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陳洋】

當地時間11月16日下午，國家主席新時代領導人在美國舊金山與美國總統會晤后，又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這一安排也讓外界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在此之前，大家的關注點都在中美兩國元首會晤上，這一次日本政府則是在會晤前5小時才正式官宣，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日關系的復雜性。

岸田暫時能舒口氣了

此次在美國舊金山APEC會議期間舉行的中日領導人會晤是繼2022年11月泰國曼谷以來，兩國領導人時隔大約一年再次舉行。根據中方發布的新聞通稿來看，兩國領導人不僅就發展中日關系表達觀點態度，而且還達成了一定的共識成果，將為今后一段時期的中日關系奠定有利氛圍，助力雙邊關系健康發展。

對于當前內閣支持率不斷創下新低、執政前景堪憂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來說，此次與中方領導人的會談至少能讓其長舒一口氣。自今年5月以來，岸田就頻頻利用國會施政演說、記者會、國會答辯、多邊國際會議等各種場合，表達希望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的意愿。

而在此次舊金山APEC會議前夕，日本政府一邊“緊急”派高官訪華探詢中日領導人會晤的可能，一邊向日本媒體放風“日中兩國政府正協調首腦會談事宜”。

然而，相較于去年日本政府是提前3天官宣中日領導人將舉行會談，正如前文所說，這一次日本政府則是在會晤前5小時才正式官宣，可謂“驚心動魄”，說明有很大可能中日領導人在舊金山APEC會議期間不會舉行會晤。

對岸田來說，若無法在此次舊金山APEC會議期間舉行中日領導人會晤的話，那么不僅意味著其此次美國之行的意義將大打折扣，也意味著岸田短期內將無法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面對面會談。但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岸田還是如愿以償地與中國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完成了外交任務。

當地時間11月16日下午，國家主席新時代領導人在舊金山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新華社記者 王曄 攝

核污染水問題暫時能向國民交待了

借由此次中日領導人會晤，岸田文雄在核污染水問題和日本水產品輸華問題上能有向國民交待的材料了。

今年8月，日本政府無視國內外輿論強烈反對，正式啟動核污染水排海，此后不久中國政府宣布全面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中國政府的做法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防范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日本食品輸華，但對日本的影響則是巨大的，不僅直接導致漁業群體的利益受損，而且還間接影響日本旅游、餐飲等行業，令日本政府承受著不小的輿論壓力。

根據日本財務省此前發布的9月份初步貿易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對中國大陸的魚類和海產品（包括罐頭和其他制成品）出口額僅為5868萬日元（約合287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下降99.3%。

正因如此，岸田一直希望向中國最高領導人闡明“處理水”的安全性、可靠性，進而要求中方立即取消暫停從日本進口水產品的措施。結合日本外務省發布的通稿，岸田在此次會晤期間確實提及了相關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日本輿論的回應，當然岸田可能深知中國政府不會立即取消對日本水產品的進口限制，但至少向中方表達了立場訴求，也算是回應了國內輿論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日領導人會晤期間，“雙方同意本著建設性態度，通過磋商談判找到解決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問題的合適途徑”成為中日兩國輿論關注的焦點。從日本的角度理解，這意味著該國水產品重新輸華迎來“曙光”，而從中國的角度理解，筆者認為這反映出中方有意與日本尋求管控新問題的方法。

自2021年4月，日本政府決定將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來，中國政府的立場就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之所以反對，不僅在于日本政府是在未窮盡其他方式的前提下，就不負責任地選擇了最省事省力省錢的向海洋傾倒，更在于日本政府、東電公司在處理核污染水過程中，存在的諸多不透明和數據造假，難以令人信服核污染水的安全可靠性。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一個長達30年的漫長時間周期，但中日關系不能因核污染水排海這一新問題而止步不前，這最終損害的將是兩國和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中日之間有很多基于歷史的老問題，也有一些基于現實衍生出的新問題，在妥善處理好老問題的同時，有效管控或避免新問題的產生，才能確保中日關系長遠發展。

因此，在此次中日領導人會晤期間，雙方同意就核污染水問題尋求合適途徑解決，至少表明中方有意與日本攜手努力管控新出現的問題、探尋解決新問題的方式方法，避免新問題發酵老問題，成為阻滯雙邊關系發展的絆腳石。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位置示意圖 來源：@CCTV國際時訊

中日再次確認“戰略互惠關系”

觀察最近幾年的中日關系，給筆者最深刻的兩點感觸，一個是兩國一些有影響力的友好人士年事已高、逐漸離場，而新鮮血液并沒有及時補充上，這無疑會對未來中日關系發展造成影響，特別是當雙邊關系緊張的時候。另一個是雙方更多地借助重要歷史事件節點來摸索改善關系，比如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年則是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45周年，兩國政府和民間社會借助共同慶祝的方式來促進雙邊對話、走出低谷。

這樣的方式并非不好，但在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其他路徑對改善發展中日關系的意義和價值，要知道2024年、2025年中日之間可能沒有什么重要歷史事件節點，那么屆時雙邊關系若再度走低，又將靠什么來讓中日關系止跌企穩呢？正因如此，筆者認為此次中日領導人會晤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中日雙方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兩國關系定位。

構筑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最初是由安倍晉三在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時提出的。當時的背景是，首相小泉純一郎2001-2006年執政期間，因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引發周邊國家強烈不滿，導致中日關系在小泉政府時期陷入“冰凍”狀態。

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擔任首相后，在訪華期間提出“努力構筑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并受到中方的積極贊賞。2008年5月，時任國家主席第四代領導核心訪日期間，與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構筑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在兩國最高領導層達成共識。這份《聯合聲明》也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一起構成了中日關系的四個基礎性政治文件。

中日確立戰略互惠關系，就是為了從更宏觀、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待和推動雙邊關系健康穩定發展，也是為了跨越因兩國政治體制、社會文化以及發展階段不同所造成的觀念沖突與分歧對雙邊關系造成的影響。

但較為遺憾的是，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此后被提及的頻率逐漸降低，按照《日本經濟新聞》的說法，這次是“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時隔6年復活。

實際上，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之所以逐漸從兩國領導人會談之中淡出，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政治家對中國發展抱有的復雜心態，在渴求分享中國發展紅利的同時，又擔心中國發展可能給日本帶來沖擊，尤其是在軍事安保方面。

基于此，日本政府便愈發傾向于采取“兩面下注”的政策，一邊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跟隨美國進行對華遏制和打壓，一邊卻又謀求推動中日經貿領域的合作，也就是以“政經分離”方式處理中日關系，強調“互惠”而淡化“戰略”。

然而，“戰略互惠關系”并不是低層次的封閉性經濟互利關系，而是全面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高層次的開放性戰略關系，虛與委蛇地合作難以推動“戰略互惠關系”的深入，缺乏戰略共識的中日關系也難以行穩致遠。現在，中日兩國領導人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兩國關系定位，不僅對過往兩國關系發展的成功經驗的總結，更是對兩國關系未來發展的一種期許。

中國和日本作為戰略合作雙方，互信是基本要求，也是深化合作和實現互惠的先決條件。但當前中日之間最為缺乏的恰恰就是戰略互信，而如何將“戰略互惠關系”從字面落實到實踐之中，顯然是擺在今后中日兩國面前的共同課題，這不僅需要日本與中方相向而行，更需要日本政治家在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過程的中的歷史責任、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

以日本政府2022年底修訂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文件為例，就明確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考慮到《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文件是對日本外交、安保防務政策的中長期規劃綱要，那么日本政府如此定位中國，顯然是與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相悖，一邊奢談中日戰略互惠，一邊卻又做損害中國戰略利益的勾當是不能被允許的。

因此，此次在舊金山APEC會議期間舉行的中日領導人會晤，確實為今后一段時期的中日關系發展奠定了積極有利氛圍，但這并不是全部，如何讓當前的有利氛圍持續、如何促進中日關系行穩致遠，恐怕還需日本與中方一道，堅守四個政治文件中確立的各項承諾，各自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彼此樹立客觀理性的認知，切實將“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這一政治共識體現到政策上，落實到行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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