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只提哈耶克,不提斯蒂格里茨!
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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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思想,這里面存在明顯的“鐘擺效應”。
2)從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開始,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被發現、被鼓吹,甚至被“神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論證,市場如何在優化資源配置中有著巨大的優越性、政府為什么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越少越好。事后來看,這種“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思想,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興起和發展階段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訴求密切相關。
3)但是,“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很快暴露出各種問題,包括工人面臨惡劣的工作環境、超常的工作時長和微薄的工資收入,也包括一些資本主義企業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唯利是圖,他們坑蒙拐騙、偷工減料、破壞環境。這才有了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斯主義的興起,其目標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一個更正義、更公平的社會。
4)1929-1933年的“大蕭條”,從另一個方面暴露出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嚴重缺陷——市場不僅不是萬能的,還極不穩定,“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在繁榮和蕭條之間來回震蕩,每一次都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新的市場經濟思想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5)最能體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思想“鐘擺效應”的,是哈耶克本人。1920年,哈耶克在與凱恩斯的爭論中敗下陣來,失去了一流經濟學家的地位。但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嚴重的“滯脹”問題,凱恩斯主義對此束手無策。這個時候,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終于登上了歷史舞臺,哈耶克本人也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6)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尤其是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倡導私有化,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
7)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東歐巨變中,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蘇聯解體,加上中國和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并取得巨大成功,讓市場經濟思想如日中天,其影響達到歷史巔峰。
8)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特朗普主義”的興起等,讓人們再次認識到“市場并非萬能的”。這一次,最能體現這種從“新自由主義”到“市場懷疑論”轉變的,是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在上世紀90年代曾擔任美國克林頓政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雖然主張政府采取措施促進充分就業、消除極端不平等,但是,他整體上仍認為市場雖然有時無效,但依然是好的,政府雖然有好心,但經常好心辦壞事。這一思想與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負》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反對和不信任,完全一脈相承。
但是,隨著美國貧富分化問題愈來愈嚴重,斯蒂格利茨最近幾年出的書,包括《不平等的代價》和《美國真相》,都對新自由主義在美國造成的嚴重問題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第一,在美國經濟制度中,市場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它既無效率也不穩定;第二,美國的政治體制并沒有糾正市場失靈;第三,美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導致1%的人占據了全社會大多數的財富。
9)今天,美英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反思還不徹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優越性還需要逐漸體現出來。此時此刻,全世界缺乏一種享有廣泛共識的市場經濟思想。在中國,溫鐵軍提出了“去依附”理論,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他們以中國等廣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為中心,積極探索新的市場經濟經驗,這也是對西方中心主義框架下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反思和解構。
10)此時此刻,中國國內有一些思想和職業成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忠實信徒的經濟學家,在新自由主義已經面臨巨大現實失敗的時候,不是像斯蒂格利茨一樣去探索新的理論,而是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那一套東西,鼓吹“市場萬能”,這是他們的局限和悲哀。時至今日,在中國社會依然有人拿著亞當·斯密、哈耶克等人鼓吹“市場萬能”的只言片語,迷惑了很多人,這完全是一種“刻舟求劍”的做法。
人類探索最佳經濟治理方式的步伐不會停止,其中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處理好“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到底什么才是最佳?現在還沒有定論,但是,斯蒂格利茨明顯比哈耶克在理論的探索方面前進了一大步。理想的狀況也許是中國近年來提出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但要在現實中做到這一點,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外,雖然在西方資本主國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思想,而且,一種舊時代的市場經濟思想往往被新時代的現實所挑戰、被新時代的思想和理論所代替,但是,每一種市場經濟思想在特定條件下依然有其可取的地方,我們關鍵是把那些理論發揮作用的限定條件和假設搞清楚,從而實現批判式繼承,而不是全盤否定。
根據“鐘擺效應”,在2008年的“大衰退”之后,新自由主義就應該被批判、被取代,但是,現實卻是,美國經濟在經歷了后危機時代幾年的徘徊后,再次恢復了增長,尤其是美國金融市場眼下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美國真的解決了新自由主義的內在各種缺陷了嗎?大廈將傾的新自由主義從哪里獲得了一支“強心劑”?美聯儲的量化寬松到底是“神奇的魔法”還是掩蓋和推遲危機爆發的“障眼法”?后面,我會嘗試再做一些解讀。
讓我非常失望的是,對于這些基本的經濟問題,中國的經濟學家在面向大眾進行解釋方面做得非常差,甚至一些“大名鼎鼎”的中國經濟學家,依然在向不明真相的社會大眾兜售哈耶克那一套錯誤的東西。
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們,什么時候能找到自己的脊梁骨?什么時候能找回自己獨立工作的大腦和眼睛?什么時候能不再做西方各種理論和思想的“傳聲筒”?什么時候能基于中國傳統和當下實踐,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性理論、思想、見解和主張?這些問題是時候該好好回答一下了。
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