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柳泠一
來源微信公眾號：柳依泠煙

這幾天網絡上的八卦中，最沸沸揚揚的無疑是“人大女博士舉報博導騷擾”，以及人大的光速處理結果。

對于此事，網絡上的聲音大致有這么幾種：一是從道德角度出發，對于王某某的師德敗壞口誅筆伐；二是對于校方的處理速度和處置結果歡呼雀躍，人大也因此收割了一波正能量的口碑；三是稍加反思，為什么這樣的騷擾能持續兩年多之久？學校是不是缺乏相應的內部解決的機制和合理的溝通渠道，所以最后卻只能以這樣決絕的網絡曝光方式來解決？

我總覺得，這一事件除了八卦和道德意義外，倒是可以由此一窺治理/管理層面上的某些側面，值得說幾句。

當然，我不是學管理的，只是從直觀感受出發，說點自己的“樸素”認知。

一、祛魅：作為權力組織的大學

作為教書育人的高等教育場所，大學被賦予的角色，首先是學校，因其價值風向和道德色彩濃厚，所以社會對其的心理預期很高。這也是包括人大此次事件在內的類似情況能在輿論層面迅速傳播并形成影響的重要前提。

但如果對大學稍加“祛魅”，撥去形而上層面的濾鏡，那么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普通的“組織”，充斥著管理架構下的權力關系。

作為以科層制搭建的組織管理體系，大學的分層授權便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王某某對于學生而言，除卻老師身份之外，另一重要的角色便是管理者，是某種權力的擁有者——這也才能解釋高校老師對于學生的控制與壓榨/壓迫事件為何層出不窮。

從這個角度而言，大學作為一種層級化的權力體系，便具有一般組織所共有的管理目標和管理要求，即成本與效能的匹配。

在我想來，從組織或者上級的視角而言，如果對多個管理目標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序，大概率是這樣的：首先是整個組織在低成本條件下的有效運轉，即生存的可持續；其次是爭取消耗最少的資源，達成最多的效能，即追求最優性價比的效率目標；再次是風險管控，包括直接風險與間接風險，前者如可見的物質損失與效益下降，后者如聲譽風險和負面輿情，即可能威脅到組織運轉可持續與高效能的因素管控；最后才可能是價值觀層面的考慮，比如公平、正義的實現等。

之所以如此排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面所說的現實因素，即成本考量。如何能在有限的投入下，實現最大的管理效能，或者說在實現最好的目標下，盡量減低成本，這是所有組織在管理方面的首要課題。

談歷史，我們經常會說到前現代社會，中國的“皇權不下縣”。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當然想直接控制作為個體的民眾，真正實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宣言。但傳統的農業社會受制于生產效能，無力支撐這樣的行政成本，所以只能在權力分配上與地方精英達成妥協，實行某種意義上的“共治”，這是管理的智慧與狡黠，也是管理的軟肋與困境。

中國古代的皇朝，就民間訴訟，經常會出臺類似的規定：對于越級狀告者，先不問是非曲直，即判定有罪，需要承擔相應的代價。這樣的規定看似荒謬，但細究起來，具有一定的行政理性。如果任何事情都可以隨意來越級上告，那上面的壓力得多大，還干不干別的事了？出臺這么個規矩，將事情盡量壓制在下面的層級，一可以控制管理支出，二可以讓上告者自我權衡下“把事情搞大”是否值得，無形中對于事情的重要性和冤抑程度加以篩查，三是通過增加上級介入的“可獲得性”難度，與民眾保持一定距離的陌生感與神秘感，潛移默化間加持了上級的威嚴和權重，也是精神層面的權術運用。

就此來看，類似王某某騷擾女學生的校園壓迫，在上級層面而言，是管理目標中最無足輕重的，從管理成本來說，也是最不值得付出的，所以這才導致這一控制能在兩年多的時間內暢通無阻，也使得類似事件頻發。

當然，這種權力關系下的壓迫之所以能持續，前提是別過分、“不翻車”，這就涉及到管理者\權力擁有者的尺度和分寸感了。

二、異化：作為分層授權下的管理者

人大事件的最終發酵，源于舉報的網絡公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聯網技術對于社會生活的深度滲透，使得這一事件在極短事件內達到了廣泛傳播的效果，最終沖擊了校方的管理層級與壁壘，讓校方不得不不計成本（更準確的應該是權衡了成本與收益）地直接介入，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高效處置。

而本應作為中間管理者角色的王某某，如此翻車，又能給我們哪些思考或者說啟示呢？

我想王某某本身的某級管理者身份，就是切入觀察的最好角度。

分層授權下的管理者，最重要的功能其實就一點：通過在自身管理權限內的資源調配，以實現上級\組織的意圖。

就王某某的身份而言，學校、院系對他的要求或者說是KPI，自然是出科研成果、培養學生，除此之外，就是不會寫在紙面上的“別出事”——準確的說，是有事自己能擺平，別給校方惹麻煩。

王某某的問題，就在于自己沒擺平自己招惹的事，所以校方只能以擺平他來平事兒。

從平事兒到惹事兒，王某某作為管理者的角色，當然算失敗，其職能的“異化”，當然與自己“不事修身”的道德墮落有關，但更牽涉到權力的惡性發作，管理的現實困境。

讀歷史的都知道，中國古代有種特殊的官吏類別：酷吏。具體怎么定義，大家可以上網搜。從名稱就可以看出，就道德評判而言，似乎負面色彩較多，但如果從管理角度來看，那就值得說道說道了。

酷吏作為管理者，有著一般管理角色無法產生的效果，那就是低成本、高效能。

大家有興趣可以翻翻歷史上被冠以“酷吏”名頭的那些人的事跡，基本上都是殺伐決斷、行事高效，能以雷霆手段來達成上級意圖。為什么歷代皇帝喜歡用酷吏，功實收之于上，毀謗歸之于下，能高效給你辦事，換你你不喜歡？

從管理的角度而言，是以最短的時間、最小的投入來實現最高的管理效能，具有相當的理性邏輯。所以酷吏歷來都不乏市場。

酷吏在組織中的角色，可以說是兩面：既是自上而下的效能倍增器，也是自下而上的壓力承受者。

一方面，皇帝通過任用酷吏，可以將管理成本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由他們作為壓力傳導的變壓器，對下產生最大的管理效果，使得國家這個組織產出最大化，實現最優性價比。

另一方面，酷吏又是眾怨所歸，矛盾焦點，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因此，歷來皇帝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護，但在某種時刻又會放棄。

之所以如此，原因顯而易見：要保護，是因為成本低、能辦事，承受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代己受過，無論出于實利，還是出于道義，都有保護的需要。需放棄，是因為矛盾上移，壓力傳導到自身，管理成本要自己主要承擔了，就只能將酷吏作為成本支付出去，以平物議，借以紓解麻煩。此外，這樣的操作還能順便收割一波聲譽作為政治資本，穩賺不賠。因此，中國歷代用酷吏、抓酷吏就成為見怪不怪的政治傳統，屬于權術運用的基操了。

因此，我們讀史常常會看到，有些人物，于下為酷吏，于上則為能臣，一體兩面，面目不同。

之所以扯這么遠，是想說明，王某某作為管理架構的一個層級，對于校方院方，自有其價值所在，是“能辦事的”，上面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回護，這就是其權力根基所在。但如果矛盾上移，觸動了校方的利益，那就只能“揮淚斬馬謖”，將其作為“不惜一切代價”中的“代價”了。

三、失控與再平衡：“掀桌子”的后果

就此事的處理結果，我一任教于某高校的同學在朋友圈寫道：

“在洶涌輿情之下做出迅捷反應固然應該，但根本而言，還是應當在高校內部建立相應的解決機制。如果有好的渠道順暢解決，也就不至于讓受害人不得不站出來，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說‘請大家擴散否則我就死定了’”。

對此，我的感受是，建立相應的解決機制與溝通渠道，固然理想，但可能還是有些樂觀，原因無他，上面說過，一是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與管理效能最大化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二是人性自私的先天性與人性幽微的不可控。

混過官場職場的都應該知道，作為個體，你是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遭受到了無理由的欺壓，在組織看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權力作為整體的權威，要在功利層面權衡個體的“有用性”，并以此作為依據來處理相關問題，至于是否公平公正，那是次一個層面考慮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大局”。

王鼎鈞說過：“在一種權力之下，無論那權力多小，多暴虐，無論那權力給你多大痛苦，總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賣同類，逢迎它的需要。”——只要對社會現象稍加觀察，便可證此言不虛。

人大此次事件之所以演化成今天的局面，除了上面說到的種種，還有幾點需要注意。

首先是“越級申訴”打破了既有權力架構的平衡。

女博士在網絡上的直接爆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現代版的“越級申訴”。與古代不問曲直、先判有罪一樣，無論在網絡平臺還是在現實世界中，她都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個我們都看得到，毋庸諱言。之所以如此，就是校方現有的權力關系，使得她無法在本級層面上實現申訴目標，從而只能選擇將問題上移、外溢，以這種“掀桌子”的決絕方式來博取更多的管理資源向這一事件傾斜，從而獲取一種解決的可能。

校方的處置速度，一方面反映了對于突發事件的處置能力和社會影響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事件在急遽升級的情況下，爭得了獲取更多“成本投入”的“資格”，說白了，事情鬧大了，從“我不配”轉變到“你配！”了。

這其中，頗有悲壯的色彩。

其次是王某某“不講武德”的自掘墳墓。

王某某的最終翻車，問題其實不是出在利用權力的壓榨上——實際上，利用權力進行壓榨在某種程度上是組織賦予你的功能與“潛規則”，而是出于沒有把握好壓榨的“分寸感”。

對于自身能力的過高估計，使得自己的行為界限超出了自身的資源動員范圍，直至逼得對方無路可走，以同歸于盡式的“掀桌子”方式來硬剛。

馬伯庸在《太白金星有點煩》里寫道：“斗歸斗，卻不要做絕，絕則無變，終究要存一分善念，方得長久”——說白了，就是“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你把別人逼到墻角，同時也就將自己置于懸崖邊了。

稍微有職場經驗的人都知道，職場中人表現雖然千奇百怪，但就人際交往而言，往往只是兩種方式，一種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投桃報李型，另一種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君子愈讓，小人愈妄”的得寸進尺型。

王某某在面對女博士的時候，顯然是走了“愈讓愈妄”的路數，其前提是自信一切可控，要以對方為成本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但這就落入了“酷吏陷阱”之中，他顯然高估了自己對于校方的價值，他也沒有能力動員足夠的資源去提升與校方的摩擦系數。校方的利益被極大沖擊了，在這種情況下，王某某成為校方可以放在貨架上，與社會輿論進行交換的“代價”和祭品。

在這一處置中，校方是對于管理失控后的應急處理，在某種交換條件下實現了“再平衡”。

四、反思：事件的道德化、情緒化

人大事件暫告一段落，而隨之掀開的山東理工大學、陜西師大等類似事件還在網絡上持續發酵，估計還得熱鬧幾天。而人大的處理速度及方式，成為網民口中“模板”式的存在，“抄作業”的呼聲不絕。

對此，基于以上的思考，我只能保持偏于理性的警惕。

首先，校方的處理是在輿情發酵下的集中資源、不計成本的“特事特辦”，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建立解決機制，其本質就是發展一套博弈機制，而博弈，就需要成本，是很貴的。

其次，權力壓制\壓榨本身就是組織\上級心知肚明的必要的潛規則，只要不撕破臉、掀桌子、捅婁子，還是要持續運轉的。

再者，對于技術性的問題，從來不能指望以道德化、情緒化的狂歡來解決。權力、管理、組織、成本、收益……這些邏輯與理性的建構，以及由此所產生的麻煩甚至是罪惡，肯定不是純粹的感性與道義就能根治的，路還有很長呢。

最后，就此事我和自己身在高校任教的同門稍微陳述了下自己的看法，她的回答是：

分析精辟！但師生關系除了權力關系，還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要維護或者說要成為“人”，竟是如此艱難！

其實這也是我想表達的，無論是國家還是政府，無論是學校還是企業，作為分級權力搭建出的組織，固然有著冰冷的運行邏輯與理性的追逐目標，但其根本，還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對大寫的“人”的關注，才是現代社會的文明之光，也才不枉人類這幾千年孜孜于求進的篳路藍縷之路！