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道德經》里說：“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的意思是，任何事都要從容易切入的角度做起，而且要從小事做起，這樣一點一點的積累，無數容易做的小事，最終會成為改變潮水方向的大事業。“先易后難”相當于摸著石頭過河，不僅可以積累實力，還能積累工作經驗，等實力和經驗都積累完成，做大事和難事就有辦法了。“先易后難”的方法論，很容易在操作的過程中形成路徑依賴，以及既得利益集團。當路徑依賴和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以后，不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他們都有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不愿意進入“深水區”做難事。“先難后易”是開局遇到終極BOSS，可能出師未捷身先死。但根據辯證法的原則，天下任何事物都有軟肋，一旦仔細分析事務發現其軟肋，便可以化被動為主動，變難為易，最終實現逆襲翻盤。這種操作路徑，可以在嚴酷的環境中錘煉隊伍，極大提高隊伍的心理閾值，一旦做成難事，再做易事的時候便如砍瓜切菜一樣，屬于下限不能保證而上限極高。從歷史經驗來看，“先易后難”和“先難后易”都有可操作性。但“先難后易”需要百年難遇的猛人來分析事務團結隊伍，才有成功的可能。例如百年前的工農紅軍。“先易后難”是所有人都可以操作的路徑，但極少有人能在易事做成以后，克服路徑依賴和既得利益，進而進入深水區攻堅克難。955年夏，周世宗柴榮召集二十多名文學之士，讓他們各寫一篇策論，看看后周的頂級知識分子，到底有幾分成色。柴榮的親信王樸也在座，他深知柴榮渴望天下一統的心境，便寫了一篇《平邊策》，里面有這樣幾句話：“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王樸建議柴榮，統一天下的第一步是騷擾南唐，攻滅南唐之后再沿長江逆流而上，利用地理優勢逐漸平定南方各國。等基本平定中國，再集中全部力量收復幽云十六州，和遼國成鼎足之勢。王樸的策論非常符合柴榮的心意，于是從這時起，柴榮開始向南方用兵，開啟統一天下的步伐。在西方，柴榮大破后蜀軍隊，收復秦、成、階、鳳四州，拿下進入成都的戰略要地。在南方，柴榮通過三次征討，奪取十四州，和南唐劃長江為界，讓南唐失去防守的戰略縱深。完成這一切以后，柴榮揮師北伐，僅僅用了42天的時間，便奪取幽云地區的瓦橋關、高陽關、益津關和瀛洲、易州、漠州，鞏固了北方防線。原本柴榮準備一鼓作氣攻克幽州，收復石敬瑭賣給遼國的幽云十六州，結果突發疾病，不得已返回開封。
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欺負孤兒寡母建立宋朝。不過做為柴榮親手提拔的親信大將，趙匡胤在事實上做了柴榮的接班人，繼續執行王樸提出的“先易后難、先南后北”戰略。此后二十年，趙匡胤在柴榮的基礎上，逐漸攻滅南唐、后蜀等南方國家，979年，宋太宗趙光義再接再厲，攻滅北漢平定山西。至此，宋朝完成王樸戰略的前半部分，做完容易的事，基本統一中原地區。但是統一中原之后，“先易后難”的路徑依賴便出現了，也就是習慣了做容易的事，宋朝君臣飄了。攻滅北漢，趙光義便效仿柴榮北伐，準備一舉收復幽云十六州，結果宋軍在高梁河大敗，“帝乘驢車南走，遼軍輕車追至涿州，獲兵杖、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宋軍數次北伐失敗，除了準備不充分或兵力分散以外，最大的問題是戰略錯誤。按照宋朝宰相宋琪的意見，宋軍北伐不能從雄州、霸州直接A過去，那樣太莽撞了，而是應該“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干河，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易州是現在的河北省保定市易縣，處于太行山北端。孤山也叫大房山，是太行山的余脈，位于北京房山區西北部。宋琪的意思是，宋軍要利用山河形勝的地理條件，出奇兵，直抵幽州城下。一旦攻克幽州城，便可以和河北宋軍配合，收復幽云十六州的河北地區。而河北的勝利，必然影響山西，那么幽云十六州的山西地區，可以傳檄而定。用軍事地理的角度來看，宋琪的建議其實是有道理的，結果趙光義“不能用。”
不用就不用吧，宋朝北伐屢次失敗，原本應該勵精圖治，等恢復實力再和遼國決戰，但是宋朝徹底走歪了。為了挽回朝廷顏面，也為了恢復戰敗導致的個人威望損失，趙光義決定趁越南發生政變、黎桓奪取丁朝軍政大權的時機，出兵討伐越南。表面上看，趙光義是討伐藩屬國，維護丁朝的穩定，實際上，趙光義是要捏越南這個軟柿子。然而，趙光義顯然低估了越南的實力，更高估了宋朝的實力，他以為的軟柿子其實并不軟，反而是又高又硬的政權。于是980年宋軍攻越南大敗，“死者大半、尸填原野。”這次失敗，不僅暴露了宋軍的實力，也讓越南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更不愿意服從宋朝，此后，宋朝便失去在越南設立郡縣的可能。回顧宋朝南征北伐的兩次失敗，肯定有趙光義水平太菜的因素，但趙光義之所以兩次做出錯誤決定，我覺得，也有“先易后難”的歷史慣性因素。一方面，宋朝攻滅南方國家相對容易，讓宋朝君臣產生“天下英雄不過如此”的心態，于是便出現滅北漢后趁勝攻遼的舉動，而一旦戰爭失利，又會產生“宋軍攻無不克卻敗于遼軍、遼軍著實厲害”的心理。也就是說，宋軍的心理閾值本來就不高，屢次戰敗，再次降低了宋軍的閾值。另一方面，宋朝攻遼失敗，沒有勵精圖治報仇雪恨的雄心，反而在“先易后難”的歷史慣性下，沒有準備便倉促遠征越南。所以“先易后難”的戰略成為宋朝的立國基因，在精神文明層面，決定了宋朝的一系列戰略戰術選擇。此后三百年，宋朝面臨重大戰略選擇的時候，始終在做最容易的選項。1004年，宋遼兩軍在澶州對峙，原本宋軍已經取得一定的戰場優勢，卻在遼軍釋放和談意向之后，不敢趁勝北伐，選擇了和遼軍和解。于是，宋遼簽訂了“澶淵之盟”，約定兩國以白溝河為界，永不起刀兵，并且每年送給遼國“助軍旅之費”白銀10萬兩、絹20萬匹。雖然“澶淵之盟”對宋朝是有利的，不僅節省了大量的軍費，還因為沒有戰爭的威脅，繁榮了河北和山西的市場經濟。但反過來看，得到經濟利益的同時，宋朝也在“澶淵之盟”的既得利益中，喪失了收復幽云十六州的進取心，以及攻滅遼國恢復漢唐榮耀的雄心，在宋遼和好的幻象中逐漸沉淪。到了宋欽宗的靖康年間，也就是1126年，金軍南下圍攻汴梁，大臣李綱建議：“金人以孤軍入重地，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務戰，待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熟悉李世民的朋友肯定看出來了，李綱的建議完全是李世民常用的打法，即分兵攻取外圍州縣，主力部隊和敵人消耗糧食，等敵人糧食耗盡，便跟在后面追，不滅敵軍誓不收兵。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小卒出身的妖人郭京也提出建議，說自己身懷道家法術，能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布置“六甲法”，不僅可以生擒汴梁城下的敵將，還能奔襲至陰山。這種一聽就是扯犢子的話，宋欽宗聽進去了，而且宋朝大臣也信以為真，直接給人給錢，要求郭京布陣破敵。結果就在郭京打開宣化門做法的時候，金兵抓住戰機攻破汴梁，俘虜宋朝君臣北歸。這一系列愚蠢的決策背后，決定性因素依然是宋朝“先易后難”的立國基因，他們已經習慣做容易的事，不愿意也不敢接受大風大浪的挑戰。1127年是建炎元年，趙構在應天府登基稱帝，繼承了宋朝的社稷。此時，宋朝的北方局勢還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升任宰相的李綱勸趙構：“回師東京，朝拜宗廟，以慰都人之心。河北、河東乃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靖康之變是徽欽二帝的劫難，卻是趙構千載難逢的機遇。如果趙構有直面金軍的勇氣，按照李綱的建議回到開封，然后派出官員安撫河北和山西地區，那么宋朝依然有改變命運的機會，而且很輕松。一旦恢復之前的疆域，趙構便能得到“世祖”的廟號，和漢光武帝平起平坐。要是能趁金國疲弱的機會北伐，把邊境線推到陰山一線，那趙構絕對配得上“再造河山”的評價。但是趙構沒有直面困難的勇氣，聽了汪彥伯的話，一路跑到臨安，準備效仿東晉，在長江以南安家立業。趙構到了臨安，便是放棄北方，北方軍民在無所適從之下，要么歸附金國，要么起兵自保，不過結局是確定的，那就是北方離開中國政權兩百年，直到朱元璋創建大明，才重回中國懷抱。1169年，詞人陳亮給朝廷上《中興論》，建議朝廷遷都建康，同時在武昌筑造行宮，皇帝經常到武昌巡視，給金國造成“志在開封”的印象。金國認為宋朝的戰略目標是開封，便會在河南地區部署重兵防守，那么山東和陜西就空虛了。朝廷可以等待機會，出奇兵收復山東和陜西，到那個時候，三支戰略兵團包圍河南，進而揮師北上，恢復宋朝全境。陳亮是建議宋孝宗趙昚效仿孫權，如果成功便可以恢復中原，實在不行，也能以進為退，利用戰略進攻姿態來守護江南。這是宋朝最后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但結果還是一樣的，宋孝宗趙昚“不聽。”
最有意思的是，1234年，宋朝和蒙古結盟滅金，宋軍沒出什么力，大仗基本都是蒙古打的。但是金國滅亡以后，宋朝想趁機收復淮北、開封，把邊境推到河南一線。結果可想而知，全子才和趙葵進入開封、洛陽，只得到幾座空城，根本得不到補給。而蒙古認為宋朝違背盟約，掘開黃河水淹開封，宋軍倉皇南逃。至此，宋朝和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直接對峙，亡國命運便注定了。一個沒有進取心的國家，也只能茍延殘喘了，還有什么希望呢。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實際上除了經濟基礎以外，能決定上層建筑的還有文化和傳統。“先易后難”的戰略，讓宋朝統一了中原，也固化了宋朝的路徑依賴，宋朝在數次關鍵轉折點上，做出的選擇都與此有關。趙家人未必比劉家人笨，李家人也不比趙家人的智商高多少，而確定王朝基因進而決定王朝命運的，往往是開國皇帝的能力，以及選擇的政策和路線。開國皇帝選擇了怎樣的政策和路線，這個王朝就不可能徹底背離祖宗家法。如果開國皇帝選擇了“先易后難”，用“相信后人智慧”的話術給自己催眠，那后人大概率會用行動告訴你，什么叫歷史遺留問題。所以相比“先易后難”的路線，我還是更喜歡“先難后易”，第一代人多吃些苦，便可以給后人繼續向上攀升的
野心。不論是國家也好，個人也罷，我們都要盡量避免宋朝的教訓，多做一些難事，多開拓一條新的路徑。這是給國家的一張保命符，也是給自己多一些選擇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