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李小飛刀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對美國霸權主義丑陋面目的認識，是由一部部暢銷書幫助推動的。

2018年底孟晚舟事件發生，我們向國內讀者介紹了法國阿爾斯通集團高管皮耶魯齊的自述《美國陷阱》，揭開了美國如何利用“長臂管轄”打擊商業競爭對手的內幕。

2022年，也有這樣一部書，《金融時報》將其評為年度商業書籍，《經濟學人》和《紐約客》也都將其列為年度書籍。最近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這本書引起了國際上的更多關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臺灣地區，一些心懷不軌的人也試圖在這本書里尋找安慰和思路。

在這本題為《芯片戰：爭奪全球最關鍵技術》的書中，作者米勒以濃厚的冷戰思維，回溯了幾十年前集成電路剛剛興起時，各國在技術競爭中的種種行為，斷言芯片已成為大國戰略競爭尤其是中美競爭的關鍵，并給未來幾十年美國如何在芯片上“卡死”中國“出謀劃策”。說白了，就是建議美國怎么跟中國打“這場仗”。

其中，聯合盟友對中國實施長期技術封鎖，施壓臺積電把先進制程移到美國等損招，與拜登政府目前在做的不謀而合。

尤其是該書去年10月4日開始銷售，10月7日美國就對中國祭出史上最嚴芯片禁令，不是巧合勝似巧合。

美國當地時間1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壓倒性表決結果批準成立“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有這個委員會摻和，美國戰略界今后會怎么琢磨對付中國，《芯片戰》可窺一二。

20世紀60年代，紐約的美國共產黨黨員阿爾弗雷德?薩倫特和喬爾?巴爾都是訓練有素的工程師，他們加入了蘇聯間諜朱利葉斯?羅森伯格的間諜網，后來叛逃到蘇聯，幫助蘇聯建立起計算機工業。

然而，赫魯曉夫手下的官僚不給蘇聯科學家自由發展的空間，而是強迫他們去抄襲德州儀器生產的集成電路。由于缺乏原創性，蘇聯就這樣落在了后面，無法跟上美國芯片工程師的步伐，后者研發的芯片按照摩爾定律，飛速向前發展，并最終影響了冷戰的勝負走向。

這是米勒在《芯片戰》中敘述的一個場景，在他看來，芯片產業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是一部充滿爾虞我詐、你死我活、坑蒙拐騙、勾心斗角的“碟中諜”電影。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反映了部分美國精英的世界觀。

米勒是典型的美國學術精英，大學就讀于哈佛，博士就讀于耶魯，雖然今年只有35歲，卻已經寫了四本書。他是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歷史副教授，主攻俄羅斯經濟史。本來他準備著手寫一本蘇聯核武器的書，但在準備材料的過程中發現，冷戰時期的美蘇競爭，與現在的中美競爭，共同的關鍵都是芯片。

米勒思索，在技術方面，俄羅斯有著復雜的歷史。它擁有杰出的科學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體系，以及人造衛星和原子彈。但蘇聯在計算能力方面卻完全失敗了。米勒認為，失敗的的原因是蘇聯無法制造出頂尖芯片。

米勒認為，半導體科技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發明后，主要訂單都來自國防軍事。美國和蘇聯的冷戰和軍備競賽驅動了半導體業發展，也造就了今日的硅谷。

米勒認為，美國借著領先的芯片運算科技，制造出由電腦程序和衛星引導、可遠距離精準打擊的導彈，讓蘇聯在軍備競賽中喪失競爭力和自信，直接導致美蘇冷戰結束，讓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軍事強權。

在米勒看來，過去幾十年凡是輕視芯片在國際競爭中作用的國家都落后了。法國總統戴高樂曾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2年訪法時送給他的晶體管收音機嗤之以鼻。戴高樂認為那是小資產階級的俗氣玩意兒。而荷蘭后來發明了極紫外光刻技術，在歐洲掌握了主動權。

米勒認為，冷戰結束后美國獨霸世界，各國削減軍事預算，芯片研發焦點從軍用系統轉到更有利可圖的民用產品，如手機、電腦和各種智能配備。過去30多年來，韓國和中國臺灣借助美國科技，建立擁有強大產能和掌握尖端技術的世界級企業。

然而，隨著中國軍力崛起，軍事競爭重返世界舞臺中心，軍力提升和軍事智能化的要素，就是通過高性能運算芯片，不斷提升超音速導彈、無人機、軍用雷達和通訊系統。

米勒做了兩個判斷：第一，美國基于國防安全和軍事考慮對中國祭出的管制措施，要“切斷對手接受最先進芯片的能力”。

米勒認為，中國在芯片制造方面的進步威脅到幾十年來一直支撐美國軍事力量的優勢領域。因此，美國的戰略是在計算能力方面領先于中國，并希望這種計算能力的優勢轉化為更有能力的軍事系統。

第二，美國要求臺積電到美國設廠不是出于經濟考慮，純粹是擔心臺海爆發戰事、軍事封鎖升級時供應鏈中斷。

米勒偷換了一個概念，假想出一種情況，即兩岸統一之日，就是臺積電對世界尤其是美國芯片斷供之時。美國對臺積電高度依賴，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

那么，面對上述兩種情況，要打一場“民主”與“專制”之戰的米勒，又給美國政府出了什么損招呢？

第一，對華實施10年以上的技術封鎖。

米勒認為，美國可能需要大約10年的出口限制，才能大幅擴大在芯片領域對中國的領先優勢。

在未來10年里，如果出口管制有效，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之間的差距將擴大，因為摩爾定律將繼續推動美國獲得比中國先進的芯片。由于計算和傳感、通信都依賴于芯片，對現代軍事技術至關重要。米勒認為，在20年的時間里，如果美國在計算方面比中國有更大的優勢，那么在情報能力和軍事能力方面也會比中國有更大的優勢。

第二，拉攏盟友，包括韓國、日本和荷蘭等共同抗衡中國。

第三，承諾“保護”臺灣，同時對臺積電施壓，把先進制程移到美國。

米勒認為，美國對中國的封鎖也是有可能失敗的。

第一，美國未能在一項復雜的平衡行動中團結起一個包括歐洲、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在內的芯片聯盟。

第二，美國自己的技術進步跑得不夠快。未來10年里，摩爾定律很難繼續下去。如果摩爾定律確實減慢了速度，美國的速度也會跟著變慢。

像所有“冷戰愛好者”一樣。米勒對中國的看法同樣是怪異和矛盾的。他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已經威脅到美國，很快將超越美國，是強大的。但同時，這樣強大的中國又是“不堪一擊”的。“投資混亂”“浪費很多”“生產的芯片占世界生產的15%，只有相對微薄的市場份額”“美國絕對不能學”。

米勒不乏得意洋洋地表示，美國針對華為的施壓行動，初步展示了美國為遏制中國技術優勢而推出的許多手段。切斷華為獲得先進芯片的渠道給華為帶來了巨大的困難。這表明，對于技術領先企業被切斷與美國的聯系，中國幾乎沒有短期補救措施。

美國的限制將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阻止先進芯片轉移到中國，并大幅減緩中國在先進芯片制造方面的進展。相關限制將增加中國追求先進計算能力的成本，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隨著中國芯片能力落后于其他國家，成本將會進一步增加。

中國的應對措施可能是追求芯片制造能力的自主可控，從而加劇芯片行業分化為“中國”和“非中國”供應鏈的趨勢。

米勒用美國通吃的視角看待芯片產業，他想得太美了。即便在美國也有不同意見，《紐約時報》認為是一部非虛構類驚悚作品，是送給那些有“厭女癥”的美國保守派“男孩”的好禮。書中充滿了貪婪和狡詐。

浙江大學公共外交與戰略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方興東認為，米勒是把中國看作日本和歐洲，好像美國動一動指頭，中國就要趴下了。

然而，中國可不是日本，現在市場和需求已經不在美國這一邊，而在中國這一邊。之前美國一些輿論叫囂要讓中國芯片遭遇毀滅性打擊，然而三年來也沒見中國遭遇“毀滅”。

中國未來很快取得14納米技術非美化突破后，再過3至5年美國的科技戰就將“爛尾”，根本撐不到10年。美國的科技戰一打，打出了一群放棄幻想下定決心的中國企業。過去3年我們很努力，進展比外部想象得要快，技術突破水到渠成，沒有感受到什么根本性的難度。企業是技術發展的龍頭，當中國企業被美國逼到角落后，產業界迅速形成共識，有市場在、需求在，有“國家+企業”的模式支撐，中國芯片行業突破美國封鎖是水到渠成的事。

米勒迎合美國國內冷戰“男孩”們的口味編故事，在美國市場也很流行，但改變不了芯片行業自身規律。

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何偉文認為，《芯片戰》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決定過去幾十年世界歷史的肯定不是芯片。冷戰結束之前美國的芯片戰主要針對日本而不是蘇聯，美國對日本打的根本不是什么“專制與民主”之戰，而是美國維護霸權的利益之戰。

何偉文認為，從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涉及高科技或軍民兩用對中國一貫態度是限制。《芯片戰》的作用是幫我們更清楚地了解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對中國的敵視態度。美國的打壓也不僅僅是針對中國大陸，它對價值觀跟它相同的國家照樣打壓，包括日本、韓國等都是現成例子。

最終，不管是封鎖10年還是拉攏盟友，美國這些招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盟友不會割肉配合美國，盟友跟中國的聯系也不可能割斷。現在日本、韓國、歐盟都在打自己的算盤。全球芯片供應鏈不會分化為“中國”和“非中國”供應鏈，中國不會關門搞芯片，中國會繼續保持開放，而美國會變成自己跟自己過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