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1759年，乾隆皇帝命將軍兆惠、富德統兵平定大小和卓，實控新疆。至此，大清三代帝王通過平定準噶爾，得到蒙疆藏地區，國土面積幾乎翻了一倍，達到三百年來中國王朝最鼎盛的時期。在財政方面，順治時期每年錢糧收入1495.9萬兩，支出1573.4萬兩，基本是入不敷出的狀態。而到了乾隆年間，大清每年的錢糧收入4359萬兩，支出3177萬兩，盈余達到1200萬兩左右。在國際影響力方面，中亞的巴達克山、愛烏罕、浩罕、哈薩克三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都主動歸附大清，成為大清的藩屬國，每次朝貢時都要行三跪九叩大禮。大清也賞賜其首領人物頂戴花翎，并提供宗主國應盡的保護義務。這是自元朝以后，傳統的中國內陸王朝，再一次將國際影響力延申到中亞地區，重演了張騫出西域、班超萬里封侯的故事。如果不考慮大清統治集團的民族屬性，乾隆朝絕對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最輝煌璀璨的時期之一。乾隆收復新疆以后，不到百年時間，大清便迎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漢人力量崛起等顛覆性事件，大清從巔峰滑落到谷底。轉折如此猛烈，除了陸權俄國和海權英法的侵略以外，其實我們可以梳理大清的內部問題，來發現一些端倪。人口數量是大清的核心問題，一切都要從這里開始說起。1794年（乾隆59年），大清人口達到3.1億，到了1850年（道光30年）更是突破4億，大清成為人口最多的中國王朝。隨著人口暴漲，大清必然要面臨人多地少的局面，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增量，或者為了生存下去，占人口多數的漢人，必然要向邊疆地區移民。東北是大清的龍興之地，自從入關以來，便不允許漢人進入東北，康熙、雍正、乾隆都一再重申禁令，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是清空東北，做為滿洲貴族的自留地，如果在關內混不下去了，他們隨時可以卷鋪蓋跑回東北。其二是東北有人參、貂皮等奢侈品，不允許漢人進入東北，大清朝廷便可以壟斷這些奢侈品，賺取豐厚的利潤。在政治和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大清入關后的一百多年，東北始終是人少地多的蠻荒狀態。華北漢人不斷闖關進入東北，緊接著便是開墾土地、建造房屋、重塑社會關系。到乾隆末年，東北的漢人移民已經達到一百多萬，他們和留在東北的滿人混居在一起，憑借人口優勢，逐漸同化了東北的滿人，以至于黑龍江以南，幾乎所有滿人都能說一些漢語。而那些頭腦精明的漢人，移民東北以后，很快就發現了人參、貂皮中隱藏的商機，于是偷采偷獵蔚然成風，用不了多少年便發家致富，隨后又憑借經濟實力，和東北滿人軍官、漢人地主勾結在一起，共同形成新的東北統治階層。可以說，大量漢人農民同化了底層滿人，漢人地主和商人同化了高層滿人，這意味著東北不再是滿洲貴族的自留地，他們的退路被切斷了。20世紀初，鑲黃旗的張榕響應辛亥革命，攝政王載灃和溥儀沒有退居東北，以及張作霖憑借東北問鼎中原，源頭都出在這里。乾隆末年，蒙古人口將近350萬，其中70萬在外蒙古，260萬在赤峰、察哈爾、熱河等內蒙古地區，而且大清歷代皇帝在蒙古推廣黃教，原本都是草原的蒙古，竟然建起近兩千座寺廟，一半的蒙古男性出家做了喇嘛。這兩個數據結合在一起，就說明黃教寺廟是蒙古的人口高地。隨著漢地人口暴漲，漢人農民開始違反禁令越過長城，到蒙古開荒謀生，他們選擇的開荒地點，往往是已經有人口定居的寺廟附近。為了服務蒙古喇嘛和漢人農民，商業也逐漸發展起來，很多晉商帶著貨物進入蒙古，在寺廟附近和喇嘛、農民們做交易。于是在幾十年間，黃教寺廟周圍便發展起蒙古喇嘛、漢人農民、漢族商人定居的城鎮。自古以來，漢人王朝難以馴服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根本原因在于，游牧部族的流動性很強，不可能設立流官政府，只能派出大軍一遍一遍的掃蕩。但蒙古的城鎮發展起來以后，用漢人王朝的方式治理蒙古，便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為民國設立察哈爾省、熱河省、綏遠省埋下伏筆。不過由于外蒙古離漢地較遠，漢人移民不多，沒有重塑外蒙古的社會生態，所以外蒙古的離心力較強，大清的控制力衰弱以后，在俄國的煽動下，便出現了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的訴求。而失去東北自留地、蒙古盟友被同化，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結果——大清統治中國的基本盤弱化，只能和新一代漢人精英結盟，維系脆弱的統治。乾隆晚年精力不濟，便提拔和珅做皇權的代理人，軍政事務都要通過和珅處理，這樣一來，和珅成為乾隆的化身，不僅在朝堂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在各地安插了大量的私人黨羽。就像嚴嵩能給嘉靖遮風擋雨一樣，和珅也能給乾隆遮風擋雨。但和珅做為皇權的代理人，只能代理垂垂老矣的乾隆的皇權，不能代理春秋鼎盛的嘉慶的皇權，即便嘉慶要找代理人，也是從親信里選拔。于是在乾隆駕崩以后，和珅就被嘉慶賜自盡，并抄家滅族，和珅提拔的嫡系官員，也被撤換調任，例如總督級的地方大員，一年內就被撤換了六個。朝堂的老油條們都能看出來，這是嘉慶在清洗乾隆朝的舊勢力，那么下一步，自然是培植嘉慶朝的新勢力了。廣東巡撫朱珪做過嘉慶的師傅，乾隆駕崩后，嘉慶立即調朱珪進京，陸續升遷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初年的軍政事務無不參與。董誥是浙江杭州人，年輕時高中探花，乾隆晚年就做到軍機大臣。雖然位極人臣，但董誥不是和珅黨羽，所以乾隆駕崩后，董誥在軍機大臣之外，又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師、世襲騎都尉等官爵。進士出身的江蘇人吳熊光，曾被和珅貶斥過，乾隆駕崩和珅自盡后，吳熊光很快被提拔為湖廣總督，同樣被和珅貶斥的高書麟，也坐火箭似的升為云貴總督。總之，嘉慶初年的用人原則是以和珅為紅線，凡是和珅重用的官員，嘉慶都要排斥，凡是和珅貶斥的官員，嘉慶都要重用。這些嘉慶重用的大臣們，也會提拔自己的嫡系人馬，例如河道總督王秉韜、安徽巡撫荊道乾、浙江巡撫阮元都是朱珪推薦的，日后出任江蘇巡撫、兩廣總督的蔣攸铦是朱珪等大佬推薦、嘉慶親自任命的。從名字就能看出來，這些都是科舉出身的漢人文臣，蔣攸铦倒是旗人，不過隸屬于漢軍鑲紅旗，在感情上和科舉漢人文臣更近一些。這次大規模的官員調動，意味著以和珅之死為契機，科舉漢人文官在嘉慶朝嶄露頭角，在滿蒙貴族統治的大清，擁有了一定的軍政話語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登上高位的漢人文臣提拔漢人精英，便成為大清的一項潛規則。后來蔣攸铦升任體仁閣大學士和軍機大臣，主持會試時選拔了龔自珍和魏源，在宣南詩社結交了林則徐，也提拔了湖南籍的陶澍，陶澍的思想理念和地域觀念，又深刻影響了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數十年后，這批人都成為晚清名臣，引導了中國的巨大變革。而曾國藩親手打造的湘軍，直接造成了近代湖南的崛起，也為湖湘子弟締造新中國奠定基礎。可以說，中國兩百年來的重大變化，都和乾隆、嘉慶換屆時的人事調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過換屆時調整人事，只是科舉漢人文臣崛起的起點，要想主導歷史的進程，離不開太平天國提供的機遇。乾隆末年，中原漢人除了向東北、蒙古移民以外，還大量向云南、貴州、廣西、廣東等南疆地區移民。大量中原漢人移民南疆，必然要和本地土人爭奪土地、水源、礦山等資源，于是在廣大的南疆地區，土客矛盾越演越烈，尤其是最南端的廣西，土人和客人經常發生大規模械斗，死幾百人是常事。這些客家人在械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客家人的共同記憶，并初步鍛煉出攻城和野戰等軍事能力，最終形成半軍事化的社會生態。早在嘉慶賜死和珅以后，朝野便形成一種共識，那就是糟蹋大清的惡人已經死了，以后不必再大動干戈了，大家守靜篤，照章辦事即可。從表面來看，這種共識是大清新勢力保護既得利益的方式，但在更深的層面上，其實是大清在歷史周期律的作用下，喪失了繼續革命的雄心壯志，整個國家都變得暮氣沉沉，求穩懼變。到了道光年間，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的影響力極大，此人奉行“多磕頭少說話”，除了勤奮清廉以外，其實沒有改革弊政的能力。曹振鏞經常建議道光，對于大臣們提出的問題，輕輕揭過就行，不必深究，但為了顯示皇帝勵精圖治，還必須嚴懲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隨著嘉慶、道光兩朝的風氣日益固化，大清朝廷出現了人浮于事的疲軟環境，根本沒人有興趣解決重大問題，只想混過去，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這種風氣傳導到地方，便是廣西的府縣官員不愿意惹事上身，面對土客械斗的血腥場面，采取了“不介入”的態度，任由廣西的民間戰爭肆意發展。到了道光末年，廣西農村已經是半獨立地區，幾乎脫離了大清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自從宋朝以來，長三角的蘇州、松江一帶便是全國經濟最繁榮的地方，也是出產糧食最多的地方，明朝遷都北京以后，做為京杭大運河附近的富庶地區，蘇州、松江一帶就承擔了最多的漕糧份額，運到北京供朝廷分配。嘉慶、道光年間，每年征收的漕糧數額是520萬石，蘇州和松江就要承擔170萬石，常州、鎮江、湖州的漕糧份額，加起來也將近百萬石。用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看，這是從富庶地區提取財富，向經濟欠發達地區進行轉移支付，但也不可否認，200多萬石的漕糧確實是很重的負擔。一旦遇到水旱天災，江蘇都要請求朝廷減免漕糧份額，避免激起民變。從乾隆末年開始，大清的財政就每況愈下。先是乾隆晚年成了花錢小能手，經常耗費幾十萬兩白銀來建行宮、修寺廟、縱情享樂，和珅為了滿足乾隆的經濟需求，就指派黨羽們在各地撈錢。各地的官員們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這筆錢，最終還是落在廣大農民的身上。在熵增定律的作用下，大清地方官員從乾隆末年的有序撈錢，逐漸演變成嘉慶、道光年間的無序撈錢。他們不僅在正稅之外攤派苛捐雜稅，向老百姓要錢，還貪污腐敗，向國庫伸手要錢。這樣一來，必然造成國庫和地方府庫虧空，而為了補虧空，地方官員們只能增加苛捐雜稅，加碼加價的向老百姓要錢。結果就是，老百姓每年要交的錢，往往是大清法律規定數量的幾倍。蘇松一帶的人們，原本就有沉重的漕糧負擔，再加上無止盡的苛捐雜稅，導致民間怨氣很重。1840年代，他們發起過一次抗稅運動，雖然意料之中的失敗了，但是對現實的不滿，必然導致他們歡迎能改變這一切的人和事。所以當廣西土客矛盾激起的太平軍轉戰東南以后，東南相當大一部分的人，立即和太平軍合流，成為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的基石。1793年9月，英國使者馬嘎爾尼到承德避暑山莊拜見乾隆，并遞交了國書，要求大清和英國簽訂條約，主要條款有六項：仔細看看這些條款，除了第六項是正常商業請求以外，其他幾項都是宗主國對殖民地提的要求。例如給英國一個珠山小島，和《南京條約》割讓香港有什么區別？俄國在北京設立洋行，英國就提出同樣的要求，這和“利益均沾”有什么區別？允許英國人自由往來，這和國門大開有什么區別？英國提出這樣的要求，也意味著掠奪全世界兩百多年的歐洲海權國家，已經盯上了中國這塊“處女地”，廉價勞動力、龐大的市場、落后的武器裝備，無不讓這些歐洲海權國家垂涎。再過五十年，英國在承德避暑山莊沒得到的東西，通過《南京條約》都得到了，從此以后，中國淪為東亞病夫，歐洲國家眼中的肥肉。在西北方向，大清收復了新疆，中亞各國成為大清的藩屬國，一心想打到印度洋的俄國并不甘心，大清和俄國這兩個陸權國家，必然還要再較量一番。新疆北部地區是蒙古草原的延續，大清的控制力還不錯，但新疆南部是伊斯蘭教的大本營，感情上和中亞的伊斯蘭教國家更親近，不論實際控制還是意識形態，大清在新疆南部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所以在乾隆收復新疆的百年后，俄國和英國共同支持的阿古柏，建立起洪福汗國，基本盤就是喀什、和田、英吉沙、阿克蘇等南疆城市。這段歷史背景，給左宗棠收復新疆、建功立業埋下伏筆。中國近代史的標志性事件的鴉片戰爭，但我們梳理了以上四個方面的問題，就知道在鴉片戰爭以前，大清已是千瘡百孔。而在鴉片戰爭以后，這些發跡于乾隆末年的各種問題，最終交織在一起，形成錯綜復雜的晚清亂象。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是從廣東傳過去的基督教義，這種意識形態強化了土客械斗培育出來的太平軍人，卻也將其他潛在盟友排除在外。所以讀儒家經典的東南人士，很難和太平天國真正融為一體，當科舉漢人文臣曾國藩、李鴻章包抄南京時，他們又拋棄了太平天國，回歸高舉儒家大旗的大清懷抱。太平天國失敗了，但這場橫掃南中國的戰爭，徹底扯下大清的遮羞布，證明了滿蒙結盟的大清是脆弱的，只有和漢人上層精英結盟，才能延續政權的生命。于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以后，曾國藩解散了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成為大清的主要武裝力量，這意味著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漢人精英，憑借軍功正式成為滿洲貴族的政治盟友，在恢復宋明文官地位的路上越走越遠。而歐洲列國的到來，一方面給淮軍武裝了來復槍和野戰炮，讓大清的武裝力量率先進入半工業化，可以對依然處于小農經濟的省份進行降維打擊。另一方面，歐洲給大清送來西式管理體制，例如赫德管理的海關，每年就能上繳1200萬兩白銀，讓大清快速度過戰后恢復期，年度稅收很快達到6000萬兩。拿了歐洲的槍炮和白銀，大清便從雄踞東亞的霸主，轉型成對內鎮壓人民群眾、對外奉承歐洲列國的代理人政權，中國也就成了半殖民地。讀歷史不能只關注某個人或事，必須不斷向上溯源，并以此為基礎向下推導，才能對歷史的進程構建完整認知。當這些星星之火匯聚在一起時，便是無人可抵擋的沖天烈焰，它會焚燒舊時代的冗余，灰燼里也會出現新時代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