和洗禮。
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世界大多數人都會認同這一點。
很多人感嘆“已經看不懂美國”，“美國已經不是原來的美國了”。美國究竟會變成什么樣子，恐怕現在誰也看不清楚。美國的衰落必然引起世界潮流的變化。
美國《福布斯》網站2月21日的文章說：美國獨霸的“意識現在已經結束——全球化并沒有依照美國模式在政治上改變世界。事實上，有大量證據表明 ‘民主國家’的繁榮已經停止，并且正在逆轉。”
怎么逆轉呢？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 弗里德曼如是說：“我們認為，至少相對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時期是上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正忙著把人送上月球，而數以億萬計的中國人掙扎于溫飽，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信任他們的政府。”
英國人怎么說呢？
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去年12月6日的文章說：“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事情正在加快步伐。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重大事態、點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地緣戰略大趨勢是，經濟力量重心不斷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且，在過去一年里，這種轉移因疫情而愈發加劇。”
法國人也沒閉麥。
法國《回聲報》網站去年12月4日的文章說：“西方自認為全球領先，結果它的尖端科學并沒有避免數十萬人死于一場瘟疫大流行。受種族主義侵蝕、被貧富差距撕裂的社會更加支離破碎，‘自由燈塔’的口號如今再也無法掩蓋共同利益的銷聲匿跡，更不用說還有美國政治系統可悲的危機。北京感覺自己的路線更加穩固，可以宣稱自己代表著增長、開放、合作和對抗氣候變暖（宣布2060年脫碳目標），簡而言之，就是代表著未來和誠意。”
由此看來，風向真的變了。季先生說“21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并非虛言。特朗普的橫空出世正說明晚期資本主義不得不變。當然，這個趨勢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也決不能盲目武斷，現在已經是“三十年河東”了，還差得遠呢。
2
西方神話破滅了
自由女神曾是世界上許多窮人向往的燈塔，如今的美國已經向移民豎起了高墻，墻外、墻內人的 “美國夢” 已成幻影。
2021年5月10日，聚集在美墨邊境的拉美移民。
不僅僅是“富強而慷慨”的耀眼形象已經破滅，而且，一些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根基的“看家”神話亦已動搖：
其一，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
它的箴言：利己之心產生利人之行，私人之惡造就公眾之利。
持這種理論的老祖宗亞當?斯密就是這么開導大眾的。
我記得改革開放之初，美國一位經濟學家來中國時，就是這么傳播市場經濟理論的。他說街口拐彎的那個面包店里為什么總有面包，因為大家需要面包，為了自己賺錢，店主總會按大家的需要烘焙出足夠的面包，農民又總會按面包店的需要種出相應的小麥，若一時有盈缺，很快就會自動調整，這就是市場“無形的手”。
這個理論是有道理的，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也確實是這么運行的，當然歷史也證明，這雙“無形的手”不能完全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
現在已經到了“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金的流動，特別是股票和金融債券市場瞬息萬變，不能靠這雙“無形的手”來調節供需，它是被“金融大鱷”操縱的。極少數人靠這種手段暴富，而廣大群眾要么置身于這種金融市場之外，要么被無情地宰割。
這就是美國群眾憤怒地“占領華爾街”，提出1%與99%這個尖銳社會問題的原因。
雖然筆者在經濟學方面只知道點皮毛，但是看到了金融資本主義的投機性和野蠻性，也知道只靠利己之心來產生眾人之利是完全靠不住的。
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去年10月2日刊登了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瑪麗安娜?馬祖卡托的文章——《疫情后的資本主義》。
“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已經破裂。修補這種關系首先需解決經濟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學術界對價值觀概念的理解一直是錯誤的。” 她說：“通往公共和私營機構之間更具共生性的伙伴關系道路，始于承認價值是集體創造的。”
我覺得，這是在動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經濟的根基，如何才能變動得好呢？他們的眼睛在不由自主地向東方探望。
其二，是契約社會。
西方18世紀啟蒙運動中，契約這個概念是具有科學性和革命性的。
盧梭（1712—1778）寫了四卷本的《社會契約論》，其主權在民（不在教會也不在國王）的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響了歐洲革命和北美殖民地的獨立戰爭。美國的憲法就是以這個為指導寫成的，因此一度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但是，到了今天，這種契約精神名存實亡。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人民舍棄一定的自由和利益給政府，政府保證全體人民的自由和利益——已經失約了。
美國《紐約客》專欄作家喬治· 帕克寫的暢銷書《下沉年代》，就揭露華爾街精英“無非是詐騙團伙精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和頂層設計根本無力實行。美國人普遍相信的契約——一種所有人自得其所的契約，自上一代人（80后）開始，已經無法履行。”
作為調查記者，帕克覺得有責任告訴大家美國正在“下沉”的真相：如今“美國生活中唯一默認的權力”是有組織的財閥，其勢力之大，連政治人物也受其操控。
書中引用了拜登在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說的一句話：“人們相信，我們的司法系統及管理部門形同虛設，他們甚至可能從來沒有嘗試過，如何有效地處理上層社會那些違反倫理且涉嫌違法的犯罪行為。”
這是一句實話，馬上掀起了軒然大波，給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但這就是美國的現實，難怪信任政府的人越來越少。“契約論”從理論上看很美，但在西方實踐中已經破產。
其三，關于理性。
17和18世紀被稱為“理性時代”，即人們的思想要從教會和國王規定的思想中解決出來，根據事實由人得出自己的看法。當時理性的聲勢很大，聲稱有史以來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申述其可以存在的理由，否則就要被淘汰。
然而，現在的美國已經不尊重事實，步入了“后真相時代”——迎合比尊重更重要、感覺比真相更真實、利益比道德更高尚、攻訐比辯論更受歡迎的時代。
專欄作家簡· 邁耶撰寫的長篇深度調查報告《福克斯新聞白宮的誕生》，揭示傳媒大亨默多克和特朗普互相勾結的共利關系。凡批評特朗普的都被他稱為“假新聞”，他自己天天發推（其中不乏假新聞）以吸引選民，福克斯電視臺就利用轟動效應大賺其錢。
真相？真相不重要。他們拋出“中國病毒” 這個謊言時不需要事實佐證，只要引起轟動，吸引眼球，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就行。
3
變化的注腳
英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戴維在《緊張狀態：民主和理性的衰退》一書中指出：理性優于感覺的時代開啟了科學的革命，但現在這一時代已經終結，理性和事實基礎上的真相觀已被拋棄。
“后真相時代”的西方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呢？
如果社會精英不能夠基于事實來分析問題，公眾和精英之間不存在基本的信任，這個社會還能生存下去嗎？
這不就是文明的危機嗎？
而且，破滅的西方神話也不止上述三個，可以舉例的還有一些，比如多黨議會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些都屬于文化范疇，葉落后知秋。這些歷史上的好東西，現在都遇到種種問題和挑戰，從以上文化的衰微，不正可以看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變化嗎？
4年來，特朗普奉行“叢林法則”追求超額利潤，置全世界人民利益于不顧，退出氣候變化 《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逆歷史潮流而動，正好為這種變化作了最清楚不過的注腳。
2020年9月18日，《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 赫拉利發表長文《冠狀病毒之后的世界》。文章說：“現任美國政府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關心美國的偉大而不是關心人類的未來”。
《經濟學人》政治編輯阿德里安· 伍爾德里奇也說：“今天我們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歷史大逆轉。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同樣遙遙領先——占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時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中國卻沒有。如果亞洲能重新獲得500年前的領先地位，今年就可能是關鍵的一年——除非西方國家醒過來。”
季先生說“21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并非虛言。
4
先知先覺的季羨林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1990年寫道：“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當然不應當認為如日中天的西方花花世界會永遠這樣繁榮昌盛下去。” “現在還是三十年河西，什么時候三十年河東，我不敢確切說，這一定會來則是毫無疑問的。21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
他認為，每一個文明都有誕生、成長、興盛、衰微、滅亡這樣一個過程。
對此，季先生也是贊成的，其文化觀可大致歸納如下：
第一，自古以來就存在幾個文化圈，到現代大致上可以分為西方和東方兩大塊；第二，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交鋒、交融一直沒有停止。
東方的西化已經深入到政治經濟、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這是好事，但全盤西化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際中行不通；
第三，每種文化都逃不脫歷史學家湯因比總結的誕生、成長、興盛、衰微、滅亡這樣一個過程，現在西方文化已經走到第四個階段了；
第四，每種文化都有精華和糟粕，而它們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第五，中華文化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在歷史上已經接受過幾次“輸血”，例如佛教的中國化；
第六，各文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種文化“戰勝”另一種文化，而是相互融合，到一定歷史階段會形成新的文化。正如新生的嬰兒會帶有父母和祖先的基因，但嬰兒意味著新生。
當然，這并不都是他一個人最先提出來的，但至少季先生屬于先知先覺者，特別是早在1989年就提出“河東河西”論，實在難能可貴，充分體現了他的文化自信。
當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實印證了季先生的看法，世界潮流確確實實在轉向，正向東方轉移。
5
大變局背景下的文化融合
2020年的新冠病毒提醒人們：你與萬里之遙的陌生人都是有關系的，如果固守西方價值觀的基礎——個人主義，只強調“某某第一”，就不可能全球一致來共同應對疫情，而做不到共同應對，就永遠也打不贏。
正如《南德意志報》網站2020年底的文章《我們可以從亞洲學到什么》所說：“我們要怎樣戰勝新冠病毒呢？我們真的只去指望疫苗上市嗎？以一種全新的、開放的眼光看待亞洲可能對找到答案會有幫助。”
在世界風向正在轉移的今天，我們應該抱一種什么態度呢？筆者認為頭腦必須十分清醒。
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它有可能推動人類走向一個全新的、更加美好的歷史階段；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走向大災難。
文化融合決不只是文化的事，它同經濟、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西方已經感受到變動的巨大壓力，有“戰略焦慮”和恐懼，這種情緒會被政客利用，擴大自己的“票倉”，不排除被引向極端的方向。
美國一些政客正在拿北京的冬奧會做文章，竟說：“今天共產主義中國顯然比1936年的納粹德國更危險。” 這種妖魔化中國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但在一定時間內會影響中美關系，給我們增添前進中的困難。
2017年7月6日，特朗普曾跑到華沙發表了一個演說，想拉攏歐洲一起對中國和俄羅斯打“新冷戰”。他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性問題在于，西方有沒有生存下去的意志。我們對自己的價值觀有沒有信心，能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捍衛它們？”
這句話值得好好品味，西方是真的感受到生存危機了，不排除拼死一搏的可能性。
問題是：西方現在面臨的危機是別人造成的還是自己造成的？
美國為了國內的穩定和團結總需要一個敵人，即使你確確實實不是它的敵人，它也將把你定位成敵人，因為這種“后真相”對其有利。
中央情報局的內部文件是這么寫的——美國要打冷戰，包括貿易戰、科技戰、外交戰、情報戰、網絡戰和文化輿論戰等等。
他們希望中國的青年忘記中華美德“娛樂到死”，希望中國人即使“愛國”也不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離心離德。他們更是偽造中國近百年歷史，丑化中國人民的領袖。
這種文化輿論戰一度十分猖獗，國內也有一些人與之呼應，現在這股勢頭萎下去了，但我們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6
真正的進步需要時間來驗證
面對美國正力圖掀起的反華浪潮，我們要冷靜應對，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為世界樹立一個好榜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界人民會用腳來投票，到底跟著誰走，起決定作用的是你自己走得怎么樣。
這個過程決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我們要提高警惕，真可謂 “天堂地獄一念間”。
最后的最后，筆者還想引用兩段話分享給大家。
一段是托爾斯泰說的：“真正進步的活動，是要經過好幾個世紀的。大多數人都只是過著動物的生活，對于人世間的各種問題，只是盲從著社會的輿論。思想上的努力，正如可以長出大樹的種子一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見的。但人類社會生活的明顯變化正發生于其中。”
這段話告訴我們，思想、文化的變化是長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踏踏實實、默默無聞的工作。除了發展經濟和高科技，你翻譯一本好書，寫一篇好文章，巧妙利用網絡等等，都是在“默運乾坤”，要方向明確，堅持不懈地做下去。
另一段是羅素在1920年訪華時說的：“在未來的兩個世紀里，整個世界將會受到中國的決定性影響，不管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
“中國人之長處與美德能否存留于世？或者，中國為了自存必然沾染那些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罪惡？如果中國人真的模仿了侵略中國的那些民族，我們整個人類將會成何體統？”
他是一位有正義感的、熱愛中國的西方哲學家，給我們提出了忠告。如今，已經過去了100年，相信中國人民在今后100年里也不會讓他失望。
總之，季先生說的“河東河西”之變正在進行之中，讓人越來越看得清楚。如果大家繼續努力，在主導以往100年翻天覆地變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續新的長征，一種融東西方文化之精華的新文化是一定會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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