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前幾天翻閱教員的年譜,看到《商鞅徙木立信論》和深入群眾的時候,感覺教員早年間崇拜過商鞅,晚年也認可“百代皆行秦政法”的觀點,但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教員和商鞅完全是兩條路子。教員依靠人民群眾是眾所周知的,那我們就來聊聊商鞅吧。商鞅準備變法的時候,秦國的人民群眾不愿意,朝堂也有巨大的阻力,但商鞅和秦孝公說了一句:“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成大事者,決策圈子越小越好,這樣可以降低溝通成本,減少內耗。人民群眾不需要參要決策過程,更不需要知道為什么變法,只要我們把事情做成,人民群眾享受紅利即可。即便變法失敗,人民群眾也可以承擔失敗的代價。他們不知道為什么開始,便不知道為什么結束,茫茫然昏昏然,是變法的絕佳燃料,軟著陸的肥沃土壤。這句話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人民群眾是牛馬,低頭吃草抬頭拉磨,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商鞅等決策者則是上帝視角,高高站在云端,俯視著疲于奔命的螻蟻、牛馬。兗州牧、豫州牧、雍州牧......每個人劃分一片草場,管理草場上的牛馬,牛馬吃的膘肥體壯可以拉磨,生兒育女可以增加勞動力并生產奶制品,死了以后皮革可以制作盾牌和盔甲。在這樣的背景下,商鞅徙木立信固然是取信于民,但他真的發自內心的相信人民群眾嗎?他要的無非是人民群眾服從管理,心甘情愿的奉獻一切,成就秦國東出滅國的功業,鞏固自己的歷史地位。秦國的人民群眾享受到的紅利,都是變法的附屬品,并不是說,商鞅變法就是為秦國人民群眾服務的。于是呢,商鞅操持秦國變法的過程中,就出現這么一件事——“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后民莫敢議令。”商鞅頒布的秦國新法運行一年,人民群眾都覺得不方便,到秦國首都上訪申訴,正好此時太子觸犯新法,商鞅便懲治太子太傅公子虔、太子太師公孫賈。商鞅向秦國的統治階層動刀子,目的是維護新法的權威,讓上訪申訴的人民群眾知難而退。那些上訪申訴的秦國人民群眾,看到商鞅的手段這么狠辣,果然退回鄉里,老老實實的執行商鞅的法令。不是他們對新法心服口服,實在是不敢違背了,大家都是混口飯吃,沒必要無緣無故的送了性命。在嚴苛法令的約束之下,秦國的社會治安大為好轉,糧食產量日漸增加,秦國人民群眾體會到商鞅的法令有好處,便成群結隊的跑到秦國首都,準備給商鞅歌功頌德。但商鞅說了一句,這些都是敗壞新法的人,全部遷徙邊疆。站在秦國人民群眾的角度,很難理解這件事,但站在商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你們都是些牛馬,有好處就享受,沒好處就承受,好與不好都不是你們能評論呢。管住嘴,邁開腿,盡自己的義務即可,哪來那么多的話。“民莫敢議令”,簡簡單單五個字,背后是驚慌失措、戰戰兢兢的秦國人民群眾。就這樣過了二十年,周天子承認秦國的霸主地位,商鞅也得到十五座城池的封賞,秦孝公賜號商君,秦國變法大成。此時的商鞅是秦國獨一無二的權臣,功成名就的商鞅有些飄,便問趙良:“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我商鞅和百里奚都是秦國國相,論治理秦國,誰的功業更高一些?百里奚出身微寒,起自民間基層,出任秦國國相以后,依然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經常深入民間訪貧問苦,身邊連個警衛員都沒有。正因為百里奚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人民群眾便把百里奚視為自己人,他去世以后,舉國哀悼。您是通過寵臣景監見到秦孝公,提出變法方案,是走高層路線成為秦國國相的,和人民群眾沒有血肉聯系。開始變法以后,懲治了貴族代表公子虔和公孫賈,折騰的人民群眾疲于奔命。可能您也知道自己的處境,便從來不深入民間訪貧問苦,每次出門都要配備大量的警衛員,警衛員不到位寧可不出門。“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晉置君,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照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趙良的意思是,商鞅依仗自上而下的權威,不是自下而上的擁護,一旦支持商鞅的秦孝公薨逝,商鞅的權威也將隨之崩塌,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從法家學子到秦國權臣,商鞅努力奮斗了一輩子,輕易放棄現在的權勢和地位,他實在不甘心。最重要的是,秦國經過變法已經是一等強國,執掌秦國軍政大權,便有了擺布天下的資格。那種站在云端俯瞰億萬螻蟻的爽感,令商鞅非常迷戀,他從未想過離開云端,和他看不起的螻蟻牛馬們混在一起。剛繼承君位,秦惠文王就在公子虔等反對派的支持下,逮捕商鞅。商鞅準備逃往魏國,但魏國不接受商鞅入境,商鞅又回到商於封地,舉兵造反,結果被親手訓練出來的秦軍擊敗。秦惠文王做太子的時候,曾被商鞅懲治過,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不喜歡商鞅、不喜歡新法。但登上君位以后,他深刻體會到商鞅新法的精髓,便通過誅殺商鞅團結反對派,繼承商鞅新法維護君主權威,成為秦國第二個站在云端俯瞰螻蟻牛馬的人。厭惡商鞅、認可商鞅、干掉商鞅、成為商鞅,這就是秦惠文王走過的一條路。不可否認,商鞅變法塑造了新的秦國,奠定此后兩千年的中國生態,但從個人來看,商鞅并沒有電視劇里演的那么高尚,什么“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說的和百年前的共產黨員一樣。真實的商鞅,更像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精致利己主義者,迷戀權力不顧秦人生死的政治機器。商鞅的政治遺產影響深遠,百代皆行秦政法,但商鞅本人并不值得尊重。在中國這個地方,最受人尊重的往往是從基層走到高層,能用商鞅的手段富國強兵,又不忘初心,身在高層心懷基層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