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國道路為什么不一樣？要對“生產力理論”抽絲剝繭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來說，它們之間是會有矛盾的。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也不同程度存在過，但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下，它們是不可協調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的歸宿，同時也是一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莊嚴地宣示，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協調好發展與綠色、發展與包容平等、發展與和平等各種矛盾。”
近日，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復旦大學出版社和東方軍事聯合舉辦“黨的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研討會暨《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新書發布會”。
該書的作者是孟捷、強世功、白鋼和鄢一龍，四位來自不同學科的60后與70后的學者組合。該書是國內首次跨學科，從哲學與歷史、法學、文明、經濟社會等不同角度，擺脫西方學術范式、基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框架，論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道路中的性質以及所發揮的核心作用的著作。會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孟捷教授和東方軍事交流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道路”的理解。
2024年4月20日，研討會現場。圖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中俄革命實踐對“生產力理論”的突破
東方軍事：您在研討會上的發言中提到：中國共產黨是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政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是一個很新穎的提法，這個提法在理論上意味著什么樣的突破，還請詳細介紹一下？
孟捷：對大眾來說，“有機生產方式”這個詞的確相對陌生，實際上我是用這個詞來概括列寧晚年關于生產力發展的思想。列寧在1924年臨去世前寫了一組文章，其中有一篇題目叫《論我國革命》，文章回應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對蘇聯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各種質疑。因為跟西歐國家比，俄國當時生產力是很落后的。在俄國革命之初，受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影響，即便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一個導火索，是觸發歐洲尤其是德國爆發革命的導火索，一開始并沒想到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論證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雖然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變革展示了歷史必然性一面，但列寧認為十月革命的爆發具有特殊性或偶然性的特征——世界大戰使得俄國成為帝國主義最薄弱的鏈條，一個先鋒隊政黨發揮主觀能動性，捕捉到革命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結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
列寧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先取得政權，即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然后再實現文化或生產力的發展，趕超其他國家。我理解這就是列寧定義的生產方式的 “有機變遷”，一方面賦予上層建筑的變革以格外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強調整個變革以解放發展生產力為旨歸，從而真正實現向一個更高級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躍遷。我在《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里，對列寧的這個思想做了較為詳細的闡發。
東方軍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因果鏈條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根本進步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俄國的革命和列寧的理論將它倒過來了，豈不是顛倒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因果關系。這是一個全新的思維框架，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等已經預示過有這種可能？
孟捷：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在列寧之前的確不是一點端倪都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歷史上有過幾次大的爭論。第一次爭論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頭面人物私下里寫信展開辯論。這一辯論聚焦在經濟決定論和對國家作用上。那個時候我認為恩格斯就想糾偏了，因為在這些書信中他討論的主旨之一，就是關于國家等上層建筑的歷史作用。
十月革命后，意大利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葛蘭西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他表達的意思跟列寧晚年思想完全一樣，他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機械。十月革命的勝利雖然否定了《資本論》的某些結論，卻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馬克思主義從不把人看作單純受到經濟規律的客體，而是把人看作歷史運動中的至高無上的主體。同時，葛蘭西又說：“人是懶惰的。他們需要把自己組織起來，先是從形式上聯系或聯合起來，然后在思想和愿望上更密切地結合起來。”
俄國十月革命
東方軍事：記得葛蘭西創造了“有機知識分子”概念，來描述先鋒隊的動員與組織過程，“有機”這個字眼在他和列寧這里，有何特殊含義？
孟捷：應該說是有共性。為什么大家都用“有機”這個詞？“有機”（organic）強調的是內在密切聯系。有機知識分子強調知識分子跟特定的社會集團和階級之間的聯系，把階級的利益訴求通過理論來展現。
列寧則很清楚，在上層建筑的變革和生產力的提升之間，必須建立某種有機的聯系，這樣才能造成生產方式或經濟社會形態的嬗替。所以十月革命不是如第二國際所講的僅僅是一個“政變”，而是先引起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變革，進而引起生產力的質變，以便為新的生產關系找到其生產力的基礎，最終實現新舊生產方式的更迭。有機變遷的落腳之處，還是推動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等文章里面反復強調，新生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競爭，歸根到底要創造超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這樣一來，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理論中，就同時包含一個生產力理論、一個關于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包括如何建立一個完整而獨立的工業體系、選擇何種資源配置方式、遵循何種經濟發展戰略等。
基于上述討論，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道路也是一條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以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為使命的政黨。相應地，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有自己的生產力理論。從這個角度出發，還可以理解今天為什么對新質生產力問題給予了這么大的關注。
在《關鍵》一書里我指出，列寧只是在若干短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相關看法，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這些問題就留給了偉大領袖。
偉大領袖首先是在《矛盾論》中繼續研究和探索列寧還沒有完整回答的問題，在建國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他又繼續對這個問題深入思考，實現了進一步的升華。
今天來看，《矛盾論》寫作的年代很有意思，1937年8月，這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一個月份。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偉大領袖寫的不是軍事文章，而是一部抽象的哲學著作？這就反襯出偉大領袖的視野宏遠。因為，他首先關注的是中國道路、中國革命性質這些問題。他想探索的終極問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取得成功？
在窯洞中撰寫著作的偉大領袖
東方軍事：因為那時候的中國跟俄國相比，工人階級更加薄弱，我們的軍隊組成和黨的基礎成員成分更多是來自農民、知識分子、地主，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工人。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當時也在質疑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代表的純潔性。
孟捷：是的！所以這樣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的學說，偉大領袖依靠這些概念就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融為一爐。用偉大領袖的話說就是：當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生產關系變革在此屬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專門有一章是斯大林親自寫的，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這一章當中，很遺憾，斯大林又回到第二國際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去了。斯大林寫這個章節的時候，蘇聯的生產力水平相對于革命前已經大大提高了，工業化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所以斯大林認為蘇聯已經有了先進的生產力技術，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蘇聯當時成了工業國沒錯，但還沒有超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那時候的斯大林有點過分樂觀了。他回歸第二國際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放棄了列寧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思想，似乎主要是想為其體制尋求理論的正當性。與斯大林不同的是，按照列寧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論，蘇聯的社會主義其實還只是朝向《哥達綱領批判》所屬望的那種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過渡階段。
東方軍事：我不禁想起來英國最早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的時候，也是在生產關系土地制度層面出現突破性的變革，即大規模圈地“羊吃人”運動，然后才出現了生產力的飛速提高和工業革命。
孟捷：的確，在《矛盾論》中他所想的還只是中國道路，而在建國以后，偉大領袖試圖把《矛盾論》論述的思想加以一般化，即推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道路上。而在他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直接講過：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進程中，也是先變革生產關系，然后再引發生產力的根本革命。
可以說，偉大領袖在晚年曾試圖將他的理論一般化，即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都遵從這個不同于第二國際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理論。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教科書將列寧和偉大領袖的有機生產方式理論淡化了
東方軍事：在我們的教科書與文件中，“有機生產方式”的提法比較少見，為什么？
孟捷：歷史唯物主義承認有兩種革命，階級斗爭是革命，生產力提高也是革命，但是從長期歷史來看，生產力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革命。
在教科書的表達上，我們受斯大林學說影響，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痕跡還很重。這導致政策話語也存在一些矛盾。
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我們社會主要矛盾是發展生產力，以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實際上是照搬了斯大林的語言。本來應該更加突出生產關系的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的改革就是通過變革生產關系來發展生產力，在政策話語的表述中，不應該把生產關系撇在一邊。
當然在具體改革實踐中，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以新的方式貫徹了列寧和偉大領袖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思想，通過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變革最終實現了生產力的飛躍發展。
我們可以這么理解，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中，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不是事先的，而是事后的，這意味著，所有變革最終必須引起生產力的根本變化，否則就無法實現生產方式的躍遷。我將生產力在事后決定生產關系的這種因果性，叫做結構因果性。
東方軍事：我們注意到，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較多，相對地，對以革命實踐為基礎的列寧所開辟的蘇聯道路，和偉大領袖開辟的中國道路的哲學意義與方法論意義，缺乏足夠的挖掘。你怎么看？
孟捷：是有你說的這個問題。有一位研究偉大領袖的學者我要特別介紹給東方軍事的讀者，他就是原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馮契老先生。
馮契老師把馬克思主義和偉大領袖思想與中國古代哲學打通了，他講到偉大領袖思想是把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融為一爐，鮮明體現在偉大領袖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革命反映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放在當下的語境，可以說是“兩個結合”應該遵循的榜樣。
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發展的四個階段
東方軍事：那么讓我們再回到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發展歷史的主線如何？
孟捷：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我建議可以從四個階段來看：首先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抗戰前后是黨的生產力理論起源階段；建國以后的艱苦探索形成了第二個發展階段；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改革開放年代是第三個階段；新時代則開啟了第四個階段。
剛才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始于《矛盾論》。1945年抗戰勝利后，偉大領袖在《論聯合政府》中有這么一個重要論斷，他說，判斷中國一切政黨好壞的標準，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后來強調解放生產力，大家耳熟能詳，其實這個詞是偉大領袖也使用過。
作為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政治主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是使命性政黨，這個黨有一個解放發展生產力的愿景。
2023年7月30日，陜西延安革命紀念館，《矛盾論》文本。圖源：IC photo
東方軍事：可不可以理解為解放生產力的使命就是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
孟捷：是的。黨在界定自己的使命性的同時賦予了自己歷史正當性，這是源起。
第二階段，是從建國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圍繞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判性反思開始的。斯大林當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偉大領袖認識到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中沒有生產關系，顯然斯大林假定革命后形成的生產關系是完善的。偉大領袖則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確立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仍是不完善的，所以還有改革的余地。
這就跟蘇聯的經濟學拉開了距離，可以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端。生產力發展的問題被納入了《矛盾論》框架，納入了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框架，生產關系變革任務沒結束，通過生產關系的不斷變革與調整，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任務也就沒有結束。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么發展生產力？
近來學術界開始注意到一個偉大領袖使用過的概念，就是“組織起來”。偉大領袖在五十年代初期號召要組織起來，讓全國人民向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進軍。在這里，所謂組織起來，事實上就是構建一種適合現代化大生產需要的分工與協調機制。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同時也是關于如何安排社會分工及其協調的理論。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借鑒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中國一旦選擇了重工業發展戰略，就會進一步內生地產生對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強烈要求。在這里，變革生產關系和發展生產力的具體戰略之間具有反饋性質的相互加強的關系。
在這個階段的生產力理論指導下，我國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人民的身體素質與教育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為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階段，中國共產黨在組織起來這個問題上選擇了另一條技術路線，開始承認市場協調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也發展了一整套新的理論，比如八十年代國家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等等理論。為配合市場機制的形成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戰略，比如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區域分工差異化戰略，比較優勢戰略等等。
但自始至終，黨在選擇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問題上，一直堅持了兩點論，即強調市場協調與國家經濟治理的結合。比如，我不太贊同將比較優勢戰略作為改革開放時期唯一重要的發展戰略的提法。至少從2006年開始，中國就提出了自主創新戰略，2015年又開啟了中國制造2025。所以比較優勢戰略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另一方面作為補充。
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利用了比較優勢戰略，但同時我們也要弄清比較優勢戰略和自主創新戰略等其他戰略之間的相互聯系，他們存在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關系。把這兩類戰略的關系說清楚了，我們就講清楚了什么是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論。
第四階段就是今天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階段。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是一幅歷史長卷，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旨歸。依照前述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理論，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要實現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率。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依托于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就是現階段的先進生產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
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的獨特之處
東方軍事：能否談談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與德國歷史學派先驅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區別？
孟捷：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首先這兩個理論有相當契合的地方，當然也有重大差別。
李斯特生活在德國統一之前的年代，終其一生反對英國世界主義價值觀下的靜態比較優勢經濟學，也就是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國家的主體性在這套理論中是被忽略的。
而李斯特是在國家這個中間單位存在的重要性基礎上來論證生產力理論的，建立了自己的國民經濟學。在他看來，在沒有世界聯盟和永久和平的前提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要取得權力，必須植根于發展生產力。
李斯特舉例說，意大利城邦體系中的威尼斯共和國，其經濟曾經非常富裕，后來為何失敗？因為意大利沒有形成統一國家，這些城邦一旦面臨列強侵略，內部缺乏足夠大的市場，經濟就會陷入衰敗。因此，表面上看，一國從別國進口工業品而自己出口農產品是服從比較優勢的安排，是對自己有利的，可一旦世界體系的永久和平被打破，國家發展就只能停滯了。
李斯特認為發展生產力的前提是主權國家的形成，只有統一國家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他進而強調，第一，必須在國內建立盡可能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在這個前提下，建立起工業和農業的相互支撐和相互聯系的關系。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構建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為基礎的國民經濟。所以提倡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賈根良教授也是較早提出國內大循環的學者，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里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史實：上世紀五十年代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馬寅初先生說，相比于馬克思理論，李斯特的理論對中國會更有作用、更有相關性。他大概是認為，馬克思研究的是全球資本主義，他的視野中沒有國家的位置。
的確，今天我們可以批評說馬克思某種程度上也有“世界主義毛病”。不過如果馬寅初注意到從列寧到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把李斯特和馬克思的理論結合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實際上包含了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積極因素，但是完全沒有李斯特生產力理論中消極陰暗的一面。
事實上，無論是李斯特生產力理論，還是整個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都有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這一陰暗面。追求生產力的發展，是與對外部空間的攫取相聯系的。這也是19世紀“德國特殊道路”最后走不下去釀成悲劇的原因。
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攝于2015年9月3日山東濟南，山東省圖書百年館史展。圖源：澎湃影像
東方軍事：考慮那是幾個帝國主義大國相互競爭，以及拓展殖民地壓迫第三世界人民的年代，德國愛國的知識分子逃脫不了帝國主義傾向。
孟捷：大概率是如此。從黑格爾開始，到李斯特、韋伯、桑巴特，全是主張帝國主義道路的。德國作為相對后發的國家，一直受到老牌帝國主義的壓制，所以李斯特就已經認識到德國的發展需要謀求外部空間，他論證了殖民地對德國的重要性。
19世紀晚期，德國容克貴族和工業大資產階級，面對洶涌、無法遏制的國內階級沖突，想要轉移矛盾，也需要尋找一個外部生存空間。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對生存空間的需要最后轉化成了德國法西斯主義。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回顧歷史，可以這么說，當時的德國走上了一條依照帝國主義方式發展生產力的路徑；而十月革命則為人類開辟了新的發展前景，從此社會主義成為發展生產力的方法或方法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從一誕生就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另外一個是國際主義的、或者說全球南方的。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后，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一方面明確表明當代世界體系中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共產黨人認識到在發達資本主義內部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很渺茫。
這樣一來，列寧開始把目光轉向東方，他認識到當代世界體系的矛盾已經不再是帝國主義宗主國內部的階級矛盾，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宗主國統治之間的矛盾。這一戰略判斷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的興起驗證了這一判斷。
我認為列寧最初判定的這個矛盾到今天基本也沒變，我們現在稱之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矛盾。不過，由于這一矛盾催生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這樣一來，中國革命、中國道路就正好是處在兩對矛盾融匯的焦點上：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矛盾。這兩對矛盾的張力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形成和發展的背景。
這里我想強調，社會主義對于中國不是作為一種遙遠的目標，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的一種方法。我們要更多強調作為方法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性。
就拿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來說，它們之間是會有矛盾的。比如，人口最大規模的現代化，與綠色和諧沒有矛盾嗎？與和平發展沒有矛盾嗎？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比如德國）上，也不同程度存在過，但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下，它們是不可協調的，是不可能同時構成一國現代化特征的。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的歸宿，同時也是一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莊嚴地宣示，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協調好發展與綠色、發展與包容平等、發展與和平等各種矛盾。
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習總書記對黨的生產力理論的最大貢獻。這里要格外強調下新發展理念對于黨的生產力理論的重要性。
習總書記指出：“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新發展理念的意義在于，更加鮮明而具體地強調了生產力發展的時代特點，緊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更加鮮明而具體地強調了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更加鮮明而具體地強調了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強調產業間、城鄉間、區域間、國家間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改善，強調處理好當前和長遠、局部與全局、重點與一般的關系；更加鮮明而具體地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
所謂新質生產力，是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引下形成的。借用演化經濟學家的觀點，一次技術革命，總會形成與之適應的技術經濟范式。今天，我們要推動以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有一套與之適應的新范式，這種范式指的是一套全新的技術原則和組織分工的原則。
從技術經濟范式的角度看，就會發現生產力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它是有軌道、有方向的。開始可能有好幾條潛在的技術發展軌道，但技術經濟范式一旦形成，就會抑制某些軌道，鼓勵技術按特定軌道發展。
東方軍事：這就是說，新發展理念決定了我們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方向軌道，決定了構建技術經濟范式的方式，決定了“五大特征”之間可以協調發展。
孟捷：是的。習總書記特別強調新質生產力是與新發展理念相契合的生產力。在最近刊發在《經濟研究》的一篇文章里，我們也闡釋了這一點。
黨如何成為一種經濟制度
東方軍事：如何理解您在《關鍵》這本書里面提及并闡釋的習總書記早年提出的“經濟的政治化，政治的經濟化”。“經濟的政治化”就是說在發展中，黨作為政治領導要設定軌道，影響范式，影響組織與分工聯系。您在書里面還提到：“把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提升生產力作為自身使命，黨對經濟的統一領導意味著黨也會執行生產關系職能并嵌入經濟成為一種經濟制度”，這個提法比較新穎，如何理解？
孟捷：黨如何成為一種制度或者制度的構成要件？我想從國家職能的角度來說明。
一般講國家職能有三條：第一提供公共產品，第二克服市場失靈或維護經濟穩定，第三調節收入分配。這三條是所有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都要發揮的一般職能。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國家職能多了一條，就是貫徹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這是國家的特殊性職能。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作為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特征的特殊性職能，決定性地影響著國家經濟治理的其他一般性職能。舉一個例子， 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央主導的4萬億投資計劃，其中很大的一個投資項目就是中國高鐵。數字顯示，2008年到2009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達到68.24%，這以后再沒超過，可見國家發揮了穩定經濟周期、克服市場失靈的一般性職能。
但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現高鐵項目是早在1996年就進入了國家規劃。1996年高鐵進入國家發展規劃時，不可能預料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會發生，因此，發展高鐵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克服市場失靈，更何況，高鐵建設的長期投入以及運營虧損，無論從普通銀行項目貸款還是私人社會資本回報率看，都是無利可圖的，美國與歐洲國家都已經不提供這種超大項目基礎設施的投資了。高鐵網絡建設的上馬是為了滿足14億人民出行難、解決我們這個大國資源調度運力的瓶頸，這意味著，發展并投資于高鐵首先是為了貫徹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國家在此發揮了特殊性職能，這一職能最終又與國家的一般性職能結合在了一起。
還有一個例子是精準扶貧。2015-2020年，黨中央發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號召，我國扶貧政策從“區域扶貧”轉向“精準扶貧”。與國外常見的通過轉移支付開展扶貧的方式不同，精準扶貧還努力為居民賦能，通過各種綜合性生產扶貧手段，幫助其參與市場、參加生產以實現脫貧。這事實上意味著，國家努力確保將“溫飽”作為公共品提供給每一戶農村貧困居民。
2021年4月6日，北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向國內與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圓滿實現全面脫貧的成就。圖源：澎湃影像
東方軍事：就是說工具型的韋伯式官僚主義國家機器也可以克服這些市場失靈與公共品服務等問題，但它號稱去政治化、追求工具中性，往往是缺乏正確理念，實際上的結果也并不中性。而社會主義國家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國家機器在政策實施中的運行，要兼顧社會價值目標，保障這些價值目標不會被官僚主義忽視、排斥，這就需要一個使命型政黨，對嗎？
孟捷：對，要有一個先鋒隊政黨來貫徹落實，所以黨就嵌入到經濟制度當中。
說到韋伯，他是國家工具主義理論的代表。韋伯的理論中也有帝國主義的影子，代表著德意志帝國，也就是容克貴族與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可他又強調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這是一種非常虛偽的表達。或者他以為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跟中性的官僚體制是一回事。這是一種純粹的“術”，而沒有“道”。德國為此迷失了方向。
2022年，新時代領導人總書記提出要努力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知識體系背后的主體是黨及其領導的國家。黨代表了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甚至通過“一帶一路”等倡議還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利益。雖然這樣的關于黨敘事在我們的教科書里目前還沒有完全反映出來，但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結了歷史終結論
東方軍事：最后還有個比較挑戰性的問題。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越來越清晰，中國式現代化方方面面的推進顯示出了巨大優勢，給予全球南方國家鼓舞與啟發；而西方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陣營放棄了“公平競爭”目標，陷入自我孤立的“脫鉤”狀態；那么，我們可否說中國為人類開辟出了一種普遍的道路呢？南方國家也可以以中國道路為藍本發展自己？雖然我們不輸出道路模式。
孟捷：好像不能這么說。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我看來仍然是一個過渡階段，或者說是一條道路。
還要從列寧講起。之前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會主義的含義特別體現在《哥達綱領批判》的目標描述中。列寧之后，社會主義的含義就更加豐富了。
“列寧之問”曾經提出，為什么不能先變革生產關系，然后在文化趕上其他國家、最終促進生產力的快速提升？在列寧之后，社會主義至少就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哥達綱領批判》中作為目標的社會主義，二是作為生產力發展的特殊道路，后者意味著，社會主義只是一個過渡階段。
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人用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時候，沒有仔細分清社會主義是指道路還是目標；也沒有區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社會形態，還是作為一個過渡階段。
在中國道路這個獨特的過渡階段中，現代大生產的分工協作方法存在有兩個經濟活動的調節者，如果只有一個（計劃經濟或者市場經濟），那就不存在過渡階段。兩個調節者也體現在我們黨的政策話語里面：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中有公有制與非公有制，有按勞分配有按要素分配，有市場發揮基礎性配置資源作用，也有強調更好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
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過渡階段，所以不能說這個現狀代表了某種終結范式，中國共產黨也從來沒有把自己這套制度看作人類經濟組織的最終模式。隨著生產力發展，一定還會出現新的分工協調方式以及它們的不同組合。
但是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西方學者所謂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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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來說，它們之間是會有矛盾的。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也不同程度存在過，但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下，它們是不可協調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生產力理論的歸宿，同時也是一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莊嚴地宣示，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協調好發展與綠色、發展與包容平等、發展與和平等各種矛盾。”
近日，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復旦大學出版社和東方軍事聯合舉辦“黨的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研討會暨《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新書發布會”。
該書的作者是孟捷、強世功、白鋼和鄢一龍，四位來自不同學科的60后與70后的學者組合。該書是國內首次跨學科，從哲學與歷史、法學、文明、經濟社會等不同角度，擺脫西方學術范式、基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框架，論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道路中的性質以及所發揮的核心作用的著作。會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孟捷教授和東方軍事交流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道路”的理解。
2024年4月20日，研討會現場。圖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中俄革命實踐對“生產力理論”的突破
東方軍事：您在研討會上的發言中提到：中國共產黨是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政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是一個很新穎的提法，這個提法在理論上意味著什么樣的突破，還請詳細介紹一下？
孟捷：對大眾來說，“有機生產方式”這個詞的確相對陌生，實際上我是用這個詞來概括列寧晚年關于生產力發展的思想。列寧在1924年臨去世前寫了一組文章，其中有一篇題目叫《論我國革命》，文章回應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對蘇聯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各種質疑。因為跟西歐國家比，俄國當時生產力是很落后的。在俄國革命之初，受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影響，即便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一個導火索，是觸發歐洲尤其是德國爆發革命的導火索，一開始并沒想到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論證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雖然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變革展示了歷史必然性一面，但列寧認為十月革命的爆發具有特殊性或偶然性的特征——世界大戰使得俄國成為帝國主義最薄弱的鏈條，一個先鋒隊政黨發揮主觀能動性，捕捉到革命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結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
列寧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先取得政權，即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然后再實現文化或生產力的發展，趕超其他國家。我理解這就是列寧定義的生產方式的 “有機變遷”，一方面賦予上層建筑的變革以格外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強調整個變革以解放發展生產力為旨歸，從而真正實現向一個更高級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躍遷。我在《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里，對列寧的這個思想做了較為詳細的闡發。
東方軍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因果鏈條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根本進步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俄國的革命和列寧的理論將它倒過來了，豈不是顛倒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因果關系。這是一個全新的思維框架，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等已經預示過有這種可能？
孟捷：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在列寧之前的確不是一點端倪都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歷史上有過幾次大的爭論。第一次爭論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頭面人物私下里寫信展開辯論。這一辯論聚焦在經濟決定論和對國家作用上。那個時候我認為恩格斯就想糾偏了，因為在這些書信中他討論的主旨之一，就是關于國家等上層建筑的歷史作用。
十月革命后，意大利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葛蘭西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他表達的意思跟列寧晚年思想完全一樣，他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機械。十月革命的勝利雖然否定了《資本論》的某些結論，卻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馬克思主義從不把人看作單純受到經濟規律的客體，而是把人看作歷史運動中的至高無上的主體。同時，葛蘭西又說：“人是懶惰的。他們需要把自己組織起來，先是從形式上聯系或聯合起來，然后在思想和愿望上更密切地結合起來。”
俄國十月革命
東方軍事：記得葛蘭西創造了“有機知識分子”概念，來描述先鋒隊的動員與組織過程，“有機”這個字眼在他和列寧這里，有何特殊含義？
孟捷：應該說是有共性。為什么大家都用“有機”這個詞？“有機”（organic）強調的是內在密切聯系。有機知識分子強調知識分子跟特定的社會集團和階級之間的聯系，把階級的利益訴求通過理論來展現。
列寧則很清楚，在上層建筑的變革和生產力的提升之間，必須建立某種有機的聯系，這樣才能造成生產方式或經濟社會形態的嬗替。所以十月革命不是如第二國際所講的僅僅是一個“政變”，而是先引起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變革，進而引起生產力的質變，以便為新的生產關系找到其生產力的基礎，最終實現新舊生產方式的更迭。有機變遷的落腳之處，還是推動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等文章里面反復強調，新生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競爭，歸根到底要創造超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這樣一來，在“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理論中，就同時包含一個生產力理論、一個關于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包括如何建立一個完整而獨立的工業體系、選擇何種資源配置方式、遵循何種經濟發展戰略等。
基于上述討論，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道路也是一條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以推動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為使命的政黨。相應地，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有自己的生產力理論。從這個角度出發，還可以理解今天為什么對新質生產力問題給予了這么大的關注。
在《關鍵》一書里我指出，列寧只是在若干短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相關看法，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這些問題就留給了偉大領袖。
偉大領袖首先是在《矛盾論》中繼續研究和探索列寧還沒有完整回答的問題，在建國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他又繼續對這個問題深入思考，實現了進一步的升華。
今天來看，《矛盾論》寫作的年代很有意思，1937年8月，這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一個月份。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偉大領袖寫的不是軍事文章，而是一部抽象的哲學著作？這就反襯出偉大領袖的視野宏遠。因為，他首先關注的是中國道路、中國革命性質這些問題。他想探索的終極問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取得成功？
在窯洞中撰寫著作的偉大領袖
東方軍事：因為那時候的中國跟俄國相比，工人階級更加薄弱，我們的軍隊組成和黨的基礎成員成分更多是來自農民、知識分子、地主，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工人。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當時也在質疑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代表的純潔性。
孟捷：是的！所以這樣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的學說，偉大領袖依靠這些概念就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融為一爐。用偉大領袖的話說就是：當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生產關系變革在此屬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專門有一章是斯大林親自寫的，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這一章當中，很遺憾，斯大林又回到第二國際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去了。斯大林寫這個章節的時候，蘇聯的生產力水平相對于革命前已經大大提高了，工業化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所以斯大林認為蘇聯已經有了先進的生產力技術，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蘇聯當時成了工業國沒錯，但還沒有超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那時候的斯大林有點過分樂觀了。他回歸第二國際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放棄了列寧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思想，似乎主要是想為其體制尋求理論的正當性。與斯大林不同的是，按照列寧的“有機生產方式變遷”論，蘇聯的社會主義其實還只是朝向《哥達綱領批判》所屬望的那種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過渡階段。
東方軍事：我不禁想起來英國最早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的時候，也是在生產關系土地制度層面出現突破性的變革，即大規模圈地“羊吃人”運動，然后才出現了生產力的飛速提高和工業革命。
孟捷：的確，在《矛盾論》中他所想的還只是中國道路，而在建國以后，偉大領袖試圖把《矛盾論》論述的思想加以一般化，即推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道路上。而在他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直接講過：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進程中，也是先變革生產關系，然后再引發生產力的根本革命。
可以說，偉大領袖在晚年曾試圖將他的理論一般化，即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都遵從這個不同于第二國際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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