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廣濤：從美國回來后，岸田在東南亞找到了一個合作立足點

作者 :中華軍事 2024-04-15 08:28:26 圍觀 : 次評論

4月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在日本首相9年來首次國賓待遇的訪問中，岸田提出了廣泛領域的日美合作，稱兩國是“牢固的同盟”關系。

然而在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時，岸田卻把日本的“盟友”美國說成是中國，這個口誤背后，也看得出此次訪美，中國在岸田心中的“陰影”。

美日加強防衛合作，日本積極參加東亞各種“小多邊”機制，是否劍指中國？又會對臺灣問題帶來什么影響？東方軍事邀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王廣濤做出解讀。

【文/東方軍事郭涵】

東方軍事：美國總統拜登10日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晤后表示，美日同盟迎來“新時代”和“最重要升級”。如何解讀這個講法？

王廣濤：我的理解是，雙方將美日同盟關系的升級理解為迎來了“新時代”。目前美國和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基本上采取了“美主日從”的安排。現在日美首腦會談取得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成果，就是在過去有一定共識的基礎上，讓日美加深實際軍事作戰領域的協同。未來雙方可能要組建統合司令部，進一步強化駐日美軍的指揮權限。應該說，這是對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一次非常重大的更新。

此外，因為這話是出自美國總統拜登之口，他認為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次峰會對美日關系，特別是軍事安全關系做了一次重要的更新，可以說迎來“新時代”。

東方軍事：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角度來考慮，這次對美國的國事訪問、日美首腦會晤以及參加美日菲峰會，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果？達到了日本會前的期待嗎？

王廣濤：單純就日美關系而言，其實在日美首腦峰會的會談過程中，日本已經在自己的安全保障領域做出了過大的讓步。日本僅僅看到了駐日美軍指揮權、活動權限的擴大可能給其帶來一定的安保收益，但日本沒有看到的是，此舉某種程度上導致日本相對美國的隸屬關系進一步深化，這個同盟關系中“美國在上、日本在下”的結構反而更加固化了。

當地時間4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美國總統拜登出席聯合記者會。圖自IC Photo

日本當然對自身所處的安全環境感到不安，這是事實。但個人認為，如果日本為了所謂的“不安全感”而過度地向美國讓步或者選擇從屬，會導致后續日本國內社會會衍生出許多負面的問題。從目標上來說，并不是美國增加安全保障，或者在實戰領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防衛日本那么簡單。因此，就算岸田文雄回到日本，他仍然要面臨包括在野黨、輿論甚至自民黨內部的質疑，這個議題未必會給他的支持率加分太多。

其次，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選擇強化日菲關系、美日菲三邊關系應該是在外交領域的一個較大突破。因為日本近年來一直都希望在印太地區參與“小多邊”——也有人稱為“微邊”、“少邊”的框架，并期望發揮主導作用。通過這次的美日菲峰會聯合聲明可以看到，一部分條文的表述提到了日本將積極投資援助菲律賓，包括在能源、資源、半導體、供應鏈等領域。

日本一直希望在東南亞找到一個合作的立足點，從這一點來說，我覺得日本通過本次峰會達到了它的目的。

東方軍事：本次峰會前夕，有美國智庫人士在“外交政策”網站撰文提醒，兩國不應提早“開香檳”，因為日美聯盟中還有三個緊迫的問題未能解決，即重組駐日美軍司令部、美國在日本部署中程導彈的問題與沖繩美軍的部署調整問題。您認為日美雙方后續會如何處理這些重要問題？

王廣濤：雙方對于重組、提升駐日美軍司令部的權限問題，可以說是已經明確達成共識了。至于在日本部署中導的問題，目前還處于一個模糊地帶。對美軍來說，在印太地區部署中程導彈應該是它軍事部署計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選項，潛在的部署地包括日本、菲律賓還有其它國家。特別是在目前菲律賓急切希望靠近美國的背景下，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中導的幾率可能還要高于日本。

其次，日本也未必一定需要美國的部署。一方面日本已經向美國購買了“戰斧”巡航導彈；另外，在2022年末發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日本也明確了要發展“對敵基地攻擊”的能力，其實指的就是部署導彈。

因此，從能力和意愿上來說，日本未必需要美國在日本本土、日本的美軍基地或者周邊地區部署導彈。也有可能是日本單方面來主導部署中短程的導彈系統，日本國內已經有很多類似的討論。目前來看，美軍也好，日本自衛隊也好，部署相關導彈的條件還不成熟，未來3、4年內有可能會實質性討論。

4月初，美日菲澳四國在南海首次舉行聯合軍演圖自：菲律賓國防部

東方軍事：美日與美日菲領導人峰會后均宣布將加強經濟合作，包括日本增加對美國的半導體投資、討論得州高鐵項目投資等內容。與此同時，拜登基于國內選舉考慮，近日宣布反對新日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政治因素在美日菲經濟合作中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

王廣濤：日本推進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強調，所有的經濟活動要服務于政治或者說安全議程，這就導致其經濟行為中的逐利性部分有所弱化。如果日本的對外投資活動需要接受經濟安全方面的政策審查，那么它的投資可能無法通過。

所以，無論是日本企業的對美投資也好、從中國撤資也好、強化對菲律賓的投資也好，日本已經不再單純地從經濟角度去考慮，而是考慮經濟問題背后的政治和國家安全因素。不管是新日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一案的受挫，還是日本最近對菲律賓的各種投資、援助，我認為經濟成分在決策中的占比有多大是值得懷疑的。總之，它肯定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經濟行為。

東方軍事：英國《經濟學人》近日有一篇文章認為，岸田此時選擇訪美是為了針對特朗普可能上臺、影響日美關系而在提前“打預防針”。日本國內對于美國兩黨目前在外交和戰略方面的爭論與政策不確定性持什么樣的態度？

王廣濤：對于今年美國大選的可能結果，首先日本肯定不能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因為之前他們在押寶美國大選的問題上吃過虧。在2016年美國大選出結果前，日本政府其實幾乎沒有做好應對特朗普當選的準備，而是一致認為民主黨的希拉里會當選。

所以在2020年和今年的美國大選期間，日本方面非常的小心謹慎，盡量避免顧此失彼。這次岸田訪美期間，他本人和身邊的幕僚都非常忌諱談美國內政的話題。而一些前特朗普執政時期的共和黨高官去日本訪問的時候，岸田政權的一些現職高層也接待了他們。這就看出來日本政府一直在拿捏與觀望美國大選的一個走向，盡量不讓特朗普沖擊的第二波直接影響到日本。

至于說萬一特朗普當選，會不會影響到日美同盟關系與這次雙邊、三邊峰會的成果，這取決于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會有多大程度的改變。如果特朗普總統到時候是堅持“利益至上”，那么他可能會基于哪一方能給到更多的利益來做相應的讓步或者示好。

如果特朗普總統選擇“價值觀至上”，也就是堅信美日菲作為“自由民主國家”，都分享對所謂“中國威脅”的意識形態主張，那么他可能會堅持民主黨政府留下來的美日菲等小多邊框架。

但是，我想以特朗普的風格，不確定性就是最大的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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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軍事：日本時事通訊社最新民調顯示，岸田內閣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16.6%）。通過訪美取得的外交成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岸田的國內支持率上？

王廣濤：我認為這次岸田文雄訪美，包括美日菲首腦會談取得的所謂外交成就，基本上不足以給岸田內閣的支持率帶來多大反彈或回升。首先，岸田內閣的低支持率本質上源于他的國內政治問題，比如經濟問題與“宴會券”丑聞等。國內政治問題導致的失分不太容易通過外交領域活動來彌補。何況，日美之間的關系并沒有變得很糟糕，或者通過岸田文雄的訪美修補了雙邊關系。所以這對日本國內政治局勢的影響不大。

其次，我想不僅僅是日本研究者，包括國內的媒體與民眾也好，應該習慣日本岸田內閣這樣的低支持率。當年安倍執政時期的高支持率放在日本國內政治的大環境下面，反而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日本首相基本上就是一年一換，他們的支持率普遍不高，而且每個月都會做統計且有波動。所以我覺得16%也好、20%也好，低支持率倒未必會立即危及岸田政權。當然，如果這種低水平一直維持到9月份自民黨總裁選舉的話，可能會有變化。但目前來說，涉及岸田本人的嚴重丑聞還沒有出現，因此他在短期內辭職的可能性也未必很大。

東方軍事：從去年在美國主持下首次舉行美日韓三邊峰會，到剛剛過去的美日菲峰會，再到近日媒體曝出的日本“考慮同奧庫斯框架合作”，如何看待日本積極參加東亞各種“小多邊”機制的用意？這對中日關系會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

王廣濤：我想日本近期體現出來的一個最大動向就是要強化自身的領導力，哪怕在美日同盟中依然處于從屬地位，但日本依然想要在印太地區發揮所謂“設定議程”，主導或者積極參與地區議程的能力，這是日本近年來比較突出的表現。此外，中日關系整體并不樂觀，雙方在涉及主權爭議、包括在臺灣問題上存在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有更加強化的態勢。所以，日本所謂想要發揮領導的領域，往往是針對中國的領域。

因此還是要看到日本的兩面性。第一，它確實是中國重要的周邊鄰國，中日在經貿領域存在很多利益關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經濟上出現同中國進一步脫鉤的跡象，軍事安全領域則前所未有地提升防衛預算的力度，其目標在于牽制中國。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4月9日澄清，沒有計劃在AUKUS中增加日本圖自：視覺中國

對于這種狀況，我認為首先還是要有清醒的認識，即中日關系不太可能回到過去那種非常緩和、友好、隨時能夠開展高層交流的情形。可以說，中日關系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新常態”，目前是高層之間幾乎沒有交流，民間交流也不算熱絡，日本對中國的投資意愿，包括雙邊貿易額其實都在下降。在日本企業的對華投資過程中，日本政府還要開展安全審查，而我們中國的企業進入日本時也遭遇了類似的準入審查。日本也在不斷提升防衛預算，等等。

所以，整體來看，中日關系進入到了一種低位徘徊的狀態。雙方仍然保留有溝通的機制，但是中日關系又不可能立即回歸正常。

東方軍事：在您看來，美國主導、日本配合下，印太地區頻頻浮現的“小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是否意味著地區安全局勢正朝出現“亞洲小北約”的趨勢發展？是否存在一些制衡的因素？

王廣濤：首先，我不同意存在“亞洲小北約”或者“亞洲版北約”的概念。從背后邏輯來看，美國在亞洲發展諸多“小多邊”合作機制的形式，正在接近美國在歐洲搞集體安全防衛機制的邏輯。

但是，美國實際上在亞洲打造的是所謂“輻軸”（hub-and-spoke）體系，無論是制度架構、成員國的情況還是共同假想敵等方面，這些聯盟體系都同北約有很大的差異。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國還是希望同中國保持比較好的關系，敵我關系沒有那么清晰。

當然，“北約亞太化”是美國想要做的事情，但我覺得現實中未必可能會朝這個方向發展。這主要還是看亞洲國家的態度，菲律賓可能比較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但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像菲律賓那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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