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過去一些年，國際環境巨變，地緣政治沖突、逆全球化成為主體。許多企業家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二選一”的困境。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如何破題？

內容：

1.問題的提出：大的國際環境變了

百年不遇之大變局，中國與美/西方世界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發生在華為和TikTok身上的事情讓人們看到，稍有些規模、技術能力、與美國發生競爭的企業，只要被貼上“中國”標簽，就可能遭到美國政府無情、無禮、無賴的打擊。

企業這樣，許多平頭老百姓更是一樣。例如越來越多擬赴美留學的學生會發現，在越來越多的專業里，申請美國簽證會越來越難。

歷史上，中美關系經歷過不同時期，有好的時候，也有很不好的時候。當下，肯定是不好的，而且還在進一步惡化的通道里。如此環境，企業和個人當然會受到影響，畢竟都是大時代里的“一粒沙”。

既然美國那邊都已經進入冷戰思維，對中國拿出敵對姿態，那么中國社會對美國的態度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也就很正常了。這個時候如果中國政府、社會、輿論對美國反而變得更加友好，更加熱情，更加包容，那才是咄咄怪事。

大環境變化，中國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也要開始考慮一些過去沒有考慮的事情。

不妨先從金融開始說。過去二十年，中國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支持。其中，海外/離岸資本市場（美國、香港、新加坡）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幫助中國大陸企業募得了發展所需的寶貴資金。在這個過程中，央國企也是首當其沖，紛紛改制并在海外上市。當時有許多考慮，如1）在海外市場募集資金（主要來自歐美）；2）引入更多現代企業的治理模式、管理模式，進一步規范企業經營；3）通過引入國際戰略股東，為公司引進發展所需的戰略資源；4）通過接軌海外市場，加速公司經營、市場化及國際化；5）在海外建立品牌、知名度及影響力；6）為“走出去”（拓展國際業務）做業務、財務、法律上的準備；7）上市前，需對公司的戰略、業務、財務等有一個通盤整理、提煉、優化，也是推動企業發展的一個有力契機。

國企紛紛出海，民企自然緊隨其后，密集在海外上市。除了前面所說國企考慮的因素，民企還會考慮：1）海外上市監管更加寬松，例如允許虧損企業上市（適合互聯網及科技型創業企業）、沒有行業限制（適合房地產等受宏觀調控行業）、股權安排靈活（如“金股”、各種股權激勵安排等），以及監管以信息披露為主，不要求硬性整改。2）許多行業（例如互聯網）的企業在成長階段高度依賴外資VC/PE，因外資VC/PE資金充足、風險偏好匹配、品牌效應大、投后管理能力強等。這兩條因素結合，使許多行業的民企自然傾向到海外上市。

在此過程中，外資投資人、中介機構及海外監管（例如海外的交易所）都是重要的“游說方”，希望企業家和經理團隊看到在海外上市的好處。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也支持、鼓勵企業合法到海外上市。畢竟，能走出去，到海外市場募資，獲得國際資金的支持，對中國企業來說是件好事，是一種被認可，也是一種能力，何樂而不為？

過去二十多年，海外資本市場對中國企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海外上市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受益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領域。

但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中美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美國政府推動的新趨勢，不是進一步的金融綁定，而是金融脫鉤，以及金融戰。環境的變化自然會帶來新的問題，比如美國證券監管機構要求中概股退市，或美資機構不再投資中國等。中國也可能限制敏感行業企業到境外上市。這時，企業必須結合新的情勢，調整自己的戰略和策略。

3.過去常見“模式”：企業和商界精英身份的國際化

由金融全球化說到企業家個人。過去二十年，中國企業經歷并受益于經濟金融全球化，企業家當然也是一樣的，積極擁抱海外化、國際化、全球化。

這就使得不少頭部民營企業家及商界精英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況：

1）通過“海外”/“離岸”（“紅籌”、VIE等）結構控制旗下企業：通過離岸架構控制旗下主要企業。做這種安排，往往是為了準備上市，也可能是海外業務需要，或純粹的個人/家族需要。離岸結構通常設在香港或各種避稅地；

2）擁有一家（或多家）海外上市公司：結構為紅籌或VIE等，上市地在美國、香港、新加坡等；

3）收入海外化：通過上市公司分紅或減持股票等獲取外匯收入，或將境內收入設法換匯出境，形成海外資產；

4）投資海外化：將一部分所獲外匯在海外進行投資布局，可能是普通的財務配置，也可能是在海外置業，乃至進行實業投資及創業；

5）企業家家族成員“外籍化”：外籍，指取得中國內地以外的永久居留身份并注銷內地戶籍。具體而言，可能是創始人本人外籍化，也可能是直系家屬的外籍化（主要是配偶、子女等）。原因多樣，有的是為了財務和法律安排，有的是為了出入境方便，有的是為了海外定居，不一而論；

6）企業家二代的出生、成長及教育“海外化”：例如在海外出生，在海外成長，接受海外教育等，或在中國內地接受國際教育，以及在海外進行高等教育等；

7）家族居所的“海外化”：指企業家本人及/或直系家屬在一年中有許多的時間在海外居住（但又沒有“移民”）。

上面的關鍵字，是“海外化”、“國際化”。除了這些例子外，還有其他具體情況，就不一一列舉了。企業家/商界精英往往滿足一點，或者若干點，但未必全部滿足。

這些東西，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其實是很遙遠、很陌生的。人們會問，這些成功的企業家和商業精英在中國賺到了錢，成就了人生，為什么還要往外跑呢？

對此問題，首先就不用今天的環境去理解，也不應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一定要結合過去的環境——而這也是前文介紹金融/經濟全球化和海外上市的原因。在過去的環境下，（民營）企業家尋求海外平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出于商業考慮。

連公司都可以在海外上市，那么法律、財務、身份、教育等的“海外化”安排，也就順理成章了，是一種匹配和“對齊”。要記住：過去是和平年代，大多數人的假設是，中美/中西還會不斷接軌，世界將不斷趨同、聚合、融合，終局是五湖四海，世界大同，彼此不再有界限，更不會有沖突。以教育為例，人們可能認為，孩子在美國上高中或本科，將來回到大陸也一定能夠適應，而且會較“土鱉”有優勢；中美趨同，美國知名大學與中學將來甚至可以直接開到中國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會不斷向好，這時我擁有任何一國國籍都可以，可以是美國，可以是新加坡，也可以是非洲國家、中東國家，無論拿什么國籍，我都是“中國人”；我的國籍/身份不代表我的政治認同和歸屬。我搞一點海外化、國際化，為的是便利性、多樣性、靈活性、豐富性、開放性：我想收獲來自各國的好處。其實我們看一看，谷愛凌就是這樣一個代表：她曾經每年暑假到海淀補奧數，在成長中充分享受了中美兩邊的好處。同時“收割”中美兩國的好處，代表的是一種能力，往往只有精英才能享受。

最后，對于擁有資本的人來說，資本是“無國界”的：哪里能創造收益，資本就指向哪里。比如我覺得特斯拉好，就投資特斯拉的股票。覺得倫敦的地產好，就在英國置業。我的選擇是商業出發、“非政治”的。

各個國家的精英其實都存在這個“無國界”的傾向——他們被稱為能夠“自由流動”（footloose）的“國際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國際精英的趣味和特點是跨越國界的：北京、上海、香港、東京、紐約、波士頓、洛杉磯、倫敦、巴黎、新加坡的精英們能找到無數的相似愛好、經歷，但卻與本國/本地的勞動階層話不投機，有著巨大的階層與文化隔閡。

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年代，國與國之間沒大的沖突，不會陷入敵對。在這樣的和平環境里不需要特別擇邊站隊，國籍屬性似乎也沒有那么的“重要”。彼時，教育、居所、投資，都是可以“隨意”選擇的。人們在做選擇的時候，只是為了收獲看得見的與好處“便利”，不會認為自己在做一項政治選擇。實事求是的說，大城市的上層中產里，許多都希望有這樣的選擇權，例如能讓孩子上個國際學校（不要卷高考了），換點外匯去買個美股或保險，到海外看病，或給家人弄個海外身份，等等。他們不是“潤”，只是希望以更進一步的享受全球化的好處。

必須指出，確實有些人尋求海外身份、居所及轉移財產是為了“安全”的：他們可能涉及了某些事情，因此希望隨時能夠離開中國。我個人認為，這些人即便要“潤”，也還是為了規避監管，逃脫法網，保全自己的“逍遙”。但這種選擇不一定是政治意義上選擇。

總而言之，在“和平年代”，追求國際化是很普遍的，通常也能被接受，在一定的圈層里，甚至是普遍的潮流。

4.新的環境下，過去的常見模式可能引發中國公眾的不信任

開題時講到，經歷了華為和TikTok，中國企業會發現自己面臨著新的國際環境，即無論自己多么的全球化、海外化、國際化，只要觸發了一定的條件，都可能遭到美國政府的圍堵和打擊，回到在中美之間進行“二選一”的情景。

國際環境驟變，中國社會對企業家海外化、國際化的態度也會發生變化，更愿意將中國的企業精英們放到聚光燈下，檢視其對祖國的政治忠誠。歸根結底，公眾想問：現在國際形勢如此。你內心深處是站在哪一邊的？你對中國有沒有足夠的信心？你能不能對中國給出你的承諾？真的面臨“二選一”的抉擇時，你會選哪邊？你是否愿意為中國奉獻和犧牲？你可能還不錯，但你的家教如何？下一代如何？他們會放棄中國么？你們是否應該被信任？

公眾希望看到企業家能夠全情投入（“all-in”）中國。在今天，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政治問題。

如果兩個企業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非常相似，可以相互替換，那么公眾很有可能更愿意選擇購買對中國全情投入的企業家/企業旗下的產品，這是一種“用腳投票”。

而如果公眾發現一個企業家/商業精英同時滿足以下多個條件，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

——旗下的上市公司在海外；

——收入海外化；

——投資海外化；

——商業關系海外化（商業合作伙伴）；

——身份海外化

——居所海外化；

——下一代海外化（身份、成長、教育、文化氣質、政治價值等）。

（另外，在今天的環境里，“怕”就“怕”兩個國家，除了美國外，還有一個日本。其他的，則根據與中國地緣政治關系的親近好壞“排序”）

上述這些“海外化”因素，肯定無助于讓公眾相信企業家能夠全情投入中國，相反，會讓公眾懷疑企業家對中國是否有長期的專注、承諾、忠誠。這種懷疑會變成企業家和企業面臨的輿情風險，成為企業的“負擔”（liability）、“定時炸彈”。一不小心，就可能爆發，并且往往會伴隨企業其他的爭議行為。

今天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因此企業家和商界精英們其實不用對新的環境“大驚小怪”，不用感嘆“營商環境惡化”，或著急給批評者貼標簽（指責“民粹”、“極左”等）。委屈、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并不能解決問題，核心還是看清環境，積極調整適應，同時一定要擺脫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思維范式。

建議看看美國。美國對待中國是朝著麥卡錫主義發展的，美國企業家一定會注意和中國保持“一臂距離”，否則會在國內惹上巨大的麻煩。馬斯克只因為在中國設廠造電動車，為中國說了些好話，就在美國被罵成狗，甚至直接被MAGA共和黨說成是“中國共產黨”。

5.哪些企業需要特別加以注意？

國有企業已經有“360度”的監管監督，這里主要說民營企業家。

首先，并非所有的企業家都要考慮這些問題：如果企業規模和名聲不大，企業家也非公眾人物，就不用考慮太多。那么哪些企業需要特別注意呢？可能包括：

1）規模較大的企業，有一定規模的業務量、客戶群的行業頭部企業；

2）有知名度的企業：有一定的公共影響力、品牌影響力的企業；

3）敏感行業或敏感領域企業：與國家戰略藍圖相關，有一定的戰略重要性及敏感性的企業；

4）上市公司：需要對實控人/高管信息進行詳細披露的企業；

5）2C業務企業：涉及龐大的終端消費者，品牌的社會認知度一般也較高，易被關注；

6）競爭環境激烈的企業：同行商戰可能不擇手段；

7）容易引發輿情爭議的企業，爭議來源多方面的，例如業務模式、薪酬高低、與公序良俗的關系、企業家/經理人的風格等等。如果企業陷入爭議的風險高，那么企業家被置于放大鏡之下檢視的風險也更大。

以上其實不僅適用于企業家，也適用于許多行業的公眾人物。

要看到，在今天的大環境里，中國社會對“愛國忠誠”這根繩繃得是非常緊的，這一套一旦被牽扯到，就可能引發很大的輿情事件，損害公眾對企業家的信任，并傷及企業。今天，許多行業競爭環境激烈，商戰往往也是不擇手段的：企業家如有 “扣分項”，都有可能被利用攻擊。這時，企業家應該將注意力多放在如何減少和沖抵“扣分項”上，而不是等到事情發生之后再被動反應

6.企業家應該如何應對？提高政治“對齊”，把“扣分項”補回來

假設企業家（及家族）因為歷史原因，已經高度海外化了，該何應對以上情況呢？以下是一些做法，僅供參考。有些落在企業家個人身上，有些落在企業身上。可以舉一反三。

1）慷慨捐贈：捐贈是最直觀，最容易量化的。可以通過各種捐贈回饋社會。例如給受災群眾捐贈錢財或物資；給學校捐贈設備、獎學金或樓宇，等等。捐贈應盡量以企業家個人/家族名義進行，而非通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2）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例如善待員工，保護消費者，保護生態環境，維護公序良俗等等；

3）創始人/家族及接班人保留中國內地身份（國籍/戶籍）：這是一項最直觀的指標；

4）中共黨員身份：結合實際情況，企業家不一定積極向社會展示自己黨員身份，但黨員身份肯定是一個有效的加分項。

5）擔任有政治屬性的職務：在人大、政協、青聯等擔任職務

6）政府互動：與政府積極互動，包括參觀拜訪、會議、戰略合作，以及帶頭維護并參與向社會解釋政府/監管政策等

7）企業黨建：在企業內部引入更多的黨建元素；

8）服務國家戰略，服務發展藍圖：在新時代新質發展轉型里，為國家切切實實地做出貢獻：譬如關鍵行業的創新，關鍵領域的攻堅，關鍵短板的補缺等；

9）下一代（企業接班人）：民營企業家要考慮下一代接班人的身份、教育、文化等。怎么培養孩子，其實也說明了企業家自己的價值觀。應該讓子女接受充分的中國文化教育及愛國主義教育。即便孩子已在海外留學，也應該創造條件，讓孩子回到中國內地大學進修研究生學位，或進行某種教育補足。總之，要讓公眾相信企業接班到下一代之后，對中國仍能保持始終的專注與忠誠，要讓公眾相信，企業家的接班人后代也是和中國未來綁定在一起。

無論何種形式，核心思想就是努力向中國公眾說明自己與中國政府、中國社會、中國人民的關系。歸根結底，自己與中國“一條心”，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沒有騎墻主義，沒有機會主義，全情投入，隨時準備把一切都“押”給中國（all-in China）。

最后，有的企業家認為，我已經合法納稅，帶動了就業，也貢獻了GDP呀。問題是公眾會認為這是企業家應做的義務，基本的責任。這些固然都是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但可能不能局限于此，而要想到更進一步，能不能在基本義務之外有更多的使命擔當。

最后補一條：一定不能搖擺、抱有“僥幸心理”，避免最壞的情況。

何為最壞的情況？即美國社會認定你是中國人，認定你的企業是中國背景企業，對你的企業進行打擊和制裁。這時你所做的“海外化”的一切，都被看作是掩蓋中國身份的企圖，背后藏著什么更大的陰謀。

偏偏這個時候，中國社會也不信任你了，認為你跑到了國外，對中國缺乏忠誠。

如果這樣，就落到了一個“里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是一定要避免的。

但到最后，誰最有可能接受你呢？會是美國么？不會的。還是祖國母親。我比較樂觀的相信：只要企業家還有那顆赤子之心，愿意回來報效祖國，最終還是能夠得到祖國的擁抱。

臨了。最后一句話：時代變了，環境變了。很多事情和原來不一樣了，很多假設不再成立了。識時務者為俊杰，必須因勢而變，調整適應，與新的時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作為植根中國的企業家，最好的選擇，始終是對中國的全情投入（“all-in China”）。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