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道實情 “新冠肺炎”防控為何不能與SARS相比
20年新春已去,“新冠肺炎”的防控形勢卻日益嚴峻。隨著全國返程高峰到來,如何有效防控疫情“返程傳播”成為重中之重。
相較于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此次疫情表現出更強的傳播性,感染人數曲線更為陡峭,對于疾病防控提出更高挑戰。不過,17年來,隨著中國交通、信息傳播、醫療技術、大數據,以及公共衛生事業等發展,影響疾病傳播和防控的因素已陡然變化。

交通紅利沾染“墨色”
與發生SARS疫情的2003年相比,當前中國的交通吞吐量、空中和陸路線路交叉密集程度,有了顯著提升。作為擁有上千萬人口的“九省通衢”,武漢歷來享受到了地理交通發達的紅利。但在疫情面前,這份紅利沾上“墨色”,甚至造成甚于SARS疫情的外溢影響。
數據顯示,從2019年12月初最早發病病例的出現,到今年1月下旬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加速增長的一個多月時間,受春節和疫情的影響,有500多萬人離開了武漢。其中,有超過6成流向了湖北省內,省外則以河南、重慶、湖南、安徽、江西等地為主。

圖源:第一財經
規模人口的全國流動一定程度促使疫情更廣泛擴散。截至1月28日24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003年SARS時期的確診病例。對此,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表示,確診的病例數是在比較傳染性,說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傳染性不弱于SARS,但是并不能判斷它比SARS更厲害。
另外,他認為,這其中也有很多社會、經濟因素干擾。比如2003年高鐵、飛機航班沒有現在這么多,也沒有這么多人在武漢打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目前呈現傳播性較強、致病性相對弱的特點。由于其傳播力跟SARS比較接近,國家采取了暫時性交通管制的防控策略。

此前,1月23日,在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發布嚴格預防通過交通工具傳播新型肺炎通知后,武漢市和周邊的鄂州市、仙桃市、潛江市、黃岡市、荊門市等相繼宣布暫停運營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時關閉機場、火車站、高速公路等離開通道,嚴防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散。

環顧全球,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如此強大的交通系統組織動員能力的國家較為少見。而對于“500萬人離開武漢”的問題,國家衛健委回應稱,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疾病,不是武漢人。隔離的是疫情,而不是真情。在當前疫情形勢比較嚴峻的條件下,控制潛在的傳染源,也一定要理性對待。
信息傳播要做“先行軍”在經濟、互聯網、傳媒發展的催化下,中國的信息傳播速度發生根本變化。筆者注意到:1月20日晚,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肯定人傳人”。次日,上海地鐵上戴口罩的人士幾乎從零迅速飆升至三分之二以上。

而在2003年,國內的媒介主要通過報紙、雜志以及電視等,移動互聯網還尚未萌生,這使得SARS的防控傳播存在一定時間差,而且周期較長。如今,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大力建設、完善和智能手機的普及應用,民眾對于疫情傳播相關信息幾乎是實時掌控。
目前來看,新冠肺炎傳播的速度雖然較快,但是人們信息傳播以及應對速度也快了很多。簡而言之,當一種風險被迅速、廣泛的識別,在恐慌蔓延時,相關的應對措施也在迅速落地,從而使得疾病危害程度降低。試想,如果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2003年的媒介速度將會怎樣?

另外,根據華盛頓大學Louis Kim教授和Shannon M.Fast、Natasha Markuzon幾位科學家建立的一個疾病傳播模型顯示,當媒體的報道量增加十倍,此類疾病的感染數減少33.5%。所以,增加報道向民眾傳遞正確信息,對于加速阻斷人傳人的傳播鏈來說,也是打好此次疫情攻防戰的重點。
然而,2003年,盡管全國大力宣傳防控SARS,但信息傳播渠道較為單一、有限,甚至靠口口相傳。而目前,中國已經發展至“人人皆媒體”的時代。不過,對于伴隨疫情蔓延的不實、惡意信息,辟謠也刻不容緩。這時不僅官方重視辟謠,較多互聯網平臺也在積極配合,開通辟謠平臺,幫助民眾即時甄別信息真偽。
實際上,“人”是影響疫情的關鍵因素。畢竟中國擁有14億人,信息要做好“先行軍”的工作,為民眾提供正確的前進方向。同時,也如央視主播白巖松在直播中所述,在沒有特效藥之前,信息公開是最好的“疫苗”,大部分民眾需要的莫過于一份準確的信息,以安此心。
醫療技術已今非昔比
回溯以往,2002年11月,SARS首先在廣東部分地區出現病例,經過在廣東、香港甚至臺灣的傳播,最后北京成為重災區,2003年3月集中爆發。SARS雖在35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確診病例,但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全球SARS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前三位是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總計占比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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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宏表示,SARS時期50%的病人都是重癥,死亡率可能達到30%。因為長期使用激素,導致一些SARS患者骨頭出現壞死。但新冠肺炎經過很好的救治,很多病人已經出院。其中,治療使用激素的劑量是SARS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且療程短至3-4天,在這個劑量下不太會有后遺癥。一些輕癥患者,只要口服藥片就行。
相比17年前,現在的疫情防控、醫療水平、公共衛生等有了很大的進步。張文宏稱,在呼吸系統的支持方面,醫院現在的設備比以前要先進很多,因此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的死亡率低于SARS時期。這是兩方面因素所致,一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沒有SARS致病嚴重,二是救治水平在提高。
另外,中國傳染病科研、預防和控制能力也非2003年可比。當時,世衛組織根據中國大陸和香港、加拿大、美國等11個國家和地區13個實驗室通力合作的研究結果,宣布病因為SARS病毒。但現在,中國自己的醫學界就已及時證實,這次武漢爆發的疫情是“新型冠狀病毒”,不同于國際醫學界已確認的SARS或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
值得一提,在疫苗研制方面,SARS病毒的疫苗一直到2004年春季才啟動人體試驗,2006年才正式完成。然而,浙江省疾控中心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團隊經過攻堅克難,于1月24日成功分離到了新型冠狀病毒毒株。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表示,最快一個月可研制出疫苗。

整體而言,2003年SARS爆發和疫情蔓延,暴露了中國在公立醫院、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較多不足。此后,各級政府加大了多方面的投入,尤其是重視和加強了基層公共衛生設施建設,形成覆蓋省市縣三級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衛生醫療救治體系,這些在這次疫情防控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大數據支撐精準防控大數據等創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在當前疫情防控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或將為防控春運返程高峰時可能發生的傳染事件提供有效工具。1月28日,在央視《新聞1+1》中,李蘭娟院士連線白巖松時曾表示,專家正利用大數據技術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軌跡,追蹤人群接觸史,經過嚴格排查,成功鎖定了感染源及密切接觸人群。

另外,李蘭娟院士提到,SARS時檢測的能力和水平,同現在是不能相比的。如今有了非常好的檢測設備和試劑,一發現病源后,很快就研制成功檢測試劑。國家的聯網聯控,各個社區、街道、醫院,設備、條件都有了明顯改進,感染的人基本都能發現和隔離,而且數據比較真實。
可見大數據技術通過追蹤移動軌跡、建立個體關系圖譜等,在精準定位疫情傳播路徑,防控疫情擴散方面的重要作用。而“500多萬人離開武漢”的宏觀數據從何而來?據了解,這是基于百度地圖推出的百度遷徙數據,其新增加的“查看遷徙地圖”可查看全國的人口遷徙情況,能通過熱力圖圖層直觀展現。

其它眾多企業也將大數據應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如騰訊聯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宣傳司上線“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和發熱門診地圖”。目前,這份地圖覆蓋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363個城市,1512家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和11594家發熱門診,并且根據防控疫情變化隨時更新。
此外,大數據還被用來助力資源配置,構建疫情發展模型等。例如,目前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京醫科大學、香港大學以及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等研究團隊已運用大數據技術搭建疫情傳播模型,基于已感染病例、感染患者增速、感染區域、區域交通網格等因素,對病毒的傳染源、傳播速度、傳播路徑、傳播風險等進行評估、預測。
圖最上為新冠病毒(來源:Javier Zarracina and Christina Animashaun/Vox)

綜合看來,在這場眾志成城抗擊新型肺炎的戰“疫”中,與17年前的SARS相比,除了大數據報告之外,5G網絡、基因檢測、遠程醫療、云視訊、人工智能檢測等多項新技術也積極融合應用在了當前的疫情防控中。這不僅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效率,也展現了中國醫療科技的進步、速度以及民眾共克時艱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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