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預料到，竟然是：超級富豪。

3月18日美國推出封鎖舉措，半年里美國467個億萬富豪的財富總和至少增加了7300億美元，增幅高達30%。

比如，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財富猛增63%，凈身價達到1840億美元，超過1.2萬億人民幣，差不多相當于今年上半年深圳的GDP。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財富增加近3倍。

相對應的是，疫情中，超過3200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家庭財富就損失了6.5萬億美元。

疫情寒冬下，美國的貧富鴻溝，變得越來越大。

而美國富人，卻還在享受著稅收上種種的特權。

大概10年前，巴菲特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停止寵愛超級富豪》的文章說到，他2010年繳納的所得稅近694萬美元，但稅率只有17.4%。

而他辦公室的20名員工，稅率在33%至41%之間。

此外，巴菲特還曾向媒體表示，占人口1%的富人負擔的稅率比“我們的接待員，甚至清潔工都低”。

如今，10年過去了。美國不合理的稅負，愈演愈烈。

不僅在稅率上，甚至在納稅額這一真金白銀上，一些美國富豪比中產、貧困家庭還低。

世界首富貝佐斯，疫情期間財富暴漲，但他給自己安排的年工資收入約為8.2萬美元，從薪金中扣除的稅款，比他公司的中層經理還低。

美國2020年未婚人士聯邦收入稅稅率

最絕的還是特朗普。

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在2016年之前的15年里，有10年時間沒有向稅務局交過一分錢。

2016、2017兩年，也只交了750美元。

而一個年收入15萬美元的中產家庭，一年需要繳納近3萬美元的聯邦收入稅。

從納稅額來看，特朗普可以領窮人補助了。

譯文：如果你交的稅比特朗普還多，請轉發

據統計，2018年，美國400個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實際稅率為23%，比美國底層50%的家庭（24.2%）還低。

而在1950年，美國400個最富有的家庭，平均實際稅率為70%。直到1980年，也仍有47%。

底層50%人口的平均實際稅率，卻幾乎沒有變化，甚至比60年前還高了。

歷屆政府降稅降費的政策紅利，基本都進了富人的腰包。

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與底層50%的家庭平均實際稅率

如果把美國的產出比作一個大蛋糕，分成100塊，最富的前20%人群，拿走了90塊。最窮的20%人群，不僅沒得吃，還倒貼出1塊。

富人少交稅，窮人多交稅，這樣荒誕局面的出現，有跡可循。

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工資薪金與資本利得、股息稅率的差異。

資本利得，即資產的增值部分，比如股票、房地產的低買高賣。

如果持有時間超過一年再出售，需按長期資本利得稅納稅。稅率從0%至20%不等。

投資中的虧損金額，還可以用來減稅。

股息稅率，一般為30%。看起來不低，但里面的操作技巧可不少。比如從注冊地點在英國的美股上市公司獲得的股息，就不需要繳納任何股息稅。

而工資薪金等普通收入的聯邦稅率，分為七檔，從10%至37%不等。

誰的避稅優勢大，一目了然。

而且，富人的收入更加多元化，既有股票買賣、股息等，也有工資薪金，可以靈活安排自己的收入構成，總體上獲取一個更低的稅率。

在美國，很多富人，都有專門的會計師和律師，來幫他們策劃一個更低的稅率。

最富有400名美國人的收入構成

不僅如此，這些年美國的稅改，也是呈現“富人多獲利，窮人少獲利”的情形。

上個月，總統特朗普在接受時還表示：將在第二個任期內將資本利得稅最高稅率減至15％。

美國智庫稅收與經濟政策研究所稱，這將導致99％的減稅收益流向納稅人中最富有的1％人群。

偏袒富人，忽視窮人。美國這樣做，早已不是一天兩天。

2017年，特朗普推出稅改法案，規定合伙企業、獨資企業和S型企業的業務收入，都可扣除20%后再繳稅。

這使得納稅人有機會將相關收入稅率最高削減7.4%。據美國稅收聯合委員會，美國前1%的富有群體享受了該政策福利的61%。

富人享受的稅改優惠遠大于中產和窮人

最典型的還是遺產稅。

1999年單人遺產免稅額只有65萬美元，2011年調到500萬美元。而2019年，特朗普稅改后，達到了1140萬美元。

如果屬于夫妻共同留下的遺產，那么這一免稅額還可以加倍，為2280萬美元。

美國個人最高所得稅稅率由94%降至如今的37%

除了政府的助攻，富人的努力也從未停下。占盡優勢的他們，可以利用各種財務技巧、法律漏洞來“合理避稅”。

特朗普就是一位高手，其手法可以分成兩種：一是把公司做虧損，二是把公司當成自己家。

特朗普雖然有30億美元身價，但據他提供給稅務局的資料，旗下大部分資產是虧損的。

故意為之的色彩當然不少。這些虧損，幫他免除了6億的聯邦收入稅。

因為虧損，2010年，特朗普拿到了7290萬美元的退稅。這是他2005年至2008年支付的全部聯邦所得稅，還算上了利息。

一名美國人呼吁參與大選辯論的特朗普公布納稅申報表

企業的虧損，有一部分是特朗普家族制造的。在他們的觀念里，公司等于家庭提款機。

大錢小錢，幾乎都掛在公司的賬上。

特朗普買下的豪宅、球場、飛機，名義上屬于公司，實際上成了自家財產。

比如，特朗普一座占地200英畝的莊園，用于家庭度假，但他仍將其歸為投資性房產，而非私人住宅。

因為性質不同，這座莊園幫他抵減了220萬美元的應納稅所得額。

還有神秘的咨詢費。據《紐約時報》報道，2010至2018年間，特朗普在其商業開支中有一大筆可疑的咨詢費，幫他扣掉了2800萬美元的稅費。

而這些咨詢費的流向，很可能是其女兒伊萬卡。

《紐約時報》相關報道

遺產稅，也是避稅的一個重災區。

據沃爾瑪創始人薩姆·沃爾頓在自傳《富甲美國》一書中所述，他事業剛起步階段時，就把股份分成了5份，4個孩子各1份，自己和妻子1份。

因為他覺得，減少支付遺產稅的最好方式就是在資產增值前就給出去。

但是，企業發展壯大后，遺產的進一步繼承，還得另尋方法。

這回，富人把目光瞄準了慈善基金會。

根據美國法律，委托人投入一筆善款，向慈善機構支付完這筆善款后，如果還有余額，那么委托人可以將余額交給一名非慈善受益人。

這筆余額不需要交稅。實際中，這名非慈善受益人通常是委托人的后代。

比如設立一個價值2000萬美元的慈善基金，計劃每年向慈善機構支付100萬美元，共支付20年。假設征稅利率為1.4%，復利計算，20年這筆錢值2640萬美元。

只要捐夠了2640萬美元，國稅局就不會對這個基金的余額征稅。其中，征稅利率參考美國國債收益率。

如果有5%的年均回報率，20年后2000萬美元將增值到5306萬美元，余額為2666萬美元（5306萬減去2640萬）。

如果年均回報率達到10%，20年后慈善基金將增值到1.35億美元，余額為1.1億美元。

2007年，沃爾頓家族設立了至少4個慈善基金，當年征稅利率是3.6%。而基金投資回報率高達14%，基金總值從2007年的14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20億美元。

也就是說，只要慈善基金的投資回報率能跑贏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多出來的那部分，就可以免稅傳給后人。

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不斷走低，給這種做法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間。

美國十年期國債名義收益率

有人多吃，就有人少吃，富人減稅的后果早已顯現。

首先是財政壓力激增。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基本上依靠各種稅收。

以2019年為例，聯邦政府總收入約為3.5萬億美元，其中個人所得稅占比50%（包括個人工資薪金、投資收益及其他收益等繳納的稅），高于工資稅（類似于我國的社會保險）的36%，是企業所得稅（7%）的7.15倍。

2019年美國聯邦政府收入來源

據統計，收入最高的20%人群繳納了所有個人所得稅的80％以上。

可隨著政策對富人稅收的松綁，政府的收入已經趕不上支出的速度了。

入不敷出，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

老布什當選總統時，美國國債總額只有2.6萬億美元。到奧巴馬就任時，增長到10.02萬億美元。2019年，美國的國債規模更是首次趕超GDP，為23萬億美元。

今年6月份，美國國債規模已經超過了26萬億美元，年底很可能突破30萬億美元。

美國國債近8年規模增長

除了財政危機，富人稅的削減，對經濟增長弊端也不小。

GDP由消費、投資、凈出口構成。美國政府債臺高筑，投資是不太現實的。連年的貿易逆差，更談不上對GDP有什么貢獻。

所以，美國的GDP增長，主要還是由消費拉動。事實也如此，消費占美國GDP的比重，接近七成。

但在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情況下，反而對富人減稅，無疑會導致國民收入分配的進一步失衡，窮人的消費能力也會嚴重下降。

窮人的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損害這個核心，誰的日子都不會好過。

但最可怕的，還是階級固化。

富人減稅運動、遺產稅的放松，將會使得富人的財富積累更迅速，在代際之間傳承也就更容易。

財富，意味著更多的資源與機會。那些出身即巔峰的富二代、富三代，許多寒門子弟一生也難以企及。

《紐約時報》曾報道，包括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在內的38所美國名校中，來自收入水平top1%的美國家庭學生數量，多于來自收入水平后60%的美國家庭學生總和。

據暢銷書《我們的孩子》所寫，按購買力換算，一些窮二代賺的錢，甚至比父輩還要少。美國貧富差距對下一代人的深層影響，已經成了美國夢衰落的最大兇手。

而承擔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稅收，不僅沒有起作用，反而成了幫兇。

但是，如果實行高稅收下的高福利，又很容易導致福利的濫用，從而催生出大量的懶漢。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國。

同時，向富人大量加稅，還會抑制創新和生產力的發展。

特朗普稅改的私心有多少，這里不去揣測。但他標榜：富人減稅，既有利于海外避稅資產、企業回流到國內，也可以激發國內的生產積極性。

這確實讓人難以反駁。就像一個人，只有拿到了大部分勞動成果，他才有動力繼續干下去。

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特朗普稅改之后，美國公司匯回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金，超過美國海外資金總額的40%。

而此前，奧巴馬在任的時候，曾數次游說各大公司，勸他們把資金匯回來，加強國內投資，效果卻極不理想。

總統拉下臉來談，明顯不如實實在在的利益好使。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暢銷書《經濟學原理》的作者曼昆，便是“劫富濟貧”的強烈反對者之一。

圖為曼昆教授

曼昆認為，在美國，1%最富有的人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助全球化市場的杠桿獲得了巨額的財富。

這些高收入人群支付的所得稅超過了40%，是剩下95%人群的納稅總和。

把財富遺留給后代，并不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人們努力工作，不僅是為了自己，也希望為后代準備高質量的生活，甚至素未謀面的兒孫輩，都會考慮到。

其實，這本質上還是對公平問題的討論。曼昆認為，對富人加稅，是不公平的。

但曼昆忽略了一個問題。美國固然有通過自己努力致富，也在造福人類的富人。

但更多的是，資本與政客的同流合污。資本為了金錢，政客為了選票，都會極力促成一些讓他們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蛋糕增長的速度就在這里，富人財富的積累，不過是從其他人手中搶來的。

比如：利用特權，在股市中獲取絕大部分的財富，給工人支付遠低于新增價值的工資，將平民子弟送往敘利亞、伊拉克戰場。

這很難說是一件公平的事。

特定階層的公平，永遠不是公平。

圖為2011至2020年納斯達克指數漲幅

正如巴菲特在呼吁政府給富人加稅時的表示：你如何照顧一個父親在諾曼底陣亡、沒有金融背景、無法從資本市場獲利的優秀公民？我認為，需要像我這樣的人要繳更多的稅，我對此沒有意見。

當然，合適的稅率在哪里，沒有誰知道。稅收如何做到平衡，一直是全世界在努力探索的問題。

但不管如何，當稅收被利益集團綁架，那它一開始就錯了。

如今的美國，稅收更多的像是被既得利益者綁架，而不是在追逐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點。

當然，富人總是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還有成千上萬的專家、媒體、律師等等為他們搖旗吶喊。

最終，富人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建起一套符合富人利益的制度。

這在任何地方都需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