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公元前36年冬，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統兵四萬，在康居斬殺北匈奴郅支單于，隨后傳首長安，并在上疏里說出那句名言：康居是西域大國，漢軍說去就去，郅支單于是縱橫草原的梟雄，漢軍說殺就殺，這場戰爭給長城內外造成極大的震撼。聽聞漢軍斬殺北匈奴郅支單于，南匈奴的呼韓邪單于害怕漢軍出兵征討，便主動到長安朝拜，表達自己的忠心，并說想做漢朝的女婿，永結盟好。看到順服的呼韓邪單于，漢元帝非常高興，把后宮的良家子王昭君賜給他，認了這個女婿。既然南匈奴的安全得到保證，呼韓邪單于便提出進一步的要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之民。”他請求漢朝撤銷長城南北的駐軍、要塞、烽火臺，全部交給南匈奴負責，名義上是給漢朝節約軍事開支，實際上是要趁機占據長城南北的全部地盤，奪取漢朝的門戶要地。在漢朝初年，這片地方是屬于匈奴的，直到漢武帝數十年南征北戰，才完全奪過來，成為討伐匈奴的前線基地，保護漢朝腹地的外圍防線。現在呼韓邪單于一句話就想要回去，如果給了，意味著漢匈邊界再次回到漢朝初年的狀態，漢武帝的努力白費了，而且漢朝門戶大開，只要南匈奴休養生息一番，就能派出小股騎兵南下劫掠漢朝村鎮。漢元帝舉棋不定，決定讓公卿大臣們討論這件事，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有南匈奴保衛漢朝邊疆，百利而無一害，可以給，唯獨郎中侯應認為，邊塞軍備不能撤，長城南北不能給南匈奴。“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檄、起亭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后邊境用得少安。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漠南是水草肥美的地方，漢朝初年，冒頓單于就是以漠南草原為重要經濟基礎，以及和漢朝接壤的地理條件，才能在白登山圍困漢高帝劉邦，并在文景年間劫掠漢朝的人口和糧食。漢武帝屢次征伐匈奴，奪回這塊戰略要地，才保證了漢朝的安全。如果撤銷邊塞軍備，那便是增加南匈奴的實力，激發南匈奴的野心，重新挑起漢匈戰爭，這對漢朝是不利的。“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早年間漢匈戰爭激烈的時候，有大量的漢軍出塞以后便不回來了，留在草原做了匈奴人，現在他們的子孫后代經濟困難，如果跑到草原投奔親戚，那豈不是壯大南匈奴的實力，同時給漢朝抹黑？而且邊境的漢人奴婢也生活困難，經常有人逃離漢朝投奔南匈奴，如果放松邊境管控，恐怕這股潮流就止不住了。此外漢朝境內有大量的盜賊，如果放開邊境，他們為了不被漢朝剿滅，都去做了匈奴人，便不利于漢朝的治安。經過侯應的一番辯論，漢元帝終于接受了意見，決定駁回呼韓邪單于的請求，不撤銷漢朝的邊塞軍備，固守長城南北。呼韓邪單于表示理解，便率南匈奴留在長城以北的草原上，做漢朝的屏藩。雖然這件事過去了，但從中可以發現兩個非常關鍵的信息——漢朝國力最鼎盛的時期，南匈奴高層極力南下歸附漢朝，大量的底層漢人卻不愿意做漢朝子民，渴望著移民匈奴改變命運。長城和邊塞軍備構筑的一道邊境墻，除了防御外部的軍事威脅以外，另一項功能是防備漢人脫離漢朝的掌控。長城之所以成為一道胡漢旋轉門，歸根到底是400毫米等降水線決定的。400毫米等降水線是決定農耕經濟、游牧經濟的分界線。在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南，降水量更充沛，漢人依靠農業經濟謀生，在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北，降水量不足，匈奴人只能逐水草而居，依賴游牧經濟。這樣一來，長城南北、400毫米等降
水線南北便形成兩種文明、兩種社會形態、兩種生活方式。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漢朝，擁有廣袤的華北平原、江淮平原、關中平原，即便有大山大河的阻擋，也不影響各個地理板塊的交流溝通。于是從長城到長江、從大海到敦煌的土地上，很容易被整合起來。要整合這么大的地方，又有這么方便的交通條件，那么自然而然的，出現了“大一統”的國家形態以及“中央集權制”的政治制度。而建立在平原上的農業經濟，又能為“大一統”國家和“中央集權制”，提供充沛的人口、兵員、財政。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要求“尊卑有序”、“等級分明”的儒家思想，便是順理成章的，并且成為中央集權制的大一統國家，選定的官方意識形態。漢朝就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中央集權為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的金字塔型國家。在這樣的國家里，位居金字塔頂端的皇帝，擁有近乎無限的個人自由，以及最大限度的財富分配權、人身支配權。而自皇帝以下，隨著金字塔的層級遞降，身處各層的人們擁有的個人自由、財富分配權、人身支配權也在逐層遞降。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層，那些庶民百姓被層層盤剝，幾乎沒有任何個人自由，更沒有分配財富和支配人身的資格。他們的生活質量如何，完全不由自己做主，而要看上層允許的自由邊界在哪里，能從既得利益中拿出多少用來分配。正因為完全沒有自己做主的權力，底層的庶民百姓便渴望圣君明相、青天大老爺，寄希望于他們大發善心，能為自己做主。漢朝能擊敗匈奴揚威四海，這套金字塔型國家結構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代價就是金字塔底層的庶民百姓，生活的非常苦。甚至可以說，漢朝的輝煌是建立在庶民百姓的苦難之上。所以在漢元帝時期，有那么多的庶民百姓寧愿放棄漢朝國籍，也要冒著生命危險翻越長城，到草原上做匈奴人。他們不是不愛漢朝，而是要逃離這套金字塔型國家結構，逃離從皇帝到官吏的層層盤剝。而草原上的匈奴，恰恰擁有比較扁平的社會形態、自由的生活方式，進而擁有奔放熱烈的精神文明。因為草原的游牧經濟依賴草場和水源，而草場和水源是天然形成的，無法通過排澇和修渠等方式進行人工改造，那么草場和水源能供養的牛羊馬駝便是有限的，有限的牛羊馬駝能供養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既然總量是有限的，那么具體到一片草場、一條河流的牛羊馬駝承載力、人口承載力同樣是有限的。于是呢，一旦游牧部族發展壯大，就必須拆分成幾個小部族，另外尋找草場和水源謀生存。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斷分裂、流動的小部族根本無法整合起來，那么草原便不可能建立起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國家。即便是部族內部，因為要保證整個部族的戰斗力，也不可能選擇弱小的青少年做首領，必須是強壯的成年人，于是“父死子繼”便沒有市場，“兄終弟及”成為草原部族的主流。漢朝的金字塔型國家結構，在草原根本沒有存在的土壤。這樣一來，匈奴單于便不敢對各部族盤剝的太狠，各部族首領也不能對庶民百姓盤剝的太狠，他們都害怕麾下的人口和財富流動到其他部族，進而摧毀自己的脆弱統治。于是草原便擁有了比較扁平的社會形態，匈奴的庶民百姓擁有比較自由的生存條件。可能正是因為這種“有限盤剝”和“可選擇性”，吸引了大量的漢朝庶民百姓。正因為400毫米等降水線塑造了兩種社會生態，能否翻越長城，便成為能否改變命運的關鍵性因素。那些被盤剝太狠的漢人庶民百姓，一遇到機會便跑到草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經濟上的喘息之機。相比漢朝嚴密的金字塔型國家結構，他們到草原做了匈奴人之后，有可能過一段時間輕松的日子，但做為改變身份的代價，他們在不同于漢朝的社會生態下，只能按照草原的習俗來生活。要么是孤身加入一個小部族，要么是自己帶一批人過去組建小部族，然后逐水草而居，信奉強者為尊的叢林法則，從此遠離禮儀文教。用不了二十年的時間，這些原本穿漢服說漢語的漢人，便會被草原的社會生態馴服，完全胡化，成為穿皮襖牧牛羊、流淌漢人血液的化外之人。漢朝的庶民百姓受到金字塔的層層盤剝，但嚴格的等級制度也保護了他們的社會身份，一旦脫離這座金字塔，個體獲得了自由，卻也失去了最堅固的保護罩。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也是漢朝擊敗匈奴、唐朝擊敗突厥、明朝擊敗蒙古以后，難以治理草原的根本原因。因為漢、唐、明朝在草原駐軍以后，必然要用游牧經濟來供養軍隊，這就為他們胡化提供了現實條件，而受制于貧瘠的游牧經濟，他們終有一天要調轉槍口，越過長城進行大規模劫掠。那漢、唐、明派出去的駐軍，和匈奴、突厥、蒙古又有什么區別？所以數千年來，長城南北爆發的無數次戰爭，其實不是種族之戰，而是經濟基礎之戰、社會生態之戰。而漢朝奠定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制，是有利于高層的，于是有些草原游牧部族的高層被穩定富裕的農業經濟、可以保護既得利益的政治制度吸引，越過長城投奔漢朝，換取封侯封地的賞賜。他們進入漢朝以后，就必須接受嚴格的等級制度、定居的生活方式、儒家的意識形態，用不了二十年，他們的后代便成為講禮儀明尊卑的謙謙君子。就像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比絕大部分漢人都要忠于漢武帝，直至成為漢武帝的托孤大臣，陪葬茂陵。東漢末年的南匈奴左賢王之子劉淵，“《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比絕大部分門閥士族的子弟都要有文化。蒙古任命忽必烈總理漠南漢地軍事，結果忽必烈很快便和儒家士大夫們走到一起，施行仁政勸課農桑，并被奉為儒教大宗師。孔夫子說過，“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其實是有道理的，同時也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理論。當經濟基礎改變了，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便要發生改變，人們頭腦中的精神文明也要隨之改變。長城，可遠遠不止是一座邊塞城墻那么簡單，它是漢朝和匈奴部族的防火墻，更是漢地庶民百姓和草原游牧高層爭相翻越的龍門。長城是有形的，但不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態是無形的。長城會被歷史淘汰，不同的經濟基礎之爭、不同的社會生態之爭卻始終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著，永無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