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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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屆非同尋常的大選。

拜登贏得了歷史第一的選票數量。第二是誰？特朗普。

這說明美國眾多選民都行動起來了。這兩撥激烈對抗的勢力，以投票的方式努力地捍衛各自的利益。美國社會在政治主張、經濟利益、對外政策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達到了歷史級別。可以預測，執政黨下個四年執政的難度。

大選落下帷幕，或許只是個開始。

本文“美國的迷途”并非說美國大選導致社會撕裂，也非指特朗普或拜登登臺將美國引入歧途，而是透過大選揭示美國可能面臨的憲政危機：信用貨幣及金融全球化下的制度漏洞—政治自利—既得勢力—公地悲劇—挑戰美國民主與自由。

本文目錄

一、政治自利

二、政治周期

三、政治危機

（正文9000字，閱讀時間40'，靜心閱讀，感謝分享）

01

政治自利

如果從里根時代開始算起，民主黨與共和黨幾乎打成平手。共和黨贏得了6次大選，民主黨5次，但共和黨的老布什、特朗普（假設敗局已定，下同）都沒能連任，民主黨的克林頓、奧巴馬都成功連任。這次拜登贏得大選，說明民主黨逐漸扭轉了里根以來的被動選情。

通過上一篇《大選的真相》，我們可以了解到，民主黨的選民基礎要比共和黨更龐大。投票率越高，對民主黨更有利。新冠疫情、黑人運動、底層社會矛盾以及特朗普主義激發了人們的投票參與率，這成了特朗普敗選的重要原因。共和黨很可能因此陷入“特朗普悖論”：對抗越激烈，投票率越高，越不利于勝選；對抗越不激烈，越默認現狀，越無勝算可能。

有人說，特朗普的敗選，并不是拜登的勝利，是反特朗普集團的勝利。沒錯，這是美國平衡政治決定的。

所謂平衡政治，更準確的理解應該是在持續斗爭中趨于平衡的政治。換言之，美國的政治體制本身就鼓勵競爭，從競爭中獲取各自的利益。大洋彼岸的吃瓜群眾，對美國的政治斗爭嗤之以鼻，認為那是一場鬧劇、丑聞以及虛偽的民主表演。但是，美國選民可不這么想，他們有時會說“選誰都一樣”，但是常常還是親自投下那“神圣的一票”。其實，選票談不上“神圣”，而是“事關自己的利益”。

這種斗爭性的平衡政治，不同于英國傳統的精英政治，也不同于法蘭西民主。它遵循的是亞當·斯密的自利原則。

我們知道，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自利即公利的市場原則。這一經典表述送給了我們每天早餐時都可能遇到的面包師【1】，其思想源自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2】。曼德維爾的表述比斯密更加生動有趣，但遭到了包括斯密老師哈奇森在內的眾多學者的批判。換言之，就連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最開始也不完全接受這一主張。

自利原則，與東西方道德家千百年來主張的善良與仁愛背道而馳。人們很難相信，人人為己的社會是繁榮與和平的社會。但是，反對者的批判往往是無力的。因為基于自利原則的自由市場確實給每一個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時，每一個人也無法驅除內心深處的自利，反對者的行為本身也是遵循于自利原則。

經濟學家將自利作為一種“假設”來處理，以使社會公眾更容易接受。后來，美國演化理論學者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給出了達爾文式的解釋。美國經濟學家阿曼·阿爾欽的解釋或許更加睿智。他說，自利是優勝劣汰的結果。人天生是自利還是利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自利，無生存”。

政治上，是否也是如此？

所有政治家都會說，我當選是為了全民利益，拯救“美國的靈魂”。甚至，千百年來民眾抱有對政治“賢人”的期盼。但是，政治家也是人，他們若不自利，亦無法存在于世界。

有意思的是，英國人是不能接受這一點的。英國政治精英在經濟上完全接受了斯密的自利原則，但是政治上卻主張斯密好友、英國政治學家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遵循精英主義傳統，而不是基于自利原則的“斗爭政治”。斯密晚年，英國首相、托利黨人小皮特帶領內閣高管拜會斯密說：“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其實，美國人才是斯密最忠實的學生。斯密在1776年發表《國富論》，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反對英國對美國的殖民政策。富蘭克林等美國開國者們對斯密頗有好感。

在美國開國者中，除了漢密爾頓親英，杰斐遜、麥迪遜等都是親法反英的。他們厭惡英國的精英政治傳統，唯法國馬首是瞻，推崇法蘭西民主。但是，法國革命黨砍掉了國王路易十六的頭，虐殺了幾萬法國貴族，美國開國者們嚇了一跳，開始獨自摸索自己的政治體制。

開國者們經過來回的拉鋸博弈，最終形成不同于英法的憲政民主制度。這種制度是一種基于自利原則的斗爭性政體。這一政體的形成本身也是“自私自利”斗爭出來的。主要是杰斐遜派與漢密爾頓派之間的斗爭。這兩者的斗爭，其立國思想、政治主張及意識形態的分歧延續至今，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斗爭之源。

所以，美國的政治，立國以來就是斗爭性政治。每個選民、政治家、黨派、白宮、州政府、參眾兩院、最高法院及美聯儲，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策的。只是沒有一個政治家愿意承認這一點。上個世紀70年代，公共選擇學派的布坎南將自利原則引入政治中，揭開了政治家的面紗。2016年共和黨特朗普上臺徹底扯掉了政治家的遮羞布，讓我們看到美國政治斗爭像一場場爾虞我詐、丑態百出的宮斗劇。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安蛔岳?，不生存”，200多年來，美國的經驗證明這種基于自利原則的斗爭政治是可行的（不完全認同，有前提條件，第三部分分析）。

有意思的是，民主黨更適應政治自利，更傾向于實用主義，更擅于政治斗爭。共和黨則相反。為什么？

共和黨在經濟上采用自由主義和自利原則，在政治上則傾向于漢密爾頓繼承的英國保守主義及精英原則。

先解釋一下保守主義。保守主義是一個學術術語，與我們通常所說的保守派、保守主義是不同的。需要明確的是，世界上只有一種保守主義，那就是英國的以及繼承英國的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在經濟上主張自由主義，在文化和社會變革上主張自發演進，即精英原則——被左派認為是保守的。

所以，共和黨的優勢是，他們在經濟上很成功。共和黨在鍍金時代帶領美國走向第一經濟強國。但是，共和黨在政治上很失敗。他們總是一副精英主義的傲慢姿態，跟經濟學家一樣，懶得跟選民解釋“人盡皆知的道理”。

在一次大選集會上，一位選民反復對老布什說些什么，老布什沒能聽清。民主黨人借此諷刺老布什，共和黨的精英聽不到民眾的訴求。

上一篇文章，我們講到了列奧·施特勞斯這位“新保守主義之父”【3】。施特勞斯從民主、自由的內涵上指出了根本性問題，反對相對主義。小布什政府不少官員及幕僚是他的學生，奉行施特勞斯的絕對主義。什么意思？

施特勞斯門徒們懶得向民眾解釋，直接告訴你們普遍真理，你們照著做就行了。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傲慢。在小布什時代，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逐漸遠離了國內民眾。同時他們在國外推行普世價值，不接受民族特殊論、國別相對主義。他們因此被認為是華盛頓的鷹派。

共和黨的精英傳統導致其政治上的失敗，至少在群眾工作上被民主黨完爆。一旦沒有經濟支撐，經濟衰退或危機爆發，大蕭條時的大選、滯脹危機時的福特連任大選、經濟衰退時的老布什連任大選、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大選、疫情時的特朗普連任大選，共和黨無一例外的敗選。

反觀民主黨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斗爭秒殺共和黨。民主黨奉行干預主義，導致其經濟成就遠不如共和黨。于是，他們必須在政治上采用實用主義原則，在意識形態上贏得廣大選民的擁護。

比如，最初民主黨主張蓄奴，痛恨銀行，保護農民和地主。但是，后來的民主黨人威爾遜、小羅斯福、約翰遜三位總統采取實用主義政策，成立美聯儲，支持工會，實施新政，推動平權，成功地將銀行家、工會、工人、底層民眾、女性、黑人、少數裔、環保主義者、知識分子攬入票倉。知識分子更多地支持民主黨，足以看出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失敗。

所以，美式平衡政

治，是基于自利原則的斗爭性政治?？v觀歷史，共和黨“經營”有余，“武功”一般，“文治”殘缺；民主黨“經營”糟糕，“武功”有余，“文治”杰出。

02

政治周期

拜登當選，在內政外交上都會奉行自利原則，實施有利于自己、民主黨、左派及選民的政策。民主黨與共和黨不同政策，造就了美國的政治性經濟周期。政治性經濟周期，最早（1943年）由芬蘭經濟學家卡萊斯基提出。

政治性經濟周期，典型的是總統大選周期。1960年代，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對政治行為的分析和經濟行為的分析應該是一樣的。政治家也是為其政治目的而行事，總統目標是再次當選最大化。

謀求連任的總統占據主動權，可以通過擴張財政制造有利于勝選的經濟景氣及股票繁榮。在野黨候選人往往會夸大承諾，尤其是福利承諾，以贏得選民的支持。這種（承諾）收買選票的行為，是一種政治投機行為。

美國連任大選有一條鐵律，那就是股票定律。美國歷史上十二次大選中，有十一次股市在任期內漲幅超過20%。在這種情況下，尋求連任的總統皆獲得成功。

今年新冠疫情重創美股，特朗普與美聯儲立即大規模救市，股票最終V型反彈。股票雖然收復失地，但是特朗普依然敗選。股票鐵律在特朗普身上并不“鐵”。

美國大選還有兩條鐵律：贏得戰爭成功連任；經濟糟糕丟掉大選。這兩條鐵律同時發生在謀求連任的老布什身上，最終老布什失敗了。這說明內政，即經濟，對大選更為重要。因為對外戰爭，美國輸的概率太低。

最近40年，謀求連任失敗的總統只有老布什和特朗普兩位。主張干預主義的民主黨比共和黨更擅于利用政策謀求連任。

1947年，經濟學家阿克曼指出，總統選舉周期影響經濟政策和經濟周期，即黨派政治性經濟周期。從1857年開始，美國政治周期（聯邦政府和國會）是：1857-1932年共和黨主導、1933-1952年民主黨主導、1953-1968年轉折期、1969-1992年共和黨主導、1993-2020年兩黨交替。

兩黨不同的施政理念及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赤字規模、公共用品、社會福利及大型企業影響巨大。

民主黨在經濟上強調政府干預，向富人征稅，主張提供教育、醫療、就業保障等公共福利，偏好文化及科技產業。例如小羅斯福、肯尼迪、約翰遜以及奧巴馬都是民主黨人，他們都推行了政府干預措施，大幅度提高了社會福利，頒布了社會保障相關法令。

共和黨在經濟上提倡小政府、自由主義，主張放松管制及減稅，偏好制造業。里根、小布什和特朗普共和黨總統，都推行了大規模減稅，放松了對市場的管制。

里根政府推動了信息技術發展，但加州的技術精英居然倒向了民主黨。這是為什么？

主要原因是：

一是由于制造業被共和黨把持，民主黨在最近40年努力扶持文化及信息技術產業，以爭取該領域的支持。

二是信息技術公司與華爾街密不可分。信息技術公司的天使、風投資金多數來源于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而后者是民主黨的票倉。

三是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失敗。民主黨支持移民和同性戀，主張文化寬容，硅谷的半數精英都是移民者、少數裔，少數精英領袖是同性戀。而共和黨傾向于精英的移民政策及普世性的文化主張，不符合少數裔和多樣性群體的胃口。

四是技術極客推崇絕對平等主義，民主黨的激進主義是他們的菜。

對外政策方面，共和黨與民主黨也存在各自的傾向性，形成政治性貿易周期。通常，民主黨上臺后會推行相對寬松的自由貿易，而共和黨則偏向于貿易保護主義。

但是，這一結論似乎并不與歷史完全相符。比如，民主黨人小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期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制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并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又如，共和黨人尼克松總統通過了包含301條款的《1974年貿易法》?？梢姡瑑牲h均搞貿易保護主義。

但是，這里需要區別兩種政治因素：競選話術和國家利益。

比如，最近20年，美國每一屆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都大打中國貿易牌，都向選民承諾限制中國。對華牌是美國總統競選的必選項。這就是競選話術。

比如，小羅斯福在大蕭條時搞保護主義。這就是國家利益，盡管這樣對國家未必真正有利。共和黨人尼克松在70年代打破對華“堅冰”，這也是國家利益。因為當時美在冷戰中趨于被動，中蘇又僵持，促成中美“握手”。

過去40年，中美兩大蜜月期，80年代和入世后到金融危機前，都發生在共和黨執政時期。但是，共和黨人特朗普又推翻了過去的中美關系，包括尼克松和小布什的外交成果。這是為什么？

這也是國家利益。小布什時期反恐是國家利益，為了贏得中國的支持，小布什聯合克林頓說服了華盛頓鷹派，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特朗普認為，中國入世及與中美貿易，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如今，拜登對華政策會有哪些改變，能否扭轉中美關系？這是彼岸民眾頗為關心的。

中文網絡上的分析幾乎出奇一致，拜登上臺中美關系會緩和，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抑制或打壓戰略不會發生改變。

這種分析并不準確。如今，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拜登的支持者，對“國家利益”的界定發生了根本性分歧。特朗普為了獲取更多支持，將中美矛盾上升到國家利益的“政治正確”層面。拜登則批判特朗普刻意制造對立，認為“中國只是競爭對手，俄羅斯才是敵人”。

拜登執政對俄羅斯是不利的，但對中國的政策會發生“本質”的變化。但有兩點需注意：一是嘴上依然會叫得兇，叫給選民聽；二是中美會在過去的框架下，如世貿組織下進行協商，改變一些規則。

有人問，難道拜登敢冒違背國家利益、政治正確以及選民意志的風險嗎？

當然不會。但問題是，如今的美國，在“國家利益”上無法達成共識。美國的斗爭性政治正在趨于惡化，政治自利沒能創造公共利益，反而在破壞國家利益。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們不得不回到開頭的美國開國者們確立的平衡政治去理解中美關系。

斯密的自利原則并不完美，忽視了關鍵的一點——制度。政治學上說是公平正義的制度，經濟學上說是私人邊際成本等于社會邊際成本的制度。

經濟學家一直將制度界定為外生變量，無制度環境依然可達成帕累托最優。其實，在沒有制度保護的自由市場中，自利之花不可能開出公共利益之果。相反，自利定然縱容機會主義，引發外部性——污染、沖突、戰爭及公地悲劇。

所以，制度是內生的，好的制度增進效率，壞的制度破壞效率。什么是好的制度？那就是公平正義的制度。

后來，科斯提出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只要交易費用為零，產權制度確立，自由交易自然可達成帕累托最優。后來，科斯的繼承者們（新制度經濟學家）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條件下繼續拓展，更加強化了各類經濟組織及制度在促進經濟效率方面的重要性。

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并不完全接受新制度經濟學。主要原因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很多理論無法實證，諾斯等采取的歷史主義方法論。這是主流經濟學家最為反對的。換言之，他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缺乏科學性。

所以，時至今日，主流經濟學家的市場理論以及共和黨秉持的自由主義在無制度框架下“裸奔”。至少，他們沒有建立包含制度內生性在內的完整的自由理論。同時，又表現出一副精英主義的傲慢。

為什么美國基于自利原則的平衡政治及自由市場又是成功的？

因為開國者們比經濟學家更務實地建立了一套出色的憲政體系。美國的歷史敘事，從五月花號開始。但是，建立了憲政后，美國才有完整的一以貫之的歷史敘事。

什么是憲政？

有人認為，憲政捍衛大多數人的利益。其實不是。憲政是維護“真理”——公平正義，避免個人獨裁，也避免民主引發的多數人的暴政。憲政保護的公平正義是不允許通過“多數人投票”推翻的，只能是羅爾斯式正義——不論出生，一視同仁。不得不說，這種表述也容易被貶斥為精英主義。

比如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币馑际?，國會不能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立法的方式，剝奪個人以上三大自由。

正是有了憲政，美國兩黨不管怎么斗爭，“三權”不管怎么斗，政治家、金融家、企業家、知識分子、工人、選民怎么按照自利原則競爭，最終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趨于一致，結出令人稱贊的善果。在公平正義的制度下（注意前提條件），政治斗爭，輿論斗爭，意識形態斗爭，都是進步的。

其實，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論》中就指出：“每一個人，只要他不違背正義的法律，就有完全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同任何其他的人或其他階層的人相競爭”【3】。

但是，最近半個世紀，正義的法律正在遭受挑戰。

03

政治危機

近半個世紀，尤其是最近20年，美國的憲政遭遇挑戰。從制度層面看，可以界定為憲政危機。若有聳人聽聞之嫌，可解釋為政治制度危機。一旦公平正義的制度被破壞，依據自利原則的政治道路定將誤入歧途。

這是為什么？

主要原因是，美國憲法忽略了近半個世紀的兩大新變化：一是金本位貨幣轉向信用貨幣；二是貿易全球化轉向金融全球化。

先看信用貨幣。

在憲政體系下，美國各派勢力相互斗爭，最終設計形成了權利分散的美聯儲。美國憲法將貨幣發行權賦予國會，具體的貨幣決策則采取精英原則，由主席及委員獨立決策，不受白宮及任何個人的干預。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8款明確規定：“鑄造貨幣，調節其價值，并厘定外幣價值”。美國憲法并未對美聯儲提出約束，也沒有對政府的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提出約束。在金本位時代，貨幣發行受硬約束，美聯儲體系問題不大。

但是，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名存實亡，美國進入信用本位時代。

信用貨幣沒有黃金硬約束，發行紀律只能依賴于美聯儲的“精英”。于是，各種勢力開始游說、干擾美聯儲。這相當于美國的憲政出現了第一個制度性漏洞：貨幣政策的公平性挑戰。

典型案例就是尼克松總統謀求連任時對美聯儲的干預。連任大選前，尼克松給其政治盟友、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施壓，希望后者降息增加就業。1971年10月10日的總統辦公室的錄音證實了這一點。要知道，此時尼克松剛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伯恩斯完全可不受黃金約束擴張美元。此后幾個月，有兩次錄音顯示，伯恩斯答應了尼克松提高貨幣供應增速的要求。數據顯示，在尼克松連任競選期間，M2大幅度上漲，增速普遍維持在12%以上，遠遠高于1970年前后的水平（6%以下）。

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臺，以上錄音被曝光。尼克松被媒體批判為“政治投機分子”。伯恩斯這位在學術上享譽盛名的經濟學家，被人批判為“當代最政治化”的聯儲會主席。二人合謀的擴張性政策加劇了滯脹危機的到來。這印證了諾德豪斯提出的機會主義政治性經濟周期。

1979年，保羅·沃爾克執掌美聯儲，他極大地增強了美聯儲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但是，這一制度漏洞定然引發大量的機會主義行為。謀求連任的里根也曾暗示過沃爾克。據沃爾克回憶錄記載，當時他被里根召喚到白宮總統圖書館，與總統和幕僚長會面。會面地址沒有安排在白宮總統辦公室的原因是，里根為了防止錄音，避免重蹈尼克松的覆轍。

在信用貨幣時代，憲政這一漏洞被無限放大，政府、企業家、金融家、工人及選民組成利益群體，試圖搭貨幣擴張之便車，將美聯儲淪為“公地悲劇”。

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寫了兩本書《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國家的興衰》（姊妹篇）。他在書中指出，一個國家的時間長河里，小的分散的聯合會會慢慢組建。像棉農組織、鋼鐵工人組織、工會等會有相當動機去組建自己的政治游說團去影響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這些政策是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科技進步的，同時支持政府擴張權力以提供更多公共用品。這些搭便車的既得勢力越龐大，整個國家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國家也最終陷入衰落的境地【5】。

過去40年，美國既得利益者，包括建制派、華爾街、科技公司、部分黑人、福利主義者，大規模搭便車。2008年金融危機后，福利民粹主義崛起，民主黨、共和黨以及福利民粹主義選民徹底將美聯儲淪為“提款機”。美國進入了非理性的“吃大鍋飯”時代。

信用貨幣的憲政缺陷，正好迎合了民主黨的福利主義政策。這是民主黨在最近20年能夠逆轉被動選情的關鍵。這也導致共和黨的建制派站在了反特朗普的一邊。

弗里德曼認為，美聯儲濫發貨幣其實是違憲的，但是美國的憲法并不明確。或許，美國還需要一個關于央行及貨幣的憲法修正案。與美國憲法相比，歐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歐洲央行的約束更強。根本上，經濟學家還沒有建立一套好的信用貨幣理論以及制度。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缺乏實操性最終誤入了大央行干預主義歧途。這是一個需要大師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勇敢者的時代。

第二個憲政漏洞是金融全球化。

美國憲政管的是美國范圍的事情，管不了全球化的事情。當世界進入深度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后，如何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全球化制度，是美國憲政面臨的挑戰。

比如，美國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投資，將工廠轉移到海外市場，而美國工人受制于國別不能在國外謀求工作，可能面臨失業。這是金融全球化時代貧富差距擴大重要原因。又如，美國資本在海外建立特殊的壟斷市場，形成了龐大的全球化既得利益網絡。這既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也損害了海外市場消費者的利益。

全球化是國家制度弱化的過程，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全球化制度替代國家制度，經濟全球化定然會陷入無效率。在金融全球化時代，美國憲政的漏洞不斷放大，持續加劇了美國社會矛盾。或許，美國還需要適應于全球化的憲法修正案，規定聯邦政府必須與他國共同維護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

到這里，我不得不修正我在今年黑人運動時一篇文章的觀點。在存有兩大漏洞的憲政中，政治自利將美國引向迷途。

信用貨幣和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正在挑戰民主，打擊自由，甚至可能引發憲政危機。憲政一旦出問題，美國的政治斗爭則反過來加速破壞國家利益和個人自由。美國華爾街、跨國公司、科技公司、黑人、福利主義者、建制派組成的既得勢力成為了贏家。每一次貨幣盛宴，華爾街躺贏，福利主義者躺吃，民主黨建制派得心應手。然而，國家卻在盛宴中沉淪。盡管國會試圖阻止聯邦政府擴張赤字，但每次以妥協告終。這說明美國現有的憲政體系根本無法阻擋既得勢力對貨幣盛宴的窮奢極欲。

法蘭克福學派左翼學者赫伯特·馬爾庫塞撰寫了一本書《單向度的人》。他在書中的言論極端，指責工業時代的人已經被“圈養”地失去了精神追求，只有物欲而沒有靈魂，盲目地接受現實，將自身完全融入現實。

這群既得勢力是信用貨幣及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的大贏家，他們不可能改變現有的全球化秩序。拜登和民主黨建制派一定會固守原有的秩序。

但是，既得利益者的對立面就是受害者，他們是美國中產、工人、本土企業家、白人。這股勢力，目前的力量也非常的強大，他們試圖破壞既得勢力的貨幣“便車”以及全球化利益鏈。特朗普主義以及本土白人堂吉訶德式的攻擊，只是改變的第一步，但僅此是不夠的。

很多人在思考特朗普是否有翻盤的可能。可能性只有一個，那就是最高法院介入。但是，最高法院介入的可能性極低。最高法院是憲政的守衛者和最終仲裁者，但是一般不介入大選。因為一方面怕破壞三權分立，另一方面忌憚于掀開既得勢力的面紗，觸發不可收拾的社會運動。

當今美國的沖突，并不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沖突，而是特朗普集團與反特朗普集團之間的斗爭，舊秩序破壞者與既得利益者之間的斗爭。舊秩序破壞者，可能有建設者，也可能有純破壞者，更多的可能是自我利益的角逐者。如果不堵住這兩大制度漏洞，自我利益角逐者也可能加入搭便車行列。

美國如何才能重回憲政的正軌？

大選期間，不少學者在取笑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福山在1992年的《歷史的終結于最后的人》中指出，隨著蘇聯倒臺，意識形態斗爭的帷幕降下。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將是最后的歷史【6】。

有人說，美國需要重新喚起開國者們的智慧。但是，開國者的智慧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道德家賦予的，而是智慧與危機感的疊加催生的。

阿克頓勛爵曾經說過：“每個時代，自由都面臨著四大挑戰：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窮人對財富不均的怨恨，無知者對烏托邦的向往，無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p>

這句話在右派意識形態中廣為傳頌，但這恰恰體現了精英的傲慢。其實，這四大挑戰的思想源泉，既有左派的激進主義，也有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自負。這種理性的自負在共和黨中既表現在學者的唯科學主義——缺乏對制度內生性的接納，又體現在政治家缺乏靈活的領導藝術。

凱恩斯，作為經濟學家是失敗的，但作為政治學家或政治家是成功的。經歷了一戰，凱恩斯在其《和平的經濟后果》中表達了強烈的危機感——危機預言一一成真。正是這種危機感才驅使凱恩斯拋棄了英國的精英傳統。他的理論及政治行動，促使大蕭條下的強人、窮人、無知者和無信仰者沒有集體倒向納粹主義。

當然，沒有人是“天選之子”，被賦予家國天下的使命。唯有共存危機促使個人自利形成最大公約數，才符合演變路徑。美國開國者的智慧在于，在危機感（英國殖民統治）的驅使下，他們既知道什么是正確道路，更懂得如何在斗爭與妥協中走向正確的道路。

最近30年，美國太安逸了，沒有能夠與之匹敵的對手。這個國家在安逸中逐漸喪失最寶貴的危機意識，以至于他們不主動修復憲政漏洞，而是在美元的信用寬松及全球化紅利之上“躺贏”?；蛟S只有遭遇真正的國家危機，才會有徹底的改變。

參考文獻：

【1】國富論，亞當·斯密，中央編譯出版社；

【2】蜜蜂的寓言，伯納德·曼德維爾，商務印書館；

【3】民主的細節，劉瑜，上海三聯書店；

【4】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中央編譯出版社；

【5】國家的興衰，曼瑟·奧爾森，上海人民出版社；

【6】歷史的終結于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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