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校長:跟中國攤牌,川普,我勸你掂量下自己的錢袋子!
作者 :蔣校長 2019-06-06 11:10:4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為什么會這樣?很簡單,兩個字——沒錢。目前,美國政府背負了22萬億美元的債務,每年的財政赤字超過了1萬億美元,美國的債務問題正在全球引發強烈擔憂,美國能否有足夠的經濟資源以實現它的各種意圖?中國有哪些應對方式?帶著這些問題,讓我們先從國債的歷史開始講起。
國債拉動經濟
任何一個國家的正常運轉,都離不開錢,我們知道,今天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無非兩種:一個是稅收;另一個是發行國債。對政府來說,發行國債的好處非常明顯,跟我們在生活中一樣,去銀行開通一張信用卡,起碼在急需資金的時候能夠救急。同樣,政府也會不時遇上財政緊迫,需要透支來應急的狀況,會是什么狀況呢?——戰爭。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戰爭與國債的關系密切相關,例如1782年,在美國獨立戰爭快要勝利的一年,英國不光在和美國打仗,還和法國打。為了籌措戰爭資金,英國政府宣布發行300萬英鎊國債。市場認購額竟然高達500萬英鎊。
這就反映出英國政府發行的國債具有高度信用,以及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所發行的貨幣(英鎊)的堅挺,為了買入英國國債,人們手中必須持有英鎊,這樣一來,英鎊就成了硬通貨,憑借良好的信用,當時英國政府不差錢。英國的這套金融制度,并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需要很多條件的配合。
例如在制度上,英格蘭銀行可以借款給英國政府,但前提是要以政府未來的稅收作為擔保,對英格蘭銀行來說,可以獲得一筆豐厚、穩固的利息收入;英國政府能在當下借到一大筆資金,是一種雙贏。再比如,英國當時滿世界地開拓殖民地,海外市場、勞動人口和資源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大家都堅信英國政府未來的稅收只多不少,這就給市場形成良好的預期。結果是,發行國債和國家收入增長之間構成了良性循環。
國債可以發,但是當時各國政府并沒有把它作為一種主要的財政手段,因為那時候普遍信奉的是財政平衡思想,稅收上來多少,就花多少,要是有適當的財政盈余就更理想了。英國經濟學家,《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認為,國家不要主動去干預市場,政府管得事情越少越好,任由政府舉債不是件好事。當國債規模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不要指望政府會公道地償還,政府總是會通過通貨膨脹、降低貨幣幣值的手段來賴賬,結果就是損害所有人的利益。
凱恩斯主義的崛起
財政平衡的理念并沒有被一直貫徹下去,因為在1929年,爆發了資本主義世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斷崖式下跌、工廠停工、商品囤積、大量勞動人口失業,就連美國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也只能找到酒店門童的工作。
當時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市場經濟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危機并不可怕,只要慢慢等,經濟自己會調整過來。但是,這次經濟危機是如此的慘烈,誰也說不清楚經濟什么時候會觸底反彈,更重要的是,當時蘇聯的制度非常具有吸引力和競爭力,弄不好各國國內會爆發群眾革命。
不能再拖下去了!這個時候經濟學家凱恩斯站了出來,他認為,為了挽救經濟,必須通過政府來強力干預市場,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實施財政赤字,大量發行國債,擴大政府開支,向經濟體內注射強心針。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具備這種“心臟復蘇”的手段,只是從來沒有人理解,該如何來使用它。隨著凱恩斯的建議被采納,西方各國的經濟開始了復蘇。
對于財政赤字,凱恩斯本人也曾經含糊地提到過,可以等到經濟恢復健康后,逐漸將其償還,恢復財政平衡。可現實的走向并不是這樣,二戰過后,凱恩斯的理論變成了各國官方的經濟理論。西方國家在紛紛嘗到了甜頭后,一發不可收拾,債務水平不斷攀升。這印證了中國人所講的那句老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復利的威力
我們知道,債務是以復利的形式增長,也就是通常講的:利滾利。可以通過一張圖來表示:復利曲線在開始后很長的時間內,是以微弱的幅度在緩慢上升,但是當累積到某個拐點后,將以驚人的速度上躥,通向無窮大。
1772年,數學家普萊斯曾經計算過:如果在耶穌誕生時拿出一便士,并保持每年5%的復利,那么到了普萊斯所處的時代,它的價值等于1.5億個地球的黃金!
馬克思曾經把利息稱為“自動的物神”,也就是說,貨幣能自己生出貨幣,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復利的增長不可能是無限的,因為,數字的增長可以無限,但是數字所代表的貨幣價值,它在現實中對應的商品和經濟要素是有限的。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內在矛盾,必要的時候,它將以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
美國的債務危機
隨著美國國債的不斷增長,我們可以一眼就看出來,它的走勢跟復利曲線是一致的。下圖中,自從尼克松總統放棄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后(黃色線條),國債曲線開始進入拐點。
到了里根時代,發債量急劇增長。這里邊有相關的時代背景,當時正值冷戰高峰,為了在當下對抗蘇聯,美國向未來透支了大量資源——債務增長了1.7萬億美元!盡管美國最終贏得冷戰的勝利,但是背后付出了相當的代價,這是一種隱性代價,類似于人體的內傷。
到了克林頓上臺,情況有了好轉。克林頓干了兩屆總統,國債的增加額跟干了一屆的老布什時期相當,這意味著美國國債的增速減緩了。當時美國不僅收獲了冷戰紅利,互聯網技術革命也創造了大量的市場財富,從1998年開始,連續三年錄得財政盈余,公眾持有的國債也從3.5萬億下降到了3萬億。美國人感到非常樂觀,按照這個速度下去,到2012年將還清公眾持有的所有聯邦債務。
可惜,好景不長。接下來小布什在任內發動了2場對外戰爭,奧巴馬上臺后又趕上次貸危機,美國政府不得不撥款超過一萬億美元,來緊急救助包括華爾街投行在內的這些大公司,導致政府赤字瘋狂上升。小布什卸任時,國債增長到10萬億,到奧巴馬卸任時已經增長到了20萬億。現在特朗普又在搞國內大規模減稅,只能更多依靠發債來維持財政預算。
有人認為,美國國債這樣毫無節制地增長,離徹底崩潰不遠了;也有人認為,美國仍然是超級大國,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它的地位不可撼動,擔心美債出事是杞人憂天。這是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話題,我們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用數據和事實說話——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要看債務的絕對規模和增長速度;二是看美國國債的利息支付能力。
先談國債規模。到目前為止,美國國債超過2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例達到105%,意味著政府欠下的債超過了美國全國一年的經濟產出。再來看看我國的情況,中國的國債占GDP為37%,相比之下要健康得多。而且,中國的債務,有很多是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上。比如說中國鐵路總公司,負債高達5.28萬億人民幣,負債率65%左右,但是通過這些年來的高鐵建設,創造了十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它是屬于全中國人民的優質資產,并將造福子孫后代。這種性質的債務,我們稱為良性債務。
和中國相比,美國新增的國債,主要用到什么地方呢?是增加軍費開支或者維持政府部門運作嗎?答案都不盡然。今天,美國發行的新國債越來越明顯地用來償還舊債,也就是通常講的,拆東墻補西墻。2018年年底,美國連續三天拍賣總價值830億美元的國債,這次拍賣的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年次貸危機時的81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在這批830億美元的債務中,有543億是用來償還11月15日到期的債券,只有287億是真正的新增美債。
而且,新債的利息是高于舊債利息的。
所以,光看債務的規模是不夠的,還要分析債務的結構和用途——是用來提升未來進一步增長的潛力,還是深陷債務的依賴性中不可自拔?
如果說在過去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發行和利用國債,是國家財富增長的助因。那么今天的美國,再不繼續舉債的話,就不能維持起碼的經濟繁榮。
第二,我們來看看美國國債的利息支付能力。隨著美國國債規模不斷攀升,很多人會問,會不會直接影響到美元信用?其實,這兩者之間有一定關系,但更多是一種松散的、間接的聯系。就好像今天很多大公司都是負債經營,而且債務規模還很大,但是并不能說明問題,如果這家公司的利潤很可觀,或者從長期看,凈利潤的增長速度要高于債務利息的增速的話,這家公司會有很好的前途。
同理,2018年美國政府收上來的稅是3.3萬億,國債利息支出3356億,剛好占了10%,乍一看問題不算嚴重,實際上,國債利息的增長幅度,要遠高于美國政府稅收的增長幅度(主要受復利規律的支配,以及國債總規模的不斷增加)。
根據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估算(上圖),到2023年,國債的利息支付要從2016年的2600億美元,升到6000億美元以上,6000多億美元是什么概念,相當于美國2018年全年軍費開支,時間越往后拖,支付利息的壓力將以指數形式增長,飛速侵蝕美國的財政能力。
為了緩解這種局面,美國也不是沒有辦法,比如可以壓縮軍費開支,省下來的錢用來還一部分債,事實上做不到——國內的軍工復合體不答應;也可以壓縮國民福利開支,省吃儉用還債,可惜也很難做到——選民不答應。總之,美國的體制決定了,無法通過自身努力,來削減債務規模。
誰愿意買入美國國債?
美國政府每年發行大量的國債,國債市場上也有大量的買賣交易。到底是哪些國家、機構和個人在買入和持有美債呢?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美國國債的價值以及美元信用,主要取決于需求一方。
目前,超過七成的國債由美國國內持有,外國的主權政府、機構持有不到三成。而我們特別在意的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總共是1.1萬億美元。我國是美國政府的最大海外債權人,占到了美債總額的5%。
很多人都在想,假如在兩國博弈中,中國打出了國債牌,在市場拋售美債,能不能直接打擊到美國?光從數據上看,效果不一定很理想,因為中國政府在美債總盤子里頭,所占比例并不高。而且,美國本身還有很強的接盤能力,變數主要是美國的中央央行——美聯儲。
美聯儲目前持有接近10%的美國國債,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不斷購入美國國債,2015年最高峰時接近2.5萬億美元,下降至目前的2.2萬億左右。這里普及一下經濟常識:很多人都說,美國政府可以隨意開動“印鈔機”,這種看法并不準確。美國政府自己是沒有貨幣發行權的,只能靠發行國債,再用國債在美聯儲做抵押之后,才能通過美聯儲,以及商業銀行系統發行相應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是通過一種間接的方式,來影響美元的發行。
次貸危機爆發后,為了給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和維持美元信用,美聯儲大量購入有問題的各種金融債券和美國國債,雖然說此舉挽救了整個金融體系,但是市場投資者們也不是傻子,因為“注水”的結果,就是稀釋了美元的價值。所以,這些年來,趁著國內經濟向好,美聯儲努力減少所持有的國債規模。我們可以看到,面對系統性的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美國仍然具備再平衡的能力。
當然,如果中國真的開始拋售美債,美國是可以接招的。但是這件事造成影響不會僅限于中美兩國,而是將波及到全球。因為對全球資本市場而言,意味著中國打算在金融領域與美國進行全面脫鉤,勢必引發大規模恐慌。
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我國對外經貿逐漸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體系之中。中國的出口商品,基本以美元計價,中國央行由此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這些錢,很多都拿來購入美國國債,為什么要一直持有那么多的美國國債?因為中國政府確實很難在海外找到更合適的投資機會,除了投資一些資源類項目外,國內急需的這些高科技產品,美國又不給賣。比較來比較去,從保值增值的角度看,買入美債還是可以接受的,畢竟每年有4%左右的利息。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產國,我們把這種出口商品——換取美元——再購入美國國債的過程,命名為商品——美元環流,它是支撐美國國債和美元信用的一個支柱。
逐漸被瓦解的美元支柱
商品——美元環流不僅包含了中國,還包括整個東亞地區,這整個世界的商品生產重心,也是最具有市場活力的區域。日本也是美債的持有大國,長期處于第二名的位置。中日兩國合起來就比較可觀了,占到了美債總額的10%。但日本跟中國又不一樣,因為日本無論在政治、軍事還是經濟上,都從屬于美國,不可能去考慮與美債脫鉤的問題。所以,只有中國在貿易結算中穩步實施去美元化的策略。
另一個支柱是石油美元環流。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鉤后,尼克松總統和國務卿基辛格說服了中東阿拉伯國家,石油交易改用美元結算,相當于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價值錨。這么多年來,中東的王爺們賣掉石油,賺取美元,再拿來投資美國的各種證券資產,支撐了美國金融市場的繁榮。
但是,形勢也在變。隨著歐元在全球石油結算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中國也推出了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交易體系,這些動作都在挖石油美元的墻角。就在今年4月,沙特居然放出風聲,考慮把石油與美元脫鉤。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美國對中東的控制力正在下降。
無論是商品美元環流、還是石油美元環流,都不單純是經濟問題,而是上升到了地緣政治。政治邏輯的優先級要高于經濟邏輯,它是很難被量化的,更多是屬于“勢”的層面。從這些基本面來看,美元走下坡路是歷史的必然。
沒有人能預知一切
美國國債遲早要出大問題,畢竟大的趨勢跟數據就擺在那里,就連美國國內很多在政界、商界的大佬們都表達過強烈的擔憂,可是具體到什么時候出問題,誰也說不上來,因為金融市場的特征是不確定性。
金融市場的運作基于短期逐利行為,人群的心理難以預測,羊群效應很明顯。假如市場中出現一個龐氏騙局式投資產品,而且信息公開透明,所有人都知道這個產品是不可持續的,難道就沒人買賣這個產品了嗎?不是的,照樣有大把人入場玩擊鼓傳花的游戲,照樣有些人能賺到錢。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比別人更聰明,都能在游戲結束前一刻順利脫身。這個游戲到底能玩多久,誰也不好說。
另外,如果市場對美國國債的信心開始動搖,為了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政府一定會調動其它資源來支持,這也造成了很大的變數。我們可以把美國的霸權結構,看成是一個金字塔,美元處在金字塔的頂端,美元的命運即是美國的國運,而軍事、科技、文化和意識形態分別是支撐的柱子。
一旦有事,能夠快速變現并用來維護美元霸權的,就是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不能排除在不遠的將來,美國為了提振對美債的需求,驅趕美元回流,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特別是中東、伊朗)發動新的軍事冒險的可能性。這是需要我們高度警惕的。
步步為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從基本面看,美債被市場拋棄,美元落下神壇是歷史的必然;從技術面看,美國仍然具備一定的倒騰空間和技術手段,讓自身不至于過快衰落。那些認為美元地位依舊不可撼動,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將萬世永固的人,所犯的錯誤就是把技術面當作了基本面,甚至對基本面的情況視而不見。基本面決定了技術面,而不是相反。
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一直在積極融入到以美國為主導世界體系中,善于學習和利用規則,依靠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勤勞汗水,不斷地發展和壯大自己。但是我們不可能這么一直給美元體系打工下去,否則,民族復興從何談起?今天,美國向中國發起了載入史冊的貿易戰和科技戰,就是為了打壓中國不可阻擋的發展勢頭。
如果說5G標準的制訂和大規模應用是新一代技術革命的制高點,那么全球貨幣規則就是制高點中的制高點。終極規則到底由誰說了算,還是由國家綜合實力決定的。在這個問題上,人民幣的價值,是建立在中國不斷提升的科技實力和商品生產能力,等到哪一天我們的高科技商品不再被人卡脖子的時候、等到我們的高端產品被各國人民廣泛接受的時候,等到解放軍足夠保衛中國商品的全球供應路線的時候,建立在商品價值基礎之上的貨幣——人民幣一定將迎來高光時刻。
中國一直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從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到與各國簽訂本幣互換協議、再到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建立,這些努力開始在美元主導權體系中打入了楔子。
以CIPS為例,我國根據在海外的基礎設施項目和資源開發領域,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逐步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比如,在非洲就有肯尼亞、南非等國的31家銀行參與。CIPS對于國家來說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備胎”,假如某一天美國對華為這樣的大公司發起金融制裁,通過國際銀行結算體系對華為實施封鎖,華為在海外的業務就會被“卡脖子”,連貨款都收不到,這時候CIPS就能頂上去。
客觀講,當前的美元體系還很強大,人民幣國際化還處在發育初期,到今年3月份,人民幣在全球銀行結算系統的中占比為1.89%,排在第五位。所以,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要成長到真正和中國國力相互匹配,中間還需要一些時間,而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不管如何,大趨勢是明確的:越來越多的國家愿意持有人民幣,人民幣的流通領域正在飛速擴張,不斷在壓縮美元的使用空間。
未來的美元和人民幣之間,一定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美元地位演變的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以線性的、緩和的方式逐漸地失去貨幣霸權的地位,所對應的是美國的逐步收縮全球的勢力范圍;另一種是以爆發猛烈的金融危機,引發大混亂,世界經濟規則將在美元的廢墟上重新建立。根據歷史的經驗,后一種情形發生的可能性更大。
隨著中美博弈的全面展開,雙方的博弈最終也要波及到金融領域。跟經貿、科技、自然資源等領域相比,金融領域處于兩國利益交融的最深之處,這里面除了中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外、還有中方在美國股市的大量上市企業;而對美國而言,幾十年來對華累積的投資也是一個天文數字。美國政府敢不敢在這塊動刀,還得先問過國內的大資本家們答不答應。
中美兩國都是大塊頭,任何一方想靠一招一式就擊倒對方是不可能的,真要動手,也是采取“組合拳”、拼國力的方式。在全面撕破臉之前,拿拋售美債作為一個反擊手段的話,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在未來幾年內,對雙方來說,斗而不破,邊打邊談應該是更現實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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