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梅新育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國好兒女，齊心團結緊。

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

——《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歌詞作者，原軍委炮兵政治部、原二炮五十三基地、五十六基地政治部主任麻扶搖已于2019年1月20日在北京301醫院病逝，享年92歲，未能親眼目睹新中國開國七十周年盛典，更未能親臨正在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覽。

向我們英勇的先輩致敬！

老兵凋零，但他們從內心呼喊出的旋律、他們的偉大精神永生。

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二經濟大國。作為經濟研究者，在我眼里，這些地位的開端不是別的，就是這場戰爭，偉大抗美援朝戰爭。

正是這場戰爭成為新中國工業化的起點，歷史還將認定這場戰爭開創了堪比“文景之治”、“昭宣之治”、“貞觀之治”的“新華盛世”。

工業化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

有苗頭顯示，越來越多的中國國民正在淡忘這個問題對中國生死攸關

畢竟，中國自2008—2009年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以來，迄今已逾10年，中國制造業規模、水平領先別國的幅度日益拉大。

1939年的美國曾憑借4789.8萬噸原鋼產量俾睨天下，這個產量相當于日本產量（669.6萬噸）的7.2倍、德意日三國產量之和（2656.9萬噸）的1.8倍、英法產量之和（2138.2萬噸）的2.2倍、蘇聯產量（1756.4萬噸）的2.7倍，與英、法、德、意、日五大國產量總和（4795.1萬噸）相當。

今天，2019年中國粗鋼產量已經高達9.9634億噸，鋼材產量12.0477億噸，相當于美國的11倍之多。

特別是中國制造業成功趕超之后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他們潛意識中往往把目前中國所擁有的一切視為從來就有的當然，不明白中國為贏得、創造這一切付出了多少血淚、汗水。

要理解工業化對中國的意義，首先需要明白新中國成立時，這個工業化之前的農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處于怎樣的“江湖地位”、國內人民生活是什么狀況。

不要說與昔日的西方列強相比，就是與剛剛擺脫英國殖民地地位的印度相比，當時的中國經濟也是全方位落后，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印度等歐洲殖民地的經濟殖民地，晚清直至民國時期的某些經濟指標甚至落后于非洲。

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我比較了1949年中印12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及發電量，除原鹽、卷煙、純堿、燒堿4項產品中國產量高于印度之外，其余產品印度產量均明顯高于中國。

特別是鋼和生鐵，塔塔鋼鐵公司成立（1907年）比張之洞開工興建漢陽鐵廠（1890年）晚17年，但1949年印度產量分別為中國產量的8.67倍和6.56倍之多。

須知，“控制鋼鐵的國家就能立刻控制黃金”——當年激勵詹姆謝特吉?塔塔（Janmsetji Tata）創建印度第一家近代鋼鐵企業的正是蘇格蘭作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演說中的這句話。

從整個經濟結構來看，從晚清直至整個民國時期，英屬印度殖民地一直對中國占有壓倒性優勢，新中國成立時印度工業占其工農業總產值的30%，中國1952年工業產出119.8億元，占當年GDP總量679.0億元的17.6%、工農業總產值580.8億元的20.6%。

在基礎設施方面，典型如鐵路，一戰前夕英屬印度殖民地鐵路里程已經超過3.4萬英里（5.47萬公里），新中國1949年建立時只有2.18萬公里鐵路，到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時增長1.4倍至5.17萬公里，但仍不及一戰前夕英屬印度鐵路里程。

直到1984年，中國鐵路營運里程增長至5.48萬公里，方才達到英屬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而且那時中國鐵路干線客運列車運行速度仍然沒有達到印度的水平。

19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干線客運列車最高時速提升至120公里，1988年提升至140公里；相比之下，在中國，直到1997年4月1日全國鐵路第一次大面積提速，京廣、京滬、京哈等既有干線才第一次大面積開行時速120公里的旅客列車，比印度晚了近30年。

在金融領域，中國西南廣大地區曾長期是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金融殖民地，因為印度盧比從19世紀下半葉起成為中國西南事實上的本位貨幣，在康藏地區地位尤為穩固，即使中國內地居民赴藏經商，也必須以銀元兌換盧比，方能在當地使用。本來價值不過白銀三錢二分的印度盧比在市面交易時作價三錢七分乃至八分，中國政府和國民為之橫遭盤剝，損失慘重。

盡管清政府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專門面向藏區投放模仿印度盧比大小形狀鑄造的四川藏洋（四川盧比），動用國家權力強制規定使用四川藏洋，但始終不能從西藏完全驅逐印度盧比。直到1957年新中國在藏區推行人民幣之后，印度盧比方才徹底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與此類似，即使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所謂“黃金十年”期間，中國對幾乎所有傳統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也不如歐洲殖民統治下的一些周邊國家，而這些周邊國家歷史上屬于“天朝朝貢體系”下的藩屬國，形成了這樣的定價權格局：中國幾乎所有傳統大宗商品價格決定于上海，上海價格則決定于紐約、倫敦、法國，以及歐洲殖民統治下的越南西貢、緬甸仰光。

……

更令人汗顏的是，曾經輝煌兩千年的中國外貿在晚清和民國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某些指標甚至大幅度落后于非洲的殖民地。按不變美元價值計算世界人均出口值，1860年為2.60美元，1900年為7.55美元。中國人均出口額分別只有0.18美元、0.29美元，分別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4%，每況愈下，在有統計數據可查的亞、非、拉24個國家和地區中是同期最低，其它亞、非、拉24個國家和地區同一指標分別為：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比重僅有0.89%，而同年美國這項指標高達21.59%，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這項指標也有2.21%。在幾乎整個1950年代，印度都是世界最大棉紡織品出口國，1954年印度紡織品占世界市場13.4%，當時中國紡織品則被徹底封殺于作為主流國際市場的西方市場之外。

由于工業化嚴重滯后，民國時期中國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大致為35歲左右，是當時世界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嬰兒死亡率約在200‰—250‰左右，人口死亡率約為25‰—33‰，高時超過40‰，1949年當年人口死亡率仍高達20‰；營養不良、吸毒等問題，使得20—40歲成年人平均體重只有52公斤，平均身高161.5厘米，殘愚癡呆者占總人口的2%左右，個別地區高達4.3%。

所謂“東亞病夫”既是指晚清以來的中國國勢，也是指中國國民身體健康情況……

落后就要挨打，曾經領行世界兩千年、近代以來全面落后的中國對此體會最為疼徹骨髓，工業化由此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幾乎一切改革和社會革命的主旋律。

早在中國工農紅軍建軍初期，就開始向普通戰士全面教識字、教授包括國家工業化在內的社會發展史，紅軍劇團表演中也不乏“紅色機器舞”之類展現對工業化憧憬的節目，埃德加?斯諾對此印象頗深，還專門把一張“紅色機器舞”照片放進自己所著的《西行漫記》。

從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代到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推行土地改革，始終明確宣布其基本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1950年《土地改革法》）。

然而，盡管中國共產黨主動承擔起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使命，盡管新中國當時已經在廣闊的中國大陸上實現了晚清以來空前的、甚至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國家統一和市場統一，盡管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從西方列強手里收回了海關（晚清以來中國財政最大稅源且掌握龐大武力負責保證航運安全和巡衛國境海岸）、內河航運等經濟管理主權，……

但究竟能否完成這個使命，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尚在未定之天，首要的考驗就是能否為中國創建不受外敵入侵干擾的和平環境。

畢竟，抗美援朝之前的中國在列強眼里根本就不是一個有能力自衛的國家，就在志愿軍出兵朝鮮之前僅僅13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被日軍屠城，侵華日軍鐵蹄踏破中國最富裕發達的半壁江山，直至日本投降當日，還從國軍手里奪取了最后一座城市，在抗戰勝利后的中國，英美軍艦依然有權橫行于長江等內河，……

志愿軍若在朝鮮戰場失敗，讓戰火延燒到中國國土，新中國為工業化所做的上述基礎工作就完全可能全部化為泡影，收回的海關等權益也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攫回。

別忘了，斯大林在雅爾塔之所以能夠向羅斯福開出外蒙古獨立、旅順口軍港、東北鐵路等一系列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天價，羅斯福之所以照單全收，中國之所以不能參加雅爾塔會議，而只能被動接受別國對自己國土主權的安排，歸根結底是因為國軍當時在豫湘桂戰役中喪師失地，一潰千里。

感謝志愿軍戰士們的浴血奮戰，朝鮮戰爭始于三八線，終于三八線，但抗美援朝始于鴨綠江邊，終于三八線；在抗美援朝戰場的硝煙中，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確立了新興世界軍事強國的形象。

憑借這份打出來的威信，此后至今67年，中國大陸雖然打過幾場邊境自衛還擊戰，但再未遭遇大規模外敵入侵。

即便是歷時38年的文景之治期間也經歷了數次匈奴大舉入侵，外加一場掃蕩了國家腹心地帶的吳楚七國之亂；抗美援朝后長達67年的既無大規模外戰、又無大規模內戰的和平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幾乎獨一無二，為中國工業化創造了不可缺少的和平環境。

而對抗美援朝以來這67年的和平與天翻地覆的發展，稱之為“新華盛世”，實不為過。

不僅如此，從長期來看，抗美援朝戰爭勝利還徹底確立了中國既非蘇聯附庸、也非美國仆從的獨立自主地位，從而為中國開辟了獨立自主向上發展的廣闊空間。

依靠抗日戰爭的慘重犧牲與貢獻，中華民國政權在聯合國創始時贏得了常任理事國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國的“馬仔”和備用“炮灰”。

美國決策者之所以一方面全盤接受蘇聯在雅爾塔開出的損害中國主權的要價，另一方面又不顧英國反對力推中華民國躋身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目的就是要通過蘇聯的手術刀宰割中國，削弱中國發展潛力，降低、消除中國跳出其手掌心的可能性，同時由此令中蘇結仇，自己得以驅使發展潛力已被大大削弱的中國站到美蘇對抗的第一線充當炮灰。

相比之下，1971年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重返聯合國、拿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政權，能夠依據自身利益自主決策行動，而不必把自己綁在美國或其它哪個大國的戰車之上。

抗日戰爭是慘勝，抗美援朝則是大勝；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屈辱歷史的谷底反彈，抗美援朝則開啟了中國自強自立復興之門。

同樣是憑借抗美援朝的勝利，新中國拿到了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大規模支持援助，但無需也不必對蘇聯言聽計從、亦步亦趨，而是有能力自主決策，為維護主權而與蘇聯決裂也沒有導致自身政權垮臺，而且經受住了1980年代末蘇聯東歐政治劇變的沖擊。

從更廣闊歷史背景上考察，我們可以更深刻地認識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意義。

來自東北方向的邊患曾不止一次給中國帶來毀滅性沖擊，靖康之恥、清兵入關均令中國歷史創巨痛深。前者消滅了北宋一半人口，后者令明朝戶口損失2/3，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大幅度倒退。

正是意識到了東北方向邊患的顛覆性風險，隋唐兩朝數代帝王前后相繼，終于消滅了野心勃勃的高句麗；萬歷帝毅然決策出兵援朝抗日。特別是萬歷抗日援朝之戰，我們的對手日本當時是僅次于大明王朝、莫臥兒帝國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國，因開發石見銀山而取得了海量財富，又在長期諸侯征戰中錘煉出數十萬百戰精兵，火槍制造和使用技術位居世界前列，相當于今日俄羅斯軍力、印度人力、外加沙特等海合會國家財力之合體，……

擊敗這樣一個勁敵，其歷史意義可想而知。而偉大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意義在不少重要方面又超過了萬歷抗日援朝之戰。

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按照純經濟標準衡量，抗美援朝對中國經濟發展也發揮了正面的積極作用。

抗美援朝并未耽誤中國的戰后經濟恢復，西方對華全面貿易禁運也非抗美援朝所致，而是中國全面啟動工業化的“沉沒成本”；抗美援朝還為中國贏得了全面啟動工業化的全方位援助，我們的組織動員能力在抗美援朝中大大加強，又在此后數十年里為苦于資本缺口制約的中國提供了以組織能力部分替代資本的選擇。

整個民國時期，戰爭在中國幾乎是無年無之；特別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本土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戰爭長達14年之久，相當于其它國家參加反法西斯戰爭時間長度的三四倍以上，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全部淪陷，隨后又經歷了歷時3年的解放戰爭。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于數十年戰爭后的經濟恢復時期，而且不可避免給當時中國經濟恢復工作帶來了沉重負擔：

1950—1952年，中國軍事國防費用支出占財政支出總額比重分別為38.19%、45.64%和32.23%，經濟建設支出被擠到第二位，占比分別為30.39%、30.34%和42.40%。

然而，由于領導有方、決策明智、行動高效有力，通過土改增進農業生產和農村市場對國貨的購買力、抗美援朝激發國民干勁熱情、整頓腐敗等機制。

在抗美援朝這3年里，新中國有效消除了全面窒息民國后期經濟社會生活的天文數字通貨膨脹，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73.8%，年均增長20%以上；社會總產值增長82.2%；國家財政收入增長1.8倍以上，全國城市就業職工人數增長97.5%，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70%，……

僅用3年時間，中國就完成了戰后經濟恢復工作，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全面超越新中國成立前最好歷史紀錄，其中高校、中等專業學校、普通中學、小學在校學生人數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分別增長23.2%、66.1%、66.4%和115.8%，創造了全世界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恢復最快、最平穩的奇跡。

相比之下，除戰爭中受創甚微的比利時外，歐洲國家經濟恢復一般都花費了四五年以上時間，少數國家10余年后農業生產仍未達到或超過歷史最好水平。

有些輿論聲稱，抗美援朝導致中國遭受西方陣營全面貿易禁運；實際上，早在志愿軍赴朝作戰之前，西方貿易禁運就已經成為中國為爭取統一大陸、獨立自主而付出的“沉沒成本”。

早在1948年秋冬時期，基于國民黨將因腐敗、低效等原因而在內戰中迅速徹底失敗的判斷，美國國務院就提出了比照對蘇聯、東歐國家待遇管制對華貿易。

1949年3月3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近7個月、志愿軍入朝之前19個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杜魯門總統批準國務院遠東司提出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NSC41號文件），開始建立對全中國的貿易管制體系，而且提出了未來進一步大幅度收緊對華貿易管制的構想，以“使中共在日本和西方世界面前徹底孤立，或使之崩潰”。

美國對新中國的“遏制”、“孤立”政策由此開始形成，后來持續收緊對華貿易禁運只不過是逐步落實這一文件既定方針而已。

而且，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持續大幅度收緊對華貿易禁運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成立之前，美國便開始全面收緊對華石油產品出口，1949年美國對華汽車用油出口比上年減少94%，煤油輸華減少99%，柴油、工業潤滑油及其它燃料油輸華減少93%。

1950年1月起，美國商務部停止發放大多數精煉油的對華出口許可證。

1950年2月，美國要求英國對華禁運戰略物資。

3月，美國宣布《戰略物資管制辦法》，對機器設備、交通工具、金屬制品、化工原料等660余種商品對華貿易實施管制。

4月，美國以削減貸款要挾所有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家禁運戰略物資至中國。

5月，美國頒布《1946年禁止輸出令》的修改法令。

……

由于戰略目標定位準確，戰術靈活機動，保家衛國、奮起迎擊這場強加于我們的戰爭并未給我們招致額外損失，也沒有打斷我們經濟恢復的進程。

相反，通過抗美援朝，我們贏得了以“156項”為代表的蘇聯對華全面援助，中國工業化在蘇聯“老大哥”手把手指教下全面啟動。

至少與此同等重要的是，通過抗美援朝，國內民氣高漲，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奮斗精神空前增強，與抗戰時期的“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在22年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強大組織動員能力在經濟建設領域得到了長足發展。

在這個苦于資本嚴重短缺的國家開辟了憑借強大組織動員能力以勞動力替代稀缺資本的經濟建設途徑，對中國工業化進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為中國相對于其它后發發展中國家的一大優勢。

讓我們看看那個年代我們先輩在經濟建設中的奮斗精神：

如上文所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成立之前，美國就開始全面收緊對華出口石油產品。面對美國制造的嚴重“油荒”，在投身事業的熱情支持下，上海發電廠技術人員和工人冒著酷暑和蔣軍飛機轟炸威脅，完成了以煤代油的鍋爐改造大工程，發電燃料從以前的96.5%使用進口柴油轉為99.7%使用煤炭，每月節約外匯50萬美元，上海的電燈一盞也沒有少亮。

上海公交公司也將公交車從燒汽油改為煤氣動力，前一位主持技術改造的朝鮮籍工程師金官奎試驗中途因腦溢血猝然病逝，通曉七國文字的優秀機電專家、外資德士古公司高級工程師張德慶又召之即來，明明知道政府給他的薪水只有德士古的1/8，仍然義無反顧，毫不猶豫離開德士古，前往公交公司，接手研制煤氣動力車，并很快完成，他因此被推選出席了全國第一屆勞動模范大會，……

諸如此類的事跡不勝枚舉。

工地上招展的紅旗、“突擊隊”、先進工作者和勞模稱號……通過這一系列措施，新中國工業化只用較少的資本投入就完成了奠基工作。

時至今日，許多身歷其境者回憶起當年的那種奉獻精神時，仍激動不已。

今日之中國已經躍居新興世界資本輸出大國，早已度過昔日資本嚴重短缺階段，無需如同早期工業化時那樣高度依賴動員勞動力以替代稀缺資本，當年的許多具體做法也需要與時俱進。

但這種精神干勁本質永遠不會過時，我們需要繼承發揚這種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