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圓方你怎么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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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斗不只是響亮的口號,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項任務、履行每一項職責中見精神。奮斗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往往荊棘叢生、充滿坎坷。強者,總是從挫折中不斷奮起、永不氣餒。
——2019年4月30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昨天政事堂的文章《3.7萬億,吹響中國經濟的沖鋒號!》里面提到:
十四屆人大六次會議閉幕,四季度的彈藥終于到位了,也拉開了中國經濟反擊的沖鋒號。本次會議通過了1萬億的中央國債增發,也通過了地方2.7萬億的新增地方債提前下達。伴隨著被特朗普打破的全球貿易循環被修復,政府調集資源全力刺激,國內的各項經濟數據也將迎來一波強勢的反彈,我巍巍中華也將在接下來一片昏暗的全球經濟中大放異彩。今天大A應聲而漲,似乎從一個方面預示著中國經濟上的壓力得到了緩解。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這一輪“牛市”的行情,即將啟動了呢?中國資本市場最差的階段過去了呢?其實不然,很多做過企業,或者說負責過具體一個方面的小伙伴或許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就是最差的時候,不一定是最難的時候。因為“差”往往是客觀的數據的差,是外部挑戰的差,而“難”往往是主觀的判斷的難,是缺少希望的難。造成“差”的問題往往很多,一些運行很多年的公司,往往也會突然因為一兩個突發的事故帶來“業績”的波動。而造成“難”的問題,往往只有一個,就是“不確定性”,就是對于未來缺乏確定性。在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的確是“很難”,那是因為許許多多的行業,都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不管是外部的美國制裁,可能動不動就斷供了,或者不讓出口了;又或者是內部的不確定性,突然幾個政策,一個行業或許就折戟沉沙了。再加上過去幾年,國際局勢的波譎云詭,以及一些“人事”問題的調整,都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而十四屆人大六次會議,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這種“不確定性”,消除的不光有經濟發展(ciji)的一些不確定性,還消除了不少政策方向(renshi)的不確定性。這讓中國在“世界”眼中,重新成為了一個“確定性”很強的國家。
所以,在中國的“不確定性”基本消除之后,對于中國大部分企業,最難的時候,的確是過去了。而世界資本,也會再次擁抱這樣一個擁有“確定性”的國家。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一輪牛市”馬上啟動呢?也不是。因為最難的時候,并不一定是最差的時候。我們內部的問題,的確是通過最近一段時間集中地暴露了,解決了,但是外部的挑戰,仍然在“持續加壓”,“搖搖欲墜”。所以即便一個擁有“確定性”的我們,也注定要迎接一輪外部巨大“不確定性”的沖擊。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開始。
如果復盤來看,紅軍長征最難的時候,應該是什么時候,大概是遵義會議之前。遵義會議之前,紅軍接連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夾擊,并在湘江戰役后從8.6萬余人銳減到3萬多人,更為“難”的是,從上到下,大家看不到勝利的希望。遵義會議之后,紅軍立即進行了全面整編,各軍團機關和直屬隊徹底進行了精簡,戰斗力得到恢復。加上軍事指揮得當,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最終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最難的時候,不一定是最差的時候。1935年1月,紅軍占領遵義召開了遵義會議,當時統計紅軍兵力人數是3.7萬余人。而最后統計,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7000人,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12000人,紅二方面軍到達陜北11000人,紅25軍到達陜北3400人,紅軍到達陜北總人數大概350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