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但仍要努力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中國已經探索出自己的發展模式,雖然面臨很多挑戰,但中國不可能崩潰,而會更上一層樓。”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大致是類似的,本質是相通的,但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面臨西方媒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我們應該如何打破不利的輿論局面,構建我們自己的話語權?”
11月23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81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研究員鄭若麟先生一起對“中國崩潰論”的出現與失敗進行解讀。以下為觀察者網根據節目內容整理的文字稿。
張維為:
大家知道,過去這幾十年西方對我們國家圍攻得非常厲害,甚至反復地預測中國將崩潰。2012年的11月,也就是我們十八大召開的前夕,我在倫敦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采訪。主持人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我笑了,說:“過去這么多年,你們對中國的政治預測哪一次是對的?我一個人的預測都比你們預測得準。”
西方主流的政治學者、媒體人、智庫的指導思想還是“歷史終結論”和“西方中心論”。只要中國的制度和做法跟西方不一樣,中國就不對,就要走衰和崩潰。
回頭看,美國今天對中國之所以如此惱羞成怒,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原來以為對中國的“顏色革命”就要成功了,卻發現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的勢頭越來越好,越來越猛,大踏步地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的中央。西方的政客、智庫、媒體大都還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我們國內一些被西方話語洗腦的學者和智庫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于是就出現了今天美國的這個情況:不知所措、進退失據、心亂。他們一會兒制裁華為,一會兒關閉孔子學院,一會兒吊銷中國學者簽證,一會兒宣稱中美之間是不同種族的競爭,還要求經濟脫鉤。但不爭的事實是,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30來年西方這個所謂“中國崩潰論”的演變過程,我想大致可以分為四波:
第一波是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先是預測春夏之交的風波后中國要崩潰。1991年前后蘇聯解體,東歐崩潰,他們又預測中國會步蘇聯的后塵而分崩離析。這期間影響最大的理論應該是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1989年,他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的這篇文章。在它的基礎上,他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于三年后出版。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后,意識形態的歷史就終結了。
在這三年期間,正好發生了蘇聯解體、東歐崩潰、美蘇冷戰結束這些事件。一切似乎都印證了福山的觀點,使他聲名大噪,他的觀點也被廣泛接受。他提供了一種宏觀敘事,就是凡是與西方不一樣的政治制度,都是沒有前途的。許多預測中國崩潰的文章和著作都反復引用這個觀點。當然,后來的歷史發展,特別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顏色革命”一次再一次的失敗和西方模式的一路走衰,使福山講的“歷史終結論”日益成為國際笑話。
第二波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左右。大約從1994年開始,西方注意到鄧小平不再公開露面了,隨之開始預測鄧小平之后中國可能會“內斗不斷、天下大亂”;他們又預測1997年香港回歸后,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還認為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造成中國崩潰。
這個時期爆發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加大,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乘機圍剿港幣。所以“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判斷一時甚囂塵上。這段時間里,影響力最大的應該是2001年美籍華人章家敦撰寫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當年就上了《紐約時報》的年度暢銷書榜。他斷言:“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他還預測說,中國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開始崩潰。2002年這本書在臺灣出版了繁體中文版,李登輝親自為它寫了推薦語。當然,中國非但沒有崩潰,西方模式本身倒是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了。
1994年12月,我第一次在《紐約時報》國際版上發文,認為鄧小平的許多思想和政策會在他百年之后繼續下去。因為給多數中國人帶來實實在在利益的思想和政策一定會延續下去。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成為了許多國際爭論的直接參與者,應該說一直處在中西方話語交鋒的第一線。
從1996年到2000年,我先后出版了兩本英文專著,一本是《鄧小平時期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另一本是《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在西方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我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已經探索出自己的發展模式,雖然面臨很多挑戰,但中國不可能崩潰,而是會更上一層樓。
第三波“中國崩潰論”大致從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爆發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前后出現。西方先是預測中國經濟要出現大危機: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下滑,失業增多,各種社會矛盾出現。此時,互聯網的興起又帶來了大量輿情事件。
在所謂的中國“公知”的配合下,西方勢力企圖借互聯網革命把“顏色革命”引入中國。2011年底,鼓吹中國崩潰的章家敦在《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中寫道:“上次預測中國共產黨將于2011年崩潰沒有兌現,但我的預測其實只有一年誤差,到2012年,中國肯定會垮掉。”當然,章家敦也因此變成了國際笑柄。

章家敦照片(網絡圖片)
到2006年的時候,我自己已經實地走訪了106個國家和地區,包括7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除冰島以外的所有西方國家。通過廣泛的國際比較,我看到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自己本身存在的許多問題。我開始更多地用中文寫作,包括我的“思考中國三部曲”。
2006年11月,我在《紐約時報》國際版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國模式的魅力》。我明確地說,就是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給非西方世界帶來很多災難,并做了一個現在看來比較超前的預測:在國際舞臺上,美國模式估計將競爭不過中國模式。當時美國主流媒體還有某種制度自信,敢于刊登我這樣的文章,現在估計他們可能不太敢了。
這波“中國崩潰論”之爭還體現在福山先生2011年和我進行的一場關于中國模式的辯論。他認為中國會發生“阿拉伯之春”,我認為不會,并預測“阿拉伯之春”會變成“阿拉伯之冬”。
在辯論美國政治制度的時候,我做了另一個預測: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產物,如果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美國未來會選出比小布什還要糟糕的總統。另外,我還指出西方今天這個政治制度可能只是人類歷史中的曇花一現。
同年,我出版了《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下子成為中國話語的暢銷書。十年過去,我們回頭看,這本書提出的所有觀點都站住了腳,一個字都不用改。2012年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的時候,我去倫敦書展進行了推薦,還接受了我剛才提到的BBC的采訪。主持人質疑中國政治制度能否能繼續至十九大,我笑了,并調侃了西方學術界和媒體對中國的傲慢與無知。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八九年間,西方預測中國崩潰的文章也不時出現。比較有名的就有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2015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崩塌即將到來》。他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開始進入殘局”。另外還有2018年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發表的文章。它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中國突然崩潰了,我們準備好了嗎?
這些文章雖然發表了,但沒有在國際上引起特別大的波瀾。也就是說,這樣的觀點即便在西方也沒有很多人完全附和了。2018年底,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長文,標題是“中國:一個該垮而不垮的國家”。意思是說,照西方的政治邏輯,中國早就應該崩潰了,但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崩潰。這個標題暴露出了西方的極度失望和無奈。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一些西方偏執狂又像打了雞血一樣,掀起了新一波,或者叫第四波的“中國崩潰論”。現在回頭看,它更像是“中國崩潰論”的一種回光返照。一時來勢洶洶,但很快就煙消云散。
從2020年1月下旬開始,包括整個2月份,西方主流媒體充斥了對中國的負面和悲觀的分析、評論和報道。基本的主題都是這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我們國內的“公知”也趁機興風作浪。現在看來,他們真是愚昧呀。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應對疫情一個個敗下陣來,傷亡慘重。
倒是澳大利亞的一位資深的媒體人,2月27日就對西方媒體歡呼這場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表示擔心。他撰文寫道:中國過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唱衰它的人往往是錯誤的。這場危機遠未結束,但中國似乎某種意義上控制住了疫情的擴散,病例數開始穩定了。最終北京也許會告訴你,什么才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這一波“中國崩潰論”開始的時候,我們《這就是中國》這個節目在第一時間就發出了非常明確的聲音:這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而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爾諾貝利時刻”。后來證明,中國模式明顯勝出,西方模式走下神壇,美國神話已經終結。不久前,10月14日《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撰文承認“新冠病毒沒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卻成為了西方的滑鐵盧”。這幾乎“完美地”印證了我們這個節目在今年2月,也就是8個月前所做的判斷和預測。
回顧這四波“中國崩潰論”,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崩潰論”一直不絕于耳,但每波持續的時間似乎是越來越短,相信的人也越來越少。在開始階段,它在西方媒體和學界可以說是主流,能持續數年之久,后來越來越短,越來越邊緣化,現在可以說已經徹底崩潰了。當然,這樣的觀點還時不時會沉渣泛起,在“臺獨”和“港獨”勢力中仍很有市場。但也因此,今天臺灣綠營媒體對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和各種各樣的討論基本上可以當笑話來看。
這種情況其實不足為奇,世界上總有一批心里非常黑暗的人希望出現“中國崩潰”的局面,我們國內的“公知”、“帶路黨”就是如此。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我們不必太介意。
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在過去30多年中之所以猖獗一時,我想主要是三個原因:西方意識形態的偏見、西方社會科學的偏見、西方文化的偏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這三種偏見的結合才產生了所謂的“中國崩潰論”。我把這三種偏見的結合叫做“新愚昧主義”。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2012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出版了一本叫做《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書。他們認為,一些國家失敗是因為其制度是榨取性的,一些國家成功是因為他們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在他們看來,西方國家的制度是包容性的,所以成功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制度是“榨取性”的制度,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內看起來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今后必定會失敗。他們還說:“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社會在‘榨取性’制度下獲得增長的一個例子;除非徹底進行政治變革,轉化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否則中國的增長是不可延續的,不可持續的。”
正是沿著這樣一種荒謬的邏輯,一旦涉及中國的政治制度,西方提出的問題總是那么幾個:“為什么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中國怎么可能成功?”、“中國什么時候放棄一黨制?”等等。我多次講過,這叫做懶漢做學問,無知者無畏,愚昧當道。他們是從“歷史終結論”和“歐洲中心論”出發,不做實證研究,不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歷史傳統。只要你的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和我不一樣,你就是落后的,反動的,要崩潰的。這種心態也導致了西方本身的制度日益僵化,西方許多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不思進取,不思改革,結果只能是“黑天鵝”現象層出不窮,人民越來越失望。疫情防控中,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
恕我直言,西方國家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最大的短處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很多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么可能會終于西方政治模式?我在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后得出一個很慎重的結論: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探索自己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努力方興未艾,人類社會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政治改革也是任重道遠。今天,西方世界經歷著一場又一場的危機,包括深刻的政治危機。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愚昧主義和絕對主義,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以及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我剛才說的“新愚昧主義”,而且還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失敗的結局自然是預料之中的。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畫像(圖源:騰訊網)
中國的崛起觸動了這個世界許多敏感的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如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知識界,不能再以西方話語馬首是瞻,不要迷信西方所謂的著名學者、大牌學者等。我們應該獨立思考,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西方智慧的同時,拒絕西方的新愚昧主義和絕對主義。我們要探索和建構“后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人類進步做出中國人自己的的獨特貢獻。今天就和大家談這些,謝謝大家。
鄭若麟:
剛才張教授所談的內容非常精彩,是對西方近三、四十年對中國認知偏差的一個小結。實際上,除了“中國崩潰論”,還有另一種論調,我稱之為“中國患病論”,而且“病”都是“絕癥”。“中國患病論”是我自己創的一個詞,但它與我在法國多年來觀察到的法國媒體對中國的種種評論是相吻合的。
這種說法與“中國崩潰論”“異曲同工”。它的注重點在于將中國的某些現象說成是“中國政治制度的致命弱點”,比如“中國迫害政治異見者”、“中國環境崩潰論”、“中國西藏問題論”、“中國制造低劣論”,甚至還有昨天的“中國新冠疫情論”和今天的“中國新疆種族滅絕和集中營論”。在他們的口中,這些是“絕癥”,患上這些的中國是不可能長命百歲的。
為什么法國會出現這種論調呢?這與法國對中國的特殊認知方式有著密切關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大致是類似的,本質是相通的,但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法國對中國歷來是比較有好感的。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有一批熱衷中國傳統文化的文豪,維克多·雨果就是一例;到了1949年以后,也出現了讓·保爾·薩特這樣對中國比較支持的著名知識分子。法國當時甚至有一些“Maoist”,就是“毛派”。
所以,從戴高樂將軍到毛派,法國高層實際上心中是有數的,他們知道中華文明非同尋常,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一個能夠創造奇跡的民族。所以,他們雖然經常會對歐美其他國家的“中國崩潰論”重復來重復去,但我還真沒有讀到過法國學者寫的任何一本“中國崩潰論”的著作。
但法國有一批反華的“漢學家”并沒有因此就站在事實一邊,告訴法國民眾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是完全和平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相反,他們創出了我剛才所說的“中國患病論”,在人權、政治體制、環境保護、西藏和伊斯蘭問題、香港以及臺灣、南海等諸多領域都宣稱中國“患了病”,甚至已經“病入膏肓”。而藥方則只有一個,就是所謂的民主化,舉辦西式的選舉。
應該老老實實說一句,這個藥方在新冠病毒來襲之后已經充分證明是無效的。不僅美國在為我的這個診斷做注腳,其他一些人口大國、西方眼中的“民主國家”,也在為我的這個診斷做注腳。“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但是“中國患病論”還在繼續,可也已經時日不長了。我相信,我們都能親眼目睹它終結之日的到來。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兩位剛才的演講。張教授給大家梳理了過去四波比較主要的“中國崩潰論”發生的前后還有表現。那四波“中國崩潰論”背后的整個國際環境、國際時局都是相當復雜的,中國真的是穿越了險灘啊。
鄭若麟:是。張教授說的是時間線,我想從面上來談一談。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為什么會輪番出現呢?實際上,西方統治階層的資本力量對中國是非常了解的,知道中國的崛起對他們而言非常可怕,所以非常希望中國能變成他們可以控制的(西方)選舉民主體制,但他們這個努力正在崩潰之中。所以他們提出了“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樹立盡可能多的敵人,而這就是為了“中國崩潰論”。所以“中國威脅論”是一個戰術需求,“中國崩潰論”是一個戰略需求。
主持人:它們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只是表達方式不同。
鄭若麟:對。另外,我覺得西方有一批“漢學家”對中國應該說是似懂非懂。他們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政治體制走到今天有自己的歷史和國情、民族的背景。最可憐的是西方廣大的民眾。他們會相信“中國崩潰論”主要是因為西方的媒體這么多年來幾乎只報道中國的負面消息。如果天天看到都是中國的負面消息,當然會認為中國明天就崩潰了。
我在法國二十多年,不知多少人問過我關于中國崩潰的問題。有一次我在車站上等火車,有人問我,你是中國來的嗎?我說是。他說:“哎呀,我真同情你呀!”我問:“你同情我干嘛?”他說:“你們馬上要出大問題了。”中國從一個很貧窮的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貿易大國,但是在他們心目當中,居然是個明天就要崩潰的國家。這就是他們媒體長期負面報道中國的結果。
主持人:在每一波“中國崩潰論”出來的時候,會聽到不少這樣的聲音。根據兩位的觀察,這些聲音同時出來是一種碰巧的、無意識的集體行為,還是說沒那么簡單?
張維為:我覺得西方,特別是“五眼聯盟”的媒體,應該是有某種協調的。我曾經參加過一些媒體的研討會。二十年前,我們請過一個美國研究媒體的專家。當時吃飯有五桌人。他說,實際上在“盎格魯薩克遜”的世界中,真正在媒體管事的人還不到這五桌。言下之意就是,我們一聯系、一溝通就可以把事情擺平了。他們都是篤信新自由主義的,其建制派的特點就是講中國的人權問題、新疆與西藏問題、中國要崩潰等。這背后主要是華爾街,我稱之為deep state(隱形政府)的力量。前面提到,華爾街的力量就是要每個國家都搞西方的民主制和多黨制,為什么呢?
主持人:這樣他們才有機會。

2011年11月17日,數百名“占領華爾街”示威者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集會游行,并一度封堵通往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街道(圖源:新浪圖片)
張維為:對,我一定支持我認可的政黨,哪怕你票數多也沒有用。不是我支持的黨上臺,你就一定是假民主,選舉一定做過手腳。然后就搞“顏色革命”,把你弄亂。還有一個資本力量就是軍火集團。你只要亂了我就可以賣武器給你打內戰。所以真是一股邪惡的勢力。
但因為我跟西方媒體打交道比較多,我也承認有些資深的媒體人還是有相當水準的。所以在西方唱衰中國的同時,有時還會出現一些寫得不錯的文章,發出清醒的聲音。
主持人:我想這個判斷是非常客觀的,西方對中國進行觀察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觀點都是歪曲的,或者對中國充滿深刻的偏見。只不過特別遺憾的是,現在這個聲音的比例太小了,甚至在一些國家還出現了“寒蟬效應”。這樣,有識之士就不能發聲了。
鄭若麟:我在法國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電視臺都請我去過。有人可能會問,請你去,不是(可以)正面談中國嗎?可我們得知道,在他們請五個人,就一個是支持中國的情況下,當四個人說中國是不好的國家的時候,一個人的聲音是很難抵御的。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想現在中國很多人都已經熟悉一個詞了,叫“政治正確”。它在西方非常盛行。這是來自美國法律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法庭上律師和法官一定要使用符合法律規定的詞匯,這樣才不會形成歧義。但很快,它的內涵就擴充到社會和媒體上,形成了一種輿論上的壓力。現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正面討論中國是政治不正確的。無論講什么,最后的落腳點就是中國是不正確的、中國是錯的、中國是罪惡的。
張維為:在典型的西方語境中,你要表揚中國的時候,前面一定要講一大堆中國不好的地方,再講中國也有一些好的地方,這樣才符合“政治正確”。再比如說,《紐約時報》登我的文章時,邊上一定要放另外一篇文章說中國不行。它從整體排版等方方面面都考慮得很周全。
主持人:所以我們今天在討論“中國崩潰論”的時候,就要穿越“中國崩潰論”的表象。而我們也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強大和發展是來得很不容易的。
張維為: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識形態偏見和方法論上的偏見,他們的社會科學有很多問題,讀不懂中國。
鄭若麟:因為他們經常用自己的理解來討論中國。我舉個例子,法國人一退休,收入立刻銳減,幾乎減到一半以上。我有一次被請到法國電視臺,討論法國退休金改革的問題,電視臺的主持人問我時,說:“當然,問你鄭若麟其實是不恰當的,因為在中國是沒有退休金的。”他其實根本不知道中國有沒有退休金。為什么“中國崩潰論”會這么盛行?就是因為他們用一個很大的偏見在看中國。
中國今天年輕人的收入、生活水準、前途要比歐洲的年輕人光明得多,在這一點上,歐洲人也是不了解的。我相信一旦他們了解,對他們的沖擊會非常非常大。
張維為: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們講的事實可以拿出至少5個民調來印證,比如皮尤中心和Ipsos(益普索)的。這些都是比較大的民調,西方也比較認可。他們每年都問幾個簡單的問題:你認為你的國家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你對你個人未來五年前途是否樂觀、你是不是能夠比你父輩生活得更好等。這些民調中,中國都是做得最好的,也就是說中國年輕人對未來五年更樂觀,認為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遠遠好于西方人對自己國家的看法。但就是這樣的數據,西方學者卻很少引用。
鄭若麟:10月7日,法國有一家報紙叫《十字架報》,也引用了皮尤的民調,但是張教授剛才說的這幾個數據它都沒說,沒有告訴法國人中國發展得越來越好了。它報道的是西方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的負面觀察比例越來越高了。
張維為:我們講得客氣點,他們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講得不客氣點,他們就是故意帶著偏見,有意地忽視一些基本事實。
主持人:對。我們經常講一句話:戰略上要藐視,但是戰術上要重視。西方的這些“崩潰論”也好,對中國的各種論斷也好,有沒有一些地方有存在的意義?
張維為:我們是實事求是的。比如,很早以前,羅馬俱樂部提出了中國可能出現糧食危機,我們是很重視的,然后進行理性地分析。我們的決策程序還是比較慎重的。總體上說,我覺得我們要有定力。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也講一切在于國際比較,比較之后就很有定力。中美貿易戰已經兩年了,我們的節目一直說不用害怕。現在多數美國人都認為這個戰打錯了,所以我們要有定力,沒有問題的。中央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做出慎重、正確的決策。這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決策機制。
主持人:我認同兩位的觀點。接下來我們讓現場的觀眾提問。
Q1:三位老師好,我叫徐一凡,是一個政治學的大二學生。我想問一個關于輿論和話語權的問題。面臨著西方媒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我們應該如何嘗試去打破不利的輿論局面,如何去構建我們自己的話語權?
張維為:實際上中國研究院和我們的節目就在做這件事情,我稱之為“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我覺得比較好的方法,也就是我們一直主張和做的,就是“原創性的中國話語研究”。這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一定要腳踏實地地在經驗層面和理論層面解構和建構。
對中國共產黨怎么解釋就是基礎理論上的問題。這很有挑戰性,因為西方話語基本上形成了對共產黨的丑化。英文中把共產主義者稱為Communist。這個詞一說,就把你放在一個異類里邊了。所以你在國外講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要加一句:一定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正面、積極的力量。如果你有時間,可以進一步地解釋,比如說它是中國獨特的統一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和發展。這就是從文明型國家角度來解釋。
另外,西方老是講民主和專制,我認為這個范式過時了,應該換成良政和劣政。這么一講你馬上就掌握主動權了。我們都可以界定何為良政,或者我們可以討論怎么界定,在經驗層面給他們進行解釋。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事業。我現在很高興,我們這個節目不僅在國內很受歡迎,在國外也很受歡迎。在海外,華人也天天被西方話語圍剿,現在看到我們完全可以把中國說清楚。我們很多外交官也看這個節目,說看了可以馬上就拿去用。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要從根子上顛覆西方對中國的主流敘述。我們中國研究院有一條規矩,我稱之為“不創造學術垃圾”。在西方話語下其實產生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學術垃圾,沒有一點解釋力,都是在給西方話語打工。我覺得一定要超越這個階段。這是一個正在開展的事業,我們歡迎更多的人加入進來,把西方對中國的主流敘述顛覆與改正。
鄭若麟:在目前這個情況下,我們首先要依靠個人,為什么要依靠個人呢?我在中央電視臺法語頻道主持節目《On ne vous dit pas tout》(《你所不知道的中國》),向法國人介紹中國,每期半個小時。收視最多的一期節目的觀眾是20多萬,平時一般就一、兩千人看。不是因為我們的節目做得不好,而是觀眾認為這是官方的節目,只是在宣傳。西方話語根深蒂固,影響了他們幾代人。

鄭若麟先生主持的法語節目《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截圖
主持人:對,我們剛剛說在建構中國話語體系之前,首先要做到的是解構,光解構這部分就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身上,真的有很大的責任在。來,歡迎這位提問。
Q2:謝謝主持人,兩位老師好。我叫王西坡,西方媒體和學術界非常熱衷于炒作“中國崩潰論”,基本上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結合熱點拿出來說事,我們國內的一些所謂專家和學者也沉迷在西方話語體系中不能自拔。我想請問兩位老師,我們該如何敦促這些所謂的專家和學者懸崖勒馬,不要在這個錯誤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張維為:我有時候會跟這樣的人說,你把這些西方的話語暫時放棄三天、五天,換個腦筋看看我們講的有沒有道理。實事求是嘛,對不對?不過,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好處是,我們現在面對著一輪新的思想解放。很多人說2020年是中國“公知”的崩潰元年。可以這么說,他們已經被中國年輕一代給拋棄了。從我們研究政治的角度來講,最關鍵的就是我們的政治精英要有發自內心的自信。
兩個禮拜前在上海舉行的討論互聯網媒體傳播的會議上,我講了一個觀點,也是我對我們網絡治理的執政建言。有問題出現的時候,我們能不能不要“一刀切”地決定能不能討論,而是采取“加法”、“減法”和“乘法”?,比如說,對于明確敵視人民共和國的力量,我們一定要根據法律,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所有國家的法制都是這樣做的。對于正能量的,能夠把問題說清楚的用“加法”。對于超級能夠把故事講清楚的網站、個人、學者用“乘法”,讓他發聲,大膽地發聲,把中國話語建構變成生機勃勃的事業。民間有高手,有什么問題,我們民間很多的正能量都能夠說清楚。
Q3:三位老師好,我是劉君婷,一個媒體從業者。張維為老師說我們要構建中國的話語和戰略,那么您對我們年輕人有沒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和指導呢?有沒有哪些需要避免的誤區和陷阱呢?謝謝。
張維為:我們確實已經進入了后西方和后美國時代,不光是這次戰疫,其實通過這些年方方面面的發展都能看得出來西方和美國走衰,非西方國家,特別中國走強。我們也在進入后西方話語時代。但現在西方還有話語紅利,盡管已經衰落很多,抗疫做得這么爛,居然還能夠到處指責中國這個不對、那個不對,他們哪兒來的勇氣?
所以我們要把話語盡快地、扎扎實實地建構起來。在經驗層面,我們已經把西方話語解構了。你如果在那里打過官司、用過律師和會計師、買過房子,你大概就知道這個制度是怎么運作的,它的問題在哪里。當西方人講他們有法治,你馬上知道他們的問題在哪里;西方說他們的人權好,我們的人權不行,你馬上就知道他們的人權問題在哪里。這個經驗層面的解構和突破給你很大的自信心。
“公知”之所以害怕我們,是因為他們虛構了一個無比美好的西方世界。但我們對西方世界太了解了。我不是說我們就好到天上,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但是完全經得起國際比較。
另外就是理論方面的建構。我覺得對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人而言,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是方興未艾的事業。
鄭若麟:我有個非常具體的建議,就是盡可能學一門外語。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你要了解外國,最好直接用他們的語言去認識他們。
張維為:這點很重要。你外語真的過關了,能夠很自如地閱讀和對話,并且能了解單詞背后的含義,這時候你的反擊與話語解構和建構就很有力度。這個關你沒有過的話,只能進行淺范圍的討論,而這個在西方還不容易得到尊重。你能一下抓住他們的要害,發現問題,他們反而尊重你。
主持人:今天的主題是討論“中國崩潰論”的崩潰。我們梳理了幾波“中國崩潰論”的由來和表現,穿過迷霧去看透它的本質。其實大家要知道,“中國崩潰論”最后崩潰是因為我們有巨大的發展成就,這個大家都是能看見的。所有的成就都是發生在我們這片可愛的土地上的,也因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其實都有責任,要把這片土地的故事講好。再次感謝我們的兩位嘉賓,謝謝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我們這期節目就是這樣,下期再見!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