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最后兩個月，奧密克戎多點爆發，全國流行已經不可避免。筆者正在北京的家中，身處風暴的第二個中心，作為鐵桿防疫愛好者，給家里和父母做了全套的防護準備，暫時還沒有陽，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希望至少在打上第四針之前可以繼續當“全陰教主”。(小編：截止編輯此文時，作者已經陽了，千里之堤潰于家人亂竄，大家防護的時候還是要注意短板，另據小編不完全統計，沉思錄目前最少九位作者陽了T_T)

看著朋友圈里的人一個接一個全家陽性，總覺得有些荒誕，我們竟然開始習慣周圍大多數人接連發燒到38.5度以上了。今年以來，世界上僅有的幾個防疫做的不錯的國家和地區相繼倒在奧密克戎面前，如今中國也已經爆發，很多人開始覺得如果是冷戰時期的中，蘇等處于特殊時期的國家動員和管控力度才能持續遏制疫情，是后來的人類不行了嗎？當然，這種想法也存在著很大程度的想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何時才能真正結束疫情？我們以后還能應對新冠級別的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嗎？

當然，有人會來爭論新冠已經不是威脅，但是人群患病率、超級抗原、免疫失調、長新冠、重復感染等等都指向著長期的、潛在的、全社會的疾病負擔巨大，這篇文章不想多談這些了。

還有清零的希望嗎？

在烏市火災之后，相關地方出現沖擊政府，烏市被迫宣布解封，以及全國多地封控小區出現沖卡翻墻，居民阻攔密接和陽性轉移隔離等現象后，封控防疫政策就真正進入了難以為繼的階段。無論是大規模核酸， 轉運隔離還是封控需要的都是嚴密，無漏洞的執行與配合，如果有10%以上的人都開始不配合，那基本就失去了意義。

筆者個人認為，中國并沒有使用最后的動員手段，甚至在三年當中，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法的案例都很少。在之前一段時間，北京有不少居民和居委會對抗，報警之后警察也沒有支持居委，一些反防控人士覺得這是他們的勝利，或者嘲諷國內各個部門的脫節。但當這之中一小部分人做更大的嘗試時，發現警察叔叔已經等了很久了，只能2秒6個“我錯了”黯然離場。

總之中國仍然有未動員的力量，但是在河南河北疫情泛濫，擊穿混管檢測系統、方艙隔離系統之后，低成本清零方案已經不復存在。對前者來說，假如人群陽性率為10%，那么一管10人混核酸呈陰性需要每個人都是陰性，概率為0.9^10≈0.35，混管陽性的概率則為65%；如果達到20%的人群陽性率，每個人都為陰性的概率為0.8^10≈10%，混管陽性概率則為90%，幾乎每一管混管都需要復核，此時混管不少降成本，而是增成本，直接逐個單管的成本也不低，并且尚未切換到這一機制。

對隔離來說，成本是指數上升的，對一個基本再生數為9，代際間隔為2天的毒株，會以每天400%的速度增長，迅速吃掉全部的方艙床位，而如果居家隔離，那么患者不僅極有可能將家人全部傳染，其糞便也會在下水道中形成氣溶膠，造成整個垂直方向的感染。而認為可以進行逐步放開的人，同樣也是錯誤的，假如可以每天隔離掉一半的新發病例，仍然會以200%的速度增長，二十天還是會達到100萬的級別，單位病例封控成本和清零一樣，封控人數遠大于清零；假如流調和隔離能力更強，那么為什么不直接清零呢？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路有幾種，首先是波谷時能否做些什么，但希望不大，并且各路新變種也可能已經開始流行，很可能很久之后才會有波谷，或者因為多種血清型共流行而不再有波谷，即使收緊機場、碼頭避免下一種變種進入，我國漫長的陸地邊境仍然是重要風險源，一些觀點認為，從變種繼承關系來看，新疆疫情不是上海等城市外溢造成，而是通過西北陸地邊境進入。

但是，樂觀地講，假如世界范圍內產生高致死率（或其他高社會疾病負擔）毒株，我國必然是最有可能重新進行清零的國家，這依賴于前述那些未被動用的動員能力，或者更進一步，重新發動人民。只是在明面的、短期的代價并不顯著時，這些能力都很難使出勁，甚至相互拮抗。

其次是繼續加強疫苗接種，用第四針、第五針來極大程度上緩解社會面臨的疾病負擔和醫療系統負擔。這條路線的一個分支是：在研/已經小規模接種待量產的吸入式疫苗和鼻噴類藥物可能具備一定的防感染能力，配合一定的弱管控可以實現低水平流行。目前已經能看到幾種藥物進入臨床，明年有可能大規模投放。如果說明年我國真能擺脫疫情影響，那靠的一定是我們堅持三年抗疫帶來巨大成果的同時大規模研發各種疫苗和藥物帶來的回報，而不是靠所謂的“奧密克戎變弱”。

人類社會需要的是革命

但是這些方案都不具備治本的能力，我們知道中國之所以會破防是因為國外的毒株進入，20年中國有長達半年多的時間保持了境內無病毒，三年以來我們實現了N次清零。如果20年其他國家能跟中國同一步調，那么新冠疫情早已結束。然而我們面對的是三年以來一波又一波病毒潮水的攻擊，因而實際上，根本上解決類似新冠危機的問題總是離不開對外部資本主義框架影響內部這個問題的解決，眼下，則是目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對中國的影響（比如即使在20年和21年也時刻鼓吹中國放開國門的內外各路人）。

作為接受過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的我們，應當承認世界革命的歷史正當性和必然性，并將其視為一種終極目標，也應當認為國家是歷史存在物，因而就有被消滅的一天（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要消滅資本主義國家，然后再自行解散）。

另一個希望在于科技革命，如能夠維持強保護效力的廣譜疫苗和更有力的特效藥。但問題在于將這些新技術惠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他們仍然如此貧窮，很難負擔得起有效的措施，可新冠病毒的特點就是，在所有人安全之前，沒有人安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仍然要面對來自現今帝國主義國家的阻礙，我們需要幫助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脫離被經濟殖民的現狀并能根據自身特點選擇合適的發展道路，而這無異于給帝國主義掘墳。

最后則是，我們知道奧密克戎來自于南非，德爾塔來自于印度，如果能夠在這些毒株輸出之前阻斷這些國家向外輸出毒株的通道并給予援助，那么我們將有希望使新冠變為地區流行病，但現實則是，這些國家的公共衛生水平極差，缺乏監測能力，往往是新毒株已經本地爆發，并有效輸出之后才被捕捉。但提高第三世界國家公共衛生能力，又是要回到第二點。一個漸進的可行方案是，在有操作能力的國際組織中倡議能夠覆蓋的范圍內盡可能建立國際公共衛生合作。

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說到底人類為什么需要革命，是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只是防疫問題，更需要去反思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改造。先從國內說起（我們知道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內嵌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的，在這個社會主義框架下又再內嵌了一個市場經濟體系），本次疫情當中，廣州是一個重點，廣州面對的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城中村疫情傳播，而住在城中村的又主要是外來務工人員，包括快遞、外賣小哥。

那么問題就來了，過于依賴快遞、外賣的城市生活和相應的快遞、外賣等業態是全然先進的嗎？還是說或多或少就是畸形的呢？當然，快遞、外賣是非常便

我們看到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一方面正逼迫人們過度勞動，只有吃外賣的時間；另一方面創造出的巨大生產能力又只能通過消費主義和電商-快遞體系消納，雇傭了大量的體力勞動者，但工資又很微薄以至于相當多的小哥只能住城中村。

那么想要解決城市衛生問題的這塊短板，應該考慮調整生產關系和勞動時間，抑制消費主義蔓延，適度減少對快遞、外賣的依賴，提高體力勞動者薪酬，改造城中村為符合衛生標準的公租房提供給體力勞動者（關于改造城市生活形態來改善公共衛生狀態，也可以參考拍幫主這篇https://mp.weixin.qq.com/s/RIZGXg1Cp6Lb69TRRq7TRA）。甚至說這不僅是公共衛生問題，隨著勞動人口的減少，體力勞動者薪酬上升，現有的快遞、外賣業態也必須改變。

更進一步，一些人認為雖然放開造成的疫情會造成很大損失，但是很多人手停口停，或者背負巨額房貸車貸，封下去還是死。但是為什么會有人手停口停呢？非常清楚：“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為什么有人必須背負巨額房貸車貸呢？因為金融資本需要債務奴隸。而適當的做法則是，進行封控，并對封控一定天數以上的給予國家補貼。

為什么不補貼呢？很多人會說中國財政困難。但是，對于一個主權工業國來說，財政擴張不一定就帶來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這是因為財政、稅收和國債的實質是政府掌控全社會中多少資源，應該用實物商品和勞務去衡量，其上限是100%。而過度的減稅只能是將原本的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門職能讓渡給企業和社會，特別是公立醫院讓出空間給私立醫院，這是非常危險的。實際上就是應該收累進稅和資本利得稅讓富人為社會公共衛生買單。好消息是，過去十年經濟領域的一套“減稅、p2p”套餐即將結束了，金稅四期也正在對高凈值群體重拳出擊。

而如果放眼全球，問題就在于是人命重要還是錢重要？是把人當人還是當耗材？高盛前幾年做報告問：治愈患者是一種可持續的盈利方式嗎？言下之意就是：不是。那么放到今天，終結病毒的大流行是一種可持續的盈利方式嗎？我看著也不是。

Is curing patients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

翻譯：治愈患者是一種可持續的盈利方式嗎？by高盛

很多歐美醫藥公司希望政策意義上大流行結束，原因就是公共衛生危機下，很多藥品、疫苗售價受到限制，或者政府集中采購，專利費也多被豁免，而政策意義上大流行結束，就意味著售價不受限制，專利費也收到爽。但是新冠是唯物的，它不會就此結束。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是后來的人類不行了嗎？筆者認為是這樣的，人類并不是總是不行，最近四十年越發拉跨。而最近四十年的國際秩序正是由一個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過程所奠定的。關于新自由主義本公眾號講得很多，這里簡要聊幾句：這一過程的核心則是：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競爭、倡導個人主義、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支持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主張私有化。可以清楚地發現，這些也就是我們在前文所批判的諸多問題的核心。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人類就在這一條道路上狂奔，冷戰的結束也不只是美國的勝利和蘇聯的失敗，更是（舊日）美國的失敗和蘇聯的失敗，冷戰后的美國和羅斯福-凱恩斯主義指導下建立的美國完全不同。資本跨國自由流動導致美國產業向外轉移，國家空心化，工人待遇下降，更加徹底淪為耗材，舊工業帶化為銹帶，金融資本大幅擴張，最終在2008年，盛宴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危機和蕭條，又在八年之后，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等一系列事件，代表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各國都集結起來了。

而對我國來說，在加入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之后，這一套邏輯不可避免地也滲透到我們的生活當中，直到2008年-2012年，舊的全球體系受到沖擊，我國也必須應對調整，有一些問題得到了糾正，但是這一套邏輯在相當多的人腦中依舊根深蒂固。

更進一步在于，防疫問題是科學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筆者認為防疫問題既是科學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科學能夠告訴我們，病毒是怎樣的，我們有什么目的時應該做出什么樣的措施，我們做出怎樣的應對能夠得到怎樣的結果。但是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們希望的結果是什么，我們要年輕人的自由，還是老年人的生存，還是藥企的錢袋子，這總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有人不喜歡政治賬這個提法，我覺得政治賬這個說法很合適，政治在一些人眼里是蠅營狗茍，但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中，政治就是誰是統治階級，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是把人當成人還是牟利的耗材。政治賬排在前面，意味著算政治賬就是在決定先算經濟賬還是先算人命賬，是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重要還是富人的錢袋重要。當然，在之前三年，受發展階段和歷史條件所限，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人民群眾的錢袋子之間可能有一定的沖突，但這不是假裝為人民算經濟賬，實際上為富人算經濟賬的借口。

特別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布爾喬亞廢物們甚至連自己的根本和長期利益所在都認不清也代表不了，使得防疫現在確實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因為很多人的出發點不是算算賬，看這個經濟績效、人命績效合不合算，而是：美爹是對的，哪怕美爹的經濟績效、人命賬都爛的一批。

還是祝愿我們這一代青年能快快成長起來，肩并肩抵抗住歷史的風浪。希望能在我們這一代人終結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統治。

過去三年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高光時刻，未來一段時間，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可能會受一定的挫折，但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事業就是正義的事業，是進步的事業，我國社會主義成分的每一寸增長都將為人民生活條件和公共衛生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建立更好的基礎，借用偉大領袖主席的一句話：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