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01公元636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給唐太宗李世民提了一個建議:“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緡是串錢用的繩子,一緡能串一千錢,所以緡也就成了貨幣單位,一緡等于一千錢,數百萬緡就是數十億錢。在百廢待興的貞觀年
間,不管怎么算,這都是一筆龐大的財政收入。但李世民拒絕了權萬紀的建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李世民說,他貴為皇帝,要的不是錢而是人才,隨后李世民以“專言稅銀之利”,罷黜了權萬紀,讓他回家閉門思過。可以說是李世民求賢若渴,可以說是儒家的道德觀削弱了國家財政,甚至可以說是權萬紀不懂為官之道,但這篇文章想說的是另一個角度——“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來,古代王朝不講經濟,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秦漢隋唐是中國歷史的上升期,國力強盛四夷賓服,宋元明清是中國歷史的衰落期,除了短暫的雄起以外,總是國力不濟社會疲沓。中國歷史的兩個千年截然不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古代王朝不講經濟”起碼是原因之一,也是漢唐強盛明清衰敗的歷史規律之一。不論是秦漢的三公九卿、郡縣制、軍功授田也好,隋唐的三省六部、州縣制、計口授田也罷,社會經濟往往是由政府主導的,也可以說是政府官員主導的。而秦漢隋唐時期的生產力不發達,市場經濟也不繁榮,那么在政府主導社會經濟的背景下,經濟很容易實現大一統,利出于一。這樣一來,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統籌財富和資源,進行日常運作、救災、戰爭等大型事務,卻很少遇到純粹經濟層面的抵制和反彈。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對抗,幾乎都是地方豪強和中央集權的權利矛盾,而不是政策調整、作物種植等經濟問題。于是在制度層面,中央集權的國家和政府,完全可以涵蓋社會經濟,形成政治、經濟、軍事、人才的合力,打造出強悍的國家機器。可以說,生產力不發達,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是漢唐強盛的重要基礎。于是“不講經濟”的秦皇漢武唐宗,才能盡情揮灑天賜的雄才大略,秦漢隋唐和周邊部族的技術代差,也被強悍的國家機器無限放大,千年來總體是走上坡路的。但是從宋朝開始,隨著江南開發成熟、占城稻的種植、煉鐵水平進步等因素,中國的生產力極大發展,這意味著市場經濟有了存在的基礎。于是宋元明清的主要經濟力量是市場經濟,秦漢那種國家壟斷大部分經濟的模式很難生存下去,隋唐那種國家分配土地的模式也沒有復興的可能。中國歷史的后一千年,土地買賣租賃和遠程貿易的規模,逐漸壯大起來。在秦始皇創立的中央集權國家里,中央政府不能如臂使指的主導經濟,就意味著政權和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離的。而且王朝政權內部和市場經濟主體內部,都有復雜的派系斗爭、地域斗爭、市場斗爭等等,為了生存下來,市場經濟的主體們必須在政權內部,尋找一座靠山,達到合作共贏的目的。這種例子有很多,如李鴻章和盛宣懷、左宗棠和胡雪巖、嚴嵩和沈一石。結果就是,市場經濟繁榮了,人民有了更多的選擇,但這也導致政治和經濟不能形成合力,很多時間都處于劇烈內耗之中,并衍生出強大的官僚資本勢力。在宋元明清時期,國家想回到漢唐那種強盛的局面,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出現王安石、朱元璋、乾隆這種不世出的強勢人物,憑借強人的力量,壓服朝野各派,凝聚共識。所以在中國歷史的后一千年,王朝總是出現幾個高光時刻以后,便迅速回到疲軟拖沓的狀態,很難和漢唐一樣,長期保持進取的勢頭。那市場經濟的主體執掌政權,能不能把中央集權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呢?重文抑武的南北宋,土木堡之變開啟的中晚明,其實就是中央集權和市場經濟深度融合的政權,結果可謂是兩場大災難。因為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國只能實行中央集權制,由國家和各級政府來調集、分配財富資源,這種上層建筑傳導到社會上,便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那么當市場經濟的主體擁有政權以后,首先要做的就不是發展生產力、改革生產關系、到長城大海以外開拓市場,而是利用到手的權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防止利益被他人侵占。等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護以后,他們便成為不勞而獲的食利者,然后要做的,便是掀起殘酷的內部斗爭,加固這份權力。宋明那些擁有土地、當鋪、絲綢店、礦山的士大夫們,就是這么做的。美國源自西歐,西歐源自羅馬和希臘,歷史和地理決定了這些國家不需要政治上的、制度上的中央集權,也就沒有這樣的傳統。于是當資本主義理論、共同的利益、社交圈子把市場經濟的主體團結在一起時,他們通過競選議員、推舉總統等方式,便形成了經濟層面的、虛化的中央集權,比較容易形成政權和經濟的合力。不論他們有什么內部斗爭,起碼在共同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是有共識的,也比較容易建成國內高層的統一戰線。所以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就成了世界資產階級最后的退路,即便幾十年后美國衰落了,可能這層屬性也不會改變。總的來說,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前一千年,中國的制度優勢,產生了秦漢隋唐等強盛國家,指哪打哪所向披靡。但后一千年的市場經濟逐漸繁榮起來,除了政治強人整合資源,締造短暫的強盛局面以外,總趨勢是疲軟甚至走下坡路的。以上就是這篇文章要說的歷史規律,可以做為解釋中國歷史變化的角度之一。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經濟,實現了經濟層面的大一統,于是經濟、政治、軍事、意識形態形成合力,雖然不怎么富裕,但舉國一致,不管什么困難都能克服。后三十年實行了市場經濟,人民群眾的政治屬性減弱,幸福指數直線上升,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代價就是舉國一致不再存在,各種內耗都出來了。當然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著先后繼承關系,不能互相否定,這篇文章也不是要評價前后三十年,只是聊個歷史規律罷了。至于以后如何在國家政權和市場經濟之間,形成持久的平衡,并提出一套大家都認可的理論,凝聚人民的共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這種事就和算法似的,只要有大量的案例、經驗、事實投喂,終究是可以做到的。畢竟現在的生產力和古代的生產力,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也應該比古人更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