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清朝寫了三篇，再接著寫一篇袁世凱稱帝吧，這件事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延續，甚至是清末新政的延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大清失去半壁江山。在失去東北退路以后，面對洶涌澎湃的反清浪潮，大清走到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十字路口。毫無疑問，對于一個統治中國276年的政權來說，輕易放棄江山是不可能的，而大清麾下最強的武裝力量，便是北洋六鎮。于是在排擠袁世凱收回軍權、重用滿人成立皇族內閣的基礎上，攝政王載灃派鑲黃旗人、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準備一舉撲滅革命黨，再造大清江山。結果蔭昌對軍事一竅不通，也毫無統兵實戰的能力，徹底辜負了攝政王載灃的期望。皇族內閣的總理是慶親王奕劻，副總理是那桐和徐世昌，這三個人都是袁世凱的政治盟友，而袁世凱繼承了李鴻章的衣缽，統領北洋十余年，是北洋六鎮官兵都服氣的老領導。載灃遭遇巨大的軍事政治失敗，又見群臣的意見一致，便在10月14日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到湖北后又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命他全權鎮壓起義。隨后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11月底便焚燒漢口、攻克漢陽，將革命軍逼到武昌城里。同月袁世凱任命張廣建為山東布政使，讓他奔赴濟南收取山東。12月，袁世凱派北洋軍第三鎮兵臨娘子關，挫敗閻錫山和吳祿貞的晉燕聯軍。命河南布政使倪嗣沖統兵進入安徽，北洋軍第二鎮統制王占元統兵逼近潼關。這一系列戰事，意味著袁世凱鞏固了大清北方局勢，隨時可以提兵南下，和革命黨會獵于江南。所以在1911年底，袁世凱是大清唯一能用的人，袁世凱的一舉一動，決定了大清的命運，乃至中國的走向。南方的起義軍雖然人多勢眾，擁有的兵力總數也占絕對優勢，但問題是，起義隊伍里的實力派如新軍統領、咨議局成員、豪商士紳等等，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擴大地方權力，對戰爭并沒有太大的熱情。而革命黨扎根于城市，論戰于報紙，根本沒有左右局勢的實力，能掀起這么大的革命運動，無非是在漢人對大清不滿的歷史進程中，革命黨“排滿反清”的口號，成為最大公約數，團結了大多數地方實力派而已。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起義陣營的目的不同，并沒有統一的領導，不能有效調動人力物力。所以在北洋軍的幾次打擊后，起義軍便提出議和的要求，說只要袁世凱能調轉槍口，逼大清皇帝退位，就擁戴袁世凱做大總統。而經過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英法德日美俄等國，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利益，已經有相當大的規模，他們特別害怕南方的反清革命燃起熊熊烈火，掃蕩了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這些國家也在積極調停南北戰爭，希望中國保持和平狀態，保證他們的利益不受損害。如果南北戰爭實在停不下來，這些國家就準備出兵，直接干涉中國內政了。外國對南北戰爭的立場，導致辛亥革命后獨立的省份，特別擔心外國出兵干涉，重演一次八國聯軍侵華。真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必然受到損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一定能保得住。既然外國希望和平，起義陣營希望和平，大清唯一能用的人是袁世凱，那么議和這件事，便是南方、外國和袁世凱的三方談判。繼續在滿人帳下做奴才，隨時被王公們替換掉，還是順勢而起，做開朝立國的大總統，這個選擇其實并不難做。1912年1月1日，南方各省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說就任總統是因為南方各省缺乏統一機關，不利于和大清朝廷對等談判，暫時就任而已。1月12日，慶親王奕劻在朝堂提出，民國政府有待清室的條件。1月16日，袁世凱親自逼宮，說大清皇帝退位后仍保持尊號，享受歲費。1月26日，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將領發出通電，請求大清皇帝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優待清室條件》，帶著溥儀退位。中國歷史上流血最少的一次改朝換代，就這樣輕松完成了。原本辛亥革命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后，孫中山等人發現，如果和大清一刀兩斷，就失去了滿蒙疆藏等地的法理依據，中華民國的合法領土，就只有漢地十八省。為了繼承大清的政治遺產，他們便出臺了《優待清室條件》，允許大清皇帝繼續使用尊號，中華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對待，每年撥給費用四百萬兩，大清王公的世襲爵位稱號不變，滿蒙回藏的王公世襲爵位不變。通過這些條款，中華民國保證了滿蒙疆藏王公的既得利益，換取他們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以及大清和中華民國的合法過渡。總的來說，中華民國就是沒有愛新覺羅家的大清，但因為政體改變，中華民國沒有自古以來的神圣皇權加持，權威遠遠不如大清。
袁世凱則風云際會，憑借北洋將領的支持，外國、革命黨、大清的互相妥協，搖身一變成為這個新政權的大總統。
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共同把袁世凱推到大總統的寶座上，看起來袁世凱得到天大的便宜，實際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是個燙手山芋。在政治方面，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依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實行的是總統制，大總統不僅是國家元首，還是政府首腦、海陸軍最高統帥。但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以后、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這樣一來，袁世凱的中華民國大總統便成為虛職，實權屬于可以競選的責任內閣。孫中山等人之所以這么做，目的就是希望讓出大總統寶座以后，還能通過選舉組閣，重掌中華民國的軍政大權。事實上，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以后，同盟會也改組為國民黨，雙方始終在扯皮斗爭，導致一年的時間，內閣總理就換了三個。這樣的混亂政局，非常不利于民國的中央政府統一意志，推行建設國家的政策。大清的最后幾年，不論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還是貶黜袁世凱、設立陸軍部和海軍部，從某種程度上說，都是大清在向地方實力派收權，重建中央集權制度。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督軍、市長、議長等實力派，很快就利用改朝換代的機會，得到職權范圍內的財政權和人事權。這意味著晚清的中央集權功虧一簣，原本屬于中央的權力下移到地方。既然地方得到財政權和人事權，便會提出地方自治的政治綱領，并截留稅收留在地方使用。這樣一來，袁世凱的中華民國，能從地方提取到的財政收入就非常有限。據留下來的歷史檔案顯示，民國初年各省的農業稅，大部分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真正的財政收入只有海關關稅和鹽稅。大清時2.9億兩的年度財政收入，民國初年連一半都得不到。民國繼承了大清的政治遺產，做為代價，必然要繼承大清的債務，所以袁世凱剛做大總統，就接手了大清留下的5.26億美元的債務，此外還有全部公職人員的工資、全國50萬軍隊的軍費、政府和軍隊的日常開銷。以虛弱的財政應付如此龐大的開銷，民國政府顯然力不從心。所以說，做了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其實是接了一個燙手山芋。袁世凱是在大清朝堂搏殺數十年的政治強人，麾下有全國最精銳的八萬北洋軍，面對紛繁復雜的民國政局，政令不行的弱勢政權，他會怎么做呢？當然是肅清政敵，整頓吏治，重建強悍的中央集權制度。他在大清時期就是知名的改革派人物，不論是編練新軍、創建警察制度，還是設立新式學堂、開辦礦務總局、協助預備立憲，袁世凱都是主導這些改革事務的人物之一。而且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貶黜回家，正是因為大清皇族要搞中央集權，這件事的前因后果，很難說袁世凱沒有深度思考過。那么民國的亂象從何而來，因何而起，袁世凱也不可能不清楚。所以袁世凱要重建中央集權制度，本質上是和革命黨合流推翻大清之后，以漢人的身份接續大清中央集權的路，反過來對付奪權的革命黨。因為1913年2月，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多數席位，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理事長宋教仁即將出任內閣總理，組建國民黨的責任內閣，并繼續在法律層面削弱大總統的權限。
一旦宋教仁組閣成功，便意味著國民黨重新取得民國的政權，那袁世凱準備重建中央集權的野望就要破滅，宣統年間出兵打仗、和革命黨談判、回京逼宮也都成了給國民黨做嫁衣裳。這不是被人耍了嗎，對于袁世凱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這能忍？歸根到底的說，宋教仁不是死于袁世凱的野心，而是死于國民黨和北洋的權力斗爭，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斗爭，政治強人袁世凱和革命領袖孫中山的斗爭。宋教仁死后不久，孫中山就到上海和黃興見面，提出要武力討袁，同時報紙上發表《大總統之叛逆》之類的文章，在輿論上批判袁世凱。民國政局走到這一步，袁世凱也知道，政治分歧最終要用軍事來解決，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于是在4月份以鹽稅為抵押，簽訂了“善后大借款”的協議，向英法德日俄借款2500萬英鎊。緊接著在5月份，袁世凱命段祺瑞為代理國務總理，并和黎元洪結盟，派一萬精銳軍隊開進湖北，占據了長江上游的有利位置，從而在北、西兩面戰略包圍東南地區。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正式爆發，安徽、廣東、福建、上海等地紛紛宣布獨立，但短短三個月后，馮國璋便攻占南京，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失敗的這么迅速，除了沒有直屬軍隊、實力不強以外，根本原因在于，袁世凱能用鹽稅抵押借到2500萬英鎊，孫中山卻沒有抵押物，向外國借不到錢。孫中山曾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日本給袁世凱借了錢，當然希望袁世凱打贏戰爭，然后獲取豐厚的回報，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并不熱心。而這次戰爭的勝利，最大戰果是袁世凱的北洋軍占領了云南、貴州、廣西、浙江、福建、四川、疆藏之外的大部分省份，在全國各派勢力中，擁有絕對壓倒性力量。至此，袁世凱的地位徹底夯實，他終于可以推行中央集權了。于是在1913年底，袁世凱宣布國民黨為非法組織，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并下令解散各級議會，這樣就沒人能對袁世凱指手畫腳了。隨后袁世凱發布政令，廢除各省的自治權，并任命了省巡按使到縣知事的各級行政官員，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軍政體系。袁世凱是1859年生人，在出任民國大總統之前，始終在大清朝堂做官，不是追隨李鴻章和榮祿做事，就是和慶親王等滿洲王公結盟，要么就是給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攝政王載灃跪下磕頭。在新生的民國政權，袁世凱這代人是老派人物，身上有濃厚的舊時代習氣，在他們的認知里，君臣綱常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東西。那么要重建中央集權，身處民國的袁世凱，就沒有任何現代經驗可以借鑒，他唯一可以借鑒的經驗是被時代拋棄的大清。所以在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權以后，袁世凱認為還缺一個東西——皇帝。民國大總統雖然也是國家元首和軍隊統帥，但和自古相傳的皇帝相比，皇帝有“君權天授”的神性，以及兩千年歷史的強大慣性，在世人的心目中，皇帝的權威遠遠超過大總統。如果能重立皇帝，用皇帝的權威重建中央集權，是不是比大總統更好一些？就這樣，在公私兩方面因素的驅使下，1915年12月，袁世凱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登基稱帝，成立中華帝國。但是袁世凱沒有想到，他走到這一步，反噬也就開始了。
對于四萬萬老百姓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態度，只要能驅除外侮守護太平，讓老百姓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不論民國大總統還是洪憲皇帝，其實都一樣。對于袁世凱來說，稱帝是重建中央集權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因為稱帝意味著重建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法統，追隨袁世凱的，主要是楊度等君憲理論的擁護者。那為什么和袁世凱共事的大清遺老們，不積極擁護袁世凱呢？他們當然擁護君憲制，但宣統皇帝還在紫禁城呢，人家愛新覺羅家276年的江山，論法統論權威，都比袁世凱強太多，如果是擁護君憲，他們寧愿擁護宣統皇帝，也不擁護袁世凱。所以袁世凱稱帝，君憲制的大多數擁護者成了看戲的一群人。那些督軍、議員、官員、地主豪商們，已經在辛亥革命后擺脫大清的束縛，在民國初年的紛亂政局中嘗到甜頭，不僅保住了經濟利益，還擴大了政治權利。“二次革命”后袁世凱重建中央集權，讓他們非常不滿意。而且袁世凱派到各地任職的北洋軍政官員，在擁有地方權力之后，也和當地的士紳名流、地主豪商合流，成為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
例如在南京任職的馮國璋，保護東南地方的利益，其實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袁世凱以民國大總統的身份稱洪憲皇帝，就完全破壞了自己施政的合法性，地方新舊實力派們便有了充分的條件，向民國初年的中央集權傾向反撲。具體的做法很簡單，他們假意贊成袁世凱稱帝，等改元詔書發布以后，更改國體便成為事實，地方實力派們迅速起兵，以討袁的名義重建地方權力體系。雖然沒有全國性的串聯，但很巧合，這是全國地方實力派的共識。
1915年12月“改元詔書”發布，同月，梁啟超和蔡鍔就組織起“護國討袁”運動，武力捍衛共和國體，袁世凱命四川巡按使、成武將軍陳宦征討護國軍，結果陳宦和護國軍達成和解。而坐鎮南京的馮國璋，既不支持袁世凱稱帝，也不支持護國軍，領導東南地區和云南、北京鼎足而立。眾叛親離之下，袁世凱深感政治生命已經終結，謀劃數年的中央集權也走不通了，1916年6月因尿毒癥去世。袁世凱稱帝當然是歷史的倒退，這篇文章絕不是給袁世凱洗白，我想說的是——袁世凱稱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清末新政的延續，是袁世凱這個老派人物唯一能想到的重建中央集權的手段。袁世凱稱帝失敗，也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脈相承，都是政治、經濟、軍事權力下移到地方以后，對中央集權的抵制。袁世凱失敗之后，各省的實力派再無約束，聯省自治一度成為主流政治理念。打著聯省自治旗號的北洋軍閥們，動不動就脫離中央政府的管理，主張聯省自治的廣東軍閥陳炯明，最終也坑了孫中山。既然亂世是地方實力派爭權奪利開啟的，那么終結亂世的，便只能是自下而上鬧革命，從基層農村開始重建地方權力結構，鏟除地方實力派存在的土壤，進而重建中央集權的農民革命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重建中央集權是發軔于晚清，收功于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