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雪凌:中美俄三方關系何去何從?
作者 :關雪凌 2019-01-27 16:47:2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近年來,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保持了穩定、持續、高水平發展。兩國關系日益密切的原因何在?面對西方制裁和俄羅斯經濟結構失調,普京將帶領俄羅斯經濟走向何方?“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又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何種變化?鳳凰網《政對面》第22期對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發院研究員關雪凌。
中俄間友好合作不針對第三方
政對面:最近世界格局的變化非常引人注意,西方與俄羅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和波折,那么這一時期中俄關系的穩步發展則引起外界的質疑和擔憂:中俄是不是要聯盟對抗美國,建立新的世界格局。你如何來看待這種質疑?中俄美三方關系又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關雪凌:每當國際關系中出現一些敏感因素時,類似的質疑和擔憂就會特別多。現在世界局勢動蕩復雜,大國關系就顯得尤為敏感,尤其是中美俄關系。國家關系的發展與世界格局發展息息相關,中俄關系的穩步發展不意味著與美國或者其他強國、強國集團的對抗。具體可以從西方與俄羅斯關系、中國與美國關系、中國和俄羅斯關系三個方面來分析。
西方和俄羅斯的關系一直非常復雜,雙方有深層次的結構性的沖突和矛盾。冷戰時期,兩者對峙,表面看是意識形態的沖突。1991年蘇聯解體后,1992年到1993年雙方經過短暫蜜月期,隨之又進入緊張狀態。從深層次看,西方和俄羅斯關系緊張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對峙,還有國家利益的爭奪。國家利益優先是國家外交的原則,就像現在特朗普所強調的美國優先、美國第一。
2007年是西方與俄羅斯關系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2007年2月,普京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做了半個小時的演講。會議上普京激烈地抨擊美國過度使用武力,抨擊以美國為主的單邊世界模式和單邊主義。該演講是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特別是與美國關系的非常重要的轉折點。2008年,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發生沖突,俄羅斯和西方關系陷入冰點。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后,試圖緩和兩者關系,但是好景非常短暫。經過2012年普京再次擔任總統、2013年烏克蘭危機加劇,特別是2014年3月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等一系列事件,俄羅斯與西方關系再次跌入到一場自冷戰之后的新冷戰中。所以俄羅斯與西方的沖突是結構性的,不會因為中國和俄羅斯走得近或者中國和美國走得近,而使兩者的關系得以緩和。
簡單說一下中國和美國的關系,自中美建交四十年來,很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特別是經濟上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是非常緊密的,從兩國之間超過五千億的貿易額就可以看出。今天所面對的表面的貿易摩擦折射出的是美國如何面對中國的發展與崛起的問題,歸根結底也是國家利益的問題。
接著談中俄關系,中俄關系經歷近百年的風雨,更遠暫且不提。1996年,中俄兩國確定雙邊進行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高端會晤機制,進行戰略安全的相關磋商。該機制是規格最高,結構最完備,涵蓋領域最廣的一個大國合作機制。它對中國而言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沒有與其他任何國家有這樣的合作機制。所以說,中俄之間的友好,中俄之間的深度合作,從2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那時沒有針對任何人。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準則:中俄之間的友好合作是不針對第三方的。
20多年來,中俄從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到建設型伙伴,然后又從戰略協作伙伴到全面戰略協作伙伴,從經濟貿易合作到人文交流,再到現在國際重大事務的溝通與協調等。中俄關系的友好特別得益于兩國的元首,他們是中俄友好的引擎。很多新聞中都可以看到,普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高度評價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普京總統講,“‘全面’意味著我們幾乎要在所有至關重要的領域開展工作。而‘戰略’則表明我們正賦予它對兩國而言極其重要的意義。”習近平主席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鞏固中俄世代友好的任務任重道遠,沒有休止符。”2001年中俄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中俄世代友好理念寫入法律條款,成為中俄各個領域加強合作的法律準則和制度前提。
在復雜動蕩的國際局勢中,大國關系一定會發生變化,從中俄美三方關系看,中俄關系的穩定發展是基于中俄的世代友好,所以有人說中俄不是聯盟勝似聯盟。以傳統的聯盟觀點看,中俄不是聯盟,但就中俄全面協作戰略伙伴關系所合作的內容和推進的深度看,也許超過了所謂的聯盟。當國際局勢穩定、世界相對和諧時,這種關系會穩步向前推進;當世界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尤其是出現一些逼著中俄兩國抱團取暖的因素,那么只能是推進中俄這種關系的持續發展。我在圣彼得堡大學與俄羅斯一些學者交流時,他們認為現在是美國逼著我們兩國走得更近。
政對面: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的一系列舉動,如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等,對全球體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讓人感覺原來的體制崩塌了,新體系將建。像你剛才談到的,世界正處于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如果是外部因素逼著中俄兩國抱團取暖的話,那么中俄兩國有沒有可能進一步抱團,構建一個新的全球治理體系?或者在新的全球體系建立的過程中,中俄關系將起到何種作用?
關雪凌: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后,退出《巴黎協定》、《中導條約》等,的確給世界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就像人們講的,現在世界最大的確定性就是它的不確定性。現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所依賴的體系實際是二戰以后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導下確立起來的,建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無論是對于戰后國際秩序、經濟發展、金融穩定、還是貿易自由化,都曾經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構筑這套體系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話語權也就在西方發達國家手里。
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新興經濟力量在不斷的發展,如以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為代表的金磚國家。這國家實力在增強,但它們并沒有在這個體系中擁有應該有的位置和話語權。所以現在全球治理體系是存在問題的,我一直認為它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治理主體是存在問題的,應該有更多的新興國家參與到全球治理;其次治理議題存在問題,過去議題集中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的增長、發展等方面,嚴重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啟動“多哈回合”多邊談判,集中關注和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但是快20年過去了,多哈發展議程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但是現在的全球治理體系不會因為美國退出幾個協定就崩塌。全球治理體系的更迭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舊體系的一些因素和力量不斷地退出,新的因素和力量不斷地注入。全球治理的問題是中俄合作中非常重要的議題,如中俄在全球安全和地區安全方面有很多的溝通交流,溝通交流的基礎是中俄兩國之間政治上的高度互信。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講,中俄之間的互信達到了最佳狀態,王毅外長說“中俄深化合作沒有止境,中俄關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全球經濟治理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面,中俄之間有共同的利益訴求,也就有更多的合作空間和更多的合作平臺和切入點。如“一帶一路”和俄羅斯主導的歐盟經濟聯盟的對接合作,借助俄羅斯的北方航道來拓展的“冰上絲綢之路”,“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金磚合作機制”, 現在提的“金磚+”等,都是中俄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的平臺。
事實上,中俄合作沒有要去打破舊體系建設新體系,因為在舊的治理體系中,還是有積極因素的,如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是受益于這個體系的。現在的全球治理體系出了問題,應該由主要的經濟體相互協商解決,而不是這個規則不好玩了毫無協商就要退出,這對他方沒有基本的尊重,這是大國之間處理關系非常忌諱的。所以中俄是要在舊的體系中注入新的能量,來使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使它不僅有益于發達國家的發展,也要更加有益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政對面:雖然中俄關系穩步推進,但也有質疑是“政熱經冷”,即政治熱度保持著高水平,但經濟合作,似乎除了能源合作,其他方面較少。你覺得最近幾年的中俄經濟合作中,有哪一些是亮點,但并沒有被大眾關注呢?
關雪凌:俄羅斯有豐富的能源,從經濟互補性來講,中國一定是會更加看重能源合作的。但俄羅斯對此也不太滿意,覺得不能只把它看成世界加油站,還有很多領域可以開拓。中俄合作的這些年,中國也關注到了俄羅斯的關切,展開了更多方面的合作。
政治上熱經濟上冷,這些年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從貿易額來看,貿易額受制于中俄兩國的產業結構,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但今年應該比較樂觀,今年貿易額預估能夠超過一千億美元;從貿易結構來看,貿易結構已經有很大改善。除了能源的原材料產品的合作外,高科技和機械產品的合作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另外農產品也是合作的亮點,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倒逼其農業自主發展,近兩年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中國成為俄羅斯最大食品進口國。從貿易模式看,跨境電商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聽一個俄羅斯學者介紹,從2013年到2017年,網民網上采購的來自中國的包裹,比例從60%增加到90%。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也有很大的推進,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進出口銀行、交通銀行都在俄羅斯設立了子行或者是辦事處,工行、建行、農行、中行和俄羅斯同業的機構建立了差不多300對子行。
投資上也有很大的推進,從去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投資項目最多的國家,尤其是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投資項目大大小小已經有六百多個,所以說投資領域已經全面發展起來了。
普京為什么能帶領俄羅斯走出困境
政對面:你所著的《普京政治經濟學》俄文版在2018年出版了,這本書中想傳達的重點是什么?從去年開始,俄羅斯遭遇到很多西方制裁,你覺得普京有沒有找出俄羅斯經濟自身發展的路徑,以及怎樣走出西方制裁的困境?
關雪凌:這本書的亮點是突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從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這不僅對俄羅斯是有益的,對于以俄羅斯、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經濟體都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是想構筑一個普京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這在中國和俄羅斯都是首創,也算是自己的嘗試性創新。在對俄羅斯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是研究普京的外交思想、經濟思想、經濟發展戰略,沒有放在一個框架內。普京首任俄羅斯總統時,俄羅斯經濟處于即將崩潰的狀態。從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普京治理下的俄羅斯經濟發展一直都順風順水,普遍認為,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油價上漲。但我不認為俄羅斯經濟增長僅僅是因為油價的上漲,而是跟普京的關于國家統一的思想、對私有經濟的調整以及整個對外戰略有關。油價上漲時,俄羅斯經濟的確受益發展,但金融危機時對俄羅斯經濟沖擊也非常大,俄羅斯的GDP只有在2009年時負增長7.9%,但是2010年俄羅斯經濟就已經緩過來,GDP從提高1.3%開始逐年增長。
另一個考慮是,普京是突然冒出來的黑馬,2000年時還名不見經傳,但隨著執政期間的延長,他的確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一顆政治明星。聯系到他對俄羅斯的治理,欣賞他的人把他理想化,仇視他的人抹黑他,這都非常不理性、不客觀,所以我想把他放在整個對內對外、政治經濟、外交思想的框架里去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出普京為什么能夠帶領俄羅斯走出困境。
政對面:目前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進一步加劇,同時俄羅斯經濟又十分依賴能源出口,但是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又不掌握在俄羅斯手中,這樣的情況下,你覺得在俄羅斯走出困境重振自身經濟時,有哪些部分值得特別關注呢?
關雪凌:俄羅斯經濟十分依賴能源是自蘇聯時期就存在的問題,這涉及到經濟結構的調整。實現經濟增長相對容易,但實現經濟發展比較困難,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要調整經濟結構,但經濟結構調整需要較長的過程。蘇聯時期,經濟結構就失調,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一直到蘇聯解體,狀況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1991年至1999年,可以叫作“崩潰的十年”,俄羅斯無力調整經濟結構。
2000年,普京上任時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他認為當時的俄羅斯處在二流或三流國家的邊緣,振興國家就要重整經濟。他認為,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能源不是罪過,而是福氣,最重要的是不能讓資源掌握在個別寡頭手里,而應該惠及百姓。所以2003年時,普京建立了俄羅斯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俄羅斯石油穩定基金。俄羅斯國家石油穩定基金相當于蓄水池,基于石油穩定基金的基準設定一個價格,當油價漲的時候,超過這個價格的收益按比例納入到國家預算,統一管理。這部分基金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資源不一定是經濟發展詛咒,要看采取怎樣的政策。從1999年到金融危機之前,俄羅斯老百姓收入的增長速度是高于GDP的增速的,因此在俄羅斯經濟處于困境、西方又對俄制裁的情況下,普京支持率依然很高。
普京當然也看到了俄羅斯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他2003年時就嘗試著改變。但一直到2007年國內才達成共識,但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所以從資源依賴型到創新增長型的經濟結構轉變一直沒有實現。現在來看,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普京面臨的最大問題。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及2014年以來西方的制裁,普京肯定看到了調整經濟結構的緊迫性。福禍相依,危機中也有發展機會,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反倒是刺激了俄羅斯民族工業的發展,輕工業、食品工業、農業都相繼發展起來。從以上來看,我認為俄羅斯經濟進入到一個由增長到發展的過渡轉型期。
政對面:中國一直在推進“一帶一路”,俄羅斯在推進“歐亞經濟聯盟”,兩者在區域位置上有所重合,雖然雙方一直強調對接,但在實際運行中也會有不同程度的競爭,那么你覺得雙方應該怎樣更好地對接,削弱不當的競爭呢?
關雪凌:歐亞經濟聯盟是以俄羅斯為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一個標準的、封閉的一體化組織。“一帶一路”是2013年習近平主席基于國際背景和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的位置提出來的一個開放性倡議,區別于傳統的一體化理論。“一帶一路”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北線的確是經過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如果雙方達到了高度的政治互信,俄羅斯也需要中亞地區發展經濟,需要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國發展起來,這是互惠互利的。
所以我認為中俄之間高度的政治互信很重要。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后,普京并沒有給予特別積極的回應,俄羅斯談到這個話題也會有所警覺。但是特朗普對俄羅斯的制裁,跟中國激烈的貿易摩擦都加快了“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合作,在俄羅斯主場的會議上,他們會把“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設合作為會議的主題。在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中會有競爭和摩擦,但在中俄高度政治互信的政治情況下,彼此考慮對方的關切,找到合作的契合點,對接是可以穩步推進,現在來看,也呈現出非常好的發展趨勢。
政對面: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時,西方認為中國提出了一個新的“馬歇爾計劃”,但五年過去,會發現很多國家或地區由警覺到慢慢開始搭臺,對接“一帶一路”的戰略。特別是目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變革,你覺得“一帶一路”倡議對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有什么影響?中國未來在全球治理體系當中能起到何種作用?
關雪凌:“一帶一路”是一種倡議,不是戰略。倡議就意味著中國提出來了,愿不愿意回應和參與并不強求。如果愿意參與,就一起做,不愿意的話,就各自做各自的。我認為這是“一帶一路”倡議最重要的一點。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梳理、盤點“一帶一路”所取得的成就,沿線有多少投資,修過多少公路、鐵路,成立多少企業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合作理念和所倡導的合作模式,它是區別于舊體系的一種創新。“一帶一路”的合作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即參與者一起商量、一起行動,收益共享;它是一種新的合作模式,不像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封閉模式,如歐盟、關稅同盟等,只允許成員國內部享受優惠,“一帶一路”的合作模式是開放的,這樣的合作模式對于現在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正能量。
目前全球治理體系是存在一些問題的,美國又在不斷地退出,“一帶一路” 倡議則是不斷地補充、輸入新的活力,類似的像“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我們不是要顛覆或者取代什么,只是世界銀行或者國際基金貨幣組織不能滿足新興經濟體國家或地區的要求,那么只能不斷補充現在的全球治理體系。
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一帶一路”、全球治理體系當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許我們并沒有想特別快的承擔這樣一個角色,但因為美國不斷退出各種組織這樣不確定的因素,較快地把中國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因此中國從過去國際全球治理體系的被動追隨者、行動者,變成現在的引領者。但是在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中,并不是某個國家扛大旗,所以中俄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俄合作當中,還要不斷地擴大朋友圈,吸納更多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如金磚國家等。這樣也能夠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理解中國的理念和訴求,當然同時我們也愿意使更多的發達國家理解中國的理念和訴求,早日實現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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