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談王振華猥褻兒童案 刑事律師該如何講職業倫理？
2020年6月16日，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王振華、周燕芬猥褻兒童案。庭審分兩天進行，根據兩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等，法院于6月17日以猥褻兒童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王振華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四年。
18日，王振華辯護律師陳有西發布聲明，稱已經明確提起上訴，請求二審判決他無罪。對此，俞敏洪發布視頻分享他的看法：
在宋元明清，猥褻兒童幾乎全都是死刑。美國最高可判250年，韓國是化學閹割，新加坡是20年有期徒刑。（對猥褻兒童犯罪的懲罰）我們目前的法律太輕了，應該敦促全國人大修改相關法律。俞敏洪說，他個人認為類似拐賣婦女兒童猥褻兒童這類案子應該從重處罰，震懾潛在的犯罪者。俞敏洪同時表示，拼命罵辯護律師陳有西，大可不必。
“王振華案” 刑事律師該如何講職業倫理？
原標題：馬靜華：“王振華案”，刑事律師該如何講職業倫理
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猥褻兒童案一審宣判后，仍在持續引發爭議。
很久以來，我一直確信，在中國刑事訴訟現代化進程中，律師辯護的根本問題是普遍辯護與有效辯護，律師倫理不過是一個“后現代”的命題。意外的是，在互聯網、自媒體、大數據運用等推波助瀾下，已將該命題頻繁地推到現代刑事訴訟的前臺。幾天之內，針對“王振華案”的相關討論已在一定程度上拉開了該主題探討的大幕。
圍繞該案有很多輿論焦點，但隨著王振華的辯護律師陳有西通過社交平臺發表律師聲明，以及越來越多的案件信息披露出來，辯護律師的倫理問題也浮出水面。
無論從哪個角度，“王振華案”都是這一主題之下不斷演進、充滿變數的一個典型樣本，映射出辯護律師與當事人、司法機關、社會公眾之間，甚至涉案辯護律師與圍觀律師之間的復雜倫理關系。
其中有三方面值得關注：接受委托與退出辯護的倫理問題，辯護方式的倫理問題，以及案件信息披露的倫理問題。前兩個問題尚屬于倫理價值范疇，而后一問題已經涉及倫理規范。
思考①：
辯護律師是否可以為違反人倫、“千夫所指”的罪惡之徒辯護？
一種輿論認為，有良好聲譽的律師不應當為了巨額經濟利益或擴大個人影響為違反人倫、“千夫所指”的罪惡之徒辯護。其中的價值判斷是，如果被告人所實施的行為違背了律師自己的倫理標準，那么，這名律師不應當為之辯護，否則會陷入倫理價值的沖突之中，形成兩面性的律師人格。
作為一名兼職辯護律師，我本能地接受這種價值理念，因為這種價值完全符合個人的倫理標準。但這并非一種職業理性主義態度。
首先，在無罪推定原則下，即使是兇惡之徒，在判決生效前也應被視為無罪，人格上應得到應有的尊重，程序上應得到律師辯護權的平等保護和公正無偏的審判，無論其是一貧如洗，還是家財萬貫。其次，律師在受托代理之前，通常還沒有條件充分研究證據、分析案情，而一邊倒似的負面輿論也大多來源于單一的信息，包含諸多偏見。
律師接受委托時本應排斥偏見、恪守中立，在一種“事實未定”的心理狀態中獨立展開辯護。
最后，一旦接受委托，即使在審查證據時發現口供虛假、當事人確實有罪，也應恪守合同義務，盡職盡責，充分利用法律允許的手段為之辯護。
但值得深思的是，一名正直的律師是否可以因被告人說謊、被告人真正有罪而解除委托手續？
律師委托代理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通過協商、退費等方式退出辯護，并不違反強制性法律規范，也充分體現意思自治。但是，如果退出辯護可能導致控、審雙方的認識與態度發生變化，從而影響案件審理結果，那么退出辯護的行為就會嚴重損害當事人利益，降低律師職業的社會信譽。即或經協商一致退出辯護，律師也應保證不能泄露自己對案情的真實看法，或者以任何方式表明這種態度傾向。
由此出發，陳有西律師接受委托代理此案不應受到職業倫理層面的非議。至于陳律師在聲明中所言：“如果網絡上報導的，引申的，猜測的，透露的案情是真實的，我也會和所有網民一樣，痛恨嫌疑人，不會為他做辯護人。”則大可不必。
陳律師如果真的發現自己的當事人有罪、網絡報道基本屬實而退出辯護的話，既辜負委托人信任，也會實實在在損害當事人利益。因為這樣的舉動無疑告訴法官、檢察官和社會公眾：“我相信他有罪”。這在本質上不再屬于個人倫理范疇，而是違背律師職業倫理價值。
思考②：
辯護律師是否可以利用一切法律手段，質疑誠實的被害人及其他真實的指控證據？
通過與當事人的長時間交流、對證據全面細致的審查，如果辯護律師發現口供虛假而被害人證言、鑒定意見等關鍵指控證據屬實，是否還能質疑指控證據？如果被害人出庭作證，是否還能質疑其誠實性？
這或許是一個長期困擾律師的辯護命題。明知被害人誠實而質疑被害人在本質上是一種謊言，是一種法庭上的欺騙行為，對真實的指控證據進行彈劾會引發辯護律師的內心沖突，尤其是面對出庭被害人時。為了免受良心的折磨，資深的刑辯律師一般會積累一種可稱之為“不問真相”的辯護經驗，即不要試圖從當事人口中了解案件真相，只專注于指控證據存在的合法性問題、邏輯性矛盾。
這種“逃避式”的辯護倫理并不能解決如下問題：
應當如何面對已經發現的真相？
顧客關系理論要求律師以當事人利益為最大目標，但合法性規則禁止律師使用違法的辯護手段。顧客關系理論與合法性規則相結合，辯護律師可運用證據規則、程序規則所允許的手段質疑任何控方證據，無論其是否真實。在案卷制度下，恰如其分地指出某個指控證據存在的合理懷疑、指控證據體系存在的重大疏漏，主張“證據未達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既可以繞開“事實真相如何”的追問，也忠誠于當事人的利益。例如，律師可以根據在案材料質疑被害人的品格、感知、記憶、陳述的合理性。
然而，這并非沒有限度。
如果辯護律師積極地去創造證據，包括無罪證據和彈劾證據，以圖構建一個“真相是什么”的證據體系，而辯護律師明知真相并非如此，這就是在編織謊言。
比如，辯護律師明知當事人辯解不實，仍然根據當事人或委托人提供的線索去搜集無罪證據，如不在現場的證明。這種情況下，律師縱然沒有授意、暗示、串通證人提供不實證詞，不存在構成偽證罪之虞，但收集、提供明知虛假的證言，卻是與被告人相互配合、形成妨害司法的共同故意與行為。
與之相反，消極地彈劾指控證據并沒有制造謊言，因為這些證據可能確實存在彈劾指向的問題。一個極端的例子是辯護律師遭遇“真實的假案子”，即案子是真的、被告人確有其事，但由于各種原因導致警察取證不規范、形成很多虛假的證據材料。這種情形下，律師的最佳辯護方式是質疑這些證據的來源不真實、程序不合法、形式不完備等，既能實現辯護效果，又達到規范警察執法行為的目的。
關于“王振華案”的真相如何，由于沒有直接接觸案卷材料，我不得而知。
但陳有西律師似乎在試圖創造性地構建彈劾證據體系，即委托“北京的兩家司法鑒定機構、七位國內權威的法醫專家、婦科專家、DNA專家，對上海的門診記錄和司法鑒定意見，進行了書證審查和專家論證，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在這里，辯方專家的證據審查結論實際構建了一個辯護意見體系，這一體系在可信度方面恰好存在兩種相反的可能性：一方面，假設案情真相確如陳律師所述，辯方意見客觀真實，那說明偵查機關一定存在大量的證據做假行為。果真如此，應當追究相關人員濫用職權、妨害司法的責任。另一方面，假設案情真相如起訴書、一審判決書所載，陳律師也應當知道自己聘請的司法鑒定機構、各種專家的意見很可能只是“投其所好”，并不那么客觀公正，那么這種專家審查、論證包括陳律師“拿來就用”的態度，就是一種積極的、相互配合的、協調一致的謊言生產機制。
當然，我并非指律師有意偽造證據，因為專家的“審查意見”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刑訴法規定的八種證據種類之一，并沒有虛假的辯護證據被獨立地制造出來。然而，如果以專業的謊言去彈劾真實的證據，無論如何也不具有辯護的正當性。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即專家們的審查意見都不可信，但陳律師卻信以為真。這樣一來，不能從倫理上非難辯護律師，但對經驗豐富的專業刑辯律師來說，這種可能性實在不大。
思考③：
辯護律師是否可以“正當防衛”式地披露案件信息、甚至包括訴訟證據？
辯護律師通過網絡披露辦案過程的有關信息，一般來說，只要遵循客觀原則，沒有偏向性評論或誤導性宣傳，便不屬于相關法律所禁止的情形，也不會受到律師協會的紀律處分。但有兩種主要的例外情形：
一種是律師披露了“不公開審理案件中的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包括個人隱私、商業秘密，情節嚴重的甚至構成“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更不用說違反行政法規和職業倫理規范。
另一種是律師披露案卷材料（主要是訴訟證據），違反了《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的規定——“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獲取的案卷材料，不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親友以及其他單位和個人提供，不得擅自向媒體或社會公眾披露。”按照《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定（試行）》，應分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譴責、中止會員權利、取消會員資格紀律處分。
在上述兩種情形下，辯護律師的行為或者侵害了個人權利（隱私權、商業秘密權），或者妨害了公正審判，或者泄露偵查秘密、影響打擊犯罪的效果。這不僅僅違背了觀念上的職業倫理價值，也直接違反了職業倫理規范。
值得探討的是，辯護律師是否可以“正當防衛”式地披露案件信息和訴訟證據？
這里借用的“正當防衛”概念，指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社會輿論的對待，極有可能影響案件公正審判的情況下，辯護律師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對等回應。
較為典型的就是通過披露案件信息和訴訟證據，揭示有利于被告人的案情，減輕社會輿論對公正審判的不利影響。“正當防衛”式的披露遵循“比例原則”，不能對象錯誤，更不能超過必要限度。
例如，媒體通過“人肉搜索”、訪談知情人挖掘被告人個人信息甚至隱私并進行報道，辯護律師則曝光被害人的個人信息甚至隱私，即屬于披露對象錯誤。但如果針對的是被害人的近親屬、訴訟代理人，則符合比例原則。又如，媒體僅報道了被告人涉嫌故意殺人被刑事拘留，并未報道具體的案情，而辯護律師披露了通過會見了解的案發經過，甚至通過閱卷發現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信息，其披露范圍就明顯超過媒體報道，屬于“防衛過當”。
“王振華案”中，辯護律師披露案情是否屬于“正當防衛”，這一點存在爭議。
該案6月17日一審宣判后，辯護律師、訴訟代理人、審判長都相繼發聲，各自披露了部分案情甚至證據情況。從時間上看，陳有西的律師聲明發表在審判長回應案件核心問題的有關報道之后，初步具備了“正當防衛”的時間因果性條件。進一步分析雙方披露的信息內容，可以發現陳有西的律師聲明已經明顯超過“正當防衛”的限度。
據媒體報道，審判長的回應只是籠統說明：“王振華對被害人實施了猥褻行為，相關事實有被害人陳述、鑒定意見、證人證言和監控視頻等證據予以證實”，并未詳細描述“猥褻行為”的細節，更未披露具體的證據內容。如果遵循比例原則，陳律師也只能慎重地概括式回應，如“被害人陳述、鑒定意見、證人證言存在疑問”“監控視頻能夠證明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等。
然而，實際上其律師聲明披露的信息不止于此，至少包括：酒店錄像證明被告人進出房間前后只有13分鐘，并推斷“有效可能作案時間5分鐘”；被告人從無戀童癖和性虐待取向；對給女童做司法鑒定的上海機構提出了質疑，另外的鑒定機構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上述信息中，有的直接包含了訴訟證據內容，具有“披露證據”性質。更為嚴重的是，還包含了辯方對被害人傷情新舊的判斷意見，質疑被害人品格的傾向顯而易見。
這已經不止“披露證據”，而是將涉案的隱私爭議公之于眾，嚴重貶低了被害人的名譽。
簡言之，按照比例原則，陳有西律師有權進行“正當防衛”式地回應，但其聲明的范圍已經遠遠超過了合理的限度。其中，披露證據與揭露隱私的行為已經違背了律師職業倫理規范，至少應受到紀律處分。
作者馬靜華（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理事、四川省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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