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而它救不了，所以他們會一直恨我們?！?/strong>

“Only socialism can save America, but it can’t, so they will always hate us.”

大多人是從大國地緣政治和博弈的角度對兩國進行分析的。我的角度不太一樣，更多還是從美國國內政治（USdomesticpolitics） 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大的思路是，美國過去幾十年以來的發展中出現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而美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又使得美國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迅速崛起，并且又由于中國體制頂著“共產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帽子，使得美國人很容易對中國的制度形成誤解和敵意，認為中國是美國價值的存在威脅（existential threat），這就讓美國政客有機會將美國國內無法解決的矛盾向外轉移到中國——當然，要指出的是，這些大部分政客本身就敵視中國，確實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威脅，不同人之間的差異可能只在他們對中國威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認知不同。然后，對中國的敵視使得他們無論主觀還是客觀，都更有動力、意愿地將美國的國內矛盾轉移到中國。這種矛盾轉移，再加上美國制度和文化本身的問題，將使得美國國內積累的問題更加嚴重。問題積累越嚴重，又可能助長政客進一步把問題外化、轉移到中國，造成惡性循環。

簡單的說，中美沖突就是美國國內矛盾所致。

我這篇文章不是論文，就是把一些對大的脈絡、歷史的觀察、看法、結論梳理總結一下，沒有援引太多的數據。如果要援引的話這個題目足可以寫幾本書。我梳理的脈絡和概念僅供讀者參考。有興趣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背景資料。

一、背景：2016年的“白屌絲”的“革命”：推選Trump上臺

美國國內目前政治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是COVID-19？芬太尼？種族矛盾？墮胎？福音基督教？槍械權利？同性戀婚姻？都不是，是在過去二十年急速擴大的經濟-社會-收入不平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精英與大眾差異拉開。社會階層固化，社會流動性急降，二戰后，通過加入大企業，勤懇工作，獲得殷實穩定收入，改變命運步入“中產階級”已經成為歷史，靠自己努力獲得穩定工作和上升的“美國夢”已經幻滅。普通人面臨著經濟上有巨大不確定性的未來，并且認為下一代可能會比自己過得更糟糕。

美國的白人工人階層（working class）/中低層認為華盛頓完全由隔絕的精英把持（the insular elite, the Swamp），不能體察更不能代表大眾的利益。原本代表中低層及弱勢群體的民主黨則也被不接地氣的“大都會精英”及自由派(cosmopolitan elites/liberals)把持。他們最關心的議題是所謂的身份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譬如少數族群、LGBTQ，及氣候轉變之類全球性自由派議題。而白人工人階層/中低層現在認為自己已經被民主黨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全部精英政客所遺忘，他們：

——在經濟上感受不到穩定性和前景，在全球化競爭之下找不到任何安全感，有限的工作機會還要遭到少數族裔移民的競爭和搶奪（墨西哥人），福利體系都被用來支持少數族裔和移民；

——文化上認為美國傳統的白人文化正在被邊緣化，族群上白人甚至正在變成成美國的少數群體；白人的族群文化和生活方式卻得不到“保障”，甚至都無法去伸張，只要一出來伸張，就會被攻擊為種族主義；

——在政治上，放眼望去，感覺沒有能夠代表自己的力量：兩黨政客、工商業精英、金融、媒體、各種游說華盛頓的利益團體、學院派知識分子，各種有話語權的大都會精英——美國政治由這些人把持，老百姓（特別是中低層白人）的痛苦無人問津。

這就為反精英的民粹政治提供了基礎。

2016年美國大選，出現了兩位民粹選舉人，一位是左翼民粹政治代表——Bernie Sanders，一位是右翼民粹代表——Donald Trump。他們分別從左和右的角度對華盛頓精英進行了攻擊，給出了自己對美國的“解決方案”。在美國的語境下，兩個人都可以構成對美國政治的“革命”了。

一會兒我們會再回到Sanders。在缺乏社會主義基礎、白人族群民粹主義快速抬頭的美國，大眾最終還是選擇了右翼民粹的Trump。他提出要讓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利堅再次偉大），惡毒攻擊墨西哥人、承諾要在國際上為美國爭取更好的交易和份額、要清理華盛頓的精英（drain the swamp）,還政于民。他雖然是億萬富翁，但又非常接地氣，說話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下里巴人差不多，行事不拘一格，完全和粗獷的美國鄉下白人（redneck）一般。這讓許多中低層白人（尤其是中年以上、高中及以下文憑的男性）覺得“他是我們中的一員”，能夠代表美國平民的利益。拿出和過往政客不同的方案。對美國聯邦政治已經完全心灰意冷的他們賭博式地將“我們的人”——Trump推上了總統寶座。這個選擇好比“白屌絲”對華盛頓精英的奪權，是對華盛頓政客的拒絕和摒棄。

這就是2016年的美國。脫離民情的民主黨用了很長時間才回過味來。

現在，我們距離2020年美國大選還有三個月。歷經近四年，美國積累的經濟社會問題解決了么？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Trump沒有解決美國的問題，事實上，除了大的方向和美好的愿景（MAGA）外，他連門都沒有摸著。他一切能落地的政策都是以選舉為導向，由沖動和直覺主導。現在的美國還在經受COVID-19肆虐，社會不同階層的經濟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各種積累的問題只能說比2016年的問題更加嚴重。

二、美國國內的矛盾——經濟社會的巨大不平等，實際上就是階級矛盾

這里，我先簡要分析一下美國社會經濟問題主要根源出在哪里。

沒有太多數據，因為我沒有團隊，就是一個人的隨筆。請容許我像講故事一下理理脈絡。

第一個問題是全球化。

這里，導致問題的不是狹義的貿易全球化。狹義的貿易全球化就是經濟學課本里的“比較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各國資源稟賦不同，各自生產自己比較拿手的、有優勢的產品，然后進行交易，這種交易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換資源，獲得自己想要的產品，最后是雙贏的局面。

導致問題的是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就是我不搞大規模的生產了，不去跟你售賣我的產成品。而是直接到你那里投資，讓你用我的技術和設計去生產。生產出來的產品在你本地直接出售，或者賣給你周邊的國家，或者賣回給我。

這就是以FDI初始驅動要素的資本的全球化：逐利的資本家可以根據需要，將資金拿到全球各地布局。今天到中國投資設廠，明天到墨西哥設廠，哪里勞動力充裕，工人工資低，工作效率高，勞工及環境保護限制寬松，法律相對比較健全，政府對企業比較支持，當地或區域市場比較大，就到哪里投資設廠，在當地生產，滿足當地需求，或將產品再出口，包括出口到投資國。

資本的全球化是過去幾十年的一個現象，真正大規模發展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到今天，已經不是簡單的我國到你國投資然后出售產成品的概念，而是全球供應鏈：由資本驅動，在全球建立投資生產采購的生態體系。

讀者很容易發現，FDI比狹義的貿易全球化復雜得多，因為會涉及勞動力的轉移。勞動力的轉移就是工作機會的轉移，就業的轉移，對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會有巨大影響。

是誰在推動資本的全球化呢？其實到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球化很大程度還是狹義的貿易全球化。美國人賣汽車給日本，日本人賣汽車給美國，諸如此類。FDI有，但是很少，大規模的資本全球化在90年代才發生，主要涉及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外移到比較成熟靠譜的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離岸化”（offshoring）。

資本全球化的直接推手是美國及其主導的各大國際經濟組織，包括IMF、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等，其背后有成體系的理論支持，即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英美“復興”的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核心價值觀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里的古典自由主義。這是一整套基于市場經濟（甚至是原教旨市場經濟）的經濟思想，與其說實證理論強，不如說其價值觀、愿景和意識形態屬性強，支持這套體系的不僅僅是經濟理論，還有政治理論，即認為只要在一個地方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就能推動以西方為藍本的政治體制改革，最終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西方自由市場-代議民主制度，由西方制度統一世界。這套體系由西方政府、國際組織、學院知識分子利用各種權力、資源、力量推向全球，蘇聯解體，歷史一度似乎”終結”了，出現了進一步的加速。它是西方用來改變全世界的理論和制度工具。

西方殖民主義年代，依靠的意識形態是基督教+種族主義，以堅船利炮為手段。20世紀末，依靠的意識形態是新自由主義及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強大的經濟及政治資源及手段。

顯而易見，作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有如此大的勞動力基礎及市場，且沒有遵從西方體制，中國當然是西方嚴重最需要被接觸和推動改革的對象之一?？肆诸D政府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是為了這一目的，且毫不隱晦：幫助推動中國經濟的開放，首先在經濟上兩國實現互惠，其次在政治上改變中國。到2020年，美國政客認為，這套通過“接觸”改變中國的辦法失敗了。

現在讓我們先把話題稍微拉回來一點，回到這套體系其中的經濟部分。

在政策領域，這套新自由主義體系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華盛頓共識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求“目標國家”進行所謂的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以及開放外商投資（open to FDI）。同時，還有對產業私有化、進行金融自由化、匯率自由化等輔助措施。我們應該可以看到，這與“中美貿易戰”里美方提出的訴求是一樣的。

然后，站在2020年，我們回頭再看看這套體系，發現歷史的進程非常有趣。

美國應該是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獲益無數的，現在卻好像吃了大虧，對中國極為不滿。而中國積極融入全球經濟，自認為與美方一直互惠雙贏，美國獲利無數，并且中美的貿易和貿易格局是雙方多年積累形成的，搞不清楚美國在干什么。

實際上問題很簡單，即并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獲利于資本全球化。資本全球化服務的首先是資本的所有者，即逐利的企業家/資產階級。在新自由主義構建的全球經濟里，資本是流動的，資本家為了最大化利潤，會選擇將資本投放在產生最大效益的市場。

放在你的眼前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勞動者更加勤奮，生產效率更高，勞工和環境監管比成熟市場更加寬松，工會文化不同（不與資方對抗，而是協助資方組織生產）、政府更加支持，提供各種政策及稅收支持；當地及區域市場廣大……這個時候，選擇在哪里生產呢？

在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里，資本自由流動（footloose）,是絕對不講國界的，企業只對股東負責，最大化投資收益。此時，逐利的資本家當然會選擇在中國投資設廠。

這時，工作機會就會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中國工人獲得了工作機會，薪酬提高，過上了更好的生活，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變小。而美國工人則失去了工作機會，

過去幾十年來的實操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的分析都是站不住的，什么比較優勢、勞動者培訓再就業、trickle-down effect。都不成立。工作機會丟失之后，對勞動者的打擊是永久性的。制造業工人通過培訓獲得好的再就業可能性很低，往往要選擇薪酬更低，福利更差、穩定性更弱的服務行業，福祉水平絕對下降。在大規模人丟掉穩定的大企業工作后，社區開始凋零。餐飲關門，零售蕭條。

目前，有六成美國就業者是按小時領薪，都處于某種意義上的“零工經濟”。這些人群面臨巨大的經濟不確定性。

還有經濟學家愛說的，產品交由勞動成本更低的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者就可以買到更便宜的產品。這都是胡扯。美國從事金融和企業管理職能的上層中產可以買到更便宜的產品，但中低層連工作都沒有了，收入都沒有了，還談什么買便宜的產品？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把人化解為“理性選擇的個體”，好比一個個自由活動的原子。實際上人是處在社區（community）里的。系統性的工作機會丟失，帶來的社區的分崩離析，社會基層結構的瓦解，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消失，政治的分裂及兩極化……這些都是文化層面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所不能解釋或不予解釋的。

而這就是美國“繡帶”及許多內陸地區的實際情況。Trump上臺之后，美國涌現出無數描述“白屌絲”經濟困境的書。

美國的資本家才是資本全球化的贏家，美國工人是資本全球化的輸家。誠然，中美兩方都在經濟合作中受益，但這個受益在美國內部是不均勻分配的，收益都被資本家拿走。

之所以有更多的中國人在全球化中受惠，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水平落后于美國。當美國資本家把資本和產業轉移到中國，就是幫助了中國的勞動者，以美國的無產階級為代價。

我再次不做任何價值判斷——但這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

等到中國進一步發展，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中國的企業家為了提升效益和競爭力，會不會把工廠投資及轉移設立在海外？比如越南、菲律賓、緬甸？理論上完全有可能。這時，中國的企業和勞動者就成了對立面了。中國的勞動者也會面臨來自越南或老撾等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的國家的勞動者的挑戰。

這里插一句。中國能不能應對這種情況？我以為中國的應對能力比美國更強。因為中國有資本管制，有國有企業，有政府對企業的引導，這些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防止資本外流，我們的制度肯定比美國更加能夠應對這種情勢。

美國企業對中國的FDI，再加上中國本土企業的發展，都是中國對美國形成巨大貿易順差的因素。這是全球資本主義主導的結果。

中國人看到國外經常會發生抗議全球化的運動，感覺很奇怪。這是因為中國目前還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發達國家不是。除了精英以外，大部分人經歷的是制造業機會的流失（而轉向收入和保障更低的低技能服務業）；如果制造業機會還在，經歷的也是薪酬福利水平的降低，工時的增長，和工作壓力的加大，以及工會職能與影響的削弱。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左翼勞工運動（labour movement）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成果正在發展中國家的挑戰下化為烏有。一個通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建立的工會，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低薪酬、低福利的挑戰之下是不堪一擊的。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國家使得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成為全球化的loser。這就是美國中低層及Trump的基本盤的痛苦所在。中國因為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了與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且還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成為了美國精英甩鍋推責的眾矢之的。但很顯然，美國工人的對立面并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的資本家，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

美國的政客能夠攻擊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么？不太可能，這是被新自由主義洗腦最深的國家，是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推動者。他們（譬如Peter Navarro）看到了制造業機會流失對美國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但卻沒有給出正確的診斷——譬如認為中國只是靠不公平競爭在強奪美國的工作機會，例如更寬松的工會組織及環保及安全規定等（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情況）——但沒有看到，只要有中國人的勤奮高效、改善物質生活的強大欲望，集體主義的行為模式，美國工人在既定環境里是無法和中國工人競爭的，問題的根源是美國工人缺乏競爭力，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下必然成為輸家。

右翼政客和觀察者無法發現真相，但左翼政客和行動者是可以發現真相和解決方案的，即Bernie Sanders和Andrew Yang。我們晚點再回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自動化（automation）。

自動化的影響就是——人工智能/機器人取代了工人。這個很容易理解，我就不展開了。這些年來，有無數學者分析自動化對經濟的影響。老一派的觀點認為，科技振興總是能夠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每一輪技術創新都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所創造的新的工作機會多于所消滅的工作機會……”

這兩年，自動化將大大削減工作機會已經成為主流觀點。本篇本來不打算引用數字，這里還是引用一個數字。牛津大學在2013年的一個研究，從科技角度看，估計美國有47%的工作會受到自動化的威脅。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future-of-employment.pdf

諸如此類的研究非常多，讀者可以去搜搜the future of work、automation、employment之類的關鍵字。這在西方政策研究里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如果還有人出來說“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將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這個人要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充滿狂想的科技烏托邦，要么是一個不誠實的資本家，在大力推動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的同時穩住廣大低技能工作者，忽悠他們新技術還能創造更多的機會。

針對這個問題，還不如看科幻片，得到的結論會更接近實際，講述未來人類是如何被機器人全面超越，沒有一件事能夠比機器人做的好的。

自動化對工人的威脅，表面上是科技與人類的矛盾，實際上，還是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資本家用科技替代了工人。工會組織起來要罷工。資本家說：你們罷工啊。機器人馬上上崗！比你們工作效率高多了！而且不用休息。

在一個沒有全球化，且工會極為強大的社會里，也許勞方可以與資方進行某種約定，限制資方用科技取代崗位：把一些崗位規定好，不允許資方進行自動化，或者限定資方每年自動化崗位的數量。

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工會影響力不斷衰弱的21世紀，工人沒有什么辦法。資本家甚至可以采用跨國的機器人取代工人。

美國制造業流失，大部分人都在服務業里（例如零售、餐飲），有60%的人是領時薪的，不同程度地處于“零工經濟”（gig economy）。在這種勞方組織松散或根本沒有組織的行業，工人更加沒有保障，資方可以大規模地以自動化取代工人。

在人工智能/自動化主導的經濟里，只有少數機器人完全不能取代的行業（注重人與人交往的高端服務業，例如企業管理、銀行家、法律等）及高端科技人員才可能不受自動化影響，甚至受益于自動化。大部分的勞動者都會受到沖擊，“被失業”，并且再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經歷福祉的絕對下降。

人工智能/自動化只會加大知識階層與大眾之間的貧富差距。

有什么可以對抗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呢？只有大政府、社會主義。先是國家的政策指導，國有企業，然后是福利及收入再分配。對資本家繳納科技稅，再分配給失業的勞動者。

這在中國可能，在美國恐怕是不可能的。

美國的經濟困境很大程度是自動化造成的，我看過有統計說高達七成的制造業機會流失是自動化而非全球化的結果。

但這種問題很難量化統計。對于普通工人來說，他們只知道工作機會消失了。是被自動化生產線所取代，還是被中國和墨西哥的工人所取代，就不一定能夠知曉了。

自動化對人類工作機會的影響是科技發展造成的，但在人類社會里，用科技取代人又是人的選擇，是企業主和資本家的選擇。如果一個社會不講社區，不講社會責任，只講利潤和回報，把經濟生產和效率作為最高的倫理，那資本家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工人階級沒有任何出路。

中國在大力布局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并且憑借巨大的大數據優勢及國家主導的資源投入，可能在這個領域領先全球。但中國有大批技能不高的青年勞動力，很容易被自動化所取代。十年二十年后的他們何去何從？

我以為，只有中國的體制才能去照顧和幫助廣大勞動者，與逐利而非人性的資本主義不同，我們不會簡單的讓科技去取代勞動力，而會始終照顧勞動者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但中國勢必會研發出能夠替代勞動力的前沿自動化科技，并輸出至其他國家——包括美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能否建立一套保護普通勞動者的機制呢？在左翼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tic）的政府是可能的。在個人主義主導的、崇尚小政府的美國恐怕是很困難的。

在資本全球化以外，人工智能自動化是美國勞動者的另一個噩夢。

而橫向比較諸多國家，美國受限于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大概是最難以應對這個問題的國家之一。

第三個問題是非法移民。

Trump在2016年大選時的主題不是中國，而是墨西哥。Trump揚言要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修墻，并且由墨西哥政府支付，并把墨西哥移民稱為強奸犯、強盜、殺人犯。

這都是為了迎合白人中低層基本盤，同時也說明，墨西哥人才是美國白人真正的痛點。

墨西哥人之所以是美國白人特別是中低層白人的痛點，原因包括：

1）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人數非常多，各種統計數字不等。目前美國政府官方統計的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大約1,100萬，其中大約6百萬是墨西哥裔。一般這個1,100萬是低估了實際數字的——實際的非法移民可能在兩千到三千萬左右（占美國人口的7~10%）；

2）文化不同。首先，墨西哥人都是天主教徒，對美國的新教文化是個沖擊。“白屌絲”中有很多是福音基督教，美國精英也認為新教文化而非天主教文化是美國文化的內核，也是美國成功的要素。其次，墨西哥人帶來大量的農業社會鄉土宗族文化，與美國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如果說與上個世紀的意大利及希臘移民有什么區別的話就是墨西哥裔人口規模更大；

3）墨西哥人都是混血，所謂mestizo（歐洲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膚色較黑，身材更矮，在美國白人看來他們屬于異族，與他們眼中的阿根廷、巴西、古巴、烏拉圭白人（廣義拉丁裔里的“高端族裔”）完全不同。墨西哥人看來是不同種族的，使白人感覺面臨種族威脅；

4）低技能人口，與教育水平同樣不高但原本工資水平更高一些的“白屌絲”發生直接競爭——一個丟掉了通用汽車崗位的工人，在爭奪一個餐飲崗位時被一個低薪酬的墨西哥裔人所打敗。這是對“白屌絲”生存的威脅；

5）犯罪文化：除了Trump所說的搶劫等重罪外，墨西哥人還被認為和毒品有很大關系。墨西哥人在美國經營毒品網絡，販賣墨西哥原產的海洛因，他們為因濫用止疼片上癮的白人提供了進入毒品的通道。這些墨西哥人不僅僅是美國的犯罪問題，還被認為影響到白人的健康和生存；

6）經濟成本：非法移民對納稅人是有經濟成本的。FOX登載的援引FAIR的一則報告非法移民每年對美國納稅人的成本是1,000億美元。

https://www.foxnews.com/us/the-cost-of-illegal-immigration-migrants-cost-us-taxpayers-billions-a-year

美國白屌絲本來對少數族裔的福利支援已經很不平衡，當然不能接受對墨西哥裔人的支援；

7）源源不斷的涌入。墨西哥邊境拉丁裔是非法進入美國的主要通道，每年大概40~50萬人（每個月3~5萬人）。這是官方統計的數字，實際規模不得而知。對于美國白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數字。

但最關鍵的還是經濟問題。美國有許多來自亞洲的高技術含量移民，但和美國大眾無關：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確實和美國中低層白人在各地是直接競爭的。如果墨西哥人源源不斷涌入，就意味著中低層白人永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更別指望工資上漲。

Trump攻擊中傷墨西哥人，就是為了迎合基本盤的訴求。

但墨西哥非法移民導致的問題應該歸咎于誰呢？

對移民問題持批評態度的左翼認為，問題主要出在企業主，不應該雇傭非法移民；

對移民問題持批評態度的右翼認為，問題主要出在法律與秩序：不能有效地管控邊境和遣返非法移民。

在美國這么右的國家，當然是右翼看法有市場。這也是Trump得勢的原因。

以上，我們總結了導致美國社會經濟問題的三個主要因素：資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與自動化、非法移民。

當然，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因素非常之多，比方說教育，美國的精英教育是被精英把持的，平民沒有任何機會。固然精英教育對社會流動性很重要，但這對于解決美國中低層白人的即時生存問題距離就比較遠了。我們還是聚焦中底層白人。

明天，我們將探討美國的問題如何解決，以及Trump、Biden、Sanders、Yang等總統候選人給出的答案。到底誰能看到美國的問題、解決美國問題？

如果美國問題得不到解決，會有什么影響？

明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