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野：從“互惠”到“對等” 中美貿易談判應將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離處理
作者 :馬曉野 2019-05-22 21:03:5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1. 雙邊貿易協議與最惠國待遇
中美1979年建交，但美國和其他國家與中國建交不一樣，直到1980年才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一般所有雙邊貿易協定中，都有一個標準的第二條條款——簽了這個協議，雙方給對方最惠國待遇。唯獨美國不太一樣，在協定中多了一個承諾：現在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但如果將來中國加入一個多邊組織，美國將按照那個多邊組織的最惠國待遇給中國同等待遇。這個承諾比別人前進一步，美國預計到中國將來會加入WTO（當時還叫關貿總協定）。這是美國當時做的一個承諾，也是后來它失信的地方，由此導致了很多的問題。
說到“最惠國待遇”，這里有兩個插曲：
中美最后簽訂雙邊協議的時候，美國動用了一個立法修改機制，把“最惠國待遇”改成了“永久正常貿易關系”，主要是讓美國人了解這個“最惠國待遇”不是什么好待遇，就是一個最起碼的雙邊待遇。
八國聯軍打完之后，我們對美國人最重要的一個指控，是它提出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這么一條政策，但很少人能想到這條政策的英文是什么，其實就是“最惠國待遇”MFN（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翻譯者是當時清朝海關的外籍職員李泰國，他的翻譯相當不錯了。美國人100年前在八國聯軍善后方面做了這么一個雙邊規定，隨后民國政府和美國正式簽了貿易協定。
新中國1979年與美國建交，1980年有這樣一個MFN待遇，正是這個促成了中美貿易的開端。為什么？因為當時美國的實施關稅3%以下，如果沒簽這條，美國1929年~1933年的關稅非常高，平均59.6%，這么大的關稅差，中美貿易就會沒法進行。有了這個待遇，中美貿易開始起步，而且一起步就比較猛。
2. 中美第一次貿易戰
當時中國能賣的東西說穿了就是最低級的工業品——坯布。福特總統在中美建交之后，給中美關系做了一個基本定位——中國是美國友好的非盟國。有了這個定位，外交和經濟政策都按這個定位來，所以任憑中國擴大對美國紡織品的出口。
當時美國國內因為產業結構升級，紡織工業十分困難，因此美國與其他國家已經有一個“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greement, MFA），各個出口國都受到出口數量限制，但唯獨中國沒有數量限制，因為中美雙邊制度就是MFA待遇條款。隨著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的增加，這個問題最后到了臨界點，中美第一次貿易戰就從這里開始了。
但是，第一次中美貿易戰的起因，是中國貿促會議副會長在香港做介紹情況的時候說漏嘴，說當時的外匯是雙重匯率：1.8兌1美金和2.8兌1美金。雖然大家都知道雙重匯率的存在，但官方一旦這樣表述，美國紡織工業界馬上做出反應，指責中方匯率補貼，直接開始起訴。但是中方的籌碼就是雙方的谷物貿易協議——為了解決國內幾大城市人口口糧的問題，這部分必須進口，進口額當時是每年幾百萬美元。
這樣，第一次中美貿易戰開始了。中國宣布取消小麥貿易協定。中興和以前的套路一樣，拿美國農民開刀。但區別在于：現在這招完全沒有用了。因為美國經過WTO談判，已經把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拉近了；而當時這招很有用，因為當時美國國內產品價格高，而國際上的農產品因為有補貼，價格極低，一旦中方取消谷物貿易協定，美國就很難了。
最后，通過談判，達到了各方滿意的結果。
這個結局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國做了什么讓步？因為一旦制裁，就會把中國所有的紡織品驅逐出美國市場，所以只要不通過匯率補貼制裁，中方承諾：第一，可以不對美國農民采取措施；第二，答應加入多邊紡織品限制協議，承諾美方可以對中國進行配額限制。
這是雙方讓步的結果。中國開始加入MFA的談判，MFA是中國歷史上加入的第一個國際貿易制度性安排。它是WTO和原來GATT中最差的一部分，因為WTO或關貿總協定主張自由貿易。第一條就是取消數量限制，而MFA是系統性偏離自由貿易的特殊安排，這是中國加入中美雙邊貿易協定之后第一場貿易戰。
3. 問題全面爆發
當時，我們基本上還是外貿壟斷的體制。當時的外匯匯率是怎么制定的？大家都不知道，其實，我們是倒過來制定的——每年由外貿部核定出口商品，隨行就市，能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按照基本成本來核定第二年的匯率。在這種情況下，出口的力度還是比較大，一系列問題就出來了。
首先，紡織品出口方面。由于加入MFA之后受到了數量限制，我們開始利用其他國家的配額向美國轉口，非法轉口問題就來了。當時，美國一次性抄了我們在美國的23家公司。非法轉口問題，這個屬于雙方有協議，但我們沒有遵守。我們應該怎么樣進一步處理，加強紀律的問題，和現在中興的問題類似，但中興問題更嚴肅一點。
除了紡織品非法轉口，勞改產品的問題也出來了。美國的監獄也有產品，美國很多家具都是監獄出的，但是它有一條原則：這個犯人是自愿的，愿意曬太陽就曬太陽，想活動活動就提供勞動機會，而且會給犯人報酬。而中國的監獄產品出口是強制性勞動，成本很低，所以他們攻擊我們，會波及到很多產品，疑似勞改產品要采取措施。
還有就是知識產權。
也就是說，八十年代開始，中美貿易有了一定的制度安排，最惠國待遇條款加上一個多邊數量限制，但到了九十年代，問題全面爆發。
按照原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主任李潔明說法，中美建交頭一個10年，是中國人牽著美國人的鼻子走，中國人比較主動，該怎么樣怎么樣，美國人要適應中國人打交道的方法；之后，美國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
但是，它始終沒有取消中美貿易最惠國待遇條款——美國國會每年都在通過這個協議，要取消這個待遇，但是美國政府心理相當明白，一旦取消這個待遇，關稅跳到59.6%，雙邊貿易就阻絕了。中美建不建交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美國政府每年都在阻擋。到什么程度？每年參眾兩院都通過的時候，美國總統就引用他的行政權力否決，而否決之后，參議院還有一個再否決的機制，只需要取得三分之二參議員的同意。
因此，每年美國總統苦苦掙扎，動用自己的政治資本與那些議員一個個私下做交易，讓方案不要通過。但同時，它必須給業界一個承諾，證明中美貿易對美國有好處。非法轉口、知識產權等存在的問題一定要解決。
4. 突破制裁的多邊談判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雙邊制裁，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美國總統必須采取措施，通過經濟來突破政治。老布什在中美關系需要打開一個新篇章的時候，他做了一個兩面的做法：一方面是破壞了原來對臺灣軍售協議，賣給臺灣過時的戰斗機，不管怎么樣，過時的也是戰斗機；另一方面宣布取消對中國的制裁。
在取消制裁之前，高官不能接觸，于是多邊機制很重要。像1985年提出了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借助烏拉圭談判談起來，后來明面上中斷了，但實際上是在多邊場合談中美問題。
日內瓦成為中美高級經貿官員唯一一個會晤場所，旅館基本都是中國代表團。等到老布什一解禁，就可以公開談中美問題了。當時對中國政府而言，面臨的選擇是要不要接受這幾個協議，認真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作為交換，讓美國總統繼續花政治資本去否決取消最惠國待遇的呼聲。
在中美的談判中，一開始也是屬于漫天要價，就地還錢。
美國貿易代表負責雙邊的這些人，整理了很多美方公司看中方不順眼的地方。只要開會，上來至少40分鐘講我們這里不對，那里不對。中方當時談判的班子是外經貿部美大司的，實際上是搞配額管理和補貼的，對邊境措施、WTO不了解。雙方談判時美方全面指責，這邊要辯護的話，經濟理由談得不多，法律理由也不了解，所以最后毛主席語錄都上來了。但既然談判，就要解決問題，不能太過離譜，一個依據就是我們是不是參照當時WTO的基本方針和原則來談：
第一，一般性地取消非關稅管理措施，如配額、許可證等等，你可以就這個提出問題，咱們商量；
第二，關稅作為唯一的管理手段；
第三，關稅要隨談判降低；
然后，雙邊要對等、要互惠。
這就回到了關貿總協定的五條基本原則上。通過這個，談判進入正軌。這里面涉及范圍很廣，中方也是換了幾次談判代表，最后結果還算不錯。
雙方達成協議：中美知識產權的談判，先于市場準入談判完成。而市場準入談判談了很多方面的內容。勞改產品也做了很多改善。約束了內部，非法轉口問題得到了遏制，紡織品對美出口在接近零增長的情況下繼續進行。
其實，美國人在談中國加入MFA的時候，對它的其他貿易伙伴是很不講道理的。
為了給中國配額，直接削減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配額，像臺灣、香港、泰國意見很大。只要紡織工業界對中國的匯率補貼不撤訴，法律程序就要走下去，最后會導致中美貿易歸零。為了讓織工業界撤訴，美國政府承諾要讓紡織品進口零增長。也就是不管你對貿易伙伴怎么樣，總體要能零增長就行。為此，美國讓其他貿易伙伴的紡織品對美出口，從增長變成負增長，中國變成了零增長。
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啟示。雖然美國是提要求的強勢國家，但為了達成中美貿易協議，即便動用手段也要依靠法律，由于唯一的辦法是讓起訴方撤訴，所以通過交換條件達到目的，結果是得罪了其他貿易伙伴。美國農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中美關系可以繼續往前走。
就這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貿易談判不是坐在那里打架、喊喊口號就行了，不同政府受不同法律的限制。有多邊、雙邊的，只能在這個框架內尋求解決。這需要復雜的談判努力，不是像我們想得那么容易。
再講一個中美雙邊談判中的插曲。
美國當時負責談判的代表，對中美貿易也沒有足量的估計。談完之后挺高興，表示如果達成協議，就能基本解決中美雙邊貿易80%的問題，剩下的20%，雙邊再解決解決就行了。
這個觀點在美國國會炸鍋了。美國各界不接受這個話，中美貿易既有政治問題，又有其他問題。比如業界對中美貿易的期望——當時中國的外貿基本是壟斷的，所以進入中國很難。因此，中美貿易沒有那么簡單。而這個貿易談判代表，就因為這么一句話辭職走人，職業生涯提前結束，美國開始又一輪談判。
市場準入談判是一方面，還有知識產權談判。
在知識產權談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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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家基本也是這樣，沒有基本的知識產權保護。而且對進口來講，基本上要求一家引進，大家受益。所以這個談判，一開始是理念完全不同，而且我們根本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談判沒有基礎，推進非常困難。
但這個談判，結果是幫助中國建立了一套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這其實是個雙贏的談判。
沒有這套保護的法律，我們現在的科研和發明根本不可能有現在這個情況。說穿了，知識產權保護是一手托兩家：既要保證發明人的收益，讓他能夠有興趣做這個東西；另外。又有時間規定，比如十年以后到期，社會上大家全都能用。
在中國憲法里面沒有產權保護，更不可能有知識產權概念的情況下，我們把知識產權單獨立法做了保護，這是相當超前的。沒有這個，很多東西不可能賣到中國。這也說明中美通過貿易談判，能夠促進我們的立法，讓我們向開放方向繼續往下走。
5. 什么是歐美強調的“對等”？
1992年，中美知識產權、市場準入一系列談判之后，中美雙邊就基本定局了。原來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再加上這些具體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一管就是25年，當初我們談判也是做出了很大貢獻。
但25年過去，這套協議已經不可持續了。現在一旦有貿易糾紛，我們還習慣于通過給美方一點東西來解決，比如去大規模采購。
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基本的錯誤。剛才我講過WTO幾個原則，其中一個就是reciprocal and mutualadvantages，這么多年官方都是翻成互惠，這個是錯誤的。reciprocal本身是對等，mutual benefits是互惠。
這兩個差別在哪里？reciprocal在英語里面是個技術詞，就是互相校驗。你怎么樣我就是怎么樣。而且，它不是“利”，它談的是勢。你有優勢，我也有優勢，這和互惠互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我們多年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原來的多邊體制里有明確的規定，第四部分指出發展中國家不需要提供對等。但現在，特朗普明確提出要遵循“對等”這個基本原則。
前年，歐盟對華政策進行全面評估，評估之后就完全調整對華政策，并且跟中國領導人知會了這件事，表示今后要對等，用了reciprocal這個詞。
但中方反應都是互惠，沒當回事。
去年問題開始嚴重了。特朗普上臺后，去年2月1日發表首份國情咨文。隨后，原來美國所謂處理中美經貿關系的前朝元老、商業人士、美國商會主席，加上一些漢學家組隊一起發聲。
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今后中美關系不能像以前那樣，讓中國人拿小利益、小合同一個領域一個領域來牽著鼻子走，中美關系今后必須建立在“對等”的基石之上。
但是，這個新聞到了國內，翻譯還是錯了！這些日子打貿易戰，特朗普宣布600億的時候，專門講了“我們要的是對等”，他覺得中方還沒聽懂，所以他用了mirror，就是鏡子，要鏡像。
實際上，在去年特朗普上臺之后，我們很積極地組織采購、訂單子，盡管特朗普那邊全盤接受，但是這個問題還在。美方要求的“對等”，是“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的對等”。
這個問題，我們有點聽不懂，更有國內困難的方面。
去年下半年，發改委開始搞公平競爭內部審查。但是美方要的不是內部審查，要求的是對等，所以國內這一年多的努力沒有太多抵消掉威脅。
特朗普來訪，那個時候已經跟美國財政部講了，說中方要開放金融保險。你們既然來訪，咱們是不是一起搞一個新聞發布會。美方回答很明確，新聞發布會不用參加了，我們要求的不是單個領域的突進，我們要求基本市場競爭機制的對等。
美國人一說話總是講hinder US commerce（阻礙了美國貿易）。這個commerce包括貨物進口，也包括投資、其他服務。而這些服務條件，很容易就抵消掉削減關稅的好處。無論是在美國的企業，還是在中國的合資企業和獨資企業，運營過程中都有很多的抱怨。所以他就要求在市場競爭機制上完全對等。
最近，有些翻譯好一點，“對等”這個詞出現了，但是有些翻譯還是翻成“互惠”。“互惠”是講的可以數量化的好處，“對等”是講市場進入條件和競爭政策方面要和美國接近。這是新的要求了。
這個問題的理解還有待于中方下一步的推進。但國內比較難，因為我們有政府對企業的管理，有國企問題，有黨建問題。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雖然不像過去那樣分三六九等，但還是有行政操作空間，類似這些問題的改革比較難，也比較傷筋動骨。
談判不是走不走的問題，而是要談怎么走、時間節點、多長時間合適。在雙邊的共同目標一致之后，再談具體實施細則。這樣談判的話，可能會有出路了。
如果在根本問題上我們有問題，貿易戰可能打了半天，就打不到一塊去。所以里面很重要一點，要看到現在的中國經濟和25年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這里我要糾正一個經濟學家在中央電視臺說的一個錯誤觀點，他說中美打貿易戰，美國人是有利益集團的，我們就是一個國家利益。這個話不對。因為現在中國社會上任何經濟政策的改變都是有贏有失。在各個部類和層次都是這樣的，不像以前那么單一了。國家利益體現在一個個部門和一個個行業上，這是一個綜合平衡的問題。
所以，中美將來談判，如果在基礎的設定方面弄得好，可以促進我們的改革。弄得不好，改革和開放這兩方面都是步履艱難。
6. 為什么要搞WTO項下的特殊安排
回到剛在講的多邊談判的例子，當時雙方談判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雙方成功的把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了。經貿問題就事論事，不要老扯別的問題，否則回頭下一次再談。
我們現在能否有這個氣度、國內經濟形勢發展能否有這個余地，將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來？實際上，對于戰略方的分析、地緣政治的考慮，可能還是要認真看一下的，我們是不是要跟美方區隔政治問題，就經濟問題來進行談判？那么，經濟問題有什么問題？
第一，現有制度安排無法解決貿易順差問題。
雙邊和多邊制度安排，積累下來就是貿易順差的問題。
美國人也認同逆差不光是貿易問題，也有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高赤字、不適當的匯率問題。他們有他們的難度，這些問題都承認。但是，把這個問題刨除，還是有自由貿易順差。這不解決是不行的。
說白了是這樣。美方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是國家對企業和行業提供比較強的政策支持的經濟。在目前自由貿易體制下，我們絕對是贏家。
如果是自由放任的經濟，我們應該對有些國家逆差，有些國家順差。但我們現在對全球100多個國家全都貿易順差，而且額度還不小，所以有點一邊倒。至于我們順差是不是完全對我們有好處，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現在的制度安排已經沒有辦法解決順差問題了。
第二，排除特殊議定書，中國就不是WTO成員國。
回到多邊WTO項下的安排（主要是幫助大家理解美方的說法，不是說它有道理，而是它依據哪些法律，這樣可以從它的角度適當理解一下），大家不要機械的理解WTO，WTO里面管用的是基本原則和一些最基本的紀律，違反了紀律之外，它有一套辦法。
而自由貿易的原則和紀律之間有差距，有很多漏洞，這些漏洞要通過一套解決爭端機制談判解決，WTO法律只管一部分，另一半靠談判解決。
雙方預設了很多漏洞為將來自己談判取得好處。比如，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多邊有最惠國待遇，雙邊也有最惠國待遇。雙邊體現了雙邊經濟協議上，多邊說句實話，按照原來WTO的規定，這些國家早就知道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在自由貿易下會占盡好處，既然談的是下一世紀的貿易框架，到下一世紀中國變大之后，這些東西根本受不了，所以他們一定要留有余地。
當然，經濟體制這個問題不是針對中國。七十年代有幾個關貿總協定成員國也是計劃經濟的，比如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的國有經濟體制被認為是整個社會大補貼，按照現有的規定是管不了你的，好在那幾個東歐國家比較小，也就算了。
中國的情況，他已經看到了一旦發展起來潛力比較大。所以WTO和關貿總協定有一個著名的“互不適用條款”。我同意中國加入WTO，但我引用這個條款的表述——我們倆之間沒有WTO關系，你進來我不攔你，成員國可以，但是我們之間沒有WTO項下的任何權利和義務。
如果引用這個條款，就很難看了。中國談了14年，做了那么多讓步，最后這幾個國家引用這個條款，變成談歸談，讓歸讓，但雙方沒有這個關系。于是，為了面子，也為了促進中國按照他們想象的方面轉化，他們有創造性做了一個“特殊議定書”。
現在評判別國是否違反多邊最惠國待遇條款的話，要區分國家。對于那些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它如果這么做就違反了。但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國都說得很清楚，中國在WTO項下的成員資格，是由你的“特殊議定書”作為交換條件的。就是說，承認你是成員，也不引用“互不適用條款”。但是這里面有一個15年的條款，15年以后，按照他們的解釋，要看是不是市場經濟過渡完成了。
目前不攔你，不能因為改革目標沒達到，就不讓進來（WTO），但是承諾向這個方向走了，要是按照華盛頓共識走市場經濟這條路，政府減少干預，那15年以后再看。
歐盟的解讀是15年以后再看，我們的解讀卻是15年以后就該給我了。
他們根據我們最近幾年經濟體制改革步伐，他們不太滿意。另外，中國加入WTO之后，在多邊貿易體制里面如魚得水，他們覺得這是不可持續的，他們要在這里攔住。一般從法律基本義務上，特殊議定書也就就一兩個簡單條款，但實際上他們把WTO有關的義務全部重抄一遍，而中國一旦排除了議定書，就根本不是WTO成員國！
中美關系，如逆水行舟
現在中國確實是強大了，強大了之后全世界開始有變化。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精妙的關系，它影響著世界格局的變化。所以我們要了解對方的思路，看趨勢在哪里，這些不是搜集點媒體報道、聽聽官員說法、做個經濟基本產業的研究就能得出來的，需要更深層次的觀察與思考。
喬治·凱南作為一代國際政治大師，當初在蘇聯做大使，他在休假時被問美蘇關系的一個具體問題，由于不能當面回答，他就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后來這個報告受到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防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視，最后冷戰的戰略格局完全來源于這個報告。
喬治·凱南之所以能寫出這個報告，就因為他一定知道對方的想法：他從小就和俄羅斯有不解之緣，一直在基層工作，對俄羅斯整個社會有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俄羅斯到底怕哪些東西，不能用哪些東西威脅。他指出，最好的辦法是冷戰，而冷戰最好的戰略是在熱點中要降溫——一旦俄羅斯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現，美國就去堵住，這樣俄羅斯就會老老實實縮在那里。冷戰格局形成之后，也就形成美蘇和平競賽的格局。
我們現在面對中美問題，要意識到是第二次出現變化。
第一次出現變化，就是基辛格挪動了中美關系的一步，全世界格局進行了重新洗牌，一下子保持了這么多年的穩定。我們現在全世界經濟體量第二，我們也面臨怎么處理世界形勢的問題，這個要從經濟方面做很多著眼。而且經濟不能服從于其他問題。
現在又到重新考慮問題的時候：我們怎么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怎么樣有利于我？
這里面要看到幾個方面，首先是大的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期望開始逐步淡去了。25年下來，按照現有框架和中國在經濟貿易方面打交道，美國對中國的很多幻想都破滅了。大家知道談判是談期望值。
在美國的行政體制之下，這個期望值是要靠公司去實現的。現在它對中國是什么期望？美國人講了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中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對等。只要沒有對等，中方表態的廣闊中美合作空間是很難落實的。
另一方面，大家又很重視中美關系。有每年開會的雙貿聯委會、經濟聯委會，而且開會不過癮，上兩屆政府開始搞戰略經濟對話（S&ED）。總之，各個方面，既有現實的，也有未來的。但談了半天，什么東西談不出來。所以特朗普上臺之后，把這些沒有發揮作用的東西全部停了，只要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任何改進，美方是不滿意的。
另外還有競爭機制問題。這個問題多邊早就有研究，因為多邊經濟貿易和法律體制，先是由邊境措施開始，之后到烏拉圭談判開始變了，觸及國內措施。當時是通過貿易牽頭，因為貿易是最好的抓手，它可以做交換、談投資、知識產權、服務業。換句話說，國際法律已經超越邊境，侵入到各國主權范圍內了，這是個趨勢。
同時，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多邊經濟貿易體制下有幾本雜志，最早是《國際貿易法》雜志，然后分出來了《知識產權》。還有一個很重要但沒有人讀，叫《競爭政策》。從90年代中期開始，競爭政策怎么影響到多邊貿易體制、各個階層的利益，將來在哪些方面做改變，類似問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研究。
在國外，經營政策有些東西他們是事先研究的，研究的這些人被稱為Wiseman（賢人）。需要發動的時候，讓他們出報告，一旦政府認可報告，那么就按照報告來推動談判。實際上這么多年對競爭政策的研究，構成了他們推動經濟一體化和TPP的基本東西。
現在我們看到了，如果在競爭政策上面沒有重大的改善，美國不干，歐盟也不干。
歐盟和中國開啟了一個全面投資協議談判。歐盟為了這個問題，對中國的投資條件進行了全面調查，調查下來按照中國現有的法規，妨礙投資的有一千八百多條。它具體又研究了幾個城市，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發現在地方一級，妨礙投資的有增無減。所以，從投資角度來看，中國影響貿易的行政限制很多，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雙邊貿易永遠處于目前的狀態。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自由貿易、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有不同的內涵。自由貿易是在一個框架基礎上，大家減少邊境措施。但競爭政策的研究，發現減少邊境措施沒有用，到了一定程度要擴展，由跨國公司驅動的經濟全球化，對各國的制度設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以談到經濟全球化，它是一個自然現象，由跨國公司驅動。經濟一體化是講的制度設計，既然有經濟全球化的勢力，各國要調整管理措施，讓各國的經濟能夠達到一體化，從而讓商業發揮最好的作用。
我們很多人，包括有一部分管理貿易的官員，都搞不清楚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差別在哪里。當時TPP提出來之后，我們這邊的報道有一點誤導，說TPP是在排斥中國。
其實，美國方面說TPP誰來都可以，但是中國看了看TPP，談的都是國內競爭政策，比如國內勞工政策、政府的管制和不當措施、知識產權進一步保護，基本都超越了邊境措施，我們沒有辦法進去，就說TPP排斥中國。中國是帶著貿易自由化的思路去看經濟一體化，為了抗衡TPP，我們開始推RCIP區域經濟一體化，拉了一幫窮哥們，最后還是邊境措施，但實際抗衡不了。
中美關系到現在的話，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退，打貿易戰，我們拉“一帶一路”國家，美國拉其他發達國家；進，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經濟一體化。
因為全世界在經濟一體化方面已經有很成功的經驗了。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基本一致，他們的產業之間競爭基本上全方面的，如果按照保護主義，這些國家又得回到二次世界大戰前，又得打起來，他們走了一體化的路。先是搞了煤鋼聯營，然后共同農業政策，再是共同對外政策，一步一步最后發展到共同的貨幣。
2008年的經濟危機開始了共同的金融監管。在這個基礎過程中又開始了共同的財政政策，所以它一點點走到一體化了。歐洲國家通過一體化，解決了沒有辦法解決的行業競爭，構成一個內部大市場。
直到現在，我們對歐洲的報道還是不太正確，總說歐洲經濟有問題。實際上，歐洲經濟至少有兩點沒問題：第一，市場基本競爭機制是完全健康的，這是它最重要的底氣；第二，金融作為市場競爭的核心，是健康的。有這兩點，再加上歐洲的文化有創新，歐洲經濟可以過得去。
經濟一體化是進的路子，退的話，是走到各自圈的小圈子。
說起世界的變化，大家都知道國內一直講三個世界理論。而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有“三國四方”的劃法。
在聯合國貿發會議里，把經濟利益集團畫成了三個塊。中國是單獨的一塊。第一塊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相對發達；第二塊是東歐國家；第三塊是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加入發展中國家，人家不讓進，然后成為單獨的一組。
這個格局比較說明問題。現在情況變了，世界經濟格局要走原來的路？我們做了哪些設定，這個路和那個路是不是岔路？是不是條條大道通羅馬？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好像都不夠深入。
當中美經濟到了不進則退的情況，此時哪一個選擇都不容易。進，經濟一體化，我們能否掌控國內市場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我們有沒有能力平抑受損那部分產業、部門的不滿？這里面要解決很多問題。退，“一帶一路”能不能達到消化過剩產能，騰挪市場的作用？
國際經貿法的發展趨勢
經濟談判和其他貿易談判很不一樣。經濟談判只要雙方同意坐下來談，目標是一樣的，那就是解決問題。
而有些談判并不著眼解決問題，比如聯合國人權談判，談判就是目的，只要去了，目的就達到了。不要達成什么東西，就是到這里吵架。經濟談判是比較現實的談判。所以大家看外交部發言人和國際表態評論的時候，要區別兩個不同的東西。經濟談判，只要談雙方解決問題，如果沒有解決問題，就說明談判能力、組織能力有問題。談了之后簽署了協議，之后組織實施有問題，那就說明事先沒做好功課。
在這里要去除一個概念——主權問題。國際之間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別是國際經濟談判，就是在拿你主權范圍內的東西來做交易。所以，不要說主權不能碰，這完全是外行的說法。因為國際法重要的淵源就是法律沖突，這個國家這么做，那個國家那樣做，大家一起商量促進國際法的發展，特別是國際貿易經濟法的發展。
特朗普提到了對等。要求市場機制對等，這等于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了，無論特朗普能不能熬到第二個任期，無論誰上臺，這個問題都退不回去了。因為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現有的制度安排已經不可持續了，一定要談出新的東西來，這里面不是選舉操作和特朗普下不下臺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被忽悠了，吃虧只能你自己。
絕對利益 V.S. 比較利益
談到中美談判，有的人都沒搞清楚“比較利益”和“絕對利益”，就拿著“絕對利益”來說事，還用這種觀點來看貿易簡直太落后了。
在金本位的時候，我做了貿易，占了便宜，國民財富增加了就是直接掠奪，這個叫絕對利益。
實際上，通過貿易，一方面得了好處，另一方面比它原來不做貿易也有好處。這種帕累托改善是否定不了的。更有七八十年的統計數字表明，一國GDP的增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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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周其仁教授把薩繆爾森的靜態理論搬出來：在靜態情況下，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會對美國產業造成長久不可逆的損害。
這個觀點還很有市場，我還是要說，這個結論截斷來看是對的。但它建立在美國經濟不會創新發展的設定上，而這種設定完全是有問題的。美國的經濟結構也在不斷升級，它在人工智能等其他方面不斷走別的路，以這種觀點來看中美貿易是不對的。
另外，還有人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戰勝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我們外貿取得這么大成績，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在政府主導下搞了全面制造業產業政策的布局。我們通過其他的手段，無論是補貼還是匯率，延長了比較優勢。現在，制造業開工率不足70%，有30%的冗余，這個放在任何一個企業是無法忍受的，根本活不下去。但是，中國是通過外匯、能源方面的補貼，讓它還能再往下走。
這個牽扯到國內改革，如果下一步建立起真正的市場機制，能夠產生淘汰，它會生長出一批很有競爭力的企業。那時中國經濟的質量就不一樣了。國家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了，打得它們沒話說，但是要注意整個經濟就是這么回事，不能達到雙方共贏的話，結論就是貿易戰。貿易戰開打，經濟本身要受損失。
中國有優勢制定新規則
中國在塑造國際貿易體制方面到底有沒有優勢？我們太有優勢了。
歷史證明，不是出口有能力的國家就能夠操作國際貿易體制制度性的安排。像日本這個國家，在制定國家貿易機制方面永遠沒有說話的地方。那這個機制誰來塑造？美國、歐洲，它們有很大的市場，通過開放市場脅迫別人遵守。
現在中國只要調對了政策，把國內潛在的市場消費趨勢變成現實的趨勢，如果中國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2021年中國將成為一個單一的最大的消費市場，這就是中國的力量。
力量用來搞保護主義，還是把競爭性不是很強的國家籠下來進行貿易交往，用這個來讓發達國家順從我們，這是有很大的藝術性的，要考慮清楚。但是目前市場潛力是潛力，還不是現實的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市場，國內的調整就真要按照TPP的做法。
比如要讓它成為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市場。首先，要把工人工資拉上去。TPP里面講得很清楚：“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其他一系列有利于讓市場消費能力漲起來的東西，要主動做，一旦中國國內潛在的市場變成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市場，塑造國際經貿體系的能力就在了。
下一個問題是怎么樣塑造。有時候你在增加塑造能力的同時，也就引進了一些開放的概念。
于是，改革和開放走在一起，互相促進，那就是另外一種格局。通過引進競爭，讓經濟本身做得很扎實，那個時候在世界說話就不是這樣了，現在我們真正打架的話還差點。
如果我們放棄這個優勢，采取步步為營，在整個貿易談判過程中，保護某一部門，某一群體利益的話，可能最后付出的代價會比較大。中國現在要在國際上有發言權，要看到自己真正的優勢在哪里，機會在哪里。機會一旦過了，經濟一旦轉頭了，你就永遠失去這次影響世界的機會了，影響世界的機會在于你自己掌握好時機。
原來我們說引進政策，洋為中用，穿別人鞋走自己的路。現在我們是穿別人的鞋走別人的路，而且我們穿別人的鞋讓別人滿地找鞋，讓別人沒路可走，這樣經貿關系就很難處理了。他們有他們的做法，雖然他們做得不正確的做法也有算在我們這里，但基本事實還是貿易順差不解決不可能。
現在談這些問題都是一面倒，而且對法規的引述也不正確，什么事情都攪在一起就不對了。比如美國對我們的鋼鐵和鋁的限制，那不是和中國打貿易戰。它是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的設關稅、設配額，當然它腦袋里有沒有中國影子？當然有。但從法律上，它是全球配額，不是針對中國的。
八十年代，格林納達的政權被游擊隊拿去了，美國一看這還了得，搞封鎖，但格林納達原來也是多邊體制成員，怎么辦？美國就引用國家安全條款，WTO開會時人家就提出異議。美國人就說：“國家安全條款由我自己說了算，別人不許說話。”
這一句話完了。它有權用這個，這里打官司也是打不贏的。我們現在把所有的東西，不管它用各種理由做的貿易措施，只要沾我邊了我就跳起來，實際從專業角度來看，你只有各個擊破，它是什么你就要按照哪一個條款去做，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
說到這輪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是有決心的。在做談判方案的時候，他們有以下做法，橫向列出中國有哪些貿易政策，豎向涉及到哪些政策領域，然后看交接處哪一個最大，挑出來先干，目的是要讓受影響的行業在豎項里面能夠取消掉。
他們在“對等”方面做了認真的工作，也是在夜以繼日：去年提出調查，三個月聽證會弄完了，四個月遞到總統那里了，比一般流程耗費的時間短得多，知道不能等。特朗普現在有人起個外號特靠譜，一步步他還在做，在這個談判中牽扯到市場準入、對等這個問題，他已經抬到臺面上了，永遠退不會回去。我們要么打翻了天，要么從里面挑某些方面可以接受、甚至有正面影響的東西，趕緊做方案，然后談判，貿易最終是雙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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