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拜登說“不打新冷戰”時,他在琢磨什么?
9月21日,拜登出席聯合國大會,完成了他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在聯合國的“首秀”。拜登說,“我們不是在尋求一場新的冷戰,也不是在尋求一個分成涇渭分明集團的世界。”

2021年9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圖|新華社
要知道,今年4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了一份報告,明確將中國列為4個對美國構成主要威脅的國家之首。
這個說辭,除了一如既往地標榜自己處于道義的制高點上,還體現了這屆美國政府對華策略的反思和修正……
文 |李大光瞭望智庫特約研究員
編輯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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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反思
關于美國對華政策
經過半年多的調適,拜登政府已經形成一種以競爭性共存為方向、以新平衡為目的的新戰略。

中美關系陷入僵局的根源正是在于美國一些人把中國當作“假想敵”。
基于當今中美關系現狀和“大國競爭”需要,美國各界特別是智庫積極為拜登政府出謀劃策。歸納起來,主要觀點有如下3點:
其一,美國存在著夸大中國威脅的情況。
如今,在美國國內,這樣的傾向越發明晰:夸大中國威脅,已成為美國精英群體的一種思維方式和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依據。
40多年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給美國帶來很多無形的壓力。近年來,中國的發展逐漸被美國視為“巨大的威脅”,兩國關系趨緊。
如今,中國作為從疫情中走出的第一批國家,國際聲望水漲船高。美國罔顧科學和事實,無視國際社會反對,運用情報機構進行新冠病毒溯源,遏制、抹黑和打壓中國的動機昭然若揭。
誠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所說,中美關系陷入僵局的根源正是在于美國一些人把中國當作“假想敵”——通過樹立“假想敵”,重新點燃國家目標感;通過妖魔化中國,轉移美民眾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不滿,把美國國內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推到中國身上。
對于美國人來說,真正可怕的是,除了樹立假想敵,他們似乎達不成任何共識。
其二,與中國競爭會讓美國付出巨大的成本代價,需要改變策略。
“夸大中國威脅”和“抹黑中國”策略,若真正影響到決策者處理兩國關系實務范疇,可能使美國付出過度的成本和風險代價。因此,一些美國精英主張,要準確有效地評估對華戰略,靈活自如地調整對華強硬程度。
遏制中國是美國朝野之最大共識,唯一的分歧在于:如何遏制?雖然中國正在對美國形成更大挑戰,但美國同時面臨更多國內困難。因此,美國應采取更多收縮聚焦政策,把矛頭直對中國,而不是四面樹敵。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與伊朗緩和關系,都是基于這方面的考慮。同時,美國還應聯合盟友一起對付中國。
其三,美國對華戰略具有長期性。
拜登政府應立足長遠,通過分階段、長期競爭來削弱中國;而維護、利用和發揮好美國現有的技術優勢,在技術層面嚴控中國發展,將成為美國短中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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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中心
長期在競爭中共存
2021年9月10日,“9·11”紀念日的前一天,拜登主動跟中國領導人通話。有評論說,這次拜登毫無征兆地主動通話,又來了一個急轉彎不打轉向燈,讓盟友找不著北。
在通話中,拜登對美國務卿布林肯對華的“競爭、對抗、合作”政策進行了較大修正,完全不提“對抗”二字,只說競爭與合作。此次通話很可能是拜登政府調整對華政策的開始。
為避免造成“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可悲局面,美國的戰略理念將由特朗普時期的“戰而勝之”重新回到“不戰而勝”,從特朗普的“畢其功于一役”轉向為分階段、分周期的中長期戰略實施。
從拜登執政以來的表現來看,他既不會繼續特朗普政府肆意妄為的老路,也不會回到奧巴馬時代“接觸加施壓”,而是以傳統的權力均衡為主導、輔以價值觀滲透與國際法規則層面的議程設定,試圖在盡量減少美國利益損失的情況下遏制中國的快速發展勢頭。
正如布林肯所說,美國不太會使用“蠻力”來對付中國,而是會實施“更有分寸、更有選擇性的脫鉤計劃”。
當下,其目標是提升自身實力,對華戰略以聯合盟友的方式打壓和削弱中國為主線。
因此,拜登政府一方面高舉意識形態旗幟,加強聯盟戰略和外交孤立圍堵,推進制度模式競爭和軍事遏制;另一方面,通過局部領域的合作將中美關系控制在“爭而不破”的狀態。
相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更為全面,注重把握尺度和分寸,保持必要的柔性和靈活性。
拜登的兩位高級顧問庫爾特·坎貝爾和杰克·沙利文曾在《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稱,“美國應該在四個關鍵的競爭領域——軍事、經濟、政治和全球治理上與中國建立對美國有利的共存條件。”
總而言之,競爭性共存是拜登政府國內政治需要與國際影響力相平衡的結果,雖然包含在某些領域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成分,但仍然是以競爭為主調,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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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圍堵
與前任不同,拜登強調拉攏盟友國家共同對付中國。
拜登政府一個重要政策動向,就是重新調整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系,聯合意識形態相近的國家和地區推進經濟一體化,用以加強被特朗普破壞的聯盟體系。

2021年3月16日,日本東京,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右二)和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左一)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左二)和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會晤后的聯合記者會后碰肘致意。
他宣稱,要“與美國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更新美國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重新獲得已失去的信用和道德權威,美國將從更強勁的地位上展開競爭”。
上任伊始,他立即展開以西方世界為核心的多邊外交行動,在中國問題上與他們協調立場和政策。近期南海和釣魚島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出現波動,中英關系、中歐關系、中日關系出現“反常現象”,與拜登政府的外交行動不無關系。
基于聯盟策略的考慮,今后美方每逢出臺對華重大舉措,必將更多與西方盟友、涉華利益相關國協調立場,爭取“統一聲音”。
一方面,美方炮制“意識形態輸出”“戰狼外交”“經濟侵略”等概念,并以之為抓手渲染“中國威脅”,鞏固西方傳統聯盟,挑動與中國有爭端的國家起來鬧事,營造聯合應對中國之勢;
另一方面,延續冷戰遺留下的聯盟機制,組織、擴大或強化有針對性的政治軍事、科技聯盟。
印太戰略體系、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美日韓機制及“五眼聯盟”、北約等,將會不同程度地得到強化或調整。拜登已然開始不遺余力地拉攏日、韓等國在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敏感問題上表態,從而進一步拉攏美國的盟國切割與中國的戰略聯系。
9月16日,德國《世界報》刊文稱,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盟情咨文”,其中“與中國的系統性競爭貫穿了整個演講”。
“德國之聲”稱,在馮德萊恩長達50多頁的“盟情咨文”中,她用半頁篇幅闡述歐盟對華關系,稱“中國是一個競爭者,甚至是對手,但同時也是戰勝全球環境問題以及同14億消費者進行貿易往來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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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束縛
目前來看,中國經濟總量超美之勢不可阻擋,但在質量上實現超越尚需時日。因此,當前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目標在于把中國經濟發展束縛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內,倘若束縛無效,則在極端情況下將中國排除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對中美經貿問題采取相對模糊的處理方式,對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的必要性給予肯定,但亦表示對其范圍、方式、節奏要進行慎重評估。
美國將會在遏制中國經濟競爭力、減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對沖中國經濟世界影響力等方面進行布局。目前,圍繞經貿、知識產權、金融領域的較量仍在持續。拜登政府正在就是否啟動新一輪對華征稅的301條款調查進行討論。
經濟制裁是中美戰略博弈的慣常手段。特別是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政府已經將經濟制裁使用到極致,使得中美在經貿領域的較量達到兩國建交以來從未有過的激烈程度。然而,現實的數據卻讓美國政要目瞪口呆。
2021年7月13日,中國海關總署發布了我國1—7月進出口數據,不論是進出口總額,還是對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即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都出現了兩位數增長。
數據顯示,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順差增加到10694億美元,中國比兩國經貿摩擦前還多從美國賺了1萬多億美元。
因此,美國財政部長耶倫7月29日在美國媒體上發表消息直言,“貿易戰”帶給美國的危機遠大于帶給中國的壓力。
中國海關總署9月3日發布的信息表明,今年中國貨物貿易有望實現兩位數增長,達到5.1萬億美元。
有鑒于此,拜登政府在處理對華經貿問題上會吸取特朗普政府的教訓,更講求策略、面對現實,而不是四面出擊。
5
軍事遏制
當前,拜登政府對華實施軍事領域的遏制深化與多點挑撥。
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核心在于形成軍事同盟、維持對華的軍事優勢,用軍事遏制配合美國對華政策,同時為在臺海方向上可能發生的沖突做準備。

2019年4月1日,在菲律賓阿吉納爾多軍營,美軍士兵參加聯合軍演開幕式。
為了保持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軍事遏制態勢,拜登政府持續推進深化印太戰略體系,鞏固美日韓同盟,發展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改造原有的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等聯盟機制,拓展“五眼聯盟”和北約的職能,建立對華全方位軍事包圍圈。
拜登指示其國防部長奧斯汀對美軍在全球的態勢進行評估,并不時在涉華熱點、敏感問題上挑動中方的神經,并把熱點和敏感問題作為孤立、遏制、圍堵和“改造”中國的抓手。
實際上,其利用熱點和敏感問題的手法更加狡猾詭詐,注重軍事威懾、同盟友和媒體的協作,而非為所欲為、孤身作戰。
從8月3日開始,美軍進行了一場名為“大規模演習-2021”的長達14天的海上軍演。
美國軍方發言人稱,這次軍演是美蘇冷戰后40年來美國舉行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
參演人員達到2.5萬人,包括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十艦隊和3個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
演習在大西洋、大平洋和印度洋的多個海域同時進行,橫跨17個時區;
共有包括多個航母打擊群、兩棲作戰群在內的36艘水面作戰艦和潛艇參演;
另有50個單位遠程虛擬網絡參演。
由上可知,此次演習力量由來自全球各地區的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組成,演習項目融合了多個行動概念和作戰平臺,內容錯綜復雜,重點檢驗與大國作戰的新作戰概念,首次展示“分布式海上作戰(DMO)”“遠征前進基地作戰(EABO)”和“對抗環境下近海作戰(LOCE)”等概念的靈活性。
據稱,其目的在于應對未來可能與俄羅斯或者中國發生的沖突,檢驗不同平臺的艦隊如何進行遠距離對敵協同。
6
科技“脫鉤”
美國在現代科技領域占據優勢地位,而且,特朗普政府時期在中美科技領域博弈中嘗到了甜頭。在這個背景下,當前,美國政府及精英階層均把科技競爭視為中美戰略博弈的焦點,兩國前沿科技發展及競爭態勢則更是美方關注的重中之重。
自2017年1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到2021年5月拜登政府通過《無盡前沿法案》,美國會、政府及重要智庫共發布了450份對華政策文件和研究報告,聚焦中國科技發展及中美科技競爭的主題呈現快速、穩步上升趨勢。
近幾年來,這一主題占年度全部文件及報告總量比例過半。除綜合性文件與報告107份之外,聚焦中國科技發展及中美科技競爭主題的共209份。相較而言,以中國經濟發展及中美經濟關系為主題的共82份,以中國軍事及中美軍事關系為主題的共99份,以中國政治為主題的49份。
對報告內容進行較為深度的梳理后可以發現,美國對華科技領域基本政策傾向是:
*美國科技領先地位已被中國動搖,成為美各界共識,在高科技產業以及基礎前沿技術領域與華“脫鉤”,為美重要選擇和現實做法;
*美在加速發展人工智能技術、高超聲速技術、生物技術、量子科技、先進計算等領域;
*電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能源等成為美對華封鎖管制的重點領域;
*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和吸引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高端人才,仍是美政策關注重點;
*通過優化科技發展規劃、賦予創新管理機構更多資金和權限、加大基礎研究投資、強化聯盟合作等,是美國強化其科技競爭力的主要手段。
美國采取上述措施,是基于對中國科技快速發展原因的判斷——中國“依賴于從美國技術轉移”。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稱,為了美國國家利益,“即使付出較高昂的代價,中美之間在科技上一定程度的脫鉤不可避免”。
另外,2021年2月24日,拜登簽署行政令,審查美國的藥物、稀土、半導體、大容量電池等關鍵商品的供應鏈狀況,并將展開為期一年的更深入評估,重點關注國防、衛生、信息、能源、交通、糧食六大領域,要求提出改善供應鏈復原性和安全性的建議。
當前,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結束、經濟底氣明顯不足,雙方在中低端產業領域中的角逐可能會明顯緩和,該行政令雖未提及中國,但意圖很明確——在美中競爭的大背景下尋求減少關鍵產品對華的依賴性,可能是其推動部分敏感領域對華“脫鉤”的實際舉措。
總之,不同于前任對華“極限施壓”,拜登政府的競爭性共存戰略,以競爭為主導、以合作為輔助,目標在于把控競爭烈度、減少成本和風險、形成有利于美國的中美關系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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