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虛聲
來源：虛聲（公眾號ID：lxl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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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偉大領袖只能出現在中國呢？這個問題很早就在我的頭腦里盤旋，并且也和諸多朋友探討過。然而真正促使我寫這篇文字的導火索主要有兩個：其一，近幾年國際局勢較為混亂，反應出一種大政治家的稀缺；而且整體層面講，基層大多數的存在感越來越弱，都是精英在鬧騰。其二，上周我再次翻閱拿破侖的資料時碰到一個有趣的問題。滑鐵盧戰敗之后的拿破侖，其實并不需要馬上退位，他還有一招，可以進行全民動員。但是他沒有使出這招，因為他認為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拋棄了自己。這有點像垓下戰敗的項羽，不肯過江東卷土重來。其實拿破侖也好，項羽也罷，他們失敗都不是軍事上的戰敗，而是政治上的失敗。他們只代表自己的階層，而脫離了基層大多數。他們一旦軍事遭遇失敗，就會完蛋。偉大領袖恰好相反，可以獲取驚天動地的勝利，也能經得起失敗的考驗。他可能是歷史上最能承受失敗起伏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為什么會這樣呢？作為滑鐵盧戰役的獲勝者，英軍指揮官惠靈頓認為，拿破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離開法國主動進攻（滑鐵盧在比利時），他應該依托法國本土抗戰，消耗聯軍。惠靈頓這個觀點正確么？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是已經稱帝的拿破侖，注定不可能全民動員。實際上法國大革命之初，核心力量是巴黎市民。后來革命之火蔓延到其他城市和農村，主力也是市民和農民，也就是基層大多數。但革命成果沒有落到基層大多數手中，而是陷入精英階層內耗。再后來雅各賓派內亂、領袖羅伯斯庇爾殺了丹東等同志之后被造反派殺死，再往后是督政府的寡頭們搞獨裁，把大好局面搞得稀巴爛，最后拿破侖推翻督政府獨裁，搞個人獨裁，并稱帝。他從沒想過把權力和利益分享給法國老百姓，所以也沒有獲得法國基層支持的信心。因為選擇帝制，就是背叛人民。所以最終歐洲的戰神在小島上郁郁而終。拿破侖的悲劇，也就是帝制的缺陷。論帝制，中國的帝制土壤遠比法國深厚。畢竟法國帝制，即便從查理曼帝國時代算起，也不到一千年。但偉大領袖卻選擇走向最基層的大多數。要說中國帝制與西方帝制有啥不同？那便是中國帝制是世俗體系里的帝制，而西方的帝制是神權羽翼下的帝制。偉大領袖出生于農村，年少時種過地、當過農民。后來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在知識分子時代寫過大氣磅礴的《心之力》，并且用筆桿子驅趕過大軍閥張敬堯，同時也體驗過“長漂”、“北漂”和“滬漂”的辛酸。可以說作為知識分子的偉大領袖，既展現出磅礴的心智，也體現出大無畏的勇氣，同時也品嘗過人世間的酸甜苦辣。1921年之后，他蛻變為一個知識型的革命者。并且在三年之后的1924年獲得了階段性成功。那時他是國共雙方的高層，如果沿著那條路走下去，房子、車子、票子都會自然而然地到來。但是他選擇了轉身，轉向農村最基層。因為他發現，知識型革命者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即基層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話語權問題）。為了研究基層大多數，他寫的《湖南農民調查報告》，至今看來仍然是經典，堪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典范。中國帝制的特點1、政治理想層面，有過世界大同的理想。春秋時代的百家諸子，每一派都有理想主義的影子。比如儒家講“仁之道”，比如墨家講“兼愛”等等。歷史上很多中國人為了家國理想而犧牲自我，這種傳統的理想主義，近代也被革命者所繼承。為家國情懷而犧牲小我的故事，在紅色文化中隨處可見。幾乎每一位開國領導人，都有親朋犧牲。偉大領袖一家就有六位烈士。他們不僅是偉大領袖的親人，也是為改變中國命運而犧牲的革命者，他們身上傳承了傳統知識分子為家國理想而犧牲小我的精神。這是華夏文明能夠延續傳承下來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它能夠促使華夏文明在關鍵時刻進行自我革命。偉大領袖本人也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經過一番探索之后，他認為要解決基層大多數的訴求，在那個時代僅憑筆桿子無法達到目標，必須要有槍桿子。所以在蔣介石清黨之后，偉大領袖提出“槍桿子出政權”的論斷。為了抓住槍桿子，他拒絕了瞿秋白去上海高樓大廈坐辦公室上班的邀請，帶領同志們搞秋收起義。為了起義，他離開了妻子，離開了年幼的兒子。因為那次離開，他再也沒有見到妻子楊開慧和幼子毛岸龍。1959年6月25日，夜；偉大領袖回到闊別了幾十年的韶山老家，他寫的七律《到韶山》中，流露出了當初的情感。其中有一句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中國帝制的特點2、政治現實層面，中國的精英階層和凡夫階層是分裂的，這點和歐洲類似。帝制時代的官員并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也沒有為民請命的胸懷；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鉆研統治藝術，以及享受統治成果，最終造成了“愚民政治”。所以在明清時代，中國陷入古老的農耕思維不可自拔，最終落后挨打。僅憑中國傳統的思想，已經難以解決那個精英與凡夫階層斷裂的頑疾。以近代軍事發展史為例，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都類似于私人武裝。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有一點近代軍事化的影子，最終促進了北洋軍閥的誕生。究其原因在于，以上這些軍隊受傳統文化影響太深，官與兵是兩個世界，就像現在的印軍一樣。只有偉大領袖在“三灣改編”之后，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黨指揮槍的原則（和槍桿子出政權按辯證法統一起來）；同樣是中國人，軍閥隊伍打仗稀爛，外戰外行；經過偉大領袖改造的隊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朝鮮到印度、從珍寶島到越南，不論是美蘇超級大國的虎豹還是印越第三世界的財狼，從來不落下風。為什么偉大領袖如此與眾不同？就因為偉大領袖解決了精英與凡夫階層斷裂的頑疾，而其他人沒有。三灣改編那會兒偉大領袖雖然是隊伍一把手，但他不搞特權，和士兵一樣穿草鞋行軍，腳被草鞋繩擦破，忍痛前行。將士們覺得領導太辛苦，臨時捆了一副竹竿擔架，要抬他走，他堅決不肯。他告訴大家：“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贏就慢慢跟著走。”為什么輝煌無比的傳統文化會在近代失靈？這個問題困擾過很多人，也是李約瑟之謎的一部分。其實答案并不難：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都是以農耕文明為基礎，不足以應對工業文明的挑戰。這點很難按照之前的平面史觀邏輯來解釋，我在立體史觀中已經反復論證，并且嘗試著建立了模型。為了解釋立體史觀邏輯，我寫了《不被理解的偉大領袖》、《民國夢與民國》、《寰宇春秋之美國史》。我相信讀了這些文字的朋友，大致都能明白立體史觀的邏輯，并由此而明白歷史與現實社會運行的規律。在傳統思想不足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情況下，就需要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馬列主義就是這樣一個體系。按照立體史觀邏輯，每一個文明大周期體系都會孕育一個思想繁榮的盛況。當初中國農耕文明成熟時，有了諸子百家爭鳴。最終經過一番激烈角逐后，儒家和道家成為主流思想。近代工業文明來臨時，西方也有過各派思想大爆發。最終經過一番激烈角逐之后，以個體為先和二元論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的主流；以集體主義和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在東方開花結果。不論是強調個體的自由主義，還是以集體為先的馬克思主義，都濃縮了近代西方在工業文明周期到來而產生的思想大爆發之精華。關于西方思想脈絡這塊，其實我梳理出了一個較為詳細的思想版圖，鑒于篇幅原因，這里就不放了。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按照立體史觀的思路寫一部東西方的思想演化史，這本書絕對可以幫助大多數人更快更高效地理解這個世界。但遺憾的是，一直被世俗瑣事羈絆，沒能落筆。那么集工業文明于大成的馬克思主義為何沒能在西方落地生根？這就涉及到中國帝制的特點3、體制層面，世俗主義為主導。始皇帝橫掃六合之后建立中央集權制，便豎立了君權的絕對權威，排除了神權的干擾。中國歷史也有分分合合，但極少有神權能主導現實局面的情況。這些地方，缺乏世俗思想系統的統治基礎，正如中國缺乏宗教統治基礎一樣。歐洲之所以能在工業文明周期脫穎而出，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發動了宗教改革，把神權從世俗世界中趕走。但宗教改革不等于拋棄宗教思想，仍然保留了宗教信仰；所以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沒能在歐洲贏得統治地位。沙俄也信奉基督教（東正教），為啥就能接受唯物主義？因為所有的宗教信仰體系中，東正教的神權地位最低。實際上在奧斯曼帝國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東正教就壽終正寢了。后來沙俄帝國雖然皈依了東正教，但沙皇自稱是東正教的保護人，宗教事務管理總局的局長及局內其他高級官員，均由沙皇政府任命，沙皇實質上成為東正教的“最高牧首”（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還被東正教封了圣）。沙俄時代的東正教，神權實際上在為君權服務。革命者只需要摧毀沙皇，就可以建立嶄新的社會體制。但即便如此，蘇聯最終仍然被東正教反噬了。蘇聯解體之后，東正教的牧師取代了紅軍政委，這也是俄羅斯軍隊戰斗力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國因為是世俗體系，所以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世俗傳統可謂是天作之合。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偉大領袖，正好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結合的最佳人選。那個時代的中國，接受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很多。但很多人直接被馬列主義洗腦，一股腦地把蘇聯模式往中國套。尤其是王明為首的那群國際派，馬列主義經典理論背誦得滾瓜爛熟，猶如封建士大夫背誦孔孟。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的現實，就是蘇聯的基層大多數是工人，而中國的基層大多數是農民。只有理解中國基層大多數是農民的人，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也是偉大領袖當年放棄升官發財的機會，把精力放在中國農村的原因。正是基于對中國的了解，偉大領袖借助八角樓昏暗的燈光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還不足以詮釋他作為政治家的全部，因為所有這一切的根基是土地改革。當然那版土地法并不完善，但卻是解決很多問題的起點。有了土地法，農村包圍城市的理念才有可能落實，馬列主義中國化才有可能實現。隨后的日子里，偉大領袖始終堅守思想和政策的核心。隨著時間的推移，認可他的人越來越多。長征途中，尤其是經歷過四渡赤水之后，劫后余生的同志們認識到偉大領袖比國際派高明。標志性事件就是周恩來從偉大領袖的領導，甘愿輔佐偉大領袖前行。抗日階段，偉大領袖思想和敵后根據地一起在華夏大地上全面開花。他在陜北窯洞里寫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文章，完善了偉大領袖思想的根基。建國之后的工業化大建設時代，打下了全面工業化的基礎，他的思想也隨著工業化建設的步伐在每一個角落生根發芽。當然還是那句話，偉大領袖雖然是歷史巨人，但并不是完人。他的不少政策爭議頗大，尤其是歷次運動。相信在未來很久的歷史上
，關于偉大領袖政策的爭議仍然不會平息。所以回顧往事，偉大領袖和中國的故事，屬于大歷史周期的一個特殊存在。類似的故事很難在其他國家重演。或者換句話說，并不是偉大領袖只能出現在中國，而是只有中國才能承載偉大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