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洋愷宏觀
作者：George

1950年以來，大陸、臺灣、美國之間的三角關系出現過兩次歷史性變化。

第一次歷史性變化發生在50年代初。1950年大陸發表第一份《告臺灣同胞書》，首次提出要解放臺灣的任務。當時的背景是臺灣剛剛爆發了“二二八運動”，很多民眾對國民黨統治強烈不滿，首份《告臺灣同胞書》在島內引起軒然大波，遍地都有響應。

然而幾個月之后，由于朝鮮局勢的變化，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海，收復臺灣的進程被迫推遲。隨后，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中美關系走向破裂，進入二十年的敵對期。

為了遏制新中國，1954年美國與臺當局簽署《美臺共同防御條約》，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美國對臺灣的防衛“義務”。我軍隨后炮擊金門，表達了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嚴正立場。

1958年，美國入侵黎巴嫩，介入中東事務，臺當局則謀劃“反攻”。我軍再次炮擊金門，并接連發表三份《告臺灣同胞書》，呼吁臺灣民眾以和平為重，放棄與美國的勾連，早日回歸大陸懷抱。

縱觀50年代和60年代，兩岸處于敵對狀態，經常爆發軍事沖突。美國則在臺灣大規模駐軍，阻撓中國統一。正因如此，中美之間幾乎沒有往來，只能通過其它第三國維持溝通。

第二次歷史性變化發生在70年代。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美國認識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在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前提下，美國將設立從臺灣逐漸撤出全部軍隊的目標。

1978年，中美發表《建交公報》，美國同意與臺當局斷交、撤出全部軍隊、廢除《美臺共同防御條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兩國關系翻開了新的篇章。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天，大陸發布了新版的《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了和平統一的方針，停止炮擊金門，并首次倡議兩岸“三通”（通郵、通商與通航）。到了80年代初，大陸發表和平統一的“九點方針”，呼吁兩岸展開對等談判，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隨后，為解決港澳臺問題，大陸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針，表示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自治權。

1979年，美國在與臺當局斷交后，作為替代，卡特總統提出了《與臺灣關系法》，并獲得國會通過。該法案提出：“任何以非和平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努力，均會引起美國嚴重關切”，并強調會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

1982年，美國與中國發表《八一七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僅如此，美國還聲明將逐漸減少對臺武器出售，在經過一段時間后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然而，為了安撫臺灣，美國在跟中國發表《八一七公報》之前又與臺當局緊急磋商，美國以非正式承諾的方式向臺灣提出“六項保證”，內容包括：美國未設定對臺軍事終止期限、美國不會施壓臺灣與大陸談判、美國對臺灣“主權”立場沒有改變、美國不會修改《與臺灣關系法》等。該保證強調美國對臺軍售的目的是維持兩岸軍力平衡。以此為依托，在之后的幾十年里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看來，法案、聯合公報、非正式承諾的效力是有區別的，有沒有國會背書也是關鍵因素。

中美建交后，臺當局面對大陸拋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案，一度采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在島內“統派”的推動下，兩岸關系逐漸破冰。1987年，臺當局在民意的推動下，首次放開了兩岸百姓探親的限制。

1992年，大陸與臺灣發表“九二共識”，雙方均認識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不是國與國關系，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的立場。那一年中國也開始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很多臺商跑到大陸投資，實現了互惠共贏。到了2008年，兩岸正式實現“三通”；2010年，ECFA正式生效。兩岸經貿人員往來日益密切，臺灣成為大陸獲取半導體技術的重要窗口，大陸則為臺灣貢獻了40%的貨物出口，雙方實現互利共贏。

可以發現，美國在大陸和臺灣之間只能二選一。1950年美國選擇協防臺灣，代價就是中美關系破裂。1979年中美建交的前提，則是美國與臺當局斷交，并撤出軍隊。但大陸卻可以主動調整對美和對臺政策，比如50年代聯蘇抗美，并致力于解放臺灣；70年代聯美抗蘇，并呼吁兩岸和平統一談判。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大陸、臺灣、美國三角關系充滿了敵對情緒，大陸嘗試解放臺灣，對岸揚言要“反攻大陸”，美國則不承認新中國。第二階段的西太平洋三角關系出現緩和勢頭，大陸希望優先搞經濟建設，因此致力于和平統一；臺當局在大陸研制出核武器后逐漸放棄了“反攻大陸”的計劃，轉向割據和內部轉型；美國則采取雙向威懾的策略，既反對兩岸統一，也不支持臺灣獨立。在這一框架下，美國在經濟領域積極與中國合作，經貿一度成為兩國關系壓艙石。

展望未來，大陸、臺灣、美國的三角關系是否會出現第三次歷史性轉變呢？

在賴清德已經當選的情況下，之后的演繹主要取決于美國大選的結果。

“92共識”曾成為兩岸關系回暖的標志，然而在蔣經國執政后期，為了獲得支持，他大量提拔本省人，其中就包括李登輝。這就好比蜀漢到了劉禪時期，為了鞏固統治，不得不大量提拔益州人。在李登輝剛上臺的時候，國民黨內部“統派”有很大話語權，兵權也掌握在外省人郝柏村手里。李登輝只能夾緊尾巴做人，延續蔣經國時期的“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李登輝通過改制等手段提升了權力，他不再遮掩，而是公開宣揚臺獨主張，推行所謂的“兩國論”，以至于釀成1996年臺海危機，兩岸關系進入冷淡期。在2000年臺灣選舉中，李登輝暗中支持民進黨，故意制造國民黨內部分裂，幫助陳水扁上臺，實現所謂的“政黨輪替”。

民進黨曾制定過“臺獨黨綱”，但大陸多次表態臺獨意味著戰爭。為了安撫中間選民以獲取選票，1999年民進黨拋出了所謂《臺灣前途決議文》，設置了必須通過全民公投才能實施獨立的條件，從“明獨”轉向“暗獨”。陳水扁上臺后，雖然他經常叫囂要搞獨立，但那個時期美國在反恐問題上有求于中國，小布什多次指責陳水扁是“麻煩制造者”。到了后期，陳水扁深感謀獨無望，開始擺爛，通過腐敗大量撈黑錢，最后被送入牢獄。

但陳水扁時代兩岸卻呈現“政冷經熱”的特征，主要是因為在野黨控制了立法權。無論是連戰還是宋楚瑜，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在立法方面處處給民進黨設限，多次阻攔美國對臺軍售，并出臺有利于兩岸關系發展的法案。結果就是陳水扁時代兩岸貿易額從70億美元飆升至1000億美元，由于搭上了大陸經濟繁榮的快車，臺灣經濟走出了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衰退漩渦，人均GDP從1.3萬美元上升至1.8萬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綠營和藍營的政策分歧，大陸在對臺政策上可以說剛柔并濟。2005年，大陸頒布《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當臺灣嘗試從中國分裂出去時、或者和平統一可能性完全喪失時，大陸都會采取非和平手段捍衛領土主權完整。”但另一方面，那一年大陸也高規格接待了前來訪問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兩岸關系進入歷史新時期。

2008年馬英九上臺后，兩岸關系進一步改善，經貿和人文往來得到加強。然而馬英九時期臺當局奉行“不獨不統不武”的政策，這使兩岸政治關系止步不前，白白錯失了整整8年的窗口期。

等2016年蔡英文上臺后，兩岸關系再次迎來寒潮。相比陳水扁，蔡英文務實得多，她很少大張旗鼓宣揚臺獨，但她卻暗中加快去中國化和倒向美國的進程。在蔡英文時代，雖然兩岸經貿關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臺當局高度配合美國反華戰略，使臺灣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最重要的一枚棋子。臺美關系走近對大陸的負面影響不亞于臺獨舉措。

蔡英文雖然很少宣傳臺獨，但她也提出過所謂“四個堅持”，主張兩岸互不隸屬，推行所謂“一邊一國”。與陳水扁相比，蔡英文屬于“務實的臺獨主義者”，變“臺獨”為“華獨”，更多靠做而不是說。這種效果更隱蔽，且極具危害性。

到了最近幾年，隨著中美對抗加劇，臺灣加快了倒向美國的進度。幾乎所有臺灣政黨均強調要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提高威懾能力。在蔡英文的基礎上，賴清德更進一步，他提出所謂“四大支柱”，包括：加強武力威懾、經貿去風險、與西方陣營合作、保持對話等。相比之前幾任臺灣領導人，賴清德在經濟上屬于鷹派，他主張降低對大陸貿易依賴度，推進兩岸“脫鉤斷鏈”，配合美國對華芯片封鎖戰略。

作為對比，可以發現在80年代臺當局采取“孤立”的策略，那會中美處于蜜月期，美國對臺灣態度較為冷淡，由于歷史原因兩岸幾乎沒有經貿往來。到了馬英九時代，臺灣一方面加強與大陸經貿合作，另一方面拒絕配合美國反華戰略，兩岸關系處于冷戰以來最好水平。到了蔡英文時代，臺當局在繼續跟大陸做生意的同時，在安全領域加強與美國合作，試圖“倚美謀獨”。賴清德更加激進，他不僅主張在安全領域更加依賴美國，在經貿領域也嘗試跟大陸脫鉤，特別是半導體領域。

隨著2024年臺灣地區選舉賴清德獲勝，未來兩岸關系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如果之后美國大選特朗普上臺，形成臺灣鷹派+美國鷹派的組合，大陸、臺灣、美國三角關系可能會出現第三次歷史性變化。

對大陸來說，當前的優先任務是發展經濟，提升民眾生活水平。因此只要臺灣和美國不觸犯底線，大陸輕易不會動用武力，會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

對臺灣來說，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蕭美琴雖然都是臺獨代表，但其執政風格有本質區別。

李登輝雖然是客家人，但從小接受日本皇民教育，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屬于“深獨”。但李登輝執政時期國民黨高層大部分是來自大陸的“外省人”，對其形成有效掣肘，因此李登輝時期兩岸關系在曲折中前進，臺灣的“統派”壓倒了“獨派”。

陳水扁作為深綠出身的臺南人，在“獨”的立場上不亞于李登輝。但由于沒能掌控立法權，陳水扁在施政的時候處處受限，再加上當時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美國不待見民進黨。因此陳水扁時期兩岸關系呈現政冷經熱的特征。

蔡英文屬于客家人，客家人的特點就是務實。所以蔡英文雖然也要搞臺獨，但她只做不說。雖然蔡英文執政期間民進黨掌控了立法權，但并沒有像陳水扁那樣動不動就跳出來踩大陸紅線，而是通過去中國化和全面倒向美國等政策謀求實質性的獨立。不僅如此，美國也在試探中國底線，不斷掏空一個中國政策，通過切香腸的戰術加劇兩岸分裂。

論激進程度，賴清德比李登輝和陳水扁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賴清德不僅是“深綠”，從不否認自己的臺獨立場。而且賴清德這個人沒有陳水扁那么貪財，論個人資產，賴清德在眾多候選人里面是最低的，只有其它候選人的十分之一。為了獲得美國信任，賴清德甚至將家屬送到美國充當人質。這種人一旦執政，其不確定性非常高。

至于蕭美琴，本身就有一半的美國血統，而且在日本出生，長期接受西方教育，對中國沒有任何認同。假如蕭美琴成為繼賴清德之后下一任民進黨候選人，其只會在臺獨道路上越走越遠。

臺灣有四大族群，分別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分別占總人口比重13%、73%、12%、2%。外省人主要是1949年隨遷至臺灣的大陸移民，本省人明清時期遷移至大陸的閩南人，閩南話的存在放大了二者的身份差異。兩蔣時期臺當局大力宣傳中華文化，要求所有居民必須說普通話，一度淡化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身份差異，大部分臺灣民眾均擁護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臺當局從教材入手，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所謂的臺灣閩南本土文化逐漸興起，越來越多的本省人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更強調臺灣人的身份，他們也愈發支持有獨立傾向的民進黨。

作為外來政黨，國民黨無法割棄中國的身份，而且國民黨大部分精英都是外省人，不愿改黨名。這使國民黨很難獲得本省人的擁護，只能從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手里獲得選票。由于1949年從大陸隨遷至臺灣的船只大多在臺北和基隆靠岸，且臺北是政治中心，所以大部分外省人主要聚集在臺北工業區；明清時期從福建遷移至臺灣的本省人則聚集在臺南農業區。因此臺灣呈現南綠北藍的特征，農民是民進黨的票倉，富人則更擁護國民黨。

中美關系也對臺灣選民結構有很大影響。2001年—2013年，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美國不愿為了臺灣得罪中國，更希望臺海局勢保持穩定，更支持溫和的國民黨上臺，往往給與國民黨候選人更高的接待規格。當時島內有60%的選民是泛藍，人數明顯超過綠營。因為國民黨能同時維持好與大陸和美國之間的關系，為臺灣帶來經濟繁榮。

從2014年開始，中美關系走向惡化，美國希望利用臺灣向中國施壓，因此傾向于讓反中的民進黨執政，這就有了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在這一背景下，島內綠營的基本盤逐漸趕上藍營，畢竟美國對臺灣的掌控力非常強，可以決定誰能當選。

從選民結構來看，臺灣可以劃分為五種選民。分別是支持九二共識的深藍、不支持九二共識也不支持臺獨的淺藍、中間選民、支持務實臺獨的淺綠、支持法理臺獨的深綠。2019年，蔡英文當局大肆炒作香港議題，對“九二共識”污名化，詆毀一國兩制，給國民黨“抹紅”。導致藍營出現分裂，很多藍營選民不再支持一個中國政策，而是主張維持現狀。正因如此，淺綠出身的臺北市長柯文哲趁機創立民眾黨，目的是為了從國民黨手里爭奪淺藍的選票，這使國民黨票倉進一步流失。

然而綠營仍以淺綠為主，因為面對大陸《反分裂國家法》帶來的威懾，大部分綠營不敢邁出獨立的紅線，只能在獨立的邊緣打擦邊球。由于淺綠遠大于深綠，民進黨票倉相對集中，綠營內部基本不存在分流效應。

臺灣省效仿美國搞三權分立，有專門的立法院。它的立法委選舉參考了歐洲議會選舉的并立制，融合了多數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特征。總共有113個席位，其中73席是區域立委，在不同選區按相對多數的原則選舉產生；34席則是不分區立委，按政黨票得票比例分配，設定了5%的最低門檻；剩下的6席則是代表土著利益的原住民立委。

由于不分區立委的存在，包括民眾黨在內的很多小黨都喜歡參加選舉，目的為了沖高政黨票以分配更多的立法委席位，或者就是形成“母雞帶小雞”的效應，為區域立委抬升選情。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省如果想修改憲法，至少需要3/4的立法委員出席，且其中3/4的成員投票支持，再交由全民投票，獲得一半民眾支持才能通過。因此在立法委沒能過半的情況下，民進黨想搞臺獨公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臺灣的領導人選舉卻屬于贏者通吃模式，因為其立法院沒有太多人事權，正手獲勝后可以任免內閣官員，壟斷了所有行政資源，被稱為“民選皇帝”。然而副手卻沒有實質性權力，更多充當花瓶。這也是柯文哲和郭臺銘不愿意當副手的原因。

我們知道國民黨是孫中山仿照蘇聯模式創立，采用金字塔式的組織架構。作為由各路精英組建的聯盟，國民黨在選拔候選人的時候最看重的不是民調，也不是能力，而是黨內支持率，這也是國民黨為什么喜歡內斗的原因。由于外省人和本省人差異，國民黨分為“戰斗藍”和“本土藍”，在競選的時候通常是一個本省人搭配另一個外省人。郭臺銘、韓國瑜就屬于外省人，侯友宜就屬于本省人。相比之下，民進黨靠選戰起家，擅長基層動員和輿論引導。為了拼選舉，民進黨制定了嚴厲的規矩來約束成員，其在產生候選人的階段雖然會激烈內斗，但當候選人敲定后大部分成員都不會再有異議，黨內大部分資源得以集中在單一的候選人身上。

因此臺灣省的選舉制度融合了美國的三權分立+歐洲并立式議會制，設計過于復雜，保留了每種制度的缺陷。與臺灣省類似的只有韓國，但由于韓國總統只能干一屆，再加上歷史原因，因此韓國形成了后任總統清算前任總統的傳統。相比之下，臺灣在藍營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可能會從兩黨制向多黨制轉變，類似民眾黨這樣的第三方或長期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很難與民進黨競爭，臺灣將形成綠營長期執政的局面。國民黨只在地方選舉中有一定優勢，畢竟藍營有很多技術官僚，擅長搞建設。

事實上，“藍白合”之所以破滅，更多是因為立法委席位分配不均導致的，國民黨雖然是在野黨，但掌握了縣市長和立法院很多資源，可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民眾黨作為柯文哲創立的網紅政黨，全部人氣依賴柯文哲一人，如果沒有強大基層支撐很容易泡沫化，就和當初宋楚瑜一樣。國民黨不愿在立法委席位上禮讓民眾黨，以避免民眾黨做大后與自己分庭抗禮，取代自己老二的位置。國民黨的策略就是拖，等拖到柯文哲沒有人氣后民眾黨自然就垮臺了。在柯文哲不愿當副手的情況下，這個策略可以說是最優解。

但至少未來四年，臺灣都會面臨三角督的情況。如果臺灣是多黨制+議會制，那國民黨和民眾黨或許能就權力分配達成共識，進而實現聯合組閣；如果臺灣是兩黨制+三權分立，那任何一個政黨都很難長期坐莊。然而臺灣卻是多黨制+三權分立，而且還采取簡單多數原則，即一輪選舉定勝負，無需獲得50%以上的支持率。在這種模式下民進黨無需迎合中間選民，只需獲得40%民眾支持即可長期執政，但代價是很容易產生類似賴清德這樣的極端候選人。

大部分臺灣選民都希望長期維持現狀，針對這一點，藍綠都強調自己更能維持現狀。國民黨的策略是與大陸保持溝通，通過談判的方式維持現狀；民進黨的策略是與美國深度捆綁，通過威懾的方式維持現狀；民眾黨則試圖在大陸與美國之間騎墻，一邊與美國加強安全合作，另一邊與大陸深化經貿往來。因此對岸三個黨，實質上都是主張維持現狀，希望以拖待變，沒有一個愿意接受統一。

因此可以判斷，賴清德上臺后大概率會比蔡英文更激進。因為蔡英文是在藍綠對決的模式下獲勝的，獲得了57%的選票，必須考慮中間選民的感受；賴清德則是在三角督的模式下獲勝的，只得到了40%的綠營選票，必須依靠激進的主張才能獲得綠營支持。賴清德有足夠動機改變臺海現狀，前提是美國允許他這么做。

因此未來臺海局勢走向，取決于2024年美國大選結果。

近幾年來看，中美關系的負面沖擊來源主要是美國國會，包括佩洛西竄臺、麥卡錫接見蔡英文、氣球事件、《臺灣政策法案》等均來自美國國會。對華強硬屬于國會跨黨派共識，有很強民意支撐，在眾議院更受追捧。因為眾議院議員任期只有2年，很多都是草根，傾向于更激進的對華政策來吸引選票。因此國會選舉對臺海局勢乃至中美關系有一定影響，主要看反華議員占比。

更大的分歧在于美國政府層面，特朗普和拜登在對華政策上截然不同。

拜登的思路是對華打冷戰，通過俄烏戰爭把歐洲綁上反華戰車，聯合整個西方陣營封鎖中國科技來源，阻止中國產業升級進程。通過炒作地緣風險等方式引導外資主動撤離中國，從而實現對華去風險的目的。但為了防止局勢失控，拜登主張與中國保持常態化溝通，為中美關系加護欄，避免戰略誤判，實現“有管理的競爭”。畢竟臺灣是第一島鏈關鍵一環，過分刺激中國容易引起武統，美國并不愿承擔丟失臺灣的代價。

特朗普奉行孤立主義，主張對華全面脫鉤。由于他認為自己是因為中國才輸掉選舉，上臺后勢必會瘋狂報復，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很多觀點認為特朗普上臺后會切斷對烏克蘭援助，使歐美關系出現裂痕，給中國可乘之機。然而情況可能會比預想的更復雜。

特朗普雖然跟俄羅斯關系很好，但他是商人思維，勢必會在俄烏問題上為美國爭取最大利益。特朗普固然不贊同援助烏克蘭，但美國畢竟有很強的反俄情緒，特朗普肯定不想再來一次“通俄門”。更關鍵的是，他會利用烏克蘭議題反向施壓普京，要求俄羅斯與中國保持距離。

特朗普上臺后，不會馬上停止援助烏克蘭，而是會以此為籌碼，要求俄羅斯主動疏遠中國，在中美之間維持等距外交。作為回報，特朗普會拉攏意大利、匈牙利等歐洲綏靖派，向烏克蘭施壓，要求其接受“現狀停火”，簽署類似《明斯克協議》那樣的停火協議，否則美國就會完全切斷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雖然付出了巨大代價，但仍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屬于最終贏家。

這其實就類似拜登上臺一樣，拜登在當選之前雖然不支持對華加關稅，認為這會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但拜登上臺后還是以關稅為籌碼要挾中國，試圖迫使中國在地緣問題上讓步，以至于中美在阿拉斯加會談上鬧得不歡而散。不僅如此，拜登還升級了對華科技制裁，繼承了特朗普大部分反華政策。

特朗普上臺后預計也會部分延續拜登的政策，不會立即停止援烏，而是以“現狀停火”為籌碼，要求俄羅斯與中國切割。如果普京不愿接受，那么特朗普會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力度，從而要挾普京在中俄關系上讓步。事實上，特朗普雖然親俄，但在任期間依舊叫停了北溪管道建設，他不會在什么好處都沒撈到的情況下輕易對俄妥協。

這意味著我國想調停俄烏沖突的難度極大。如果是拜登連任，他會支持德國、波蘭等歐洲強硬派，通過軍援等方式幫助烏克蘭擊敗俄羅斯，使俄烏邊境恢復至開戰之前。這樣既能加強美國戰略承諾可信度，又能增加歐洲在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把歐洲綁上美國的反華戰車。如果是特朗普上臺，他會采取雙向威懾的策略，一方面以放棄援助為要挾迫使烏克蘭妥協，另一方面以推動“現狀停火”為籌碼要求俄羅斯與中國保持距離，從而挑撥中俄關系。也就是說，無論美國是誰上臺，在歐洲嚴重依賴美國的情況下，俄烏局勢的走向大概率還是由美國操縱。

在特朗普上臺的情況下，俄羅斯可能會和中國疏遠關系。一方面，歐洲在經歷俄烏戰爭后極右翼可能會上臺，與美國產生聯動；另一方面，中歐在新能源和電動車等領域存在競爭關系，長期來看雙方關系很難樂觀。在中美對決的情況下，歐洲和俄羅斯可能會采取坐山觀虎斗的態度，任由中美兩敗俱傷。如果印度是莫迪連任，美印關系可能會進一步走近，亞太地區可能會形成美印日澳韓菲聯手對付中國的局面。

在拜登上臺的情況下，美國會幫助烏克蘭擊敗俄羅斯，從而鞏固與歐洲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會積極配合美國反華戰略，聯手對華實施科技封鎖。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會分裂為以中俄伊為代表的東方陣營和以美歐日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安全取代發展成為構建國際關系的基礎，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全球化走向終結，世界陷入冷戰和脫鉤的局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特朗普上臺還是拜登上臺，對中國都不是好事，就相當于被鯊魚咬和被鱷魚咬，都會讓人很難受。

對中國來說，當下的第一要務仍是發展。中國經濟尚可維持4%—5%的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只要我國能繼續享有和平崛起的時間，最終一定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屆時面對美國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的壓力，都能比現在從容得多。

因此在經濟發展潛力完全釋放之前，我國會盡可能避免過早卷入大規模戰爭，會更多根據國內經濟、政治、歷史進程等國內因素去規劃統一方案，盡可能延長和平崛起時間，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采取極限手段。

只有一種情況下可能會主動出擊，那就是國際局勢出現有利于中國變化的時候。比如俄烏戰爭和中東戰爭同時爆發，亦或是美國陷入內亂。當天下有變時，我國可以抓住這種戰略機遇主動發起統一，類似當初我國利用古巴導彈危機趁機解決印度問題。這種模式成本最低，代價最小，但可遇不可求。

在一定程度上，拜登相當于把經貿當成人質，畢竟中國部分糧食和資源需要進口，高科技也需要從西方獲取。更關鍵的是，中國與外貿相關的就業人口占總總就業人口25%，外貿關系到我國社會穩定的問題，脫鉤的代價不容忽視。

因此如果對岸是溫和派上臺，未來4年兩岸關系有望得到緩和，統一的時間可以會推遲到2030年以后。然而現實的結果對岸卻是強硬派上臺，如果美國大選那邊也是鷹派上臺的話，局勢的不確定性可能會升級。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更類似俄烏沖突那樣，在美國極限施壓下不得不出手，壓力來源主要是特朗普和美國國會激進派，畢竟拜登只是想打冷戰，并不想真正起沖突，真正敢踩中國紅線的只會是美國的鷹派。這種場景對中美雙方來說成本最高、代價最大。

第二種情況是隨著臺灣去中國化和倚美謀獨政策推進，大陸判斷越往后拖，臺灣問題越難解決。一旦時間不再站在我們這一邊，那最好的策略就是先下手為強，在形勢尚未完全惡化之前解決臺灣問題。中國沿襲了蘇聯出其不意的風格，蘇聯這一傳統則可以追溯至普魯士和拿破侖。當初對越自衛反擊戰，就是未雨綢繆的體現。

第三種情況是中美之間出現戰略誤判，在臺海爆發沖突。事實上一戰就是因為兩大陣營之間的猜疑鏈和戰略誤判才引發的。但中美之間建立多個溝通渠道，只要雙方保持常態化溝通，出現戰略誤判的概率就很低。

綜合來看，和平統一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好方式。如果對岸是溫和派上臺，未來5年主動采取極限手段的概率低于5%。但如果形成賴清德+特朗普的組合，未來5年出現驚濤駭浪的可能性或超過20%。結合人口結構等因素，我國相較美印的相對優勢期大概是2020年—2040年，再往后可能會面臨養老金等問題，因此可能會爭取在這一窗口期內解決臺灣問題。

基辛格曾說過，美國只能盡量延長臺海維持現狀的時間。未來來看，美國和臺灣任何一方嘗試單方面改變現狀，都有可能導致臺海局勢升級，甚至進入第三階段。比如美國嘗試繞開一中原則限制，頒布升級臺美關系的法案；亦或是賴清德走進白宮或在國會發表演講等。

在俄烏戰爭和巴以沖突仍在持續的背景下，中美管控好分歧非常重要，特別是處理好臺海風險，這是避免出現世界大戰的前提。在科技革命放緩、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出現極右翼上臺的趨勢，包括韓朝、中東、拉美等地也在醞釀新一輪沖突。對我國來說，保持戰略定力，盡可能延長和平崛起時間，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