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通過土地制度保障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通過取消農業稅費、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為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構筑了穩固的保障線；同時，騰飛的經濟與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創造了巨大的空間。

文 | 劉成良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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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使絕大多數中國農民能夠勤勞致富，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出現的“貧民窟”和社會動蕩等問題。

那么，具體來說，中國農民是怎樣脫貧的？

今天，我分享一篇調研文章，讓我們一起跟隨作者的足跡，感受幾個脫貧故事中的艱難與希望。

1

遷徙帶來希望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要解決困擾人類幾千年的貧困問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勇氣和魄力。以三區三州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因其廣袤而惡劣的自然環境、復雜而又多樣的致貧因素，成為脫貧攻堅戰役中的硬骨頭。

注：三區三州的“三區”是指西藏自治區和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四省藏區及南疆的和田地區、阿克蘇地區、喀什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四地區，“三州”是指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

寧夏西海固自然條件惡劣，農業耕作不僅非常消耗人力，所得收入也極其有限。圖|圖蟲創意

以被左宗棠稱為“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為例，為了徹底斬斷窮根，政府通過大規模的生態移民工程，幫助農民建設起了新的家園。

從低矮破舊的土房，搬入嶄新而規劃整齊的院落，來自西海固地區的幾千戶農民在寧夏北部有著“塞上江南”之稱的廟廟湖村安了新家。

圖為廟廟湖村規劃整齊的村莊房屋和道路。

過去農民吃水非常不便利，要到幾公里外的地方挑水，下雨時還要細心地收集雨水，如今家家戶戶有了自來水，不僅生活便利了，農業生產也不必完全靠天吃飯。

過去因為居住偏僻，自然條件惡劣，農業耕作不僅非常消耗人力，所得收入也極其有限，如今不僅可以進行便捷的農業生產，還可以在家門口政府引進的農業企業務工，增加家庭收入。

過去因為文化觀念落后，教育意識淡薄，全村30歲以上的婦女80%都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態。為了阻隔貧困代際傳遞的問題，地方政府充分發揮扶貧先扶智的理念，集中居住后，不僅在村莊建起了現代化的學校來保障義務教育質量和達標率，還專門組織起農民夜校、掃盲班，幫助婦女識字、學習謀生技能，通過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來增強內生動力。

圖為搬遷后修建的現代化小學——平羅縣廟廟湖小學。

2

教育斬斷窮根

在云南紅河的奔牛寨，70余戶彝族為主體的農民世居在海拔2000余米的大山深處，房屋都是由泥土和石磚砌成，年代久遠、非常破敗，充滿安全隱患。農民也大都習慣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不僅收入來源非常單弱，農民的思想也很封閉保守，很少有人外出務工，農閑之余就是聊天、遛鳥、斗牛。

扶貧干部在開危房拆除前的群眾會議。

奔牛寨危房拆除現場。

40歲的村書記阿青是村莊中第一個高中生，他是1994年上的高中，在這之后的20余年里，村莊中達到這個文化程度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數農民都不注重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依靠國家政策支持，很難徹底改變農民的思想觀念。

阿青原本在外務工，收入也還不錯，但是他意識到如果不趁著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做些什么，家鄉就會徹底失去發展機遇。因此，他決定“回來能干一點就干一點”。

扶貧干部阿義也是從貧困農村走出來的，他深刻認識到教育是貧困地區孩子改變命運的重要機會。

在入戶摸底時，他發現了一戶較為特殊的貧困戶，家中本來4口人，2個小孩都在上小學，住在危房中。原本生活勉強過得下去，但丈夫突發疾病，在醫院治療了幾個月后，還是不幸離世，不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還欠下了好幾萬元的債。家庭的重擔壓在了身心早已疲憊、體弱多病的母親身上，大女兒則因為家庭的壓力不愿意再去上學。

阿義得知這一消息后，多方奔走，幫助她們完成了D級危房的拆除重建，住上了牢固的水泥澆筑房。為了大女兒上學的問題，他又做了不下10次思想工作，從動員孩子、母親、親戚朋友再到大女兒的同學，最終把她勸回了校園。

奔牛寨易地搬遷后的安置房。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盡管國家在義務教育方面制定了非常多的優惠政策，但對于貧困地區的學生而言，經濟問題早已不是阻礙他們接受教育的關鍵因素，淡薄的教育觀念成了制約鄉村教育發展的主要障礙。

所以，扶貧干部們對于幫扶中發現的教育問題都格外上心，盡全力幫助。國家扶貧政策的貫徹執行，則為打破這種穩定的區域亞文化奠定了基礎。

在扶貧干部的努力下，奔牛寨也發生了許多積極的變化：曾經破敗的土房已經被嶄新的水泥房替代，農民漸漸有了理性的經濟意識，外出打工的人逐漸多了起來……相比天翻地覆的物質層面變化，人們思想觀念的扭轉相對緩慢，但是只要有所進步，對于地區發展來說，就是積極的信號。

3

產業創造就業

中國經濟的騰飛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的辛勤貢獻，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分離，農民不得不如候鳥般在城鄉之間往返遷徙，一些留守問題由此而生，比如，為了照顧家庭，留守在鄉村的女性和能自食其力的老人普遍缺乏工作機會。

產業是鄉村脫貧振興的關鍵抓手。除了傳統的農業產業，在政府的扶持和引導下，發端于山東鄄城的扶貧車間成為了帶動鄉村發展，為留守者提供就業機會的創新政策設計，也為其他地區的扶貧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思路。

村莊邊的扶貧車間。

地方通過政策引導，在給予廠房租金等優惠支持下，一些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部分的生產環節轉移到鄉村。借助于中國高度發達的物流體系，這些轉移到鄉村的產業，并不會因為交通問題而成本上漲，反而會因為土地租金、勞動力工資的下降而保障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對于鄉村社會而言，這些扶貧車間提供了靈活的就業機會：就業門檻較低，經過簡單培訓就可以掌握生產工序；工作時間靈活，可以根據自身空閑時間選擇到車間工作；工作地點自由，一些計件生產的產品還允許農民在家加工；對象覆蓋面廣，轉移到鄉村的產業類型多樣，既有適合年輕人的生產流程管理相對嚴格的產業，諸如電子產品裝配，也有適合中老年人的生產管理相對寬松的產業，諸如包裝、編織、假發和牙簽等行業。

老年人在鄉村扶貧車間——假發廠工作。

這些建設在鄉村的扶貧車間，為留守群體提供了就業機會，讓他們從事工作和照顧家庭兩不誤，在家門口靈活務工實現脫貧，這也是造血式扶貧理念的重要應用。此外，扶貧車間還會定期繳納租金，為薄弱的村集體經濟收入做出貢獻，讓村集體有資金為公益事業服務。截至2020年4月份，盡管受到了疫情的影響，但鄄城縣429處扶貧車間，已有411處復工復產，帶動群眾就業5858人，其中貧困人口713人。

扶貧車間對于激發鄉村活力、振興鄉村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尤其是為當下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了重要機遇。

在山東鄄城彭樓鎮，就有一位抓住機遇，從打工者轉型成老板的農民工——阿霞。與村莊中大多數年輕人的選擇相同，阿霞初中畢業就到青島去打工，在制帽廠工作十多年，歷練出了很多實用技能。后來，她不滿足于一輩子在流水線上做技術工人，萌發出轉型做老板的想法。家鄉精準扶貧政策建起了一些加工車間，為她返鄉創業搭建起了平臺，她和丈夫用打工積攢的幾十萬元在車間建起了簡易的制帽流水線，并聘用了留守在家的婦女和一些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

經過三年多的摸爬滾打，阿霞的車間規模越來越大，業務也做到了國外，因為時差的問題，國外的客戶經常在半夜打電話催訂單。目前，她工廠的生產能力已經無法滿足訂單需求，正在加快擴張生產規模。雖然每一天都充滿壓力，但是阿霞覺得“回來不后悔”。

4

干部經受考驗

為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國家不僅強化了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輸入力度，同時以強化基層治理能力為抓手，通過完善駐村工作制度，動員體制內干部下沉到基層擔任第一書記、駐村干部等，彌補了基層人力不足等問題，為精準扶貧政策落地保駕護航。

作為反貧困政策的直接落實者，扶貧干部一言一行、工作態度都事關扶貧績效。農村工作瑣碎、日常化的特征決定了扶貧干部的工作形式應該是靈活多樣的。與農戶拉拉家常，化解村莊社會的矛盾糾紛，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者為村莊發展協調項目，這與機關工作有很大的差異，不僅需要文化知識，還要能俯下身子、學會溝通、融入基層。

值得慶幸的是，絕大多數的扶貧干部都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

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關于扶貧干部的故事走入人們的視野，這一群體的形象變得更加豐滿。

當前80后、90后逐漸成為了基層扶貧工作的主力，他們活躍在工作一線，為了扶貧工作放棄陪伴父母和子女，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揮灑在田間地頭，調研中經常能遇到一幕又一幕令人感動和充滿信心的故事。

筆者在云南結識的一位90后朋友，大學畢業就參與到扶貧工作中，幾年的工作歷練讓他成長為業務骨干，負責很多扶貧中重要的工程項目。不少老板為了拉項目總會向其提出回扣的事情，而他每次的回答都一樣：

“感謝你為脫貧攻堅工作做出的貢獻，也非常歡迎你繼續來投資，為我們的貧困戶早日搬遷入住新房做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好的榜樣！我覺得只要我們做好了不用別人介紹，也有做不完的活計。現在的社會可能不是像你說的那樣，你要相信我們的黨員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做得好的大有人在！”

5

相對貧困治理

波瀾壯闊的中國反貧困道路其實也是奮斗者的道路，每一位堅守崗位、無私奉獻的扶貧干部和每一位勤勞踏實、自力更生的勞動者，共同譜寫了中國反貧困的宏大敘事。

2020年8月5日，云南寧蒗，建成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小區。圖|圖蟲創意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國家在貧困地區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無論是東西部扶貧協作，還是企業定點扶貧、社會扶貧等，貧困地區的人居環境、基礎設施、產業發展、醫療衛生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治理績效。

但這些并不意味著扶貧工作已經走向了終結。

在相對貧困時代，如何解決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議題，如何實現貧困者人力資本的提升，如何適應全球化和市場經濟下的風險與挑戰，已成為新的關鍵議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造血式扶貧的宗旨并不是完全依靠政府，設計一套可以實現收入持續增長的產業體系，也不是造就貧困者一夜暴富的神話，而是農民能夠適度借助政策外力，最終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市場中積累發展經驗，學會承擔風險，慢慢尋找到適合家庭發展的可持續生計。

在脫貧攻堅即將收官之際，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問題已經被提上日程。轉型期中國的反貧困實踐，還承載著國家探索欠發達地區綜合治理和發展道路等諸多關鍵任務。制度優勢使得國家能夠有較強的能力，來應對轉型期復雜的社會矛盾，并且在反貧困中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經驗。

相信在后2020時代，中國貧困治理的2.0方案將會更有效地解決發展中的相對貧困問題，為構建穩定、和諧、公平、有序、健康的社會貢獻制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