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在中國歷史上，每個異族建立的政權都是二元制的，即建立政權的民族和占人口多數的漢人，實行分而治之，以此來保證民族的獨立性，進而維護政權的獨立性。鮮卑建立的北魏是這樣，蒙古建立的大元是這樣，滿洲建立的大清自然也不例外。從大清入關到乾隆末年，將近150年的時間，漢人都被封閉在長城以南、嘉峪關以東，不允許遷徙到傳統漢地以外的地方。而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傳統游牧地區，大清任命的軍政官員，幾乎都是滿人。例如新疆，自從乾隆收復新疆以后，大清任命過30名伊犁將軍，其中3人是蒙古旗人，27人為滿洲旗人，至于都統、參贊等高級官員，也基本是滿洲旗人。新疆駐軍倒是有不少漢人，但大清在新疆實行民族隔離政策，專門建造城池給滿漢人員居住，不允許他們和新疆本地人私下來往。除此之外，大清在新疆北部實行札薩克制，新疆南部實行伯克制，這些都不是傳統中國王朝的官制。乾隆發給札薩克和伯克的官印上寫著滿文、蒙文、維文，唯獨沒有漢文。而且札薩克和伯克們進京朝覲時，也不能經過陜甘一帶，必須按照規定，在長城以北的蒙古地區行走。大清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切斷漢人和少數民族的關聯，迫使少數民族和滿洲結盟，利用廣袤的土地和內陸騎兵，制衡占人口多數的漢人。同樣因為大清是以小族凌大國的異族政權，入關之后就充滿了不安全感，為了提高漢人對大清的忠誠度，歷代皇帝便極力提高儒家的地位，希望用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的理念，削弱漢人的反抗心理。而且康熙、雍正、乾隆等大清皇帝，通過文字獄的血腥手段，從文官士大夫手里奪走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從那以后，大清皇帝便晉升為言出法隨的儒家圣人，操縱著漢人的精神思想。
儒家，也從晚明時開放包容的意識形態，徹底異化成扭曲封閉的宗教。就這樣，憑借種族隔離和文化操縱，大清穩坐江山兩百年。實事求是的說，大清確實是中國王朝，但大清的一切成就都和漢人沒有關系，漢人本質上是大清的耗材。如果大清一直強盛下去，那么占人口多數的漢人，就永無出頭之日。只有大清政權遭遇挫敗，那個籠罩大多數人的囚籠，才有可能破裂，而此消彼長之下，漢人才有可能真正恢復力量。當占人口多數的漢人被徹底解放出來，這個國家才能進行最大范圍的動員，爆發出被大清封印的潛力。從這個角度來說，鴉片戰爭以后，大清接連不斷的挨打，其實不是一件壞事。事實上，正是在挨打的過程中，大清的種族界限和儒家宗教逐漸崩盤，漢人的力量逐漸恢復，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就讓江山變了顏色。19世紀中期，大清接連挨了三次打，這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三次挨打的過程中，從嘉慶年間就初步崛起的漢人精英，逐漸掌握了武裝力量，有了和大清政權掰腕子、講道理的資格。例如曾國藩的湘軍，雖然在平定太平天國后已經16個月沒有發軍餉了，由于維護孔孟名教的起兵宣言，曾國藩也不可能起兵反清，便命令十幾萬湘軍卸甲歸田。但憑借征戰換來的軍功，曾國藩、唐訓方、曾國荃、劉坤一、劉長佑等湘軍將領，紛紛出任督撫、尚書等高級官員，并且極力提拔子弟和部屬，形成一股盤根錯節的湘系勢力。李鴻章的淮軍將近5萬人，每年領取軍費700萬兩，戰爭結束后分別部署在直隸、陜西、湖北、江蘇、陜西，成為維護大清政權的支柱性武裝力量。不過隨著天下太平，淮軍的軍費逐漸削減到300萬兩。左宗棠沒有龐大的嫡系軍隊，但憑借平定太平天國和收復新疆，左宗棠不僅是湘系勢力的骨干，也成為大清經營內陸、抵御俄國的代表人物，同樣有一大批文官武將追隨。這樣的局面，在大清國力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大清在內外戰爭中失敗了，傳統的滿蒙貴族遭到削弱，才有了漢人精英做大做強的機會。而那個籠罩大多數人的囚籠，繼續破裂的力量，則來自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們創辦工廠、派留學生出國求學。早在1862年，見識到洋槍洋炮威力的曾國藩，就在日記里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差不多相同時間，李鴻章的淮軍裝備了洋槍洋炮，和太平軍作戰時所向披靡，便給曾國藩寫信說：“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垺，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長可自立。”左宗棠也一樣，在浙江和法國組成法華聯軍，在和太平天國作戰的過程中，被法國的堅船利炮給震驚了，說“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得到這樣的認知，戰爭結束后，他們便自然而然的成為洋務派，創辦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蘭州毛紡廠等近代工業。而為了學習西方的技術知識，福州船政局創辦了福州船政學堂，聘用法國教官，招收14歲以下的少年，學習法文、幾何、微積分、航海理論、輪船制造等知識，從1877年起，畢業生們陸續到歐洲留學，學成歸國以后，他們成為中國第一代船舶工程師。江南制造局則翻譯了54種西方書籍，包括蒸汽輪機、鑄造技術、克虜伯炮操作手冊、使用化學入門等等。1872年，在容閎的建議下，曾國藩和李鴻章推動了幼童赴美留學，到1875年留美幼童已經達到120人。大清在挨打之后推動了這些事，當然是為了拯救政權的自保之舉，但創辦近代工業意味著漢人開始掌握新的生產力，學習西方知識意味著漢人開始掌握新的文化。這對突破大清二元制政權、以儒治國的舊傳統，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因為新的生產力和新文化，完全是另起爐灶的，和大清的舊勢力舊傳統，幾乎沒有任何關聯，一旦這些新生產力和新文化發展起來，便不可能對大清有絕對忠誠，反而會以此為基礎，構建新的上層建筑。大清以為是在自救，卻不知道，它已經點燃了星星之火。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崛起的年代，雖說點燃了漢人崛起的星星之火，但大清的舊勢力依然有相當強的力量。原本曾國藩和恭親王準備在翰林院選一批進士，學習天文算法知識，把新文化引入大清的上層建筑，但倭仁說：“立國之道，尚仁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并建議“以忠信為甲胄，以禮儀為干櫓”，用復古的方式重新塑造大清政權的上層建筑。面對這么強大的一股力量，慈禧太后自然不可能給恭親王、曾國藩太大的支持，畢竟倭仁代表的舊勢力是大清的基本盤，儒家的三綱五常是大清的政治正確。支持倭仁就是維護大清，支持恭親王和曾國藩是培育不安定因素，這層邏輯，慈禧太后是很清楚的。在軍事方面，雖然湘軍將領和淮軍成為大清最有戰斗力的軍事力量，但直到1890年代，大清依然保留著40萬綠營兵馬，每年消耗軍費600萬兩。八旗兵丁的戰斗力連綠營都不如，但做為大清的嫡系武裝，也不能裁撤，必須花費重金養著。這些舊軍隊的戰斗力不行，卻勝在人數眾多，和大清榮辱與共，屬于可以放心使用的自己人，同時也是制衡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精英的絕佳工具。在朝政方面，恭親王、醇親王陸續秉政，說明大清軍政事務的決策權，依然在滿洲和宗室的手里。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左宗棠的塞防路線，也是大清經營內陸的舊傳統，正所謂“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所以左宗棠的塞防路線，得到慈禧太后和軍機大臣文祥的鼎力支持，總共花費5230萬兩白銀，打了收復新疆的戰爭。晚清就在這種新與舊、滿與漢、海與塞、中與洋的糾葛中度過了三十年，慈禧太后用出眾的權謀手段，挑撥各方勢力互相斗爭，維系著大清的一線生機。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以及二元制異族政權的原生問題，直接導致大清在搞洋務運動的時候，不敢進行全民動員，大清的近代化成了只有機器沒有思想，只有朝廷沒有民族的瘸子。結果就是1895年的甲午戰爭，大清敗給民族主義動員起來的日本，不僅徹底徹底撕下李鴻章“裱糊匠”的遮羞布，也打破了“同光中興”以來，大清各方勢力的脆弱平衡。甲午戰敗以前，西方列強還對大清抱有一絲敬意，感覺大清雄踞東亞，不是好惹的，結果脫亞入歐三十年的日本，一戰擊敗大清，讓西方列強看到大清外強中干的事實，迅速掀起瓜分大清的狂潮。通過“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德國得到膠州灣99年的租借權，以及在山東境內修鐵路的特權。俄國大踏步進入東北，并以保護大清不被德國侵略為借口，得到旅順和大連。英國瓜分了威海衛和香港新界，逼大清表態，不將長江流域割讓給其他國家。法國得到廣州灣，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廣東、廣西、云南建立勢力范圍。短短兩三年時間，西方列強得到的利益，比此前三十年的利益都要多。那些讀圣賢書的文官士大夫們，原本以為大清只是器械落后，文明程度還是遠超西方蠻夷的，然而脫亞入歐的日本擊敗大清，讓他們想明白一個問題：于是最保守的文人士大夫們，逐漸拋棄了傳統的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擁抱西方的文化和制度，這點是沒有疑義的，爭論的地方無非是君憲、共和、革命，到底哪一種西方文化和制度適合中國，以及怎樣和中國相結合。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發起的戊戌變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李鴻章的淮軍在朝鮮一觸即潰，證明單純購買器械武裝軍隊的效果并不好，1900年爆發了“八國聯軍”侵華，要求大清連本帶息賠款9.82億兩白銀，更加深了“大清武德衰落”的事實。回頭再看倭仁的“以忠信為甲胄，以禮儀為干櫓”，感覺就是個笑話，淮軍、綠營、八旗等武裝力量，更是狗肉上不了大席，不值一提。大清走到這一步，就面臨一次不亞于入關的重大抉擇——守舊還是改革？1644年不入關，大清還能做遼東的地域性強權，1900年前后的大清做為全國性政權，東北又被漢人占了，那么除了改革弊政延長政權壽命以外，大清已經沒有退路了。漢人督撫和地方士大夫們也支持改革，因為他們都是依附于大清政權生存的，如果大清政權消失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也會化為烏有，對他們來說，保大清就是保自己。
所以經過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的打擊，大清的二元制政權和以儒治國的路線，已經徹底破產，那個籠罩四萬萬漢人的囚籠，被日本和西方列強打的稀巴爛。在一片廢墟之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那一代精英培育起來的新生產力和新文化，終于可以脫離舊制度、舊傳統、舊勢力的束縛肆意生長。而大清的改革需求，和新生產力、新文化結合起來，就是漢人崛起重造中國的絕佳機會。慈禧太后從西安回鑾以后，開啟的晚清新政改革力度很大，除了改革官制、創辦郵政、修建鐵路等傳統改革項目以外，對大清政權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三項改革內容。自從唐朝以來，科舉就是朝廷和地方文人之間的聯系紐帶，不管哪個王朝統一中國，只要開科取士，并維護地主文人的利益，就能迅速建立穩固的統治。也正因為有了科舉，地主文人才有上升通道，快速建立起對王朝的忠誠。1905年，大清決定廢除科舉，用新式學堂來培養人才。當年大清就有4222所新式學堂，92169名學生，到了1909年，新式學堂總數達到52348所，學生156萬人。看起來大清的新式人才指數級增加，但問題是，新式學堂是擴招的，畢業生不一定能得到官職，也沒有穩定的仕途晉升通道，而曾經取得功名的文人，所擁有的特權也消失了。既然大清給不了地主文人利益，那地主文人對大清的忠誠度，必然直線下降，在新式學堂讀書的學生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必然對大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感興趣。這就意味著，大清和地主文人的紐帶切斷了，大清政權在地方的影響力快速流失。此外，家資富裕的年輕學生們，很多都選擇到日本留學，到1906年底，留日學生便暴漲到將近2萬人。這些人受到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的刺激，內心非常敏感，偏偏日本人認為大清是戰敗國，整天嘲笑留日學生是“清國佬”、“支那豬”，導致留日學生們感覺非常屈辱。這樣一來，留日學生們便開始探討國事，但是在日本留學，他們又不可能大張旗鼓的罵日本侵華，所以討論話題便集中在國內，說來說去，得出一個共識：國勢淪落，都是大清朝廷無能，要想振興中華，必先推翻大清。“誅絕五百萬有奇批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總的來說，留日學生和新式學堂的學生們，接受了大清提供的教育，卻在新文化的熏陶下走向大清的對立面。早在甲午戰敗后，大清就知道淮軍、綠營、八旗不行了，命袁世凱在直隸創辦“新建陸軍”，張之洞在湖北創辦“自強軍”，這是大清創辦新式陸軍的起點。1901年，大清正式決定改革，便命令各省巡撫創辦武備學堂，培養新式軍官，并取消30%的綠營兵員。1904年，大清重新規劃軍事改革，決定訓練36鎮新式陸軍，并公派學生到日本留學。要么是政權起家時從零開始組建，軍隊和政權一起成長，并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產生了血肉相連的感情。要么是政權改革利益結構，在龐大的受益群體中招兵買馬，完成政權和軍隊的利益捆綁。但大清創辦的新式陸軍，既沒有和政權之間的血肉聯系，兵員和將領也不是大清改革的受益群體。這樣的新式陸軍，對大清自然沒有認同感，無非是當兵吃糧罷了。而且大清創辦的武備學堂，要教學生們新文化，派到日本的留學生，也會受到日本民族主義的熏陶，必然要和反滿的留日學生們合流。到頭來，大清新式陸軍的軍官來源，也是一群和舊勢力毫無關聯、在新文化熏陶下堅定反滿的青年學生。1908年8月，大清宣布實行憲政，準備先成立咨議局，8年后頒布憲法，9年后召開國會，正式成為憲政國家。按照大清公布的咨議局成員選舉章程，有關“投票資格”是這樣說的：滿足任一條件的人，都能參加投票，這意味著，選舉出來的咨議局成員，也必然是擁有以上條件的人。在那個年代能到新式學堂讀書、中過生員功名、做過七品文官或五品武官、擁有五千元以上的資產，毫無疑問都是地主、士紳、豪商，他們都是地方勢力的代表人物。而地方勢力的訴求，往往是侵吞朝廷的權利，壯大地方勢力，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順理成章的壯大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勢力代表的是新生產力，積極參加咨議局的選舉，最想要的是地方自治。大清到底給不給地方讓渡權和利？不讓，咨議局里的地方勢力代表就要爭權利，讓了，那大清還是大清嗎？所以，不管大清改革如何眼花繚亂，以上三項改革的核心內容，基本就把大清的命給革掉了。慈禧太后在的時候，還能憑借主政數十年的積威，把反抗的聲音暫時壓下去，一旦慈禧太后死了，早已被漢人滲透成空架子的大清，也就進入倒計時了。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去世，1909年各省咨議局舉行第一次選舉，結果毫無懸念，當選者都是40歲左右的地方勢力代表人物。原本這些地方勢力的代表人物，準備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老一輩一樣，從大清手里奪走地方權利以后，與大清和諧相處一段時間的。但就在咨議局召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很多省份的咨議局就和督撫爆發了沖突。因為在大清看來，咨議局就是個裝飾品，從來沒想過把地方權利讓給地方勢力，所以各省的實際權力依然在督撫的手里，對于咨議局的決定，督撫有否決權。這就惹怒了咨議局的成員們——“我們要的是地方實際權利，不是做政治花瓶，必須盡快召開國會，把地方權利交給我們。”在這樣的背景下，1910年，大清爆發四次進京請愿活動，要求立即成立責任內閣、召開國會，為了表達不滿，很多省份甚至出現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的事。攝政王載灃面對民意洶洶，被迫宣布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并于1911年5月提前成立責任內閣，從總理大臣到各部大臣共13人，只有徐世昌、梁敦彥、唐景崇、盛宣懷是漢人，另外9個都是滿人，其中6人是皇族宗室。各省咨議局的成員們，想的是召開國會后，由各省咨議局出人來組建內閣，從而由代表新生產力的地方勢力代表人物，掌握大清政權。但攝政王載灃想的是，要把祖宗傳下來的家業，牢牢掌握在手里，千萬不能把政權交出去，那樣大清就亡了。經過“皇族內閣”的鬧劇，各省地方勢力也想明白了，大清指望不上了，要想得到想要的一切，只能推翻這個異族的政權。而自從1905年起，代表新文化的留日學生和留日軍官們，就在日本東京逐漸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開始光明正大的宣揚革命，回國工作以后，他們又把革命的思想傳播開來，并和江湖會黨建立了緊密的聯系。所以到了1911年，代表新文化的青年學生、代表武裝力量的新式陸軍、代表新生產力的地方勢力，以“排滿反清”為最大共識，結成了漢人大聯盟。大清走到這一步，曾經睥睨東亞的二元制政權，已經成了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也就是在“皇族內閣”成立不久，大清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收歸國有，為了收購這兩條鐵路的股權，大清準備向外國借貸一筆巨款。鐵路是高投資項目，例如粵漢鐵路，當初募股的時候要4兩銀子才能購買1股，而當時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開銷，也只要2兩銀子，所以粵漢鐵路的每股單價，相當于現在的6—8千元。單價這么高，投資人的目的就是獲得高回報，現在大清上下嘴皮一碰，就要收歸國有，這就在剝奪地方勢力的政治權利之后，還要剝奪他們的經濟利益。而且大清向外國借款，誰知道是真的收購鐵路，還是武裝軍隊鎮壓地方？如果真的收購鐵路也就罷了，可要是武裝軍隊的話，那漢人不僅要做回康乾時代的農奴，還要繳納賦稅替大清還款。于是西南地區立即爆發了保路運動，大清把湖北新軍調到四川平叛，這就導致湖北省府武昌的軍事力量虛弱下來。正巧，10月9日，湖北新軍的孫武等人配置炸彈時，炸彈不小心爆炸了，軍警開始搜捕革命黨。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臨時決定，10月10日夜晚發動起義，凌晨便攻破湖廣總督府衙門，第二天下午，湖北軍政府成立。湖北脫離大清以后，南方各省立即響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大清便失去半壁江山。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那孫中山沒有直接領導起義，為什么選他做臨時大總統呢？早在1895年，孫中山就在廣州發動起義，成為反清革命的先行者，而那時大清剛經歷甲午戰敗，社會風氣正開始向反清革命轉變，于是已經發動過起義的孫中山，便成為反清革命的代表人物。此后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擬定“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綱領，給反清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最重要的是，孫中山常年游走國外，和海外華僑、外國政府的關系比較密切，屬于反清革命陣營里，唯一能溝通中外的人物，這在列強環伺的晚清，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能力。所以在武昌起義后，孫中山是革命陣營里，各省、各山頭都能接受的人物，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非他莫屬。就這樣，統治中國267年的大清王朝，在新文化、新勢力、新生產力的沖擊下滅亡了。晚清的新文化、新勢力、新生產力的起源，都是來自西方列強，而西方列強的勢力范圍基本都在中國沿海城市，最多再經過大江大河，傳到內陸省份的省會城市。這就意味著，反清革命的成員們，思想更傾向于西方，活動范圍局限在城市，他們和中國廣袤的農村幾乎沒有關聯。所以武昌起義只是發生在城市的軍事暴動，根本沒有改變農村的生產關系，更沒有把新政權的觸角伸入農村，這樣一來，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不徹底的革命。真正改變這種革命趨勢的，是由大學教授和城市精英發起，隨即扎根農村發展壯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而發現農村蘊藏的磅礴偉力，打土豪分田地改變農村的生產關系，并動員農民參軍作戰保家衛國的，是五千年來最偉大的領袖——偉大領袖。接下來的日子里，這些推翻大清的漢人們，將根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組織、不同的地域，不斷的分化組合，最終涓涓細流歸入大海，共同締造了一個崛起奮進的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