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本系列之前的文章里，我們討論過，理解中美關系一個重要的視角是從美國本土政治，了解美國國內面臨經濟社會及衍生的社會問題——過去幾十年以來積累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在歐美社會催生了以反精英（anti-elite/establishment）、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本土主義（nativism）、民族主義（nationalism）及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驅動的經濟民粹主義（economic populism）及民粹民族主義（national populism），使得右翼政治（right-wing politics）在各個國家抬頭。Trump 2016年當選總統是歐美社會右翼民粹抬頭的一個具體表現。本系列之前的文章也提到，英國的脫歐，香港2019年的運動都可以放在這一大的背景里面理解。

美國是所有發達經濟體中最強調市場經濟，憎惡政府和公權力、從上到下奉行原教旨市場經濟哲學的地方。美國也是主要發達國家中社會經濟最不平等、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從經濟和社會的驅動因素上看，導致并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動力包括資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與自動化、金融化及低技能勞動力移民等因素，而這些因素最主要影響的是學歷較低的中低技能、中低收入人群。過去幾十年，高學歷、“精英”群體在全球化、知識經濟、低技能移民涌入中受益，但中低階層則成為最大的輸家。過去幾十年，美國財富積累主要積聚在頭20%收入的人群，尤其是頭1%的精英人群。

而中低層收入人群中的白人，就是支持Trump及其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的基本盤。

有了這許多加劇社會貧富差距的因素，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又缺乏左翼政治及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基礎，使其極度反感任何依賴政府/公共部門/公權力的緩解方案：任何這樣的方案都會被冠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被妖魔化。美國目前還不可能效仿北歐及中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甚至我們把范圍縮小到英語世界的“五眼國家”內，美國也無法效仿英國和加拿大的社會福利政策（譬如英國的全民醫保NHS和加拿大的單一支付醫療體系）。美國是全球最硬核的自由市場經濟崇尚者，把一切對經濟資源的分配——包括pre-distribution層面的分配或再分配（redistribution）——都視為妨礙經濟發展繁榮甚至美國夢實現的洪水猛獸。

在強調階層利益的左翼政治與強調身份政治的右翼政治之間，美國選擇的是右翼政治。究其原因，又與美國是一個多種族文化的國家有關：社會上醞釀著巨大的與身份相關的偏見和不安全感，極容易為政客所利用。

共和黨的右翼權貴/資本家/精英/政客煽動、挑撥中低層藍領/白人的身份政治意識，將美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對內轉移到美國國內的少數族群（BLM）或“反對美國精神”的左翼群體（反槍械、反宗教的世俗主義者、反極右翼的Antifa等），對外轉移到威脅美國文化及“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他者”（theOther）——中國。在轉移視線后，美國的右翼精英得以推出更加反動（reactionary、更加加劇經濟社會不平等的諸多政策——譬如Trump的有利于富人的2017年減稅法案；Trump要求廢止奧巴馬醫療法案，等等。

這就是美國政治的主線。

再進一步探討這個主題之前，包括Joe Biden、Bernie Sanders、Andrew Yang等建制派民主黨及擁護社會主義的進步派民主黨（the Progressive）的政策前，本篇再快速插播一曲——在資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動化、移民等問題之外，冒出了一個新的加劇美國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因素——COVID-19疫情。

如果COVID-19疫情在幾個月內就被控制住了，消退了，那它就不是一個可能對美國經濟社會政治產生持久影響的因素。但很不幸，在美國，COVID-19沒有被控制住，已經肆虐美國大半年。3月份推出的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大部分措施都已過期。Trump的白宮已宣布對疫情“投降”，實際上徹底躺倒，走向“群體免疫”及人工疫苗的解決方案。

這就為美國經濟社會增加了一個新的重大的影響因素。

健康影響的不平等

如果是相對平等的原始社會，甚至近至百多年前醫療技術尚十分落后的近代社會，病毒是一視同仁的，是“公平的”——無論你是什么人，都可能染病，并遭受疫病的折磨。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美國COVID-19疫情反映的是相同的情況。盡管需要做大量人與人接觸工作的一線藍領面臨的感染機會更大，但美國總統，只要不戴口罩，不遵守防疫的規則，一樣會被感染。從染病角度看，在同等條件下，無論是普通人，還是美國總統，都可能感染病毒，這一點是公平的。

但疫病對不同人的影響卻截然不同——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中低層家庭人士（特別是保險覆蓋率非常低的非洲裔/拉丁裔少數族群）可能無法獲得足夠的、好的、可負擔的醫療資源，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在疫情的重災區，醫療資源可能已經被嚴重透支，缺乏經濟能力的中低層人士可能根本無法獲得任何救治，被排除在已經瀕臨癱瘓的醫療體系外，要在家等死。相比之下，一位肥胖的、70多歲的美國總統卻可以獲得最好的照料而在很短時間內恢復。回到工作崗位——美國是有精英資源的，美國總統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但不是唯一的，我相信美國的富庶家庭能都享受不錯的醫療待遇。所以，在同樣的疾病面前，不同的階層的死亡率是不同的。病毒的效果不再是平等的了。這是2020年代的世界與幾百年前的社會的區別。而這個情況在美國只是更加突出而已——這里有全球最頂尖的醫療技術與資源，但僅能供少數群體享受。在頂尖的醫療技術及資源之外，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COVID-19死亡人數。

“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美國夢”到底是什么？是為了從地獄爬到天堂么？在階級固化、經濟社會面臨巨大不平等的美國，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實現這樣的夢想又有多大可能性？

對不同行業/就業的健康威脅的不平等

COVID-19是一個烈性呼吸道傳染病，應對COVID-19的最直接辦法就是社會隔離（social distancing），而這就使得這個疫情非常特殊——它對不同的行業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因為不同的行業對社會隔離的容忍/適應/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大多數的白領工作機會受到的影響是有限的，在各種信息科技的支持下，通過居家辦公（Work from Home）的方式很大程度解決。中國絕大多數大城市白領在今年2~3月不同程度是經歷了類似的；居家辦公雖然有損效率，但基本上能夠應付。許多“金領”行業例如金融/證券/投資、法律、咨詢等影響很小，整套工作產業鏈搬至線上完成。

以投行行業為例，可以線上投標，線上盡職調查，線上監管審核、線上路演，線上銷售發行，乃至線上/虛擬敲鐘。利用ZOOM、騰訊會議、電話，足不出戶就可以把項目做完。關聯行業（譬如律師、審計、評估）等均可依此進行。人們不見業績減損，還看到業績增長。

美國的情況一樣，精英白領行業可以選擇居家辦公，并用上述信息科技手段工作，在防疫的同時保持生產。疫情持續大半年，白領工作初期受到影響，但現在基本已經恢復。

但藍領行業就不同了。美國的藍領行業目前大部分其實隸屬于各種服務業，譬如餐廳服務員、保姆、護工、保潔、公交系統的員工、保安、零售銷售、出租車司機等等。這些崗位往往涉及一定的體力勞動，需要線下的人與人接觸，因此是不能居家的，必須在一線開展。這也使得相關人群面臨的COVID-19感染風險遠遠大于居家辦公的白領。而從事這些崗位的人群是什么人？就是教育水平較低、中低收入的人群。

其中有中低收入的“白屌絲”，更多的是少數族裔（非洲裔、拉丁裔）。

信息科技的發展為社會帶來了新的差異和“不平等”：同樣的疾病，對不同行業從業人員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對不同行業的經濟影響也不平等

如前所述，許多行業通過居家/線上辦公就能應對。雖然短期可能有所不適應，生產力略有下降，但一旦適應，生產力就能復蘇，甚至還能超過過往。我自己的體驗是，居家辦公+節省差旅時間后，效率比原來大大提升，生產力其實更高。

但亦如前所述，還有許多行業沒有那么幸運，會受到COVID-19的重大打擊，這包括一切要求人與人發生線下接觸的服務業——譬如餐飲、線下教育、旅游（從主題公園、郵輪到酒店）、日常娛樂（從酒吧、按摩、健身到瑜伽）。這個清單可以無限延長。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這些行業和部門都是就業人數最多的。這里的大多細分行業業主及勞動者都可能因為疫情遭受致命打擊，陷入經濟窘境甚至破產。對于業主來說，生意不可維系，只能關門；對于勞動者來說，許多崗位就此消失，短時間內都沒有工作機會——她們面臨的不是幾周或個把月、幾個月的就業崗位缺失，而是長期的崗位缺失，短期失業可能一舉變成長期失業。

許多數據可以說明。譬如下圖：

這是《華盛頓郵報》對美國勞工部發布公開信息的一個分析——對比幾次經濟蕭條里就業增長或流失的情況。

2020年因COVID-19導致的經濟大蕭條與美國前幾次經濟大蕭條（1990年、2001年、2008年）是有很大不同的。大家主要看綠線——代表收入最高的25%人口，和紫線——代表收入最低的25%人口。從圖中可以看出，在前幾次蕭條里，綠線和紫線兩個人群的就業損失和修復情況差別不大——雖然2001年和2008年里綠線的表現略優于紫線（進入21世紀，就進入了我們所分析的九十年代資本全球化之后美國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的年代）——但總體而言富裕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異還是有限的。

2020年COVID-19疫情就不同了，綠線（收入最高的25%人口）在第一個季度受到一些影響，但在第二個季度就反彈，且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這基本反映了美國白領工作（特別是上層、上中層白領崗位）的情況。而紫線（收入最低的25%人口）境遇則一落千丈（跌幅達30%），并且還在非常艱難的恢復。紫線對應的人群，往往就是在基礎服務行業里工作的中低教育水平的低技能勞動者。他們是COVID-19疫情的最大受害者。

上圖是《經濟學人》引用的一個數據。橫軸是收入，從左到右遞進。豎軸是就業損失的百分比，越往上代表比例越大。

可以看出，年收入在2萬美元以下及2~3.9萬美元的人群的就業損失最大。年收入8萬美元以上的人群就業損失最小。

上圖也是《華盛頓郵報》基于美國勞工部的分析，主要從種族/族裔角度。

非洲裔、西班牙裔人因COVID-19疫情受到的就業打擊大于白人。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非洲裔、拉丁裔人更多的從事基礎服務業，因此受到的行業性打擊更大。

另外，無論非洲裔還是白人，女性的受到的就業打擊均大于男性，除了女性更集中地在基礎服務業工作外，還因為女性往往還要照顧子女（子女可能因為不能上學而居家）。一個家庭如果犧牲一個工作崗位，可能會選擇犧牲女性。

以上是一個德勤的統計，分不同的收入水平（高、中、低）及族裔（白人、亞裔、非洲裔、拉丁裔）比較其就業自今年2月份至5月份受到的影響。

這個數據不夠新，不能反映最近幾個月里，疫情持續下不同行業/收入水平人群受到的不同影響，但也可以看出，收入越低，就業受疫情打擊越大。

圖中的數據表示不同族裔分布在每一工種里的就業百分比。黃色框表示該族裔在在就業里占比最高。

可以看見，白人和亞裔的占比集中在高收入崗位；黑人和拉丁裔集中在低收入崗位——50.4%的黑人和51.1%的拉丁裔在低收入群體崗位里。

這些行業受到疫情影響最大，因此從族裔角度看，黑人和拉丁裔受到的經濟影響也最大。

COVID-19誘發的科技影響對不同行業也不同

COVID-19誘發的最直接的科技影響，除了與移動辦公之類的信息科技之外，就是人工智能與自動化——利用機器人取代人力。

因為機器人是不會感染COVID-19的，不存在因為機器人員工感染COVID-19而進行隔離停擺的可能性。機器人也

我之前的文章提及過，每一次經濟衰退都會引發技術進步。2020年開始的COVID-19疫情，將啟動新一輪人工智能及自動化進步，加速取代自然人力——從餐飲、零售到物流，各種人力密集的基礎服務業行業突然都更加有動力去引入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技術替代人力。相比之下，而用居家辦公安然渡過COVID-19疫情的白領工作就不會遇到同樣的壓力。

所以，同樣的疫病，針對不同的行業，連科技所產生的影響可能都是不同的。

人工智能/自動化本來就是加劇美國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因素。COVID-19只會加劇這一進程。

金融/資本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

當美國的中低收入階層在失業窘境下，因交不起電費、燃氣費，有上頓沒下頓而困擾的時候，富裕階層卻可以享受金融/資本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資本是超越國界的。美國的資本市場可以吸引全球最好的公司前來上市。美國資本也可以在各全球金融中心投資全球最好的資產。

通俗的說，當然中低階層在美國疫情之下瀕臨經濟破產時，美國精英可以通過所投資的美國長線基金、對沖基金投資螞蟻金服的上市，以及在香港和美股市場投資每一個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基本面強勁復蘇的股票。美國經濟不那么好沒有關系。美國的精英可以通過資本的全球配置，在全球范圍收獲利益。

Trump 2017年推出的富人減稅法案更是便利美國的精英群體。

窮人不可能有這樣的資本配置能力。他們只能在自己的現狀里爛掉和死去。

COVID-19疫情，只會放大和加劇美國的貧富差距，讓人看清這個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經濟援助/刺激法案的難產

美國主流媒體上有許多關于中低階層/貧困階層經濟窘境的新聞。

美國有6~8百萬人正在因為COVID-19陷入貧困。

數百美國人可能面臨停電停水，以內交不起水電費。

有近40%因COVID-19而丟掉工作或經歷收入下降的美國人手頭的儲蓄/現金連一個月都扛不住。

許多美國人現在面臨的是吃飽飯、交電費、燃氣費、房租的基本生存問題，過著有上頓沒下頓的日子，不知道何時會破產甚至無家可歸。

這些經濟中低層人口的境遇是上層中產和精英（收入頭20%的人口）不經歷也不能想象的。他們生活在美國天堂和地獄的兩個世界里。

怎么辦呢？顯然，對于窮人來說，有社會主義提供的救濟補助就好得多。但相比其他發達經濟體，美國缺乏這樣的機制，只能靠一次性的補貼。

今年3月末，美國國會批準了一個歷史性的2萬億美元的刺激法案，資助因疫情受到打擊的人群，這其中包括，為年收入7.5萬美元以下的美國公民一次性派發1,200美元，為每一個17歲以下的孩子派發500美元，在未來四個月為失業人群每月額外補助600美元，等等。

當時許多人（包括中國“有識之士”尤其是燈塔派）認為美國經濟援助力度大，政府應對能力強，是美國應對疫情制度優越的表現。我當時就認為，美國的聯邦政府受到大量的制度限制，在防疫抗疫方面能夠做的非常有限，只能訴諸自己不多的強項——派錢。尤其考慮到美國還坐擁美元這一全球貨幣，作為全球實質最大的“流氓國家”，有通過印鈔把一切國內成本外部化的無與倫比能力。所以，聯邦政府發錢可能是全球買單。國人有什么可以贊嘆的呢？

但是，也顯而易見，COVID-19非常強大，一下子打不跑。光靠發錢并不能對抗疫情。3月份的這套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大多數內容也已過期，但疫情還沒有結束，亟待新的方案。

而此時此刻，在亟待救助的美國貧困階層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時，民主黨和共和黨卻因為政治分歧在打架，援助方案因此難產。

一場COVID-19把美國制度的“優越性”從宏大敘事降回了其應有的維度（the dimension where it belongs）。

我不是在刻意丑化或矮化美國制度，而是希望從一個第三者眼光，相對客觀的還原美國的制度，是什么樣就什么樣，不要矯情，不要浪漫話，不要宏大敘事，不要裝逼。

即便我們把視角縮小到西方這個小小的世界，在西方的視角里，美國也是一個例外（exceptionalism）和奇葩。美國的制度并不代表整個西方制度，美國的民主也不代表民主（liberal democracy）。美國的制度就代表美國，一個屬于自由者的野蠻拓荒之地。不喜歡這個地方，你可以滾蛋，從哪兒來回哪兒去。

COVID-19帶來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加劇——帶來的是左翼政治還是右翼政治？

過去幾十年，在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動化、金融化、移民的影響下，美國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在加速放大。

Trump任下COVID-19疫情的肆虐則在進一步加速貧富分化，經濟社會更加不平等了。

這種經濟不平等是會誘發基于階層利益的左翼政治，還是基于族群的右翼政治？

我認為更有可能誘發右翼政治——無論Biden還是Trump上臺。

如前面的數據可以看到，COVID-19傷害的是中低階層。而其中，非洲裔和拉丁裔又是COVID-19更大的受害者——他們更多的受雇于基礎服務業——保安，護工、各種一線工作者。

這些族群在COVID-19下面臨的經濟窘迫可能會使得他們認為自己遭遇極大的社會不公，而這種不公的根源是種族主義。他們的族群意識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這時，黑人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可能還會加劇。過去數月里圍繞警察對黑人暴力的暴力時間其實與黑人的經濟困境也有關系，這種困境加大了黑人的社會不滿。

這類基于少數族群意識的社會運動——特別是有抗爭和暴力形態的運動——將反過來助長白人至上者/極右翼群體的族群意識。

歷史種族主義造就了基于族群的階級不平等。基于族群的階級不平等演變成族群戰爭，掩蓋、取代了更廣泛的階級斗爭（黑人工人階級與白人工人階級的聯合），并將階級斗爭轉變為族群斗爭。這都是正中共和黨右翼政客和權貴資本家下懷的——他們大可利用這種族群矛盾轉移階級矛盾。

曾幾何時，美國人希望構建一個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國家，所有人追求共同的價值觀，一起實現各自的美國夢。然而，美國抵觸政府抵觸公權力的自由拓荒文化，原教旨資本主義導致的經濟社會流弊，多種族多民族導致的族群分裂與矛盾，勝者全贏的兩黨制民主，以及21世紀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下的紛亂分裂的信息社會，使得以融合的方式、調解的態度尋求社會主義解決方式在這個國家變得幾乎不可能。在無人能夠逆轉的全球化及人工智能化大潮下，這種不可能也在無情的摧毀美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