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前，中芯國際發布公告表示：“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and Security）已根據美國出口管制條例EAR744.21(b)向部分供貨商發出信函，對于向中芯國際出口的部分美國設備、配件及原物料會受到美國出口管制規定的進一步限制，須事前申請出口許可證后，才能向中芯國際繼續供貨。”

也就是說，作為目前大陸最先進的晶圓代工廠，承載著中國芯片先進制程的希望，中芯國際被美國緊緊盯上了。

這并不是中芯國際第一次被各方勢力撕扯，由于芯片行業的特殊性，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國際技術輸入一直是中芯國際成長的兩根支柱。而這兩根支柱卻本身就存在周期性的沖突，再加上資本方盈利的訴求，中芯國際宛如一位雜技演員：

在高空的鋼絲繩上小心翼翼的保持平衡。

1997年7月，以西方國家為主的33個國家在維也納簽署《瓦森納協定》，約定一起限制被封鎖國家的關鍵技術和元器件進口。2000成立的中芯國際受此限制，在成立第一年，向美國應用材料購買雙電子束系統時，就曾被布什政府凍結產品出口許可。

此后，為了避開《瓦森納協議》的管轄，中芯國際一度將注冊地選在開曼群島，大量引入外資股東，采用收購二手摩托羅拉工廠、購買二手設備、以及轉向第三國企業求助等方式來解決眼前的困境。

這只是中芯國際九九八十一難的第一步，從為了避開美國禁運而引入外資入股；到企業做大做強與股東利益、產業自主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再到創始人張汝京出走、董事長江上舟過世、艱難時期CEO因為股東矛盾不歡而散……

為平衡各方勢力與訴求，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中芯國際，都踩在一根高懸的鋼絲之上，每一步決策都走得小心翼翼。

如今，國際國內兩根支柱沖突日益激烈，中芯國際的鋼絲走的也越來越晃，而這一次美國商務部的管制條例，無疑又狠狠的拉扯了一把這根鋼絲。

一路結盟，中芯國際的股東數量也從2000年剛成立時的16名，一路膨脹到4年后美國上市時的75個。

憑借著這種特殊的背景，中芯國際既有大陸的給錢又給地的資本扶持；又有國際一線企業給予的技術與客戶資源。剛一成立，就成為了明星級別的“國際戰隊”。

成立初期，利用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后的半導體低潮期，中芯國際在當時張江169元/平米幾乎白送的土地成本之上，以低價購入了大量設備與廠房，加上大陸的工程師紅利，當時中芯國際新廠房的固定成本，甚至做到了比臺積電還要再低38%，變動成本也同樣低了15.8%。[3]

聚齊了天時地利人和，成立僅僅兩年多時間，中芯國際的單月芯片產量就突破10萬片。并一舉在2003年底，拿下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廠的寶座。

而這也讓作為半導體代工龍頭的臺積電坐不住了。2003年年底，以技術侵權為由，臺積電一紙訴狀將中芯國際告上了位于美國加州的法庭，要求賠償10億美元。

因為建廠之初，張汝京曾經雇傭了180位前臺積電員工，到了中芯國際之后，這些工程師難免把一些在臺積電中使用的技術順手照搬過來。這也就導致中芯國際應對臺積電的調查時，顯得十分的被動，當時兩岸的緊張關系，更是讓斡旋成了幻想。[4]

最終，官司拖到了2005年，疲于應對的中芯國際選擇了和解，向臺積電共計賠償1.75億美元，并簽下了“中芯的所有技術都需供臺積電自由檢查”的喪權條約。

只可惜，1.75億的和解費，只換來了不到一年半的和平。

2006年中芯國際融資前夕，臺積電以中芯國際違反《和解協議》為由，再次要求賠償。

這次，中芯國際做出了積極的回應：臺積電在美國加州的訴訟，那么中芯國際就在北京高院反訴。這一步棋巧妙之處在于，大陸的審理時間早于加州法院，這會提早暴露臺積電所掌握的證據，也將留給中芯國際充分的反應時間。

但事與愿違，就在中芯國際風雨飄搖的時刻，輿論對于中國芯片產業的包容，也降到了前所的低谷。

2006年1月，上交大教授陳進“漢芯造假”丑聞被曝光，一度讓公眾將中國半導體與騙子畫上了等號。而半導體行業“發展周期久，出成績慢”的特性，更導致了各方爭議之中，國家對于芯片項目的扶持也在一段時間里放慢了腳步。

就連一向對中芯國際照顧有加的上海市，當時也正為華虹NEC和宏力整合忙的焦頭爛額；加上中芯國際股權表面上的外資屬性，當年中芯國際在大陸的訴訟，竟以北京高院駁回全部訴求而告終。[5]

3個月后，臺積電在美國再次勝訴。中芯國際除賠款外，又交出了10%的股份。與臺積電和解協議公布的當天，張汝京的辭呈，也在律師的建議之下一并遞交給了董事會，整個業界掀起軒然大波。

至此，中芯國際的張汝京時代徹底結束，但沒人想到，這家企業的動蕩才剛剛拉開了序幕。

事實上，關于張汝京的出走，臺積電的施壓，只是導火索；企業中各派勢力的矛盾，才是導致了前十年間中芯國際問題的根源。

前面提到，中芯國際創立之初，為了規避風險，曾吸納來了國企、外企、上游客戶等各方資本加盟。

相應的，中芯國際內部的勢力，也就被分割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作為大股東，想要借著中芯國際，來扶持本土產業鏈的政府與國企派力量；

第二派，是作為實控人，想要將企業做大做強、向國際化格局發展的臺灣派高管；

第三派，則是以實現盈利為最終目的的眾多海外投資者。

看起來，三派都是為了中芯好，但扶持本土、做大、盈利，在當時中國半導體產業積貧積弱的前提下，卻是一個根本無解的死循環：

首先做大與扶持本土之間的矛盾。中芯國際要想獲得一流客戶的認可做大，就必須將美國客戶放在第一位，在力不能及的情況下，過多扶持本土企業，只會將自己一同拖入泥潭；

其次是做大與盈利的之間的矛盾。當年，為了將企業做大，張汝京曾一手主導了中芯國際的菱形布局。即：除了上海本部，中芯國際還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漢、深圳各地建設新的產線，一方面貼近下游客戶，另一方面，利用當地的產業優勢與政府扶持，快速崛起。[5]

但是，并不是工廠建好，就能盈利的。加上當時中芯國際重點發展的存儲代工，又是一個周期波動極大的產業，即便成熟大廠，掙一年，虧三年也是常有的事。

這也就導致，成立初期，中芯國際的工廠建的越多，虧得也就越多，從2000年創業，一直到2009年張汝京卸任，整整十年，中芯國際的利潤都持續為負。

各方訴求難以同時滿足，公司治理中，矛盾也就不時的冒出頭來。

張汝京任期內，他一直試圖在這三者之間維系小心翼翼的平衡。但就像走鋼絲，一旦臺積電等外力施加而來，平衡就會立刻打破，而作為直接負責人的張汝京以及后來的歷任總裁，也就成為了三方博弈中最先被獻祭的角色。

張汝京離開后不到兩年，2011年6月27日，中芯國際董事長江上舟突然離世。作為曾經的三亞市副市長以及上海市經濟決策委員會委員，江上舟不僅是擁有廣泛政界人脈的紅二代；更是國家大飛機、半導體項目中的重要產業領頭人。

任期內，江上舟一直用自己的威望，讓中芯國際的三股勢力互相制衡，可隨著江的去世，壓抑已久的內部矛盾，瞬間被沖上了高峰：

沖突發生在時任CEO王寧國與COO楊士寧之間。

根據集微網文章稱，當年，曾有內部人士公開爆料，臺灣派系背景的王寧國，為了帶領中芯國際實現盈利：一度將客戶分為了A、B和C三等區別對待，其中，有錢的外企是A等，大多本土設計公司則因為又窮又不貢獻產能而被劃分C等。[1][6]

被區別對待的一眾本土廠商，則找到了北京半導體行業協會告狀。為協調劍拔弩張的氣氛，一位協會負責人曾親自帶隊與中芯協商，但氣的負責人都當場拍了桌子，現狀卻并未有太大改善。[1]

這也就引發了當時代表國資意志的中芯大股東大唐電信的不滿。為了能一手主導中芯，大唐在江上舟去世的第三天，突發政變，在股東大會上將王寧國火速扳倒。但出人意料的是，雖趕走了王寧國，當大唐電信試圖推舉楊士寧出任CEO時，卻依舊遭到了多數股東的反對。

管理層內斗，企業八卦與謠言也一同在內網與各種論壇傳得滿天飛：挺王派舉報楊士寧涉嫌逃稅；挺楊派則攻擊王寧國好大喜功，識人不明。為平息戰火，一度有發改委、工信部領導出面調停，才暫時平息了爭端。[1][6]

戰爭的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7月到8月，王寧國與楊世寧相繼遞交辭呈；前電子工業部副部長，華虹集團董事長張文義短暫接手后，中芯的大權又被交到了原來中芯老將邱慈云的手中。

一場內部風暴，自此暫時畫下了休止符。只是，風平浪靜之下，張汝京時代就遺留下的問題，依舊無解。

要解決三股勢力之間的矛盾，方法其實很簡單：讓中芯國際立足中國本土，也能有錢賺。

要知道，過去的糾葛，如果用一句俗語做比，其實就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當中國本土的設計廠商與代工廠商都同樣困頓的時候，僅靠互相扶持，是難以突出西方的封鎖重圍的。

除非，有外力的加持，讓兩者一同加速奔跑。

來自大洋彼岸的一聲槍響，讓所有人都意識到半導體產業被“卡脖子”的尷尬現狀，中芯國際正式被推上舞臺中央。

而在此之前，早在2014年，規模超過千億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簡稱“大基金”）就已經正式成立。一期的1700億產業投資，多數流向了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方向。其中，三年時間里，大基金僅僅對中芯國際的總投資就達到160億元。

眾所周知，半導體制造，歸根結底還是個燒錢換來的生意。每一代技術與前一代相比，并非是平滑的升級，而是連同材料、設備、工藝等一眾產業鏈上下游共同參與的驚險迭代。

相應的成本更是呈指數級增加。業內人士透露，當年28nm制程研發成本還只有200～300萬美元；16nm就已經達到千萬美元級別；而目前最先進的5nm，更是要燒掉整整5億美元。

如此高的研發投入門檻，導致留在賽場上的玩家越來越少，老江湖格羅方德和聯電，就已選擇放棄繼續拼7nm和5nm。資本充裕如臺積電，在5nm升級3nm的過程中也是慎之又慎。

但時局一年年變差，如今的中芯國際不僅要進行商業利益的考慮，更是“全村的希望”，哪怕落后三代，也必須要燒錢，必須要追趕。

好在，依靠大基金的幫扶與企業自身的盈利，中芯國際得以每年投入接近兩倍凈利潤進行研發，近三年的研發費用率分別達到17%、19%、22%，遠高于臺積電的8%左右。

畢竟，越是落后，就越是要奔跑。

當然，除了資本的助力，中芯國際能夠取得如今的助力，也離開不了這些年來不斷涌入的專業人才：

2016年，臺積電曾經的二號人物蔣尚義，舉家來到大陸，擔任中芯國際董事。

2017年，曾幫助臺積電打贏與IBM的“銅制程”之戰的梁孟松加盟，帶領中芯國際很短時間內便攻克了28nm HKPG工藝，更是在兩年后正式量產14nm FinFET。

2019年，同樣在“銅制程”之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楊光磊上臺，接替董事席位。

資金到位，人才云集，圍繞著這家大陸最頂級的代工巨頭，設計、設備、材料、封測，產業鏈的各環節都被撬動起來，一個雖然暫時落后，卻也能夠基本自足的產業鏈，已經慢慢長成。

而那個困擾了中芯國際十多年的難題，也隨之一步一步走出了死循環。

打開中芯國際困局的謎底，其實就藏在這一次中芯國際上市，親友云集的配售之中：

整整200多億的戰略配售之中，不但有國家集成電路大基金、上海集成電路基金等國家隊，中金、復星、海通、新華人壽等金融資本，更重要的是出現了一只由中國半導體產業公司組成的中國產業軍團：青島聚源芯星。

這個認購了超過20億的中芯國際股票的合伙基金，由15家中國半導體企業聯合入股，里面有做設備的中微、有做材料的新陽、也有搞設計的韋爾，幾乎把中國半導體精華都拉攏其中。[7]

這無疑是20年前，張汝京以股權結盟的重現，但區別在于，20年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接近空白，中芯國際的股權，只能去和摩托羅拉、富士通交換；經過十幾年的砥礪，如今的中芯國際終于迎來了真正自主可控，由同一個理想驅動的產業親友團。

這一次，沒有外國產業股東想利用它的廉價成本、外國金融資本想讓它快速盈利、國家卻想讓它實現自主可控，三個股東之間的同床異夢；也沒有弱小求生與家國情懷之間，由于時代原因所造成的撕裂。

但是，在鋼絲上游走了十多年的中芯國際，這次真的可以肆無顧忌的一路向前了嗎？

資本以及產業集群一度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在對外國的技術依賴上，卻給出了不置可否的答案。

中芯國際沒想到，高空拉扯它的，從資本和管理層，變成了是堅持做“中芯”還是無奈做“國際”，剛剛離開了資本的貪婪，又迎來了美國的忌憚。

而這也提醒著我們：科技自主的路上，不但不能期望一帆風順，更要認識到，狂風驟雨，也許才是未來的新常態。

以史為鑒，過去的九九八十一難，都會成為如今中芯國際渡過難關的寶貴經驗，那些打不倒中國芯片的，只會讓我們更強大。

參考資料：

[1]. 中芯國際董事長去世后：內斗未息 大唐介入，財經國家周刊

[2].摩托羅拉向中芯出售天津工廠 獲一董事會席位, ZDNet China

[3]. 中芯國際需要追趕誰,新財經

[4]. 中芯國際或正與臺積電就10億美元賠償金協商，賽迪網

[5].張汝京出走中芯之謎：長期盲目擴張所致，21世紀經濟報道

[6]. 集微網讀者揭秘:中芯國際內爭的真相

[7].多家知名半導體企業認購“聚源芯星” 間接參與中芯國際戰略投資，證券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